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詩界革命論對韓國文學影響

導語：梁啟超詩界革命論對韓國文學影響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在韓國開化期,升溫梁啟超的“詩話熱”

1898年,失敗之后,梁啟超被迫流亡到日本。不久,他在日本橫濱先后創(chuàng)刊了《清議報》《新民叢報》等近代報刊,這是梁啟超在不能直接參與維新運動的情況之下,以“文學救國”為目的創(chuàng)刊了一系列的近代報刊雜志。這樣,梁啟超卷土重來在第二線上投靠文界繼續(xù)開展愛國啟蒙運動。正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所言的那樣:“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蔽阌怪靡?梁啟超選擇了文學的道路,以筆舌做武器,從“灌輸常識”入手,達到“開通民智”的目的。[1](P182)梁啟超創(chuàng)刊的這些報刊不僅對近代中國文壇有影響,在近代韓國文壇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梁啟超創(chuàng)刊的近代報刊是“文學革命”的重要基地。其中,在詩歌理論方面,具體來說,梁啟超的“詩界革命”實踐是通過在《清議報》上特設的《詩界潮音集》《詩文辭隨路》專欄和在《新民叢報》上的“熱門專欄”《棒喝集》等專題欄目中發(fā)表。梁氏在上述的欄目中介紹國外新詩、登載國內(nèi)人士的“新詩”及其觀點。后來,他整理這些與“詩界革命”有關的論說及其習作并收錄在《飲冰室詩話》中,篤而論之,梁氏的《飲冰室詩話》就是在《新民叢報》第4號至第95號上連載過的與“詩話”有關的匯編集。隨后,1905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飲冰室文集》之后,中外廣為流傳。其中《飲冰室文集》傳入韓國之后,受到了韓國讀者的追捧。究其原因,在近代時期韓國的先進西方思想主要是通過日文、中文轉入,而當時韓國文人的第一外語是“中文”,是具有一定的漢文修養(yǎng)的文人,因此,閱讀梁啟超的文章沒有語言上的障礙。梁啟超的詩歌主題包括以下主要內(nèi)容: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清政府剝削和屠殺人民的罪行。[1](P186)此外,最為主要的是強調(diào)自主獨立、贊揚英雄、宣揚愛國志士業(yè)績、尚武精神等愛國思想與強調(diào)教育、重視文明開化、宣傳新民思想等啟蒙思想?？梢?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是韓國近代愛國志士傳播恢復國權和自主獨立思想的最佳著作。這間接地說明梁啟超的“詩話”對整個近代韓國詩界的影響。其中,韓國文人申采浩是積極接受梁氏“詩界革命論”的志士之一,而其思想影響具體表現(xiàn)在《天喜堂詩話》的詩論中。下面,我們仔細比較一下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與申采浩的《天喜堂詩話》。

