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文學談論民國天災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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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自然災害頻發，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危害。根據有關資料的統計，在1912－1948年的37年期間，各類災害總計造成16698個縣次受災，即平均每年有451個縣次受到災害的侵擾。按照民國時期的行政區劃，全國共有縣級行政區劃2000個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處于災害的蹂躪之下。在災害頻發的年份，全國竟有一半的國土籠罩在災害的陰影下，如1928年有1029個縣次受災，1929年有1051個縣次受災。災害的種類繁多，既有水災、旱災、風災、雹災等各種氣象災害，還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既有蝗災、螟害、鼠災、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災害，也有土地的沙漠化、鹽堿化等災害，并且這些災害大多并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出現，常常是禍不單行、連續不斷或交相發生。在所有的災害中，最為嚴重的是水災，在37年期間全國共有7408個縣次受災，年均200個縣次;其次是旱災，共有5935個縣次受災，年均161個縣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災，共有1719個縣次受災。［1］35－37不僅僅是頻仍的自然災害，同時還夾雜著人禍的因素，致使災荒愈演愈烈。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對于災荒形成的原因做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饑荒意味著饑餓，反之則不然。饑餓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夠的食物，而非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足夠的食物。“雖然饑荒總是包含著饑餓的嚴重蔓延，但是，我們卻沒有理由認為，它會影響到遭受饑荒國家中的所有階層。事實上，至今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某一次饑荒中，一個國家的所有社會階層都遭受了饑餓。這是因為，不同社會階層對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總量短缺只不過使各階層對食物控制能力差異明顯地暴露出來而已。”［2］58－59這就說明災荒現象的出現不是糧食供給不足，而是取決于不同階層的人們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這種能力表現為社會中的權利關系，而權利關系又決定于法律、經濟、政治等的社會特性。具體分析民國時期災荒形成的原因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中涉及政治不清、軍閥混戰、兵匪橫行、水利失修、民智低下、囤積居奇等各個方面，也與救濟過程中的漠視民命、賑災不力、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關系。

一、橫征暴斂、苛捐雜稅繁重

“苛政猛于虎”，國民政府的橫征暴斂、苛捐雜稅繁重，導致大批農民破產。范長江就描寫了一些地方官員在災情嚴重之際“救災不忘收稅”，把它奉為政治格言。國民黨政府沿襲了北洋軍閥的預征制度，預征的年限少則一年，有的竟長達三四十年，比如樂至縣在1936年已經開始預征1978、1979年這兩年的欠糧。“民國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時，已收到民國六十八年。錢糧歲數大過實際民國歲數約三倍之多，這是四川政治的奇跡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種預征錢糧，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災荒如此嚴重期中，反而強收舊欠。民間無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數，動輒被關押，押后不給伙食，要自備食費，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這比入監獄還低一等，因為在監獄中還有人給飯吃。”［3］542一些國民黨軍閥巧立名目，加收各種苛捐雜稅。廣東軍閥陳濟棠統治的潮梅地區，“稅捐的名目特別多，鄉村的房子要抽稅，吃點心也要抽稅，鄉村游神要抽稅，婦女正月探親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幾百種。”［4］難怪人們要驚呼“民國萬稅”了，這些“賦稅的名字絕頂的聰明人也記不完”，農民即使遇上豐年到頭來也一無所有。程率真的詩歌《收獲》就反映了農民在豐年也一無所獲、瀕臨破產的悲慘命運。“完了糧銀，出了捐款，賦稅的名字絕頂的聰明人也記不完;地主和債主再要去一半，農人的手中已經沒有一文錢。沒奈何，只好去推推擔擔，在肩膀頭上磨下幾文血汗錢;就這樣養活兒女，一步步向前，請看那饑餓的臉，灰暗里永籠罩著一個悲慘!不要說這收獲時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農人的笑顏。”

