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文化與廣西文學相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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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直譯于壯語“岜萊”(“岜”是壯語“山”的意思;“萊”是壯語“畫畫”的意思)，意思是“畫有圖(壁)畫的大山”，是廣西左江流域壯族先民(駱越)與大自然進行靈魂交流的“話語記錄”。花山不僅是“一座山”，更是壯族人民的精神圣地和根性文化具象所在。真正的文學，總是要觸及精神靈魂，而真正的精神靈魂，又是潛藏于民族文化的深層次里，是一種文化的積淀和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廣西當代文學在發展中難免會涉及花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花山精神”———廣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因此探析廣西當代文學與花山文化的互動關系，從而構建嶄新的具有時代性的文藝理論及創作尤為重要。

一、探析二者互動關系的價值意義

廣西當代文學與花山文化形成普遍的互動關系，這不僅是理論論證的結果，也是廣西文學文化實踐客觀存在的事實。1985年，楊克與梅帥元撰寫的《百越境界———花山文化與我們的創作》一文已指明這種互動關系的客觀存在［1］。黃偉林在《從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廣西文學巡禮》中進一步揭示這種互動關系的內涵:“1985年前后，當中國文壇正被一股文化尋根的沖動澎湃之時，廣西一批年輕的詩人和小說家曾走向花山，進行他們文化本根的朝圣，試圖創造一種能與湘楚文化、齊魯文化相媲美的百越境界……一個后來被稱為‘花山會議’的廣西青年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在寧明花山召開，揭開了文壇新桂軍‘文學北伐’的序幕。”［2］溫存超在《花山巖畫與廣西當代文學》中進一步指出:“文學桂軍邊緣崛起重要原因之一乃受花山文化的重要影響。”［3］以上作家學者的研究和發現，充分證明了花山文化與廣西當代文學互動關系歷史性存在的客觀事實。其實這是一個剛打開局面的廣西文化構建大課題，對該課題繼續進行全面深入探討，將對廣西民族地域文化尤其是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構建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學者們普遍認同:“花山巖畫是世界巖畫的極品;花山文化是壯民族文化形成的標志，是嶺南文化的縮影，是連接中國—東盟的文化橋梁;花山巖畫具有著世界性的突出意義和全人類的普遍性價值。”［4］目前“左江巖畫申遺”已明確納入廣西人民政府重點文化工程建設規劃之中。從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角度出發，進一步挖掘花山文化精神內涵，以塑造左江(花山)文化品牌，這應是構建廣西文化的當務之急。從文學研究層面看，對花山文化與廣西當代文學互動關系進行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一，進一步理順“花山精神”實質及其與“廣西當代文學精神”之間的互通性;其二，進一步揭示“花山精神”之于廣西當代文學思想啟迪和精神支撐的作用;其三，進一步探討“花山精神”對于廣西文藝創作可供選擇的路徑、方向，如以民族差異性為藝術個性而獲得“跨國文學”甚至是“世界文學”的創作效果等。總之，這是一個立足本土民族區域現實需要的文學文化學前沿課題，對該課題展開人文學術科學探索，不僅對本土的文藝學研究具有推進作用，而且對重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提高本民族的文學創作乃至文化創造的自信心，均大有裨益。