二、中韓兩國發(fā)動詩界革命

眾所皆知,梁啟超詩歌作品的成就沒有小說那么高。梁啟超自己也承認并說道:“余向不能為詩,自戊戌東阻以來,始強學耳。”[2](P52)在《飲冰室詩話》中,他更加明確地表示作詩的難度:“甚至艱辛,往往為近體律絕一二章,與撰《新民叢報》數(shù)千言論說相等?！彪m然作詩非常“艱辛”,但是不得不作詩。因為梁啟超認為“詩歌的一句能頂數(shù)千字的論說文”,這種觀點是從“詩歌效用論”出發(fā),承認了詩歌這一體裁對讀者的影響力和說服力。雖然作詩很難,但是梁啟超非常喜愛讀詩歌,他在《飲冰室詩話》第一則中說道:“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于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讀之,以印于腦?！逼渲小胺架般瓙?輒諷誦讀之,以印于腦”更加具體地闡述了詩歌對讀者的作用。這樣,梁啟超漸漸地把詩歌這一體裁也視為革命的“工具”,并提出“詩界革命論”。具體而言,梁啟超在1899年12月25日赴美途中寫的《夏威夷游記》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詩界革命論”的口號。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說:“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梁啟超毅然決然地批判當時中國詩壇作詩長期一味模仿古詩的“復古”現(xiàn)象。下面,我們摘取《夏威夷游記》中重要的有關部分:“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為‘鸚鵡名士’,自覺過于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后可。猶歐洲之地力已蓋,生產(chǎn)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在這里,梁啟超簡單地描述了未來中國詩歌發(fā)展的道路,也顯露革新詩歌的雄心。他認為中國的詩界需要像“哥倫布”(意大利的航海家)、“瑪賽郎”(葡萄牙的探險家)那樣的開拓者。為了創(chuàng)作符合實際和有益于廣大民眾的詩歌,梁氏認為在詩歌的語言、內(nèi)容、形式上不得不要革新。中國詩歌開辟新的發(fā)展方向,需要“詩界革命”。在近代韓國詩壇方面,申采浩受到梁啟超“詩界革命論”的影響發(fā)動了“東國詩界革命論”。而申氏的主要觀點在著名的《天喜堂詩話》一文中有所體現(xiàn)。申采浩的《天喜堂詩話》是1909年11月9日至1909年12月4日在《大韓每日申報》上連載的富有近代意義的詩論。申采浩1905年在《皇城新聞》做評論員,1906年又在《大韓每日申報》做主筆,此時,申氏在自己工作的報刊上主動介紹了梁啟超的詩歌。因此,申采浩做主筆的《大韓每日申報》成為介紹梁啟超文章的“基地”。《大韓每日申報》不是單純地登載梁啟超的詩作,而是往往加上評語、評論。我們不妨引用一下其中對梁啟超《書感寄友人》的評論文章:“試將研究泰西哲學家之文字其精思,豈無恍然見大覺之新識乎。”文中重點評論了梁啟超詩作在注入“新思想”“新語句”等方面的貢獻,以梁氏詩作為標榜,鼓勵韓國詩人研究這些歐洲的先進思想。

三、梁啟超與申采浩革新詩歌的原因及其綱領

我們在細致地對比分析梁啟超的“詩界革命論”與申采浩的“東國詩界革命論”之前,先具體地了解一下梁啟超與申采浩二人各自發(fā)動“詩界革命”的動因及其主要內(nèi)容。梁啟超將革新詩歌的主要動機概括在《夏威夷游記》一文中。如前所述,梁啟超在該文中說:“猶歐洲之地力已蓋,生產(chǎn)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認為中國詩壇的情況也是如此,應該從這些航海家、探險家身上學習追求精神,積極吸收新的“營養(yǎng)”,取國外詩歌的“長”來彌補自己詩歌的“短”。如若不然,梁氏斷定中國的詩歌就“詩運殆將絕”了。這是梁啟超所說的不得不革新詩歌的主要原因。其實,這與梁啟超的文學觀有很大關系,梁啟超深信文學對國民的“不可思議”之力,因此梁氏通過“詩界革命”引發(fā)中國的革命。那么,怎么讓中國詩歌重生復活呢?梁氏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具體提出了革新詩歌的重要綱領:“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痹谶@里,梁啟超提出了著名的“三長說”,即“新意境、新語句、古人之風格”。梁啟超的“詩界革命論”包括革新詩歌的內(nèi)容、語言、形式等方面內(nèi)容,為中國詩歌未來的發(fā)展指明了具體的方向。而申采浩革新詩歌的語氣比梁啟超更加強硬,他批判了當時韓國詩壇的風氣:“縱觀近世我國流行的詩歌,大半是淫靡流蕩,造成敗壞風俗?！盵3](P63)申采浩呼吁改良詩壇的風氣,應該從革新詩歌入手,因為申氏認為詩歌的發(fā)展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甚至詩歌的“文風”能左右一國的盛衰。申氏于1909年11月23日在《大韓每日申報》上發(fā)表的文章更加明確地強調(diào)了這一觀點:“詩盛,國亦盛。詩衰,國亦衰。詩存,國亦存。詩亡,國亦亡?！币虼?為了挽救國家命運,他提出了革新詩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這些都是受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由此可見,梁啟超與申采浩從愛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fā),不約而同地倡導“詩歌效用論”。那么,梁啟超的革新詩歌觀對申采浩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呢?梁啟超“詩界革命論”與申采浩“東國詩界革命論”的基本綱領之中,主要有以下相對應的字句,見表1:根據(jù)表1所示,梁、申在主要觀點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共鳴。二人的“詩歌革命論”使用的詞句雖不同,但是其大部分內(nèi)容是“一脈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仔細閱讀申采浩的《天喜堂詩話》,還能找出其與梁啟超不同的一面。申采浩基本的觀點是排斥寫漢詩和采用漢詩風格的,因此革新韓國近代詩歌就是在詩歌的內(nèi)容、形式、語言方面必須得滿足“東國文、東國語、東國音”(韓文)的要求。

