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科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本維度

導語：農科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本維度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科技文化交流,是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動力;與之同時,科技文化交流又是涉及2個或多個文明體系之間的接觸與碰撞,包括了相當豐富的內涵,涉及這些文明體系眾多的層次與方面,因此,從不同角度關注歷史時期的這一社會文化現象,既有助于推進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本身的深化,也是認識一個國家、民族或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路徑。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歷史也是如此,同樣需要從不同角度來解析。

一、空間維度:“內”與“外”

中國幅員遼闊,基于各地區不同的自然稟賦和人文歷史環境,不僅境內自古以來就生存衍息著眾多的民族,他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經濟與社會結構以及思想文化雖然各具特色但卻又聯系密切,在歷史時期存在著持久性交流與交往,共同構筑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即所謂“多元交匯”(1)或“多元一體”;(2)而且,中國境內各民族還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與周邊甚至遠距離的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聯系,這一過程也是貫穿中國歷史始終。因此,關注這一問題,應該涉及三個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國與域外民族、地區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國境內不同地區、民族之間的交流;三是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與“外”的界限問題,即何謂“中”、何謂“外”?這一問題在今天來看似乎并不復雜,雖然目前中國與周邊許多國家之間仍然存在疆界的爭議,但大體而言有一個基本的、現實的界限,即邊界線的存在。但如果把這一問題放置在整個歷史時期來看,則要復雜的多。其一,中國自古即為多元族群之國家,因此,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伴隨民族的融合與變遷,“中國”一詞的內涵也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由最初所指的華夏民族聚居之處的中原,發展到超越單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統治空間內涵的“中國”;而且眾所周知,具有近現代國體意義“中國”一詞的出現,則完全是在鴉片戰爭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國家實力強弱之差異、控制理念之變遷等內外因素影響,不同時段的疆域顯然是不盡相同的;而且,研究歷史上有關疆域的詞匯,如“疆”、“境”、“域”、“國”、“邊”、“界”、“塞”、“關”的內涵所指,我們亦可以發現中國與域外的分野其實亦甚為復雜,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條線,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個緩沖國(帶);(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變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因此從長時段視角來審視,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外界限的內涵更為豐富,除了上述這樣的政治意義疆界外,還包括了經濟乃至文化意義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國”和“經濟中國”的疆域,其范圍可能更廣闊,內涵亦更復雜。(4)也因為如此,在理念的層次上,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與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時代性,或謂之與時俱進的發展。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歷來頗多爭議。但對第一個問題,在中國史學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即以現在中國的版圖為基本原則,來考量古代歷史的中與外問題。正如費孝通先生所強調指出的,“某一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不等于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應該包括邊疆其它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邊界”,這是我們應該樹立的中國歷史觀和歷史疆域觀。(5)近年來,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關系的微妙變化,除了現代國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歷史、文化因素的干擾,尤其是文化心理層面的瓜葛。界線問題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內涵問題。從空間或地理方位的概念來理解,以中國為中心,歷史時期中國與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中與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區、中亞、西亞和歐洲)、中國與東方(包括東亞諸國,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區)、中國與東南亞、中國與南亞。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時段、通過不同的路徑形成了不同內涵與特質的科技文化交流,也產生了不同層次與程度的影響。典型如中西之間,漢唐時期憑籍絲綢之路,鼎盛之至,主要側重于畜牧、園藝品種與技術的引進;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實驗農學的崛起,以海路交通為主線,所引進的內涵則更為豐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具有了“西風壓倒東風”的態勢。在科技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囿于交通條件和政治壁壘等因素制約,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實質上遠不及域內不同地區、民族之間的交流;而且,中國大一統理念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也強化了區域間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廣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國古代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域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更不容忽視,應該說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體,而且其內涵最為復雜、影響最為深遠。從這一角度而言,古代農業科技文化的區域之間的交流以中原地區為軸,主要包括兩大塊:其一為南北之間,涉及兩種不同類型農耕文化———旱作農業文化與稻作農業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交往;其二為東西之間,實質為農耕文化與農牧文化之間的交流,涉及內容更為廣泛,既包括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等經濟內涵,還包括了民族對峙與融合、文化碰撞與整合等方面的內涵。在中國農業歷史發展進程中,這二者之間具有相當顯著的風格和內涵差異。比如農牧之間,在歷史進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權的對決,故而伴隨著戰爭這一重要方式,節奏緊湊,規模輝煌一時;其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戰爭對決的過程中,雙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綿延不絕;而南北之間,基本上排除了強勁對手逐鹿中原的威脅,而且經過長期的磨合后,雙方的認同感明顯強于農牧之間,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進程平緩而持久,范圍和程度自然也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除了這兩個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區域內部也同樣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縣治所為核心地帶,形成了多個科技文化傳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們以政治經濟聯系為紐帶,相互聯系,最終構筑起了傳統科技文化交流的網絡體系,共同完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科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因此,區域文化交流成為了研究中國經濟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議題。厘清域外交流與境內交流之間的聯系,也是研究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題之一。眾所周知,中外和境內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遠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況下二者具有相當密切的聯系。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傳統時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傳遞的特點,注意到了邊界地區和民族的橋梁、紐帶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層次上二者也存在一個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可以說既相互營造了環境和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動力和條件。

