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與唐代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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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唐文人中，段成式是一位在詩、詞、駢文、傳奇、筆記小說等各類文體方面都有著獨特建樹的全才文學家，尤以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著稱于世。他豐富的著述為唐代文學尤其是晚唐文學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帶來了無限生趣。但因有唐一代以詩相夸，以傳奇為異，筆記小說尚沒有得到充分認識和重視，遂致段成式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得不到應有的肯定和公正的評價。茲就段成式的詩文等做一檢討，以期重新認識段成式于唐代文學的意義。

一、段成式的詩詞

段成式的詩作存留的數量不算很多，清人席啟寓編《唐詩百名家全集》收錄其詩一卷，現見于《全唐詩》者凡30余首（包括聯句、詞）。另有《漢上題襟集》十卷。①《漢上題襟集》屬于唱和總集。清人汪師韓《詩學纂聞•詩集》云：“詩有數人唱和因繼而匯為一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得有《還往集》、《因繼集》……段成式、溫庭筠、逢皎、余知古、韋瞻、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可知《漢上題襟集》乃段成式與溫庭筠、逢皎（應為溫庭皓）、余知古、韋蟾、徐商等人的唱和之作。《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經籍考七十五•總集》云：“《漢上題襟集》三卷，陳氏曰：唐段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唱和詩什，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段成式曾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坐累解印，閑居襄陽，任職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幕府，《漢上題襟集》當為此時與諸人唱和之作。段成式尤其擅長唱和詩，這和他的貴公子出身喜好交游及博學多才分不開。今人元鋒、煙照整理的《段成式詩文輯注》［1］收錄其詩歌31首，酬唱之作有《和徐商賀盧員外賜緋》、《怯酒贈周繇》（一作答周為憲看牡丹）、《題僧壁》（一本有和韋蟾三字）、《和周繇見嘲》（一作和周為憲廣陽公宴見嘲詩）、《和張希復詠宣律和尚袈裟》等五首，可以作為段成式唱和詩風的代表，反映了晚唐士大夫的交游情況以及生活情趣。他的《游長安諸寺聯句》12篇，作于武宗會昌三年（843年）任職于集賢院時，是與同僚張希復、鄭符等共游長安諸寺，如靖恭坊大興善寺、長樂坊安國寺、常樂坊趙景公寺、大同坊云華寺、道政坊寶應寺等18處所作。詩中多佛語，涉及佛寺人物、故事、植物、壁畫等，尤其是《吳畫聯句》、《先天幀贊聯句》、《諸畫聯句》等，可謂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韓干等人的創作寫照，對了解唐代長安的宗教、文化、藝術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段成式崇信佛教，經常光顧佛寺，與僧人關系密切，《呈輪上人》、《送僧二首》、《題石泉蘭若》、《題谷隱蘭若三首》、《桃源僧舍看花》等，描繪僧人散淡曠逸形象，曲折指斥“會昌法難”，表現了僧侶的生活追求。如《題谷隱蘭若三首》描寫了尋訪谷隱寺所見峴山深秋的景色，點綴以村情野趣，被明人鐘惺《唐詩歸》評為：“自成堅響。”段成式亦好道術，《牛尊師宅看牡丹》、《哭房處士》即是道士生活的寫照，房處士因服食丹砂而意外身亡令人遺憾不已。