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歷史地理學思想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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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在歷史地理學思想和方法方面深受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和清初“經世致用”地理學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地理學對清代地理學的演變路徑和思想方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乾嘉道時期的史家仍然堅守“經世致用”地理學傳統，將地理學作為一門能解決國計民生的應用學科，強調地理著作的內容要與國家政治、民生相結合，由此形成了清代歷史地理著作編纂的獨特景觀，即凡與當時國家或作者的社會政治背景相關的史地著作往往能迅速流播，受到人們的青睞，由此以地志、水道著作和政區沿革為主體的著作體系成為清代地理學編纂中的佼佼者。

阮元對中國古代地理學思想多有承續，他把清代地理學名家的理論融冶于一爐，形成了獨特的地理學理論和思想，成為乾嘉道時期地理學的代表人物。

1．著眼于民生實用，體現經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地理學傳統，他們強調研究歷史地理要與國家政治、民生相結合，阮元繼承了這一傳統。阮元撰著的《廣東通志》就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視，進行重點闡釋，其中《輿地略》、《山川略》、《關隘略》、《建置略》、《經政略》、《前事略》就達116卷之巨，占全書的比重最大，并延請頗富名望的學者從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遁浀芈浴?9卷，含疆域圖、晷度、分野、氣候、戶口、風俗、物產，延請受阮元賞識的番禺人崔弼負責撰寫，謝蘭生對崔弼的《輿地略》頗有微詞，不得不煞費周章訂正崔氏的錯訛遺漏之處;《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學校、壇廟、津梁，由方東樹負責撰寫。謝蘭生《常惺惺齋日記》記載:“閱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廟壇》一本、《學?！芬槐尽ⅰ读航颉芬槐荆怂谋揪銖V、韶、惠三府而已。”［1］嘉慶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結撰之作，所以方東樹負責撰寫的《建置略》受到總纂謝蘭生的高度評價?？傋胫x蘭生負責《海防略》、《關隘略》的主纂，并負責對《輿地略》、《前事略》進行校定。

2．歷史地理研究特別強調實地調查的重要性。文獻資料固然重要，但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僅靠文獻史料遠遠不夠，它需要從實地調查中尋找第一手資料補證文獻史料的不足，態度嚴謹的歷史地理學家在治學過程中都比較注意文獻資料之外的實地調查。顧炎武在撰著《歷代宅京記》時，特別重視實地調查?！稓v代宅京記》共20卷，阮元在《歷代宅京記》卷首敘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雙行夾注，頗難讎校。至《郡國利病書》，流傳雖多，然強半為抄手割落，而四庫書中又僅列之存目，民間無從是正。唯此本《宅京記》為先生族裔孫顧竹樓所藏，王樹畦同年攜以示余，厘訂修整，具有條理，不似《肇域志》之煩矣?！保?］阮元序該書條理清晰，史料豐富，考證精審，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阮元為顧炎武《歷代宅京記》作敘時稱:“寧人顧氏，崎嶇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宮室，皆出自實踐。當先生盛游之時，嘗以一騾二馬載書自隨，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詢其曲折?；蚺c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2］阮元序?！端膸烊珪偰刻嵋穼Υ藭u價甚高，指出《歷代宅京記》“上起伏羲，下訖于元，仿雍錄《長安志》體例，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事跡”，“征引詳核，考據亦頗精審。蓋地理之學，炎武素所長也”(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68)。阮元負責編纂的《廣東通志》也特別重視實地調查?！稄V東通志•金石略》由儀克中和曾釗合作編纂，儀克中負責采訪碑刻，曾釗負責考訂。《粵東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間翁方綱遍涉嶺南，多方稽究，編纂成書，按當時的地域分類，記載金石名稱、地點、年代及撰書人名、字徑、行數題跋等，是廣東歷史上第一部金石學著作。該書因是首創之作，在著錄粵東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錯謬，“儀墨農、曾勉士訂翁覃溪《粵東金石略》，錯謬甚多”［1］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為此，儀克中多次到粵東實地調查，考訂該書的訛誤。如《龍龕道場銘》，在羅定州龍巖，《粵東金石略》未著錄。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兩廣總督阮元派儀克中到龍龕巖訪古，并拓下石刻，后將該刻收入《廣東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說正是儀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銘為世人所知。它是廣東現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嶺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廣東現存文字最多的一塊古碑，是了解唐代歷史及文字學研究的珍貴史料。曾釗對儀克中實地勘察的精神極為欽佩:“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國儀征公節制兩粵，延方聞士修廣東志。以君為探訪，縋幽躋險，剔苔捫碑，多翁學士《金石略》所未著錄者。”［3］567儀克中的實地考察保證了《廣東通志•金石略》史料的嚴謹，再加上曾釗的嚴密考訂，使得《廣東通志•金石略》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謝蘭生對此極為贊服:“墨農訪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訂數次，此志書當以《金石》一門為冠?！?/p>