二、軍閥割據，政治窳敗

民國時期軍閥割據與政治窳敗，導致了災民遍地。馬羅立在《饑荒的中國》中對于1925年四川發生的饑荒作過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國中部，發生過一次饑荒;講到那次饑荒，貴州和四川兩省底啟釁，也是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之一。貴州底軍隊，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經開戰后，重被驅逐出來。當這支軍隊潰退的時候，將凡是宜于負重的牲畜，一概滿載著谷粒，攜帶出境。驅逐鄰軍出境的四川軍隊，因為一路上所獲給養過少，于是逞其戰勝余威，立即將該地被搶剩的食糧，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兩方軍事當局毫無關系的無告良民，慘受饑荒底侵迫。”［6］101軍閥割據致使政令不暢，導致救災物資無法運輸到災區。1929年西北大旱時，“積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貸的人和地主，他們由武裝警衛保護著，大發橫財。令人吃驚的是，就在這些城市里，官員們還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萬噸小麥和小米無法運給災民，因為西北的一些軍閥扣留了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不放一節往東駛去，而國民黨的一些將領則不讓車皮西去，因為他們擔心車皮會被對方扣留。”［7］39特別是陜西地區的軍閥為了自身利益，鼓勵當地農民大量種植鴉片，結果災荒來臨時全省竟無多余的糧食可調劑。面對陜甘大旱，張恨水對災荒下兵匪為害百姓的行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頭抬，要救蒼生口號哀;只是兵多還要餉，賣兒錢也送些來。越是兇年土匪多，縣城變作殺人窩!紅睛惡犬如豺虎，人腿銜來滿地拖!平涼軍向隴南行，為救災民轉弄兵;兵去匪來屠不盡，一城老婦剩三人!”

四川軍閥在災情嚴重的情況下還強派鴉片與強驗地契。這些鴉片煙款只能從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鴉片的人民身上來收取，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負擔。“收繳煙款之多少，為地方官吏成績好壞之考勤標準，逼使地方官吏為自身計，便不顧人民死活。其銷煙不力者，則記過等處分隨之而來，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級地方機關均皆為此而奔忙。”在災情嚴重的情形下驗換地契，收取驗契費，給民眾又帶來一大負擔。“彼等已食樹皮泥土，試問有何力量可以納此重捐?政府催逼驗契，農民有將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機會故意犯法者，他們希望被拘入獄，以求得囚糧一飽。”［3］558－559軍閥之間的混戰導致了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為的嚴重破壞，對水旱災害起不到應有的調節功能，加大了災荒發生的機率。1924年，吳佩孚把保護黃河大堤的柳樹砍伐賣掉，籌集軍費500余萬元，對黃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視而不見。［9］30年代初，曾將武漢用于修筑堤防的數千萬之積存金全部挪用軍費，對全國發生的大洪水置若罔聞。［10］1933年5月，四川軍閥劉文輝以水代兵將灌縣都江堰掘毀，使內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縣良田非涸即澇，不能耕種。［11］更為悲慘的是1938年，為了阻止日本人的進攻，實施以水代兵的戰略部署，悍然下令讓部隊扒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泛區人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一瀉千里，席卷而下，人畜無由逃避，盡逐波臣;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聞多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幸不死，因而僅保余生……輾轉外徒者，又以饑餒煎迫，疾病侵尋，往往橫尸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凡幾。幸而勉強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艱辛倍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