段成式自己也熱心煉丹，《不赴光風亭夜飲贈周繇》即寫忙于煉丹，無暇赴宴。《寄周繇求人參》言及靈芝仙草和人參的藥用，希望長生久壽。段成式出身于官宦之家，喜佛好道，可見唐代佛道兩教的興盛以及士人生活與佛道的密切關系。段成式又有多首描寫下層妓女、宮人處境的詩，如《漢宮詞二首》：“歌舞初承恩寵時，六宮學妾畫蛾眉。君王厭世妾白頭，聞唱歌聲卻淚垂。二八能歌得進名，人言選入便光榮。豈知妃后多嬌妒，不許君前唱一聲。”以漢寓唐，寫出了宮女命運的悲慘，文辭深婉，意境悲涼，脫出了宮怨詩的一般窠臼。《折楊柳七首》則托柳寄情，以柳喻宮女，含蓄蘊藉，內容兼涉宮怨閨情，離愁別緒。其一云：“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風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胡次焱云：“鳳輦不來，空留鶯語，隱然見孤處寂寞，無人共訴之意；曰‘春盡’、曰‘黃昏’，又隱然見老之將至。少而蒙恩，老而失寵，以色事人，恩愛難久，豈可以容貌自恃也？”［2］（卷58）道出了宮女的悲哀。

段成式言及妓人的詩有《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嘲元中丞》（一作襄陽中堂賞花為憲與妓人戲語嘲之）、《嘲飛卿七首》、《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戲高侍御七首》等，以戲謔的筆法嘲諷溫庭筠、高侍御等人的狎妓、蓄妓、納妾之事及妓女之間的斗毆行為，令人見出世間百態。其《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作于大中十三年（859年）閑居襄陽時，戲詠妓女酒后斗毆。②賈晉華認為：這一類詩固然價值不高，但也真實揭示了晚唐文人士大夫生活和心理的一個側面。又《嘲飛卿七首》恰似一場七幕喜劇，敘述溫庭筠與青樓女子男才女貌，由相慕而相愛，并經歷了較長時間離別相思的考驗，而終于團聚合歡的過程。詩題雖出一“嘲”字，詩中卻絕無輕佻側艷之意，而是充滿了對這一對才子佳人的稱贊與祝愿。《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詩生動描繪出一位有幸脫離青樓、初為人婦的少女的美麗外表和欣喜心情。柔卿應即上引唱和詩中與飛卿情意相合的青樓女子，則飛卿終于為其解籍并與之結合，二人的情事竟以喜劇而結局。飛卿與青樓女子的這一段真情，不但有助于我們了解襄陽詩人群的生活與創作，而且可由此加深對溫詞內容的認識。初盛唐文人士大夫寫歌妓，一般只是“觀妓”詩。中唐時漸多以歌女飲妓為酒宴游戲的伴侶。晚唐五代同類詩作卻有較多抒寫與妓女的真實情事，這正是此時期愛情詩詞大量涌現的重要背景之一。［3］段成式一生仕途時有坎坷，曾因誣難罷職閑居襄陽，于是常借機抒懷，一發胸中塊磊。如《醉中吟》，感慨人生榮辱無常，命運變化不定，但求長醉，忘卻煩憂。《觀山燈獻徐尚書》三首，表達在正月十五上元節山燈輝煌的夜晚，想到自己解印賦閑，不免悵然難抑。《題商山廟》有感于商山四皓，抒發懷才不遇的牢騷。《送穆郎中赴闕》借送人赴京，發泄淪落失意。這些抒懷之作是其真實思想的流露，也能給人以生活啟迪。段成式的交游極其廣泛，親密者如李群玉、溫飛卿等。《寄溫飛卿箋紙》一詩前有小序，言在九江，“出意造云藍紙，輒分五十枚”，與朋友共享。《哭李群玉》有兩首，悼念友人，凄愴不已，痛徹肺腑。詩人同情李群玉恃才傲物、遭遇誹謗、含冤而死的悲慘境況，為之憤慨不平。清人黃周星《唐詩快》評曰：“昔人持忠入地，此乃持傲入地。語特挺倔有生氣。”段成式的情誼義氣可謂感人至深。他的《河出榮光》是一首完整的試帖詩，是科舉考試中的范文。清人臧岳編《應試唐詩類釋》卷六評曰：“首句從題原說起，三、四句點清全題，五、六、七、八句實疏題意，第九、十句，襯貼‘榮光’，第十一、二句，襯貼‘河’字，第十三、四句，將榮光出河，合寫一筆，作一總束，末以干進寓意結之。”此詩別有價值。其他如《觀棋》、《猿》等及一些佚句，亦皆有可賞之處。從段成式僅存的為數不多的詩作中，我們仍能感受到他詩歌涉獵的廣博，情感的真摯，情趣的廣泛，有些還具有資料價值和認識意義。段成式的詞僅存《閑中好》一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詞徵》卷五云：“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本塔院。