物感說之感文學創作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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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說”的理論核心是“感”，“感”具有雙向互動性，“感”而有應。而且，“感”在“興”先,其哲學思想源于《易經》，感之本源是“氣”。作為文學理論之“物感”說，提出于《禮記•樂記》，經六朝劉勰、鐘嶸等人的發展，到唐白居易而完成。

一“、感”的意義

我以為“物感說”之核心是“感”。我們先看作為“物感說”提出的《禮記•樂記》是怎么說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①在“樂”的這一產生過程中，關鍵在人心之“感”、“動”，即“感于物而動”，我以為“感于物而動”的核心是“感”。深刻體察“感”的意義，便可以使我們領會到“感”是一種人的特殊實踐活動，即文學創作的本源。何謂感？“感，動也。”②但此“感”之“動”與人心密切相關，《說文解字•心部》：感，動人心也。從心，咸聲。③可以說“人心之動”就是“感”。又“，感，應也。”④《說文解字•心部》：應，當也。從心，雁聲。段玉裁注：當，田相值也。引伸為凡相對之稱。凡言語應對之字，即用此。⑤也就是說，“感應”必須要有與心相對待的東西才能形成，這種“感”是有所“應”的。可見，“感”字本身就包含著交感的意義。而這個與心相對待的東西是什么呢？就是《禮記•樂記》中所說的“物”。因此，“感”也就是說明了心與物之間的雙向互動；既是物感人心，也是人心應物。或者說，既是人心感物，也是物應人心。二者互為彼此，互為感動。對于《禮記•樂記》那段話，后世也都是圍繞著“感”的意義、特征來闡發的。《禮記集說》（宋•衛湜撰，四庫全書•經部四•禮類三）卷九十一：鄭氏（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王道備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于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于聲。心若感死喪之物，則形見于悲戚之聲。心若感于福慶，則形見于歡樂之聲。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張氏曰：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惡，來觸于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為樂。后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為樂。武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之異。⑥由此可見，“感”是人的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是一種心靈的活動。文學作為人的一種實踐活動離不開“感”，因此“感”是文學創作活動的本源，一切文學活動都由“感”而產生。同樣作為反映心物關系的范疇，“感”與“興”有著密切的聯系，故而“感”“興”常常連用，亦有以“感”釋“興”的（“詩可以興”，朱熹注“：感發志意。”）。然細考二字，它們還是存在著不同的。《說文解字•舁部》“：興，起也。從舁同。同，同力也。”⑦本義是同力舉起的意思。初與人心無關，后來引入對《詩》解說，才逐漸產生“托物起情”的意義⑧。因此，不論是從字的本義，還是從心理反應過程來說，都是感在興先，感而后興。故《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三）卷十云：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⑨這就是說先有“感觸”，然后才有“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其次序可見。

二“、感”的哲學思想基礎

“感”的哲學思想基礎是《周易》的陰陽之學。《易•系辭上》：《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虞翻注曰：“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⑩這是說陰陽交感變化而揭示天下萬物的化生規律。最能體現《易經》這一思想的是《泰》、《咸》二卦。《泰•卦辭》云：泰，小往大來，吉亨。虞翻注曰：“坤陰詘外為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彖辭》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何妥注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為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輯訛輥《易•咸•彖辭》中更有明確的闡釋：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以見矣。輰訛輥《周易孔義集說》（清•沈起元撰，四庫全書•經部一•易類）卷九引述諸家注：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張子：咸，皆也。男女相配故為咸。感如影響，無復先后，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梁孟敬曰：觀其所感不言圣人之情者，蓋圣人之情，即天地之情；萬民之情，即萬物之情也。輱訛輥對此，《易經蒙引》（明•蔡清撰，四庫全書•經部•易類五）卷五解釋的更為透徹：本義云，咸，交感也。又曰，感有必通之理。蓋有感便有應，所應又為感。如所謂父慈則感得子愈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的道理。故為交感也，如此安得無道理。……蓋天下原無無對之物，感字固是對應字。無應亦不為感矣。有感斯有應，感而應則通矣。此感應、感通之別也。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

三“、物感說”的理論發展

“物感說”由最初的樂論，發展成為重要的中國古代詩論，則是經漢魏六朝，至唐而最終完成。所有的論述，都是圍繞著“感”動、“感”應，而展開對文學創作之論述的，都突出了“感”的雙向交流互動的特征。漢代的《詩大序》在闡發了“詩言志”之義后，也發揮了《禮記•樂記》之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輳訛輥在這里《詩序》的作者一方面闡明了詩來源于“情動”，另一方面更強調了“詩情”的感動天地、鬼神，乃至“正得失”的巨大作用。在南北朝時期，陸機、劉勰、鐘嶸，豐富了“物感說”的理論內容。陸機《文賦》開篇即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渺渺而臨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輴訛輥“玄覽”是人對宇宙萬物的“感”，“頤情志”是對先代文獻的“感”。具體地說，“投篇援筆”進行創作，一定要有所“感”，包括對四時物候之“感”，對人生社會理想之“感”，對祖先道德事功之“感”，以及對歷代文章麗藻之“感”。劉勰《文心雕龍》中《物色》篇專門論述心物交感問題，《明詩》和《神思》兩篇也都談到了有關物感說的問題。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疑。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這里劉勰直接汲取《周易》的思想精華，從陰陽二氣之“感”物談起，進而闡明物色之感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更值得注意的是揭示了“隨物宛轉”、“與心徘徊”的心物交感的特征。其《明詩》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輶訛輥這里劉勰明確指出人的喜、怒、哀、懼、愛、惡、欲這七種情感是應外物而產生的，由此對這些情感的吟詠，都是自然而然的。鐘嶸《詩品序》同樣強調了“感”在創作中的作用：“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里指出了“舞詠”的產生，不論在“動物”、“感人”，還是“搖蕩性情”哪一個環節，都離不開一個“感”。接著，更具體地闡明了自然、社會、人生等諸種“感”：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輮訛輦到了唐代，孔穎達撰《毛詩正義序》，在解釋《詩序》的同時，充分發揮了前人詩學理論思想：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蕩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于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辟，詩跡所用，隨運而移。輯訛輦其中“，情緣物動，物感情遷。”精辟地闡明了交感互動的特征，這也是其詩論的理論核心。而“詩理之先”，源于《周易》陰陽理論。并以提出其“詩跡所用，隨運而移”的社會詩論。而白居易撰《與元九書》，系統地闡明了傳統詩學理論，更突顯了詩歌創作的交感特征，因此可以看作是“物感說”的總結：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輰訛輦《詩》之所以為人文之首，就在其“感人心”。世間萬物雖“群分”“形異”，但相互間都能產生感應。詩之所以得到圣人的極大重視，就在于其能“感”而“通”，從而至于“天下和平”。

總之，“物感說”的關鍵在“感”，重在闡明心與物的交感互動的關系，揭示了文學創作活動的本源，成為古代社會詩學理論的核心，發展至白居易而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