花園口決堤使得黃水肆虐，造成了慘絕人寰的特大悲劇。有一首廣泛流傳的民謠，揭露了花園口決口給人們造成的巨大災難，“扒開花園口，一擔兩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張愛萍將軍在1938年9月寫過一首《黃泛行》，揭露國民黨打著抵抗日寇的幌子扒開花園口，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浩劫。“黃河大堤決，一瀉千里澤。御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遍地若，水天難分界。村舍斷殘垣，良田俱湮滅。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魚鱉。屋頂喪家犬，樹梢雞啼血。不知誰家貓，見主聲凄烈。敵后黃泛行，扁舟破明月。悲歌哀生靈，抗日志如鐵。恢復我河山，直搗敵巢穴。”［13］28－29的《過黃泛區書所見》則同樣印證了民謠的說法，揭露了花園口決口帶來的巨大災難，控訴了國民黨反動軍閥的倒行逆施。“一過黃泛區，水茫茫。陷泥過膝及腰腹，人馬欲渡川無梁。二過黃泛區，草黃黃，蘆花飛白，大好牧場。蔣匪兵來，人民隱藏。三過黃泛區，走蹌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滿目凄涼。內戰罪魁，抗敵無能，不顧人民之死亡。四過黃泛區，走西華，過淮陽。從前災星，水旱湯蝗。而今苛政，抽丁征糧。”［14］138－139作為此次災荒的見證人，詩人臧克家曾這樣描寫黃泛區的悲慘景象，“對于這次以八九十萬人民的生命和無法估計的財產供作犧牲造成的黃泛，我也是它的一個見證人。我在豫東雖然只見了它的一點余波，那景象己經夠動魄驚心的了。舉目茫茫，一片黃湯，樹木的梢頭掙扎出水面遙遙地向人招手，日用家俱象小船隨波漂蕩，時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著，好似戀戀舍不得分開。平地上行船，高高的屋脊魚似的掠船而過。在退了水的土地上，走動著一些無衣無食無家可歸的受難者，他們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樹上打一個吊鋪。時間仿佛倒退了一萬年，二十世紀的人民在過著原始時代的生活。”［15］面對黃泛區流民遍地的慘象，《河南民國日報》一位署名“冠生”的記者曾經寫了一首詩，詩歌描述了他所觀察到的情形，“黃水望無邊，災情實堪傷，村村皆淹沒，家家盡饑荒，貧者本苦難，富者亦無糧，結隊離田園，流浪至何方?忍餓暑天行，面瘦黑又黃，偕婦載嬰兒，啼號道路旁，日落原野宿，輾轉秋風涼，流民成千萬，何處是安鄉!”

三、奸商的囤積居奇與軍閥富豪的窮奢極欲

不法奸商唯利是圖囤積居奇，軍閥富豪窮奢極欲也是加重災情的一個方面。“一袋面粉，索價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鈔可拿，也許一千元可以買到。麥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16］實際上糧價的漲落，已經和70%的人沒有直接的關系了，災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糧價，他們只能去尋覓樹葉、草根等代食品來果腹充饑。流螢揭露了那些投機取巧的奸商，不但沒有同情之心，而且還成了1942年河南大災荒的幫兇，“那些投機取巧的奸商們，利用這個機會，把糧囤集起來，把生活線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這個機會放剝皮錢。在災區，糧食會一分鐘一個價錢。借一百塊錢，麥天要還兩斗麥。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農民的血的，卻是這些兩腿動物。從來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災使他們更加肥大，他也幫助了旱災，加速人們的死亡。”［17］格蘭姆•貝克描述了在中發生的這種情形，“囤積者們囤積小麥，等著饑饉促使小麥價格飛漲。然后他們用獲得的暴利低價購買土地、兒童和那些快要餓死的人的其他財產。據說，有錢的富人在西安附近設立了幾個大規模的組織，派出人前往災區削價購買土地和奴仆。”［18］352那些有錢的富人哪管災民的死活，范長江在通訊里曾寫到那些一擲千金買笑買醉的軍閥。“災情雖重，而利用災情以致富者，仍不乏其人。某下野軍人，去年囤米，曾賺三十余萬元，特別從上海用飛機接去一著名妓女，到成都享樂，費去數萬金。一部分軍人，在成都仍大肆歡樂。仿上海開設華貴奢侈之沙利文飯店，每日賭博動輒十數萬元之出入。上海某著名舞女亦曾被由空中迎去，熱鬧一番，數萬法幣，因彼而消費!”［3］539蕭乾在《流民圖》中也寫了一些富戶只顧自己行樂，不愿捐助難民。“我們走過富戶的門前時，在燈火輝煌中，暢快的笑聲蕩漾著。他們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著炮臺，上面日夜有人守望著。這次邳縣成災，向富戶募集救濟糧，面現難色的也頗不少。這些富戶多擁有五六百頃地，一家便占據一整個村莊。莊丁平日打雜，遇到佃戶抗阻或襲擊時，那些壯漢子便是機關槍小鋼炮的操縱者了。膽小的地主遠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莊上的，便以藏書、種菊一類雅士安閑地消磨他們無憂無慮的日子。”［19］120作者望著那森凜凜的朱漆大門，不由得吞了一口冷氣。一些商人乘機勒索，逼迫農民在災荒中賣掉其心愛的土地，斯諾在其調查報告中曾指出這一點，“災情最嚴重的時候，在這個黑暗的國家里出現一群貪婪者。他們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幾個銅板的方式、從饑餓的農民的手里收購了成千上萬畝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時再租給佃戶。”［7］39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里描寫了江南大雨后，惠利輪船公司的經理王伯申不顧兩岸農民的利益，讓輪船在河道中肆意行駛，致使河水溢出兩岸，淹沒了許多農田。熊佛西的獨幕劇《囤積》就描寫了人民整日處于饑餓之中，而一些貪官卻欲借機囤積發財的丑劇。