武宗癸亥三年，為諸名流游咽之所，鄭符、段成式、張希復閑中好詞，乃寓居禪院時所撰者。”可知《閑中好》詞是他同鄭符、張希復游永壽寺所作。詞云：“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詞義清新可人，俞陛云《唐詞選釋》評此詞和鄭符的《閑中好》曰：“鄭言人在松陰，但聽風傳僧語，乃耳聞之靜趣；段言清晝久坐，看日影之移盡，乃目見之靜趣。皆寫出靜者之妙心。”鄭振鐸論曰：“唐末，鄭府、段成式與張希復三人酬答的《閑中好》三首，清雋可喜。像成式之作……后來的詞里便很難見到這樣渾樸的東西了。”［4］（P419）在詞體初興的階段，段成式的《閑中好》獲得如此好評，可謂難能可貴。

二、段成式的文章

《宋史•藝文志》錄有《段成式集》7卷。段成式博聞強記，能詩善文，其文駢散兼擅，尤以駢文著稱，創作量應該很大，但流傳下來現見于《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七的只有18篇，《唐文拾遺》卷三十又補收5篇。《全唐文補編》卷七十九錄有序文2篇及殘文數十句，《全唐文又再補》卷六又錄《金剛經鳩異序》一文。段成式的文章包括書、序、記、碑、傳、連珠等多種體裁。元鋒、煙照《段成式詩文輯注》收錄段成式文13篇，關于段成式的駢文，元鋒、煙照認為其最突出的特點是：“征事用典，儷對協韻，詞藻富贍。……顯示出他逞才炫博的優勢。如《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與溫飛卿書八首》等，使事用典，信手拈來，連篇累牘，層出不窮。……其他文章則大都以散為主，韻散交錯，形式與手法比較靈活多樣。”［1］（P5）段成式的駢文以書體文和連珠為突出。其書體文有《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與溫飛卿書八首》等，寫給溫庭筠的居多，內容主要是稱頌溫庭筠才情超眾，學富五車，為己所不及。語言行文堆砌詞華，對偶工整，廣搜故事，用典繁密，矜比夸示之意十分明顯。如《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語帶戲謔，句句用典，意無重復，句法靈活，將與毛筆有關的人事典故搜羅殆盡，給讀者以翔實的毛筆歷史、材料、制作工藝等知識信息，敘述清晰典雅。《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書》作于江州刺史任上，巧用惠施之瓠和屈轂之瓠的典故，抒發了自己有志難伸，有才不為用的苦悶抑郁之情。《與溫飛卿書八首》因贈墨而作，駢四儷六，屬對工切，旁征博引，論墨議書，不吝褒揚之詞頌贊友人才學文章。其《連珠二首》亦是整煉的駢體文，廣譬博喻，妥帖得體地表現了閨中女子孤寂愁怨的情感。駢文的隸事用典極為適合發揮段成式的博學之長，而且其作駢文沒有功利目的，不是為了升遷、仕進，只是為了展現才華學識。正如他的《寄溫飛卿箋紙》序云：“奔墨馳騁，有貴長廉，下筆縱橫，偏求側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綿者。”借詠紙表達了只有華美的箋紙才能配得上縱橫馳騁、文雅秀麗之文章的觀點。追求華美典麗，隸事精博，詼諧幽默，變化流暢，使得他的駢文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段成式的其他記、序、碑、傳等，則以散體為主，駢散相間。《好道廟記》游心黃老，記述處州好道廟建造的始末，表現百姓祭神乞雨的信仰風俗，行文胼散結合，記敘中穿插議論、描寫，布局靈活，別具一格。《寺塔記序》為《寺塔記》首篇，追述游寺經歷，悼念亡友，放情釋緣，情真意切。《金剛經鳩異序》乃《金剛經鳩異》之序言，回憶先父段文昌在蜀地奇異往事，自己的學習過程，所受父親的影響等，皆歷歷在目，樸拙動人。《諾皋記序》交作《諾皋記》的緣由，用典博恰，文氣流暢，具有很強的敘事性。其長文《寂照和尚碑》，文筆幽澀，為佛言尤奇。《金石文補》評曰：“碑文險怪，用內典極夥，樊宗師之亞流也。”其《韋斌傳》實乃韋斌、韋陟兄弟二人的逸聞趣事雜記，擷取點滴生活小事，刻畫二人獨特性格，語簡詞暢，栩栩如生。