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去”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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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期盼與夢想如何順利而真正地得以實現，不只是文學界必須考慮的問題，更是翻譯界無法繞開的難題。因而，中國文學的譯介應當被賦予根本性、保障性的地位，它是推動和引領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鋪路石與牽引力。作為中國文學中堅力量的‚文學豫軍‛，更應該以積極的姿態、激昂的斗志和實際的行動共同參與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新時代海外之旅。如何改變‚文學豫軍‛海外譯介的現狀，以及加快中原文學‚走出去‛和‚再進軍‛的步伐，需要以文學翻譯為切入點和發力點，綜合各方力量，利用各種條件合力推動‚文學豫軍‛作品譯介快步走、上臺階、上檔次，為新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發揮河南作用，做出中原貢獻。

關鍵詞：中國文學‚走出去‛；文學豫軍；文學翻譯；新時代

中國文學“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文學跨出國門“走出去”系列工程成效漸顯。21世紀以降，在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和中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向國際、融入世界的需求越發強烈，呼聲越發響亮。與此同時，西方世界希望全面而深入了解中國的愿望愈發強烈、態度愈發誠懇。既然國家層面有“中國夢”，那么文化層面有“文學夢”不失為促進文化交流、借鑒、融合的有效途徑，并可進而借其推動新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戰略的深化和工程的擴大。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期盼與夢想如何順利而真正地得以實現，不只是文學界必須考慮的問題，更是翻譯界無法繞開的難題。在此意義上，中國文學的譯介應當被賦予根本性、保障性的地位，因為它是推動和引領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鋪路石與牽引力。中國文學“走出去”不應當停留在愿望、夢想、呼吁和批判的層面上，相反要多對比、多思考、多創新，要用真真切切的行為和實實在在的努力向世界各國推介中國文學，證明中國文學。不可否認的是，從目前中國文學譯出的數量、質量及其海外傳播度、接受度來看，中國文學的“走出去”之路并非一帆風順，甚至困難重重。究其原因，排除文化的差異、西方的偏見和商業的顧慮等因素，作家的姿態、作品的風格和譯介的模式與效果同樣不可忽視。這從“文學豫軍”作品的海外譯介與傳播現狀便可見一斑。中原文學歷史悠遠，文脈深厚，更擁有所謂“中原崛起看文化，中原文化看文學”之美譽與地位。但是，“文學豫軍”的“走出去”之行可謂長路漫漫。所以，作為中國文學中堅力量之一的“文學豫軍”，更應該以積極的姿態、激昂的斗志和實際的行動共同參與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新時代海外之旅。