四、賑災過程中的貪污腐化與漠視民命

國民政府漠視民命、賑災不力，在救災過程中敷衍塞責、互相推諉扯皮，沒能真正行動起來，即使僅有的一點救災行動也落不到實處，救災款項被層層截留挪用，甚至被個別官員中飽私囊，出現了許多貪污腐化的案例，這些與災情的擴大有著極大的關系。據記者流螢的通訊《糧倉里的骨山》報道，汝南縣十九店倉庫主任付伯明，把平時積蓄有待荒年放賑的積谷一千五百余石小麥信手揮霍，盜用一空。預計從此時到麥熟，每人只要有一斗小麥便足以維持生命，也就是說一千五百石小麥可以救活一萬五千人。因此，《汝南日報》大聲疾呼:“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應判殺死一萬五千人的罪!”確實，“如果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個人的肚子里，汝南街頭的災民準會被收羅得干干凈凈。”汝南縣田賦管理處科長李東光，私自將公倉小麥盜賣五萬九千斤。這些小麥都是他們私自以大斗大升剝奪來的，國家并沒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卻是額外增加了五萬九千斤糧食的負擔，“誰也不敢保證，在新堤的土里躺著的沒有它們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貢獻國家’，那是應該的。為了抗戰建國大業的完成，他們什么話都沒有說。但是，貪官卻戴著國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給他的職權，在人民的沉重負擔外更剔盡他們的骨縫，把千萬人的脂膏都吞進他一二人的肚子，這是如何可怕的事!”［20］范長江在其通訊中指出四川旱災的擴大化與某些權貴有著直接的關聯，“最下游的西岸，蒼崖翠壁間羅布著無數的瓊樓玉宇。熟悉的人可以指出哪一座是某將軍的住宅，哪一座是某要人的嬌窩。每座宅第動輒花費幾萬幾十萬的建筑費。這些錢是怎樣來的，與現在吃樹皮草根泥土的災民有絕對的關聯。”