如狀寫韋陟疏懶文字往來，乃令侍婢云：“每令侍婢主尺牌往來復章奏，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云，當時人多仿效，謂之郇公五云體。”此篇雜傳在晚唐具有代表性，“唐代上繼六朝，雜傳盛行，寫法愈益隨便靈活，柳宗元成就尤高；而在晚唐雜傳中，段氏此篇當屬佳作。”［5］（P371）段成式的抒懷文有《送窮文》、《毀》等。《送窮文》文筆艱澀奇僻，寄寓失意不平，抒發窮愁潦倒不得志的憤慨，語調詼諧。明人謝榛《四溟詩話》卷四論曰：揚子云《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餮。貧無寶玩，予何為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于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于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之意，雖流于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揚子，筆力不同，揚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以為“雖流于奇澀，而不失典雅”，所論極是。宋人張淏云：“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鉉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得謂唐文之精粹，可乎？”［6］（卷2，P26）《唐文粹》編于宋初，姚鉉取段氏父子之作而舍韓愈之文，可見宋初推崇駢文的風尚甚于古文，段氏父子可稱得上一時作手。與《送窮文》同時作的另一篇《毀》，區區53字，“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于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大人也，有張其所違，嚬戚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道盡古今形形色色的毀人之術，慨嘆世風愈下，人心不古。

三、段成式的“傳奇”

唐代傳奇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有意創作小說的開始，結束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史前階段，預示了敘事文學將逐漸取代抒情文學的地位而成為文壇盟主。傳奇小說以傳錄奇聞為主，故事曲折，文辭華麗，興于初唐，盛于中唐，按其內容性質，可分為艷情、俠義、神怪等。段成式的傳奇作品主要集中于《酉陽雜俎》中，約20余篇，在唐人傳奇中獨具特色。“就唐人傳奇小說的內容而言，作者們的熱門話題有兩個：男女愛情，豪情俠氣。中唐作家比較傾向于描寫前者，晚唐作家則在前者的基礎上更多地將精力投向后者。《酉陽雜俎》在第二方面成果輝煌，段成式可以說是最早的大面積描寫劍俠的唐傳奇作者。”［7］段成式的劍俠傳奇之作對中國俠義小說的影響功不可沒，鄭振鐸指出：“明人刊有段成式的《劍俠傳》一書，便是集合這些劍俠故事的大成的。但這《劍俠傳》，實是偽書，托段氏之名以傳者。在成式的《酉陽雜俎》里，自有《盜俠》（卷九）一類；所敘自魏明帝時登緣凌云臺的異人起，凡九則。在其間，有敘述韋行規、黎幹、韋生及唐山人事的四則，最為奇詭可觀。這四則，都已被錄入《劍俠傳》中。韋行規的一則，寫韋行規自負勇武，乃遇京西店中老人，以劍術折其銳氣。段氏寫來，頗虎虎有生氣，自是《酉陽雜俎》里最好的文字之一。”［4］（P387－388）魯迅也認為：“唐段成式作《酉陽雜俎》，已有《盜俠》一篇，敘怪民奇異事，然僅九人，至薈萃諸詭幻人物，著為專書者，實始于吳淑，明人鈔《廣記》偽作《劍俠傳》又揚其波，而乘空飛劍之說日熾；至今尚不衰。”［8］（P240）段成式收入《劍俠傳》的傳奇有《京西店老人》、《蘭陵老人》、《僧俠》、《盧生》等篇，無不寫得豪爽引人，精彩四溢。如《京西店老人》即鄭振鐸所云“韋行規的一則”，雖篇幅短小，卻曲折有致，尤其是人物心理活動描寫和交手場面描寫出神入化，形象逼真。