四、革新詩歌的內(nèi)容

1.接受西方先進的近代思想梁啟超的“歐洲之意境”是從廣義上來說的,涵蓋了政治政策、哲學思想、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等,這種思想成為擺脫“舊社會”的思想武器,是中國走向近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這正是在大部分傳統(tǒng)“舊詩”中很難體現(xiàn)的精神。在宋代、明代已經(jīng)有人從其他文明古國(印度)引進這些“新意境”的傳統(tǒng),使之豐富了宋、明的詩歌“意象”,歷史證明這確實有利于本國詩歌的發(fā)展。到了近代,過去的崇拜之國印度變落后了。由此,梁啟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轉向了歐洲,他在日本流亡時期已經(jīng)間接地體驗了歐洲社會、政治、哲學、科學、醫(yī)學等的“發(fā)展史”。對此,梁啟超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宋、明詩歌中所載的“印度思想”,到了近代替換為“歐洲之意境”了。那么,我們不禁會問:梁啟超認為符合新詩要求或稱贊過的詩人和詩作有哪些?在《飲冰室詩話》中,黃遵憲、夏曾佑、蔣智由被譽為“近代詩界三杰”。其中,梁啟超提出了新詩中“模范詩”的例子———黃遵憲的《今別離》。通過對《今別離》的閱讀,我們可以聯(lián)想到火車、輪船、汽艇等近代科學觀念下產(chǎn)生的新意象。黃遵憲重點描述了離別情緒,尤其是坐火車離開時憂郁的心情。該詩充滿了用新意象表達的新意境。黃遵憲在詩中表現(xiàn)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正如梁啟超所言:“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非常重視“新意境”,積極應用近代的科學概念并在詩歌中成功地輸入。梁啟超以此給文學家提供了作新詩時的參考“樣本”。而這種把西方新事物和文明成果作為表現(xiàn)對象的“新意境”,別開生面,為詩歌創(chuàng)作開辟了新的道路。[4]申采浩雖然在“東國詩界革命論”中沒有直接提到“新意境”的字句。但是,申氏非?？隙ㄍㄟ^詩歌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欲想通過詩歌傳播政治、科學、民主、獨立等近代精神。申氏在《天喜堂詩話》中主張的與“新意境”有關的觀點包括:“如果吾子成為詩界革命者,對《阿羅郎》《寧邊卓臺》等‘國歌界’改其頑陋,并輸入新思想。如此,才能使婦女皆讀吾子的詩、兒童也皆革新吾子的詩,從此不戀全國的感情和風俗?！痹谶@里,申采浩認為如果想當詩界的革命者,必須改變當時詩壇上風靡一時的“頑陋”之風氣,那么,怎么改變呢?申氏給出了簡單明了的答案,就是在詩歌中載入“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申采浩一再強調(diào)革新詩歌就等于革新國家,當然,從現(xiàn)在的文學觀念來講,雖然這二者之間不能畫等號,但是,也不能漠視它們之間某種內(nèi)在的互動關系。這種比較極端的“詩歌效用論”的功利主義文學觀貫穿著申采浩的整個論點。申氏在1909年11月16日發(fā)表的“詩話”中更深化了這種觀點,他斷定所謂的“新意境”就是拯救國家的一種知識,認為“普及新思想等于普及國民知識”。這種知識慢慢積累之后,可以變成國家的實力。由此來看,梁、申二人都深信創(chuàng)作新詩可以推動社會和國家的發(fā)展。因此梁、申二人不約而同地主張在詩中輸入“新意境”,按照這一思路,雖然申采浩在《天喜堂詩話》中使用了“新思想”一詞,但可以推知他所指的“新思想”就是政治、民主、科學等近代思想,正是梁啟超所說的“歐洲之精神”。申采浩的“新思想”,實際上是梁啟超的“新意境”。