3．重視圖表的價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編纂特別強調地圖的重要作用，謝啟昆譽修、胡虔主撰的《廣西通志》，對地圖的作用十分重視，其《敘例》說:“圖之為用，視書尤切，文字易傳，繪事難效，書存圖亡者十之九，而圖學相傳之法，亦于是遂廢?！?謝啟昆等《廣西通志•敘例》)《廣西通志》十分注重郡縣沿革的考證，特設郡縣沿革表，列于總目之首，博引史志及專家之書，詳加辨析考訂。阮元亦十分重視圖經的價值和作用，他說:“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為一圖，沿海洋汛又為長圖，按冊之，燦然為畢著也?！保?］卷8重修廣東通志序阮元的《廣東通志》所有繪圖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對其地圖學成就非常傾慕，力邀其入志局負責繪圖，經其手共繪制輿地圖106幅，包括省圖1幅，府、直隸州、廳圖16幅，散州縣圖89幅，其中府縣地圖的繪制對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逗７缆浴芬婚T，除了詳論廣東海事、各路關防要塞、攻防戰守諸事，特附海圖20幅，海圖描繪精細、準確，炮臺分布歷歷在目，又以文字說明各軍事要點，這種圖、文結合的繪圖方法將廣東海域的地理、軍事形勢一覽無余地揭示出來，使人一目了然，參考價值極高［5］。阮元對“圖說”一門十分重視，他認為，地理以“圖說”為先，采用“地圖注記式”的方法，說明一邑之內的地理形勢，圖文并茂，直觀生動?！白怨攀穫?，人事與地理相為經緯也……《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為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為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即成一鄉，聚四鄉即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為圖經也?！?/p>

因此，他建議《揚州府志》專立“圖說”一門，并親自繪《雷塘地保圖》1幅，刻印了100張送給伊秉綬。他還撰寫《云南黑水圖考》一文，篇末附圖1幅，阮元在圖中標明盤江由粵西入南海，禮社江由交址入南海，瀾滄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圖標示起到左圖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視地圖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響，阮元在歷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視史表的價值和作用，認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經緯，史表的價值在于可以化繁為簡，對復雜的歷史記載起到明晰、曉暢的功效。在地志編纂實踐中，他主張仿《唐書•宰相世系志》的辦法設立《氏族表》，他說:“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族、新貴儒門，以此為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即如江都、甘泉、儀征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勛爵、督撫等官家自為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對地方志而言，譜牒可以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見解和章學誠有相通之處。章氏亦認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為之征信耶?”(章學誠《文史通義》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這種認識在阮元總纂的《廣東通志》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廣東通志》表分郡縣沿革表(卷3－卷9)、職官表(卷10－卷62)、選舉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縣沿革表、職官表都是延請名家編纂的，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就。吳蘭修(1789—1839)，字石華，廣東梅縣松口人，阮元賞識其才，任命他為“學海堂”第一任學長，曾纂修廣東《封開縣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粵秀書院志》中也有提及:“適開通志局，先生與焉，《沿革》門其手纂也?！保?］252鄭灝若，字萱坪，番禺人，撥貢生，著有《榕屋詩抄》、《四書文源流考》等。湯貽汾與吳蘭修、鄭灝若都有密切往來，在羊城形成嶺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數年，多文字交，有謝澧浦、張南山、李蕓甫、吳石華蘭修、儀墨農克中及劉樸石、三山張墨池、磬泉鄭萱坪、黃香石、蒼壓孟華墀、葉云谷、麥南村、馬德隅、曾竹屋、陳仲卿諸先生”［7］528。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廣東通志局有著重要的影響。1821年，學海堂冬課題為《四書文源流考》，課后阮文達嘗令侯康與周秩卿孝廉，鄭萱坪明經，胡稻香茂才同輯四書文話［8］卷7。由鄭灝若負責撰寫《職官表》，內容最為詳盡，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縱橫經緯，詞約意豐，謝蘭生對其評價甚高，日記說:“鄭萱坪所撰《職官表》甚佳，不亞石華之《沿革》?！保?］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視圖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學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學誠的深刻影響。戴震認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還十分重視地圖、沿革表，“地圖及沿革表，志開卷第一事也”［9］489，“縣境圖表最緊用”［9］486。戴震的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學思想中都有很明確的體現。阮元總纂的《廣東通志》職官表也受到章學誠的志書思想的影響。章學誠對此論述極詳:“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今于傳刪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茲于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茍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卷7)正是因為設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義，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編纂中適當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對阮元《廣東通志》職官表有重要影響。