韋行規夜行發現被人跟蹤后，心理由起始時的無所患到有所懼乃至恐懼，至最后對老人佩服叩拜的變化過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文中風雨忽至，電光雷閃，樹枝光禿的場景襯托出了老人劍術的高超。晚唐藩鎮各據一方，急權奪利，私蓄游俠之士殺戮異己，段成式又信佛好道，遂使他的劍俠小說卓然超眾，成為仿效之源。段成式傳奇中的《劉積中》、《丘濡》、《張和》、《僧智圓》、《盧山人》等幾篇屬于幻變一類。如《劉積中》描寫飛天夜叉幻變為一老嫗的故事。劉積中妻子病重，老嫗主動救治，醫治好后，與劉家人一起生活。老嫗有一女兒，便請劉積中為其尋找佳婿，又請劉積中夫婦參加婚禮，又欲將其女兒托付給劉積中管教，劉積中不勝其煩，用枕頭擊打她。老嫗一怒離去，反目成仇，致使劉積中妻子再病而亡，妹妹亦病心痛。程國賦認為《劉積中》是宋代話本《燈花婆婆》的原型。［9］段成式博聞廣記，喜訪異事，其《崔羅什》、《長須國》、《裴沆》、《崔汾》等傳奇記述了一些奇特的遭遇。如《崔羅什》記述人鬼之戀。崔羅什弱冠有名，被征詣州，途中路過一墳墓，被一青衣女郎邀入墓中，言談相悅，于是約定十年后相逢。崔羅什十年后毅然赴約，食杏身亡。這種人鬼戀的忠貞也具有一定現實意義。關注世風人情是唐人傳奇的最大特色，段成式的《李和子》、《旁》、《葉限》等傳奇是其代表作。如《旁》講述新羅國兩兄弟分家的故事，和中國民間文學作品中一般是哥哥欺負弟弟的具體情節略有不同，但主旨教化兄弟和睦團結是一致的，可見中外文化的互相影響及其同一性。《葉限》向來被譽為中國的灰姑娘故事，可謂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關于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記載，是中國版灰姑娘型故事的原型。段成式的傳奇作品混雜于其筆記小說《酉陽雜俎》中幾被淹沒，如果剝離出來認真審視，便會發現其耀眼奪目的光彩和獨到的價值。四、段成式的筆記小說段成式文學的最高成就體現于他的代表作《酉陽雜俎》，作為筆記小說的典范享譽千古。筆記小說即以筆記體寫作小說，是“筆記”和“小說”的復合體，所記廣泛駁雜，晚唐時期再度流行。五代劉崇遠云：“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于一時。著書甚眾，《酉陽雜俎》最傳于世。”［10］（卷上）明代胡應麟稱段成式為“滑稽徘笑之雄”，［11］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五十二•小說家類三》認為：“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魯迅先生亦稱其書：“或錄秘書，或敘異事，仙佛人鬼以至動植，彌不畢載……所涉既廣，遂多珍異，為世愛玩，與傳奇并驅爭先矣。”［8］（P234－236）一譽為“小說之翹楚”，一贊為“與傳奇并驅爭先”，可見《酉陽雜俎》在中國小說史上的赫然卓著，可謂是一部承繼六朝小說余緒，開啟宋、明以及清初小說輝煌的重要著作，對后世小說的盛行功莫大焉。段成式在唐代文人中的博聞是出類拔萃的，故《酉陽雜俎》尤以內容廣博豐富駁雜而蜚聲中外，舉凡天上人間、神道仙佛、天文地理、文化藝術、民俗風情、奇聞逸事、貨物動植、古今中外，可謂搜羅殆盡，無不畢寫，保存了前朝及唐代很多有價值的資料，顯示了高超的記人敘事文筆，歷來倍受人們重視，成為各類著述征引的對象。《酉陽雜俎》在許多方面都是前無古人的，具有開拓獨創意義。魯迅認為《酉陽雜俎》“在唐時，則猶之獨創之作矣”，［8］（P234）《周登后序》亦論曰：“其書類多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于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12］（P291）可見《酉陽雜俎》價值之高。