研究中國古代農業科技文化史還應該注意交流主體之間的互動問題。所謂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體間的關系問題,雖然不可避免存在強與弱、主動與被動等差別,但歷史進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歷來都不是單向,即使在強勢文化強勢植入的過程中,弱勢文化也會在潛層次給強勢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須注意互動的問題。比如研究傳統時代的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國為中心或主軸的視野中審視,也需要以輸入地為軸心來審視,從而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心———周邊”研究分析體系。再比如域內的農牧文化之間的交流,也是如此,雖然表面上表現為農耕文化對游牧文化的一種蠶食、鯨吞,但細細梳理中國農耕文化和農業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不難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簡單。筆者在分析西北農牧關系時對這一問題曾經有所涉獵,認為其間存在多層次的互動關系(6):表層是一個以農牧分界線變遷為表征的歷史過程,其深層次則表現為一個農牧文明交互影響、交互滲透的動態過程;具體而言,就是農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現實三個層次上不同形式與特點的主導性推進,以及游牧文明在顯性層次上的被動退守和潛性層次上的回應與逆向滲透。

二、時間維度上:發展的階段性

中國農業歷史的發展進程大致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原始農業階段、傳統農業階段和近現代農業階段。在不同的歷史時段,農業科技文化具有不同的內涵和特征。與之相適應,中國的農業科技文化交流歷史也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的內涵、特點、范圍以及方式等方面也自然具有顯著的差異。在原始農業階段,盡管受制于農業科技文化本身的發展水平、農業區域點狀分布的特征,以及交通等諸多條件的制約,使得這一時期的科技文化交流總體而論尚處于初始階段;但是,在近乎萬年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我們先民們也在這一方面創造了一系列奇跡。研究表明,起源于中國、最終遍及世界各地的稻作農業文化跨洋越海、翻山越嶺的傳播之路,就是在這一時期所基本完成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典范;牛、羊等畜牧訓育品種的傳播亦是如此。當然,由于缺乏充裕的資料和有力的證據,要厘清這一時期農業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情況,顯然并非易事,只能寄希望于未來科技的突破。在傳統時期,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經濟逐漸發展成為了社會經濟的支柱,在此背景下,農業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就成為了對外交流的主要內容之一,形成了以對外傳播為主體的、包括域外引進、互動交流在內的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蔚然大觀。此處僅以這一時期的域外引種為例做一簡單梳理。我國古代從域外引進的作物相當豐富,亦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歷史過程。通常所謂的三次引種高潮,即秦漢時期—唐宋時期—明清時期。由于各自的社會背景與需求有別,故引種作物的側重點與引入路徑亦有不同。于此,著名植物生理學家、農史學家石聲漢先生曾以域外引種作物名稱作為切入點,用胡、番、海、洋做出了基本的概括:凡是名稱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為兩漢兩晉時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為南宋至元明時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7)