阮元在歷史地理學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組織編纂的《云南通志稿》是精心杰作，他對同時代人編纂的歷史地理著作的評價體現了他的獨到的眼光和認識。1823年，龔自珍為阮元撰《六十壽序》，對阮元的史學成就評價甚高，重點突出他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貢獻，其文曰:“公(阮元)又謂讀史之要，水地實難，宦轍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背，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酈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毗聯，陸地可使則壤，坐見千里，衽接遠古，是公之史學?！保?0］226龔自珍對阮元學術特色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揭示出阮元衽接遠古的史學成就。《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為主，組織學士通儒編纂的歷史地理學杰作，是地方志中的翹楚?！对颇贤ㄖ靖濉飞掀鹎貪h，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內容詳瞻，全書216卷，總目13，子目68。從總體來看，篇目分類合理，編排有序，資料翔實，內容豐富，可以說是志書中的上乘之作。該書于1826年延攬王崧為總纂，總理通志之事，一直到1835年修畢，前后共9年修成。在該書的編纂過程中，因為阮元入京述職，云南巡撫伊里布接替阮元出任主修，王崧與分纂黃嚴和李誠對修志的旨趣和志書的編排意見不合，遂托病辭去總纂之職，關于此事趙聯元在《續云南備征志》中有記載:“王樂山先生崧，應總督阮文達公聘總纂《省志》，視舊志為宏富。成書強半矣，文達述職入京。巡撫伊里布公，不學人也，分纂黃巖?李誠，駁雜而堅僻，每與樂山(王崧)齟齬，巡撫復右之。于是樂山托嫁女，辭歸，不復來?！保?1］136正是因為巡撫和分纂的排擠，王崧辭歸，這對《云南通志稿》的修纂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阮元修撰的《云南通志稿》具有自己鮮明的風格。其一，他認為，中國古代方志編纂的詳近略遠原則值得商榷，他說:“詳近略遠，志書通弊，考志書備一方掌故，若詳近略遠，考古者不可為典要，何用志為?況四部載籍具在，悉心考訂，自不至大有滲漏，蹈詳近略遠之弊。今自三代以迄本朝，綜匯數千載，詳加考訂，期免漏略，不敢草率塞責，其不可考者仍缺之?！保?2］凡例通志編纂的目的是備載一方掌故、典章制度和人物，從存史的角度而言，搜討古代文獻更難，價值也更大。如果采取詳近略遠的編纂方法，勢必會使古代許多重要史事、制度和人物難以載入，由此會使編纂的方志價值大打折扣?！对颇贤ㄖ靖濉肪幾牍沤癫⒅?，在有關云南地方歷史文獻方面尤加重視，這也保證了它在云南地方文獻方面的重要價值。其二，修志要做到繁簡適宜。史書繁簡問題是歷史編纂中十分重要的問題，作為地方通史的《云南通志稿》特別注重繁簡得宜的編纂原則。