從文化人類學視角來看，《酉陽雜俎》尤具獨特性，李莉撰文認為：“這獨創性除了表現在篇名和內容之新奇怪異外，主要還是就其題材的博雜而言，于是，我們可以在書中找到很多有關文化人類學的豐富而寶貴的資料，這在唐時極為罕見。總之，如果說奇異性強調的是《酉陽》志怪的文學價值，那么，博雜性則強調了它獨特的文化人類學價值，二者分別從文學和文化兩個層面來概括《酉陽》的特征。奇異與博雜相結合，共同構筑了《酉陽》鮮活的生命。二者合則雙美，分則兩傷。”［13］（P6）廣博多識正是《酉陽雜俎》的超人之處，南宋嘉定十六年刊本鄧復序曰：“今考其論撰，蓋有書生終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為博矣。”［12］（P292）魯迅認為其“源或出于張華《博物志》”。［8］（P234）有的研究者稱之為“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或“博物類志怪小說”。《酉陽雜俎》以其涉及領域廣泛和內容博雜，被中外學者多所征引。淳祐十載刊本序言慨嘆《酉陽雜俎》曰：“嗚呼，何其記之奇且繁也。”［12］（P292）明胡應麟論歷代志怪之書曰：“志怪之書自神異洞冥下，亡慮數十百家，而獨唐段氏《酉陽雜俎》最為迥出。其事實譎宕亡根，馳騁于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邁稱之。其視諸志怪小說，允謂奇之又奇者也。”［11］（P599）奇之又奇是《酉陽雜俎》的又一令人嘆絕之處。明人李云鵠在萬歷本序中云：“爾其標紀唐事，足補子京、永叔之遺。至于《天咫》、《玉格》、《壺史》、《貝編》之所賅載，與夫《器藝》、《酒食》、《黥盜》之瑣細，《冥跡》、《尸穸》、《諾皋》之荒唐，《昆蟲》、《草木》、《肉攫》之汗漫，無所不有，無所不異。使讀者忽而頤解，忽而發沖，忽而目眩神駭，愕眙而不能禁。”［12］（P292）這種令讀者神駭目眩不能自禁的感覺正是其所記標奇立異造成的。段成式在《酉陽雜俎》自序中寫道：“夫《易》象一車之言，近于怪也；詩人南箕之興，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余，及怪及戲，無侵于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也。炙鴞羞鱉，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李劍國論曰：“成式首倡‘志怪小說’一詞，以為五經子史乃大羹折俎，味之正者，而志怪小說乃‘炙鸮羞鱉’，野味也。正人君子或對之不肯下箸，成式乃以為自有佳味。味之為何？奇也，異也，幻也，怪也。”［14］（P749）段成式首次明確提出了“志怪小說”的概念，反映了其追求純粹志怪的小說審美觀，這于他在《酉陽雜俎》篇目命名上的獨辟蹊徑即可見出，諸如將紀道術名為《壺史》，將鈔釋典題為《貝編》，將志怪異稱為《諾皋記》等等，使后人不得要領，難以捉摸，學問淵博者也時常嘆息其隱晦僻澀，宋人姚寬就在《西溪叢語》中對“支諾皋”、“諾皋記”的難索發出了“意義難解”的感慨，“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蓋莫得而深考矣”。［15］（卷142《子部五十二•小說家類三》）《酉陽雜俎》這種追求奇異的觀念癖好，正是段成式寫作《酉陽雜俎》的出發點，也是貫穿全書的主導精神，更是晚唐文人好奇風尚傾向的流露。因為在頹云籠罩的晚唐之際，只有閑散才能遠離朝政風波保全自身，也只有探得天下奇趣才足以蘊藉娛樂文人士子之自由精神。《酉陽雜俎》以其廣博繁雜、豐富奇異的內容開創了一種小說新類型，吳志達在魯迅“類書”說的基礎上，將其總結為“熔志怪、志人、傳奇、雜記、瑣聞、考證于一爐的雜俎類筆記小說”。［16］（P504）“雜俎類筆記小說”融知識性與文學性于一體，同時資料性與史料性互補，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前言》云：“小說是敘事文學的最高形式。判斷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學水平及其繁榮程度，小說現象曾經是，現在也仍然是極重要的標志。”［17］（P1）《酉陽雜俎》乃筆記小說承前啟后的典范，其價值地位之重要顯而易見。錢基博論段成式曰：所為《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古來佚文秘典，往往而在。而宋以后小說劇曲，多取其材為本事，獨為說部之宗匠，而為談苑所不廢。……所記多荒怪不經，而一以坦迤出之，不刻意構畫其事，隨抒聞見，不為摛華掞藻，亦非范史仿子。