許多文學作品都描寫了賑災過程中的陰暗面，使得災民得不到應有的救濟，致使災荒愈演愈烈。蔣牧良的小說《雷》借雷電這種自然現象，含蓄巧妙地揭露了一些放賑的官員借救濟災民發災難財的真面目。賑災的官員喬世倫在賑米中做手腳，倒進了許多河沙和糠秕，把兩百擔米當作三百擔發，從而克扣了一百擔。被人們稱為大慈善家的賑濟專員韓八太爺，偶然之中發現了喬世倫的秘密，于是就裝神弄鬼、趁火打劫，把一百擔米的收據搶到自己的手中，并且命令裝米的船只連夜開回城里，侵吞了喬世倫克扣下來的賑米。小說結構十分巧妙，通過一個喜劇性的情節，把一群賑災當中發昧心財的小丑形象置于雷電的莊嚴道義審判之下，無情地揭露和嘲諷了救濟當中的腐敗現象。林淡秋的小說《散荒》描寫了災荒之年，政府宣布“散荒”來救濟災民，人們滿懷希望地盼望著政府散荒官員的到來。可等到頭卻是空歡喜一場，每家每戶只能領到幾升米，對于災民來說等于杯水車薪，根本無濟于事。農民阿六就向散荒人員提出抗議，要他們加米、加錢或要衣服，在毫無結果下就和他們吵罵起來，被官兵用槍托打傷，并抓了起來。阿六嫂聽到這一消息就昏了過去。等她醒了以后，憤怒地把別人代領來的賑米倒進了污水溝里。災民在事實面前終于明白，政府的賑濟只是欺騙愚弄人民的把戲，在災難面前他們逐漸醒悟過來。石靈的小說《捕蝗者》描寫了農民遭受旱災，接踵而來的是嚴重的蝗災。李三老爹一家與蝗蟲展開了頑強的搏斗，拿著面盆揮舞布條在田里來回奔跑驅趕蝗蟲，可由于蝗蟲太多，任憑他們怎么驅趕也無濟于事。而這時家里又傳來不幸的消息，縣警察隊開到鄉下如狼似虎地催繳“清鄉費”，把家里僅有的一頭牛強行牽走了，逼迫家人拿錢去贖。結果，李三老爹衰弱多病的身體經受不住這接二連三的打擊，死在了驅趕蝗蟲的田地里。他的兩個兒子只好借錢交了清鄉費去贖牛，然后賣掉牛來安葬父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蝗災過后，縣長竟然告示，派專員下來監督滅蝗除害的工作，還要求人們務必殷勤招待。小說辛辣地諷刺了反動當局在天災面前見死不救，反而對農民進行無情的掠奪，揭露了他們“救災除害”的欺騙行徑。易鞏的《杉寮村》描寫了廣東潮汕地區客家農民的苦難生活，揭露了那些虛偽、兇殘的政府的賑災者，他們不顧災民的死活，借災荒之際大發災難財。豪紳陳瑞庭和李慶材成立了“潮州義民救濟會”，而客家鄉長張明達等人也成立了所謂的“平糶委員會”，名義上是救濟災民，其實是打著救濟的幌子中飽私囊，榨取災民的血汗錢。張明達的平糶委員會從縣里領來一百石救濟米，一部分留給了鄉公所，一部分憑買米證假公濟私地平糶給自己的親戚朋友了，后來還把這些平糶米走私販賣到淪陷區大做投機生意。許多客家人懇請潮州義民到陳瑞庭的義民救濟會購買平糶米。窮苦的張阿婆也拿著三元錢去找堂表侄李慶材，想以“潮州義民”的名義買一斗平價米。李慶材實際上并不打算救濟災民，而是拿報名入會的災民所交的錢去幫陳瑞庭“買禾花”，也就是乘災民在青黃不接之際以極低的價格把他們田里的稻子買下來，收獲后歸自己所有。一場臺風毀壞了田里所有的稻子，給杉寮村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辦理平糶救濟的張明達鄉長由于貪污走私平價米連夜逃走了，而收買災民禾花的陳瑞庭和李慶材也相繼攜款潛逃。張二婆經受不住這巨大的打擊發瘋了，經常追著人哭叫:“還我錢來!還我谷來!”在這種腐敗虛偽的賑災活動中，神經失常的張二婆是許許多多災民的化身，他們在鬼魅橫行的世界里苦苦掙扎，成了國民黨統治區司空見慣的一道風景線。沙汀的小說《縣長》描寫了一個在災民身上打主意的縣長的形象，揭露了政府對災荒之下的災民竭澤而漁，諷刺了統治者暴虐無恥的統治行徑。康縣長到災區上任，做夢也沒想到這里的情形會這樣糟!在清查各項款子后，看到實在沒有什么油水可撈就開溜了，讓縣政府秘書賀熙自己的縣長職務。這個縣長對本地出現的嚴重災情沒有什么作為，只是喜歡每天拎著一串咸肉到百姓家中做飯。他借“為地方保存點元氣”的幌子，貼出禁止災民出境的告示，但又不能供養他們。他派聯保主任帶人把守要道，禁止災民外出逃荒，每個災民要交出五角錢的買路費才允許出境，以至釀成民變，幾條破槍根本擋不住憤怒的災民，他們把聯保主任打得頭破血流。他想到了勸誘災民買票候賑的計劃，大聲嚷道:“瘦狗還要煉他三斤油!”“小說結尾這種一針見血的語言，使全篇的題旨升華到一種象征性的哲理境界，它既形神畢露地寫出了這個‘貧寒老爺’盤剝民脂民膏的卑鄙嘴臉，又畫龍點睛地戳穿了民生凋敝的舊中國環境中當權者竭澤而漁的末代暴君式的統治權術。”