秦漢時期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格局形成,中外經濟文化科技交流得以長足發展。尤其是以絲綢之路為主要孔道,創造了對中國農業歷史發展進程中對外交流的第一高潮。這一時期的域外引種,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優良畜牧品種。史載,為適應軍事與生產的需要,秦漢政權皆致力于良畜之引入,并廣設牧師苑進行大規模選育和改良。如秦人從漠北引進蒙古馬,漢武之時則由西域引入大宛馬和烏孫馬。以此為背景,農牧之間的交流亦漸及高潮,驢、騾、駱駝等“奇畜”銜尾入塞,大量進入中原地區。(8)此外,為了保證農區畜牧業發展,漢武帝時還從西域引入優質牧草———苜蓿,開始在京師宮苑試種,后又在寧夏、甘肅等農牧交錯地帶推廣,形成了大面積的牧場和飼料基地。優良畜牧品種的引進,不盡促進了秦漢畜牧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而且產生了更為廣遠的影響,即如清初王夫之所謂“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第二個方面,即果蔬品種的引進。與前者大張旗鼓的有所不同,此類品種之引進流傳,多賴民間力量完成。據考證,這一時期引進的園藝作物主要有黃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蔥(胡蔥)、石榴(安石榴)、蠶豆、豌豆、豇豆(胡豆)、葡萄(蒲桃)等。據有人統計:秦漢蔬菜二十余種,一半以上是漢代才有人工栽培的明確記載,而有相當一部分則是從域外或少數民族地區引入的,足見域外引種之影響。唐宋時期的域外引種。唐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消費結構和觀念發生了一定的變革,以此為背景,農業科技文化交流之內涵也發生了諸多微妙的變化,可以說園藝作物種類和品種的大量增加,是漢唐間引種作物的顯著特點。唐宋間引入中國的園藝作物大致有無花果(阿駔)、茉莉(末利)、檳榔、楊桃(五斂子)、柰(綿蘋果)、萵苣、菜、菠菜、西瓜、海棗(波斯棗)、扁桃(巴旦杏)、阿月渾子、齊暾果等。大量果蔬品種的引入,極大豐富了國人固有的餐飲內涵①(9),具有重要意義。

以海交之路開通和新大陸發現為背景,明清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引種高潮。這一時期的作物引進,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與人口激增相聯系的高產作物的引進,如玉米、番薯、馬鈴薯等;二是適應商品經濟發展趨勢而引進的經濟作物,如煙草、花生等;三是菜蔬作物,如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末,辣椒、蕃茄、菜豆、洋蔥、南瓜等蔬菜在中土的推廣種植。明清時期作物引進和推廣影響甚為巨大,如高產作物的引入推廣,不僅對緩解糧食供應矛盾發揮了積極作用②(10),也引發了我國作物布局的重大變化,使我國現代作物、果蔬種類結構基本定型。而經濟作物的引進推廣,不僅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更從深層次加速了中國農業產業分化與農業商品化趨勢,成為孕育滋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因素之一。

進入近代以來,隨著工業革命在西方的崛起,與其相適應的近現代農學與農業也應運而生。與其相比較,傳統農業的諸多優勢風光不再。因此,以世界政治、經濟與科技文化格局的變化為背景,這一時期的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呈現出顯著不同的內涵與特征:一是由中國輸出為主轉而輸入為主;二是輸入內容由技術進而制度乃至農學思想理論,深刻而全面;三是途徑更趨多元化。在這一進程中,肇始于明清時期中國近現代農業變革諸多萌芽因子,在西方科技的大量傳入的沖擊下以新的方式漸及發揚光大,中國農業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轉型過程:經驗農學開始向實驗農學轉變,有機農業向無機農業轉變,新型材料與技術替代傳統工藝,農用動力由畜力向機械化過渡,中國農業開啟了近現代化的進程。當然,關注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時段性還有一點必須注意,即:域外引種之內容雖然具有明顯的時段性,但并不意味著一種作物憑籍一次引種就可以完成,還存在多次引種的可能;而且即使是同一種作物,不同時段引入也不一定是同一個品種,也可能存在著品種之差異。