辭筆高簡而意態具足，足與干寶《搜神記》后先媲美，乃魏晉文章之枝流，而非唐人說部之浮濫。然記仙佛，記劍俠，記物異，則又唐人之意象，而擴魏晉之所未及。其曰《酉陽雜俎》者，取梁元帝“訪酉陽之逸典”語，謂二酉山也。文章不朽，別有千秋，固不必以三十六體與溫李分一席矣。［18］（P434－436）錢先生明確肯定了段成式文章的不朽卓超，確立了段成式于唐代文學的獨特貢獻。五、段成式與“三十六體”對“三十六體”的認識和理解歷來眾說紛紜，有詩體說、有駢文說、有詩文兼指說、還有綽號說、文學風格說等。認為“三十六體”為詩體說者，如《郡齋讀書志》卷十八云：“（李商隱）詩五卷，清新纖艷，故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簽》卷八中指出：“段成式詩與溫、李同號‘三十六體’，思龐而貌瘠，故厥聲不揚。”清人喬億在《劍溪說詩》卷下云：“迨唐末三十六體并作，語多穢褻，其宮體之職志，詩人輕薄之號，有由然矣。”視“三十六體”為駢文說者最普遍，陳冠明通過對眾多史料的爬梳指出：“‘三十六體’是史學家宋祁根據自己的文學思想與文學實踐總結、認定的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駢文體派。”此說自宋祁后多有從者。近代劉麟生指出：“唐代駢文，至李商隱始集大成。商隱與溫庭筠、段成式三人，號三十六體，蓋三人皆行十六也。四六之名，實始于商隱。”［19］（P83）“三十六體”昭示了駢文的復興，標志著古文運動的衰微和駢文在文壇的回潮。謝無量論唐代駢文發展云：“綜考有唐一代之駢文，初唐猶襲陳隋余響。燕許微有氣骨。陸宣公善論事，質直而不尚藻飾。溫、李諸人，所謂三十六體者，稍為秀發。唐駢文之變遷，其犖犖大者，如是而已。”［20］（P53－54）謝無量明確指出“三十六體”為唐代駢文的高潮，為南北朝之后駢文發展的又一關捩。“三十六體”曾于晚唐風靡一時，也為后世駢文的再度復興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倡導“三十六體”詩文兼指者，如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認為“三十六體”既可指詩，又可指駢文。元鋒、煙照《段成式詩文輯注》亦于前言中指出：“段成式與李商隱、溫庭筠被并稱為‘三十六體’，應并指其駢文與詩歌兩者而言。”［

以“三十六體”為綽號說者，如岑仲勉《玉溪生年譜會箋平質》云：“《舊本傳》：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因三人俱行十六，故有是稱。易言之，即李、溫、段之綽號耳。自《新傳》改為‘號三十六體’，添一‘體’字，易指人而指事，已失原意。”主張“三十六”為文學風格說者，如尹博通過辨析得出結論是：“參照當時社會風氣與文學時尚，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之所以并稱為‘三十六’，最主要的方面是由于共同大量用典、共同追求辭藻艷麗、古澀深奧的文學創作傾向，而這種傾向在各自的詩文創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現。既然是由于文學風格與傾向的相似而形成的并稱，加個‘體’字亦可，故‘三十六體’是可以存在的。”［21］究其實，“三十六”體三人的文學成就各有側重，李商隱以詩突顯，溫庭筠以詞揚名，段成式則以筆記小說《酉陽雜俎》傳頌，三人可謂三足鼎立于晚唐文壇。晚唐文壇上同時出現了三位皆排行十六的文人，這不僅僅是一種巧合，更是一種象征，具有一種文化意蘊，三人分別以詩、詞、文三足鼎立，各領風騷。如果說李商隱代表了晚唐詩歌的最高成就，溫庭筠堪稱晚唐詞家代表的話，那么，段成式毫無疑問就應該是晚唐散文風格的代表，應該得到和李商隱于詩壇、溫庭筠于詞壇同樣高度的評價。晚唐詩壇“夕陽無陰好，只是近黃昏”，詞壇“小荷才露尖尖角”，文壇卻“霜葉紅于二月花”，而段成式就是那一片霜葉。囿于文學觀念的局限和偏見，唐代文學史上詩歌的萬丈光芒淹沒了駢文、筆記小說等散文文體的星星之火，時至今日，我們有責任在重寫文學史時對段成式增添一筆濃墨重彩，給予其一定高度的文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