2.體現(xiàn)尚武精神“新意境”除了體現(xiàn)西方近代精神之外,還要體現(xiàn)“尚武精神”。梁、申二人認為欲想啟蒙民眾,以至恢復國權和自主獨立的話,宣傳“尚武精神”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對此,梁啟超從詩歌中衍生出革新“軍歌”的想法,提倡創(chuàng)作別出心裁的“軍歌”。他把詩歌和音樂結合起來,在“軍歌”中賦予了具有革新意義的尚武精神,也肯定了其傳播效果。梁啟超還親自創(chuàng)作了表現(xiàn)民族自豪、富有愛國熱情的《愛國歌》等具有不落俗套風格的詠史、懷古之作和反映現(xiàn)實人物與事件的作品。申采浩的“東國詩界革命論”也提到尚武精神的重要性。申氏的《天喜堂詩話》創(chuàng)作于1909年,這正是“韓日合邦”的前一年,可想而知,當時已經(jīng)淪落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的社會風氣。在輿論界從事的申采浩,必須得呼吁近代韓國詩壇的詩人創(chuàng)作富有尚武精神的詩歌,其目的與梁氏毫無二致,都是讓國民團結一致,積極愛國,對抗日本,擺脫殖民。申氏從韓國歷史英雄的功烈出發(fā),試圖激勵尚武精神。同時,申采浩介紹與英雄有關的詩歌。這些詩歌都是贊揚戰(zhàn)績、鼓勵勇氣的,甚至還有安慰戰(zhàn)死名將的靈魂的。申采浩認為此類詩歌要廣泛流傳,所以鼓勵民眾多閱讀:“昔者雩岡寄送《風騷續(xù)選》一卷,開讀此卷,記載本朝以來之帝王、將相、名儒、通達人士詩。其名既是‘續(xù)選’,則必有其前篇……其中,或載有愚溫達、乙支文德諸公《出軍歌》,又或載有《陽山歌》《會蘇歌》等。”在這里,申采浩之所以介紹《風騷續(xù)選》,是因為這些詩作的主題或題材與愛國、尚武精神是分不開的。申氏尤其認為歌頌英雄種種業(yè)績能啟發(fā)愛國之心,因此特別舉出了韓國史上名將溫達和乙支文德,他們二人分別是高麗第25代平原王、第26代嬰陽王時期的名將,都有打敗外敵的優(yōu)異戰(zhàn)績。