三、發展視野中深度問題

科技文化交流必然還涉及一個深度問題,這是這一社會文化現象效應的最終體現。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個方面是交流內容的深度問題,對這一問題,筆者在研究秦漢時期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時曾經有所涉及(11):可以看出,與交往及控制方式相聯系,秦漢時期的對外交流大致可以概括為立體移殖型、輻射滲透型及遠接互化型三種類型;以交往、控制的方式和強弱的差異為基礎,農業科技文化的傳播交流及其影響亦呈現出相應不同的一些特征,基本上表現為這樣的一種發展趨勢:隨著交往密切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農業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方式途徑、層次內涵以及影響呈現出同步的弱化發展;與之同時,則是交流色彩的強化和傳播成分的減弱以及影響范圍的不斷拓展。

第二個方面,就是影響的程度問題。不可否認,無論是在科技文化交流如此漫長的進程中,還是在科技文化交流如此廣袤的范圍內,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文化交流都會在歷史上留下印痕并足以載入史冊:一些科技文化因子,風云際會,對輸入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但更多的現象則是數量眾多的科技文化因子或根本就沒有引起注意,或是早就淹沒在社會發展的歷史塵埃之中。解讀這一現象,有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值得關注,即本土化問題。眾所周知,在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進程中,必然存在一個文化采借的過程,也就是說,對待外來的科技文化因子,存在一個立足本土環境與文化,對其選擇性接納和發展問題。也因為如此,許多科技文化因素在輸入地發生了迥異的變化,甚至于衍生為第三種文化。農業科技文化的本土化,就其實質也是一個文化采借的過程,即這些文化因子進入輸入地之后,與該地區固有的地理環境、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環境相結合,經過長期的磨合之后,不斷繼承創新,最終為原有文化體系所接納,甚至內化為一種自己的文化特征。

農業科技文化本土化的內涵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即傳入的農牧嘉種在傳入地自然環境下的屬性的自我調適及與本土物種雜交后的變異,即“風土適應與調整”。典型如漢唐時期,通過絲綢之路引進了大批的西域優良馬種,經過改良,形成了許多新的優良品種,“既雜胡種,馬乃益壯”(12)。據專家考證,隨唐太宗縱橫馳騁的昭陵六駿,即多為引進或雜交之優良馬種。(13)其二,技術因素在新環境下的適應性調整和發展。如唐代中葉以后南方稻作農業技術體系的出現,顯然是在吸收北方旱作農業技術體系諸多因子的基礎上,適應江南地區地理、氣候等農業生產環境而發展的結果。其三,包括這些物質層面的因子進入輸入地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中,并真正地占據一席之地,這一點,聯系中國農業歷史進程中作物結構與飲食結構的變遷軌跡,就不難發現線索。典型如小麥,原產于西亞,大約在三代時期輾轉進入中原地區;但傳入中原之初,并沒有撼動粟、黍等作物的主體地位;進入漢唐以后,隨著加工工具———碾石豈之發展,“粒食”轉而“面食”,小麥種植逐漸獲得了大范圍的推廣,并逐漸成為中國人飲食結構、稅收(實物稅)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至今仍謂之“北麥(面)南稻(米)”;其四,輸入的因素被本土文化所認接受、認同、理解,甚至通過用自身文化理念的闡釋,使之衍化為自身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石榴。眾所周知,石榴源自中亞地區,秦漢時期隨絲路開鑿而進入中國,因其果實味道鮮美、色澤艷麗而備受國人喜愛,不僅漸入文人騷客歌詠之范疇,而且與中國紅紅火火、多子多福等理念連為一體,成為了中國傳統民俗文化中象征富貴的重要符號。再之如辣椒,傳入中國之后很快流行,不僅僅被越來越多的人食用,而且也被賦予豪爽、刺激、熱烈、干練等文化內涵,辣椒的形象對于中國人來講,也開始意味著紅火、豐收、喜慶,形成了獨特的一種辛辣文化。(14)其實仔細梳理中國農業文化發展,類似例子甚多,亦足見中國古人頗具“拿來主義”之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