丘東平的小說《火災》描寫救濟當中的虛偽則更加令人驚悚，在陰冷的令人窒息的氛圍中刻畫了慈善家的丑惡嘴臉，描繪了一幅如地獄般可怕的災民受難圖。梅冷鎮羅崗村的慈善家陳浩然帶領族人祭掃祖墳，涌出漫山遍野的災民來搶食祭品。地保陳百川便讓族人暴打這群土匪，抓回了30多個“俘虜”，審訊中發現他們只是鄰縣的災民而已。一個婦女抱著被打死的小孩，沖過來要和陳浩然拼命，被陳浩然的兒子一拳給打死了。陳浩然擔心命案事發，就接受了姻親林秀才的建議，以慈善家的面孔出現，搭起一個棚子設立了一個災民收容所，每天供給這些災民兩頓稀飯，并派人嚴加看守不許外出。林秀才有他自己的考慮，“這個收容所正是豬欄，在豬欄里養著的豬，總不會沒有用場!”他偷偷地到梅冷鎮去尋找從災民身上賺錢的門徑，想利用災民開辦工廠，結果這些計劃都泡湯。他就貼出一張“特種人工供應所廣告”，“敝所現養成特種人材多名，以備各界雇傭，各界諸君舉凡遇有人力不敷或感受其他苦惱者，請移玉來敝所接洽，當別有佳境而獲意想不到之功也”。一位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的醫生要采集人體的“骨骼標本”，讓林秀才為他找死尸。一個看守災民的壯漢奸污了一名災婦，扼死后棄尸河邊。林秀才就領著醫生去剝取女尸的骨骼，拿到了60元錢。由于擔心災民變亂，地保放火燒了收容所，那些災民便化為了一堆堆焦黑的尸骸。慈善家陳浩然“實在經不起這震人魂魄的災難”，撥款買了一口棺材將三堆焦骨好好埋葬。小說用一種憂憤、凄厲的筆調暴露了鄉村豪紳草菅人命，卻又假裝慈善的虛偽丑態。此外，民國時期教育落后，民智低下，迷信之風盛行，導致災民在面對嚴重的災害時只知道求神拜佛，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巫術救荒事例，延誤了救災的大好時機。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加劇了中華民族整體生存的艱辛，舉國抗戰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物，致使政府不能有效地進行救災，也都導致了災荒的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