《云南通志稿》的《凡例》就直接提出:“志貴乎繁簡得宜……若前明《武功》、《朝邑》諸志，專以簡稱其意，蓋欲效法《五代史》耳。然歐陽修、宋祁分修紀傳，刪繁就簡，稱為良史，而后人又有議其略者。近代志書或矯其弊，復失于冗，似于繁簡均未得宜也?！保?2］凡例關于史書繁簡問題，劉知己《史通》提出，史書編纂以簡要為美，這種編纂旨趣對歐陽修新《五代史》的編纂有重要影響。明朝胡應麟對史書繁簡提出了新的觀點，他認為，史書的“繁”、“簡”不是從文字和篇幅來衡量，而是應從編纂宗旨和撰述結構方面來考慮，“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13］129。乾嘉時期，學者的史文繁簡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陳元棫認為，“史公之書，自黃帝訖麟趾，備載歷代，而卷帙不及《漢書》，似乎簡矣，然簡人所不能簡，亦詳人所不能詳”［14］卷18。錢大昕提倡編纂史書力求史文繁簡得當，他認為:“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谷》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保?5］卷33阮元作為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深受乾嘉學者繁簡觀的影響，所以力主使《云南通志稿》的編纂做到繁簡得宜，從通志的類目設置和語言敘述風格方面都能體現作者的這一追求。其三，從云南的地域特色出發，記載云南的經濟、民族成為全書的重點和特色所在。全書中，《食貨志》比重最大，共有24卷，反映了編纂者關注民生的編纂旨趣;滇志最重要的任務是記載少數民族的分布狀況、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央對云南少數民族的管理，所以有必要將這部分內容作為重點，這也是云南地方志的特色所在。編纂者用19卷的《南蠻志》來反映這方面的情況，正是從云南的地域特色出發的有力佐證?！妒池浿尽穼Ａ小尔}法》和《礦廠》，并在《凡例》中指出:“鹽法、礦廠為滇南大政，尤宜詳載。鹽法有舊章新法，礦廠在有現采已封，金、銀、銅、鐵各廠并京銅采買鼓鑄諸例，俱不可缺?！保?2］凡例明清時期，鹽法、礦廠在食貨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所以編纂者們將這些內容詳加記載，以反映當時云南民生的實況。此后云南省志都將這部分內容獨立出來，形成定例，“鹽法礦產為滇南大政，顧兵燹以還，鹽法有舊章、新章之別，礦產有現采、已封之殊，俱不可略，金銀銅錫各廠，并京銅鼓鑄諸例，阮《志》皆于課程之外，另列一目。今以現行事例補載備考”(魏光燾《續云南通志稿》凡例)。滇志重要的主題是記載少數民族，故《南蠻志》的設置即是承擔此任務的。正如《凡例》所云:“滇屬蠻方，諸蠻之事為多，舊志俱雜入各類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蠻志》一門，又次之其子目五，曰《群蠻》，考諸蠻受中朝封列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帶為群吏者入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長，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跡繁多，類無所歸，今為《群蠻》一門，悉隸于是，俾效命者榮膺圭組，叛亂者屏諸遠方，于記載中亦微寓旌別之意?！保?2］凡例《群蠻》一門，主要申述對中央皇權的歷史認同感，這與王崧對本地“歷史”的看法、立場大相徑庭，若官修的方志代表典范觀點，此也突顯王崧的方志書寫不合典范之處。王崧透過其方志文本及其個人行止，一方面附和并強化云南(特別指滇洱一帶)為整體帝國之部分此一社會情境與本相，另一方面，又以本土英雄祖先記憶來維持本土認同，并由此緩解滇洱在整體帝國中的邊緣地位，其繼任者的編寫話語與王崧的訴求可以說是大相徑庭［16］115－117。