一、差異與共存

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起點與基點都在中國，它先天地帶有明顯的本土化與民族化特征。既然如此，在“走出去”之前先開展自我對照、自我反思與自我批評就顯得非常必要。先拋開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讀者面與接受度不談，它在國內擁有的讀者群有多大，傳播面有多廣，接受度有多深呢？事實證明，中國文學在國內受到的關注、得到的認可和獲得的地位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好?！爱斚碌闹袊x者對于自己的本土文學開始抱持一種‘不以為然’的漠視態度。”[1]今日之青年，尤其是大學生關注和喜歡的多是網絡、言情和武俠等所謂的快餐式暢銷文學作品，他們中間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或認真讀過魯迅、沈從文、莫言、賈平凹、陳忠實、閻連科、余華、王安憶、蘇童、周大新、李佩甫、劉震云和畢飛宇等現當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青年讀者舍近求遠、崇洋媚外，殊不知中國文學本應是世界文學的重要構成與主要力量，這是中國文學質量之所在，也是中國文學“走出去”之所為。雖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曾經在國內文學界、翻譯界以及本土讀者群中掀起閱讀和翻譯中國文學的小高潮，但中國作家及其作品所面向的更多是學術圈內的專家、教授和研究人員。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在21世紀進入全方位、高質量發展的快車道之后，文學交流與譯介整體上由過去以外國文學譯入為主轉變為外國文學譯入與中國文學譯出共存的局面。過去為了學習與發展，我們把外國文學“請進來”；現在為了復興與夢想，我們把本土文學“送出去”。這一“請”一“送”，雖然看似只是字里行間的微妙變化，卻承載著中華文化復興與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光榮使命與偉大夢想。盡管走向世界的道路依然坎坷，夢想實現的時間尤需期待，但是中華文化的再度輝煌正如其作為世界文明發祥地的地位一樣具有歷史必然性。中國文學“走出去”可供選擇的路徑很多，可以是政府主導的外推工程，也可以是國外機構的主動引入，更可以是民間力量的自發行為。無論哪種模式，都已經或正在為中國文學“走出去”貢獻巨大力量。盡管“走出去”之路并不平坦，總是不斷出現一些未曾想到卻又意料之中的困境與尷尬，但“走出去”的道路總歸是越多越好。因此，“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孤芳自賞、自得其樂，最終使現當代文學‘走出去’步履維艱?！盵2]“譯出去”“走出去”簡單，“走進去”“留下來”卻相當困難，因為中西方在文化、政治、審美、藝術和地緣等諸多方面的確存在巨大的差異。盡管隨著中國國際地位與世界影響力的持續攀升，近年來中國文學被翻譯為日語、英語、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韓語等語言的數量增加非常明顯，并伴有質量的一定提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眾多被譯出的文學作品中，古典小說與國學典籍在關注度、讀者面和接受度上均占有較為明顯的優勢，而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之相比則處于相對邊緣化的位置。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與外國文學的大批量譯入相比，中國文學譯出所取得的成績是不容樂觀的。所以，中國文學“走出去”任重而道遠，“需要更廣泛的推介，來回應世界對中國的日益關注”[3]。歌德在19世紀早期就曾預言屬于全世界的文學時代即將到來。文學不分國界，它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否則文學的世界必是小格局、小情調，文學的道路必然越走越窄。任何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必定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代表異域性、差異性與個體性，它是文學作品展示自我、吸引讀者的有力武器；世界性代表普遍性、共同性與整體性，它是文學作品持續生存、成為經典的秘密法寶。只有民族性可以承載世界性之豐盈、博大，世界性可以包容民族性之異質、厚重，文學作品才能夠成為跨越時空、直抵心靈的精神食糧。除了作品本身應當呈現的大格局、大情懷與全球視野以外，翻譯發揮的橋梁作用同樣不可或缺。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坦言，他之所以有幸獲獎與其代表性作品被譯成多種語言尤其是英文和瑞典文關系密切。事實上，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成就與莫言不相上下，甚至高于莫言的作家并不在少數，如林語堂、老舍、巴金、沈從文、錢鐘書等，只不過他們缺乏莫言的天時地利人和。