五、革新詩歌的語言

1.使用“新語句”梁啟超在革新詩歌的語言方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梁啟超革新詩歌的“三長”之中,第二個內(nèi)容是關于“新語句”的。所謂“新語句”就是“歐洲的語句”及日本翻譯的西方書籍中的新名詞。梁啟超主張積極引進這樣的“新語句”。梁氏認為在使用“新語句”的詩歌中,鄭西鄉(xiāng)的詩歌發(fā)揮得最為淋漓盡致。究其原因,梁啟超認為鄭西鄉(xiāng)詩歌中“日本譯西書之語句”(新名詞)使用得非常自然,甚至認為“天衣無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們仔細一看,這些新名詞包括民主、政治、社會科學等思想,無疑豐富了漢語的詞匯,也推進了詩歌語言的革新,提高了國民的素質和教養(yǎng)水平。而申采浩的“東國詩界革命論”中也有對使用“新語句”的看法。申采浩認為在詩中輸入“新語句”能起到啟蒙民眾的作用。他對當前“新詩”中使用新名詞的問題有精辟的論述:“東國詩何為?蓋出于‘東國語、東國文、東國音’?！盵3](P63)申采浩所說的“東國”意味著韓國,因此,他得出了一個結論:韓國的新詩應該用“東國語、東國文、東國音”來寫。更確切地來講,在韓國的詩歌中,如果要真正地表露韓國人的思想感情,應該使用韓文來作詩。而且申采浩還糾正了當前誤認為自己在創(chuàng)作“新詩”的詩人及其詩作,申氏認為即便使用了新名詞,但仍習用中國的“七言絕句”“五言絕句”等作詩方式的話,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東國”的詩歌,這種詩歌格律、音律是適合漢語的,而從韓文的語言特點上考慮,應該要打破作詩的形式和格律。不然就與“東國詩界革命”的宗旨相違背。再者,申采浩再三強調(diào)了使用韓文的重要性。實際上,使用韓文的問題直接關系到讀者群,讀者群又應該跟啟蒙的對象有直接的關系。因此,從民族主義角度去看,作詩應具備的前提條件是:第一,擁有廣泛的讀者群;第二,具有極快的傳播速度。由此可見,申采浩主張以韓文創(chuàng)作新詩,以韓文來輸入新意境和新語句是有一定道理的。

2.追求詩歌語言的通俗化———使用口語和俗語在革新詩歌語言方面,梁啟超和申采浩二人在追求詩歌語言的通俗化問題上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首先,梁啟超對丘逢甲的詩進行了評價,提出了對語言通俗的問題的看法:“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皆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jīng)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歌革命一鉅子耶?”[2](P30)在這里,梁啟超的基本論點是在詩歌中無妨使用“俗語”或“口語”等通俗語言,如果這些“通俗語言”使用得恰到好處,不僅能使詩歌本身具有“雅馴溫厚”的魅力,也能讓詩歌與民眾走得更近,達到一舉兩得的效果。另外,梁啟超也將詩歌的通俗化運動推廣到校歌的改良上,在校歌中提倡使用俗語和口語。我們不妨引用一段重要的部分:“今吾國之所謂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讀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數(shù)十行講義,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達唱歌之目的。謹廣告海內(nèi)詩人之欲改良是舉者,請以他國小學唱歌為標本,然后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發(fā)為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盵2](P77-78)這樣,梁啟超認為當時校歌的歌詞難于課本,因此從校歌的效用來說是“無用武之地”的,往往出現(xiàn)“沒有人讀懂也沒有人聽懂”的情況,因此梁啟超主張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來改寫。校歌應該使用最淺層次的語言來作詞,直露地表達出其包含之意義。在申采浩革新詩歌語言的觀點中,也能找到受到梁啟超觀點影響的痕跡。申采浩在1909年11月16日連載的《天喜堂詩話》中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革新詩歌語言問題的見解:“詩歌是以陶融人的感情為目的,多宜用國語乎,以國語成句,使婦人、幼兒也一讀皆曉之注意。乃普及國民知識有效力。近日聞各學校用歌,即太多雜用漢字……可云:亦是教育界的缺點。”由此可見,申采浩有意地排斥使用漢字,提倡使用“純韓文”。