二、探索二者互動關系的眼界和思路

探討花山文化與廣西當代文學互動關系重大文化課題，研究者應具備怎樣的學術眼光和科學思路是一個關鍵性的追問，事關所研究課題的人文學術價值構建能否真正實現。筆者認為，對本課題進行探索，應立足于時代文化創造即從“文化研究”角度出發，站在“文學創作價值論”較為寬闊而又切實的學術視野上，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花山文化”與“廣西當代文學”之間互動關系進行全面的歷史回顧和理論梳理，力圖從個體的文學文化現象研究而通透人類創造之“人性創造性”本質;從具體的文學文化實踐出發，尋找文學文化創新的基本途徑。基本思路概括如下:其一，花山文化的精神內核是什么?花山精神與“廣西當代文學精神”之間的互通、互動性如何體現?作為本土的文學文化精神，廣西文學里的“花山精神”與文學的“普世價值”如何聯系起來?這類問題，可以持這樣的基本觀點，即肯定“文學是人學”的基本價值理念，肯定人類文化精神的創造性和悲憫情懷。通過美學思考的抽象方式尤其可以通過“文學價值論”的研究方式加以探討，力圖搭建起一種切合本地文化創造實際的文藝理論學科框架。其二，文藝政策如何利用民族精神的自覺性達成自己的有效性?挖掘花山文化內涵、弘揚傳統民族精神怎樣成為廣西重要的文藝政策?更進一步，“花山會議”①對“文學新桂軍”的形成進而發展成“北伐中原文壇”發揮怎樣的推動作用?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對轉型期以來廣西文學創作實踐過程中的現象加以理論梳理、分析、探討，立足時下本土文學文化創造實際效果分析，針對已經執行的文藝政策(如“廣西作家簽約制度”)進行理性思考，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進一步完善當前文藝政策。其三，當代廣西文學在塑造“花山精神”具象方面已經取得怎樣的成就?具體到廣西本地“經典”文學文本，比如楊克的詩集《圖騰的困惑》、聶震寧的中短篇小說集《暗河》以及黃堃、黃神彪、農冠品等詩人所創作的詩歌作品是怎樣塑造“花山精神”根性文化具象的?“文學新桂軍”(以廣西“三劍客”為代表)的作品因突出的“現代性”而順利搶灘全國文壇，甚至享譽海外，因此有人說這些創作對于本土文化尤其是“花山文化”基本是“逃離”甚至是“背叛”的姿態，那么應該怎樣看待本土文學的現代性問題?諸如此類的提問，筆者持否定的態度。因為理論和實踐的從來都不可能令人信服，正像韓少功所說的:“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5］文學新桂軍的成功又豈能例外。文學的精神主要體現為創新的思維方式，而創新思維的動力潛在于民族文化深處，離開了“花山文化”、“花山精神”，“文學新桂軍”也就無從談起。貫穿于東西、鬼子、林白等廣西新生態作家創作過程中的所謂的“鬼魅思維”②，其本質是“花山精神”的“異名”而已。這一點可以通過對廣西當代文學現象進行概括，甚至通過對具體的廣西作家作品進行品讀、賞析的方式來詳細地探討;抓住“文學性”和“創作思維”這兩個文學研究的關鍵點，從特殊到一般，從具體到普遍，由現象而最終真正達到對文藝創作本質規律性的學術把握。其四，廣西文學(藝術)怎樣持續弘揚花山文化精神?傳統的民族文化精神怎樣進行現代轉型?尤其是圍繞“左江巖畫申遺”問題，廣西文藝該如何行動?筆者認為文學創作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精神生產。文學主要是以審美的方式直面當下人生、人性困惑甚至劫難，直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既是個體的、時代的，也是民族的、社會的。文學是人學，文學必須表現人性，人性是個性和共性的存在，共性是文學的文化價值，而個性是文學的美學生命，文學只有通過“個性”從而達到“人性”才算是成功的。未來的廣西文藝創作怎樣通過個性情感而達到普遍人性是擺在廣西藝術創造者面前的重大問題。既然時代文學創作必須是一種“生產”，那么時代文學就自然擁有“(產品的)價值”，市場經濟下的當代廣西文藝也可以主動地納入“現代文化產業”之中，文學可以借助產業的集群力量發展壯大自己。落實到本論域，當下廣西文藝可以主動地為“左江巖畫申遺”服務，并通過服務而宣傳壯大自己，從而達到雙贏的效果。廣西文藝(包括文學、影視、書畫以及歌舞表演等)如能抓住時機，圍繞“左江巖畫申遺”，借助時代媒體的強大威力，積極主動地進行策劃、創作，前景將是美好的且具有重大意義。

三、創新的文學研究是時代民族文學發展繁榮的前提

文學研究無止境，而“理論支點”的發現或選擇是文學研究創新的關鍵點所在。本課題研究應立足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與時俱進，大膽采用當代文化理論研究方法作為理論支點，特別是其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理論”、“文學人類學理論”等。怎樣從“花山文化”中挖掘出“花山精神”之本質，并把這種“精神本質”具體聯系到廣西當代文學及其精神之上，這是本課題研究思維的關節點所在，也是本課題必須重點突破的問題組成系列。它們之間環環相扣，甚至是相互“糾纏”，必須在思維上給予打通、理順，否則會導致內容不成體系或理論硬傷。另外，材料的擁有非常重要，而理論的創新(從材料中生成)則更難能可貴，創新是最困難的。怎樣對客觀存在的文藝現象進行個性化研究即“創新廣西文藝理論與批評”，這是研究最大的難點，唯有突破該難點才能有望實現最為理想的科研價值。鑒于此，必須力圖實現這樣的綜合目的:既能觀照宏觀的文化精神，又能落實到微觀的文學精神分析;既是對本土文學歷史的概括，又試圖達到引領廣西文藝創作未來之目的;既能達到文學研究之功效，還可推動正在進行中的“左江巖畫申遺”。這一系列的研究意圖如果都能具體落實，無疑可以達到“中國文學本土研究”一個新的高度。

總之，創新的文學研究是時代民族文學獲得大發展大繁榮的前提。針對花山文化與廣西當代文學互動關系的研究是一個立足于現實需要的前瞻性探索，旨在通過文學文化學研究的學術梳理，對廣西民族文學藝術歷史經驗進行全面的總結、提煉，進而不斷借鑒、創新，最終大膽而有創意地構建起嶄新的具有時代性的文藝創作及批評理論。鑒于僅僅是“引論”，本篇旨在拋磚引玉，對具體問題展開詳細討論，則尚需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