莫言現象再次表明，翻譯在世界文學圈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小視，所擁有的地位不可撼動。翻譯在推動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的過程中作用明顯、效果可見，離開翻譯，中國文學便無法真正做到與世界文學的接軌、比較、借鑒、融合。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文學作品的譯介和交流對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文學人的共識。在世界仍然被各種政治的、文化的偏見所分隔的時候，當一種文化企圖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時候，是文學讓萬里之外的異國民眾意識到，原來生活在遠方的這些人們，和他們有著相通的喜怒哀樂，有著人類共同的正直與善良；文學也會使他們認識一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和傳統，這個國家的人民對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和文學翻譯都是通向一個和諧世界的重要橋梁，因為這兩者的創造與合作能使如此不同的人們心靈相通，并共享精神的盛宴?！盵4]鐵凝此番話指出了翻譯對文學推介的重要作用。但是，西方社會尤其是美英等國家，對待中國文學的態度與立場依然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們始終不愿意放棄自我高高在上的姿態和無與倫比的優越感。實際上，這是西方社會心胸狹隘、格局狹窄的表現，他們不肯面對當下之現實，不愿正視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崛起，缺乏國際視野與全球意識，自欺欺人地沉浸于以自我為中心的優越意識之中而難以自拔，并強行分隔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表現出在文學上的自負與排他，看不到文學日趨明顯的全球化趨勢與世界性價值。種種因素共同造成中國文學譯介進程緩慢以及中國文學譯出作品的流通與接受受限。盡管中國已經成長為頗具世界影響力的經濟大國，但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強國相比，中國邁向文化大國乃至文化強國的路途依舊艱辛。所以，我們從國家層面提出了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在此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學掀起了“走出去”的熱潮，并為傳播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做出文學方面的貢獻，可現實情況依然不容樂觀，整個西方社會缺乏對中國文學的理解，他們對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只有非常模糊的想象，甚至壓根就是一片空白，“在美國提到中國作家，連美國知識分子可能只知道高行健和莫言而已”[5]。西方人對中國文學的陌生和中國人對西方文學的熟知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尷尬的反差與現實的落差不得不讓我們再次反思中國文學應該如何“走出去”?；蛟S拉美文學的成功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些許借鑒，但是中國文學與拉美文學畢竟不同，照搬挪用拉美文學之道路恐怕也不一定可取可行。根本上講，中國的文學道路還是要體現中國特色，凸顯中國經驗，力爭以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面對世界。不論問題出在西方社會那里，或是出在譯介者的身上，抑或是出在作家身上，中國文學想要邁出國門、走向世界，終是要回到中國文學自身這一原點與基點上來。俗話說得好，“打鐵還需自身硬”，沒有優秀的作品，沒有典型的民族風格，沒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中國文學很難被他國了解和接受，只能繼續“跑龍套、當群演、做配角”，又何談與各國文學同發展、共繁榮。文學作品的好與壞，不是看它是用哪一種語言創作的，也不是看它講述的是哪個國家或地區的故事，更不是看它用什么樣的獨特技巧敘事，而是看它是否看到人性的真善美，是否聽到生命美妙絕倫的音符，是否寫出人類共同的命運。因而，文學譯介絕不可以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千萬不可將自我的民族性淹沒于世界性之中，而是要在世界性中堅守自我的根性與靈魂，在民族性中突破自我的短板與局限，從而真正實現中國文學譯介作品在世界文學之林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其中，“文學豫軍”及其作品譯介在某種程度上可謂“獨秀一枝”，盡管它尚不艷麗。