六、關于詩歌的風格

1.“古人之風格”與“國詩風格”關于詩歌風格問題,梁啟超沒有明白的論述,也沒有具體而詳細的說明,但是通過閱讀《飲冰室詩話》對詩人及其詩歌的評價,我們可以間接地了解到梁氏對詩歌風格的具體看法。我們不妨引用一段梁啟超評價黃遵憲的詩的文字:“時彥中能為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有《今別離》四首,又《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尚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總結上述觀點,梁啟超對黃遵憲的詩歌是抱著肯定的態(tài)度進行評價的,那么,我們不禁會問道:梁啟超具體肯定在什么地方呢?根據(jù)梁啟超所言,黃遵憲的詩就是“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相對而言,黃遵憲的詩中之所以“新語句”比“新意境”較少,是因為黃遵憲重視詩歌風格。對此,梁啟超提到了其中的關鍵:“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在這種相互矛盾的情況之下,梁啟超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新意境”。究其原因,是因為“詩界革命”在初期階段曾經(jīng)有過失敗的教訓,有些新詩“其語句(新名詞———引者注)則經(jīng)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1](P155),往往出現(xiàn)除了作者之外旁人看不懂的現(xiàn)象,如果沒有注釋的話,就完全不明其意。梁氏甚至認為這樣的詩人,“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因此梁氏不愿意看到在詩壇上涌現(xiàn)“以堆滿紙新名詞為革命”的低質的新詩。梁氏盼望出現(xiàn)二者兼顧的新詩,就是重視“新意境加舊風格”的詩歌。顯而易見,如果過多地使用新詞語的話,自然會打破中國古典詩歌擁有的音律和格律,不能互相“調(diào)和”,也不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詩的“氣質”。那么,這種氣質究竟是什么樣的呢?正如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所言:“理想的風格是讀其詩,則宋人風格中之最高尚者?？ゼぴ?芳馨悱惻,三復之不忍去也?！绷菏闲蕾p宋代詩人的風格,認為其詩的氣概是“俊偉激越,芳馨悱惻”的,是當時文人值得參考的。申采浩也有針對詩歌風格展開的論述。他曾說過:韓國國詩最合適的形式是“東國語、東國文、東國音”,且申氏認為理想詩歌風格是“國詩”,即傳統(tǒng)的國文詩歌。毋庸置疑,申采浩有意擺脫漢詩的束縛,保持國語的音律,認為最合適的就是“國詩國風”。申采浩對作為一種詩歌形式的國詩有精辟的論述,我們不妨引用一段:“帝國新聞曾懸國字韻,購賞‘國文七字詩’或‘七字詩’。此種新國詩體,曰:‘否也,不可也?！娛亲杂杏姷囊艄?jié),俄國詩是自有俄國詩的音節(jié),其他各國詩皆然……又或近日各學校,效仿日本音節(jié),間有制作十一字歌者,此亦制作國文七字詩之類。”[3](P61-62)在這里,申采浩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申氏不能把“國文七字詩”視為“新詩”。究其原因,“國文七字詩”的源頭是漢詩的“七言絕句”。對此,申采浩舉了個非常有趣的例子:“英國詩是自有英國詩的音節(jié),俄國詩是自有俄國詩的音節(jié),其他各國詩皆然。如果甲國的詩以乙國的音節(jié)效,這屬于是把鶴膝換成鳧腳,把狗尾換成黃貂?！焙喲灾?借用漢詩的格律,使用國文的詩是一種“畸形詩”。因此申采浩認為一國的語言有自身的表述規(guī)律,不能一味地模仿國外的詩歌風格。因此把“漢詩”和“國詩”分開來了。同樣,借用“日本音節(jié)”作詩也不過是如此而已,也不能把它視為韓國的“新詩”。