云南作為邊疆地區，有必要特設子目《邊裔》，來記載邊疆民眾與鄰國交往所發生諸事?！敦暙I》與《方言》兩個子目的設立，更突顯邊疆志書所特有的內容。在《秩官》一門中，《土司》占6卷之多，之所以用6卷篇幅寫土司，是因為土司在云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從忠實地反映云南的歷史和現狀出發，有必要詳寫。《云南通志稿》書成以后，備受學者青睞，王先謙曾寄信給繆荃孫，高度評價此書，信中說:“阮文達以滇督內召，晚年榮遇極矣。其學問，滇人不甚尊尚，所撰《云南通志》刻已成書，公自名曰《通志稿》，實寶書也。嫗(王先謙)典滇試時，強攜以行。山川一門，缺云南府下，竟不可得。心念中華區域，酈元所不能詳者，惟滇南為最。文達水地之學，曠古無儔，滇人不知。蓋其時限于僻陋，非后來比?！保?7］46王先謙贊揚該書曠古無儔，足見他對該書學術價值的認可。治云南地方史頗著名的方國瑜評價該書說:“體例整瞻，詳略適當?！兜崾⊥ㄖ尽方翊嬲呤藶樽钌浦?。蓋前此修纂，惟取舊《志》略為刪補，而未重加編纂，惟是書用力最勤，非奉行故事可比……故其門類多仍舊貫，而搜錄事跡，稱引條舉，多足征信。且各門互注，少有復出歧異之弊，較之前志為豐實，其層序亦井然可觀，他省通志如此完善者，未獲數觀?！保?8］68作為乾嘉道時期水地之學的代表人物，阮元深受傳統歷史地理學思想的影響。他評價前賢和同時代人的歷史地理著作主要從直覺和經驗出發，忽視對歷史地理原理的探討，這就使他的歷史地理學思想烙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如他評論《輿地紀勝》，阮元稱該書“體例謹嚴，考證極其賅洽”，又說，“南宋人地理之書，以王氏儀父象之《輿地紀勝》為最善……足以接武(《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兩書”［19］阮序?！遁浀丶o勝》仿《水經注》之例，于每州府之后，列碑記、圖志之目，以南宋慶元建置為綱，詳述166個府州的府州沿革、縣沿革、風俗形勝、景物、古跡、官吏、人物、仙釋、碑記等，誠如阮元所，說體例明晰，考證嚴謹，是南宋地理書的代表作。他對焦循十分稱贊，在其所撰《揚州北湖小志》的序中說:“揚州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跡、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也”［4］揚州北湖小志序，推許焦循“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才”［4］揚州北湖小志序。再如他對金棨《泰山志》的評價，他從史家三長的角度對《泰山志》的評價準確、到位。嘉慶十三年(1808年)，泰安知府金棨修《泰山志》刊行。此書“經始于乾隆已卯(1795年)，告成于嘉慶戊午(1798年)”，作為研究泰山的重要典籍之一，為史地學者所推重。阮元對該書評價較高，他說:“今休寧金太守棨，本聶釹《泰山道里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征典禮，博采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錄》一卷，總為二十卷。經始于乾隆乙卯，告成于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為經緯，為岱宗勒成一史乎?”［20］780阮元深得歷史地理學的精髓，評價該書體例謹嚴，才、學、識三長兼具，推為歷史地理學的杰作，足見他對其著作的賞識。阮元作為歷史地理學的代表人物，他對前人和同時代人史地學的評價，一方面反映他本人深厚的史地學素養，因而其評價往往能洞中肯綮;另一方面，經過阮元的倡導，在當時的學術界形成了一股歷史地理考證、邊疆史地研究的熱潮，對當時學風的轉換和經世思潮的勃興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此，阮元作為史地學領導者的地位衽接千古，以啟方來。嘉道時期的學風對阮元地理學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他沿用中國古代傳統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并結合嘉道時期的地理學思潮作了一些有價值的改造，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我們在肯定阮元歷史地理學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他的歷史局限性，即他對西方地理學的思想持懷疑和排拒的態度，這勢必會影響阮元地理學思想的轉型。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后，西方地理學思想傳入到中國，從而使傳統的天運地處觀念面臨嚴峻的挑戰。阮元排拒西方的地理學思想，他說:“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運行，于日躔曰盈縮于月離曰遲疾，于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

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乃未幾而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為橢圓面積之術。且以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前說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為橢圓面積可，謂為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為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阮元《疇人傳•蔣友仁傳》)中國古代地理學是以經驗為重，對理論少有興趣，阮元亦秉持這種觀念，所以他推崇“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弊哉”。他的這種不去探尋地理原理和規律的思想窒礙了他的地理學視野，從這樣的地理觀念出發，他對地球說竭力否定，認為此理論“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叛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梢?，他的地理學成就限于配合沿革地理的記錄、考證，涉及到自然地理的記述比較少，更缺乏有關地理規律的探索和追尋。指出這一點，并不是否定阮元的地理學成就，而是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客觀公正地評價他的功績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