2.積極吸收音樂因素———“歌體式”與鄉(xiāng)歌梁啟超、申采浩二人都非常關心詩歌與音樂的關系問題。音樂對社會、國民的效用是無可否認的。音樂與詩歌語言的通俗化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反過來講,詩歌若不能對國民產(chǎn)生強烈的影響,梁啟超認為其原因是詩歌與音樂的分離。具體而言,梁啟超認為如果音樂固有的“抒發(fā)情感”的方式與詩歌結合的話,對幼兒、婦女、文盲等(啟蒙對象)的教育有很大的功效,這無疑對詩歌的發(fā)展也有好處,尤其是在思想傳播速度、效率、功效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梢?梁啟超認為通過詩歌和音樂改造精神是最見效的,因此應該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不要再犯過去“詞章家”犯過的錯誤。這種觀點在詩壇引起了共鳴,作新詩的作家紛紛寫起了“詩歌與音樂”結合的詩,創(chuàng)作“歌體詩”一時成為社會的風氣。而申采浩也對詩歌中的“音樂要素”十分重視,這與上述梁啟超的觀點極為相似。這些觀點見于申氏在1909年12月2日連載的《天喜堂詩話》。下面,摘錄一段具體的內(nèi)容:“古賢儒長者皆好國詩和鄉(xiāng)歌,多引活潑之典故,又在花鳥月夕、朋儕會集之際,往往以長吟短唱遺興,可想其風流。此一道在近來百余年間,但只歸蕩子淫妓。如果上等社會調(diào)修士子,不能作國詩一句,不解吟鄉(xiāng)歌一節(jié),詩歌則愈取淫靡之一方,人士則愈絕愉快之道?！盵3](P69)根據(jù)申采浩所言,韓民族能歌善舞,在韓國古代也都有詠唱國詩和鄉(xiāng)歌的良好傳統(tǒng)。但是到了近代這良好的吟詩傳統(tǒng)斷掉了。

申采浩進一步認為創(chuàng)作“歌體詩”是文學家的責任,其責任不能推卸給文學水平相對低些的蕩子和淫妓。文學家的束手旁觀,導致詩歌的主題越來越“淫蕩”,敗壞整個詩壇及社會的風氣。因此申采浩帶著強烈的啟蒙目的重新重視起傳統(tǒng)歌曲鄉(xiāng)歌,并呼吁有愛國心的文學家繼承民族傳統(tǒng),積極吸收“鄉(xiāng)歌”“民謠”等傳統(tǒng)音樂因素。七、結論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首先,在革新詩歌的內(nèi)容方面。梁啟超所說的“新意境”就是“歐洲之思想”或“先進的近代精神”,詩人應該把它當做“詩料”作詩。從此在新詩中體現(xiàn)民主、自由、愛國、科學等思想;而申采浩把這些“新意境”集中在“尚武精神”中,非常強調(diào)體現(xiàn)愛國精神的主題。其次,新詩中輸入新語句。這是體現(xiàn)“新意境”時必需的嶄新“語句”。梁啟超通過“新語句”的輸入希冀革新詩歌。而申采浩也贊賞使用“新名詞”的詩歌。此外,梁、申二人追求詩歌語言的通俗化———使用口語或俗語,是為了“開民智”。最后,詩歌的風格。梁啟超非常重視“古人之風格”,梁氏肯定了古詩中的審美及形式魅力。而申采浩認為“國詩”就是詩歌的典范。因此對韓國民族來說,國詩是最為合適的。這一方面,申采浩更加偏頗一些,呼吁必須使用國文(韓文)作詩,并且極力批判襲用漢詩風格的“國文詩”,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此外,梁、申二人都肯定了“詩歌和音樂”結合的問題。梁啟超對新式的軍歌和校歌評價很高,而申采浩對民謠、鄉(xiāng)歌等傳統(tǒng)歌曲抱有積極心態(tài),試圖繼承傳統(tǒng)曲調(diào),并努力轉化為詩話。

綜上所述,申采浩積極地接受了梁啟超的“詩界革命論”,充分地吸收其嶄新的觀點,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詩話觀。尤其是在革新詩歌語言、革新詩歌形式方面,更向民族主義的“國學”靠攏,這也許是通過新詩喚起“國魂”的最佳方法。《天喜堂詩話》寫于1909年,當時韓國正處于被日本侵略的時期,次年韓國便完全淪落為日本的殖民地了。考慮到這樣的特殊歷史,申采浩極為強調(diào)“東國文、東國語、東國音”是可以理解的。申采浩積極地接受梁啟超的“詩界革命論”之后,以此為基礎,根據(jù)韓國民族的語言特點和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構建了自己的詩歌理論體系。從中我們可以透視梁、申二人的影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