二、堅守與突破

“文學豫軍”，又稱“中原作家群”，指那些一直堅守在中原大地的作家，以及那些離開中原遠赴他鄉求生存求發展的河南籍作家，他們共同構成一個非常龐大且極富地域色彩的文學創作與批評群體。中原作家在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可謂璀璨的明珠，他們見證了中國文學的前世今生與興衰榮辱，直至現當代他們依然領風騷于當下中國文壇。無論“文學豫軍”，還是“中原作家群”，都只是一個名號而已，但名號的背后卻蘊含著對“中原作家”為中國文學做出巨大貢獻的肯定與•109•認可。截至目前，“文學豫軍”的隊伍中已經先后有姚雪銀憑借《李自成》、魏巍憑借《東方》、李凖憑借《黃河東流去》、柳建偉憑借《英雄時代》、宗璞憑借《東藏記》、周大新憑借《湖光山色》、劉震云憑借《一句頂一萬句》、李佩甫憑借《生命冊》獲得茅盾文學獎。拋開其他或大或小的國內外文學獎項不說，單單走出8位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的驕人成績，就作家籍貫所在地域劃分而言，恐怕再無第二個可以與河南相媲美的省份。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原作家的堅守與突破，使得“文學豫軍”注定將會影響并改寫新時代中國文學之格局。中原大地文化底蘊深厚，人文地理豐沃，是“文學豫軍”得以茁壯成長、持續壯大的沃土與搖籃?！八囆g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生命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盵6]李佩甫將平原視作“中原作家群”的“生養之地”和“精神家園”，閻連科把自己看作河南老家的“兒子”。“一方面沒有哪一個群體，像中原作家群這樣如此堅定，如此執著，如此深入地立足于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立足于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但同時也沒有哪一個群體像中原作家群這樣，從這片土地上的復雜經驗中，不斷地汲取創新和創造的動力，不斷去開拓文學的藝術的新思維，不斷開拓藝術的新境界。”[7]河南籍作家深深扎根于中原大地與中原文化，不斷創作出具有明顯中原痕跡與河南特質的精品佳作，不斷為中國文學抹上異常濃重的筆墨，譜寫非常華麗的篇章。沒有中原大地陽光雨露般的照射與滋養，恐怕難有如此眾多作家今日之文學成就。進入21世紀，“中原作家群”已經成為中原文化的名片與品牌，他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與攀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文學豫軍”因而一躍成為繼“文學陜軍”“文學湘軍”之后中國文壇又一支排頭兵與主力軍。中原文化最中國，中原文學最民族。某種意義上來講，“文學豫軍”作品的譯介最能代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愿景、訴求、現狀與成效。與中國文學的整體海外譯介情況相類似，中原文學的對外譯介并不算理想，雖有個別作家個別作品曾經在西方社會掀起小風浪，但基本上仍處在一個比較被動、相對零星的“走出去”狀態，整體上缺乏國際影響力和海外知名度。究其緣由，既有中原文化現實影響力的原因，也有政府外推力度有待提升的問題，更有作家自身的問題。中原大地幾千年來沉淀出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獨特人文環境與內陸文化，它一直以來安土、重道、內斂、厚重而低調，從而造成中原作家只知埋頭創作不知推介自我。但是，這并不代表“文學豫軍”沒有走出去“亮亮相”“打打擂”的需求與愿望，他們的內心深處從未熄滅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戰斗的熱情之火，只是他們不善表達、鮮有行動而已。或許他們一直在積蓄力量，等待爆發的那一天。中國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文化，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距離更遠，它們之間似乎隔著一道永遠都無法逾越的鴻溝，一東一西，一中心一邊緣。事實果真如此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差異的存在不可否認，但隱含的共性也并非寥寥無幾。試問，為何西方文學能夠在中國擁有如此龐大的讀者群和如此廣泛的傳播度？除了作品自身的文學質量與藝術價值以外，恐怕更多的是因為中國讀者在其中讀到了世界的大同，看懂了人性的相通，理解了生命的真諦?，F在回過頭來說中國文學，盡管它有著與西方文學不同的創作視角、敘事模式、表達路徑和藝術品質，但是差異恰好凸顯中國文學之個性與經驗，它完完全全能夠在廣大西方讀者群中引起某種共鳴?？上У氖牵袊膶W譯介作品在海外的現實命運又如何呢？以英語國家為例，“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對母語為英語的大眾來說，始終缺乏市場，大多數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機構的贊助下出版的，并沒有進入書店”[8]，更何談進入普通讀者的閱讀書單呢。西方社會還沒有建構起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異域文學的興趣、需求與喜愛，這是一個超越西方讀者的社會性問題。廣大西方讀者沒辦法從他們所能接觸到的中國文學譯介作品中，找到已經在其頭腦中定型的關于遙遠中國的閱讀期待，因為他們所了解的意象中國與文學作品所書寫的現實中國完全是兩碼事兒。如此一來，何談理解并接受中國文學呢？回到中原文學，即便那些已經被譯介到海外的作品，其讀者面向大多是旅居海外的老一代河南籍華人，他們對中原有著一種雖遠隔千山萬水卻無法忘記與割舍的故鄉情結，況且華人讀者閱讀的大多是未經翻譯的漢語原版作品。不難想象，在此情形下能夠進入外國人視野的作家必定屈指可數，能夠被外國讀者閱讀的作品必然少之又少?！皩ξ鞣饺藖碇v，中國語言和文化幾乎就是一個無法進入的封閉結構，實在是太難理解、太難掌握了„„包括那些孜孜不倦、用力甚勤的漢學家，包括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的外國人，通常也都很難真正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很難深刻、準確地理解和評價中國文學。”[9]如果將地域的范圍縮小至中原，文學翻譯的難度則被進一步提高，這就造成更多的譯介者知中原文學之難而退。中原文學“走出去”是一個需要辯證看待的問題。一方面，自以為處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對外來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需求并不強烈，任何他者文化的主動性“走進”都可能會引起警覺、排斥和對抗；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也需要通過提升自我的國內外影響力實現自我突破，以滿足中原崛起的現實要求乃至符合中國的大國地位與國際形象，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做出中原文化應有的貢獻，故而中原文學“走出去”的愿望實際上異常強烈。

三、思考與展望

“文學豫軍”在當今中國文壇的地位，足以有能力承載中國文學今日之夢想，足以有資格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大軍中的一支勁旅。不斷加大中原文學作品的西方譯介度，持續提升“文學豫軍”的海外影響力，不僅有利于實現中原文化和文學的可持續發展，而且有利于中國文學“走出去”戰略取得更顯著的成效。但是，“文學豫軍的海外傳播目前還屬于游兵單打，團隊意識、品牌意識淡薄，影響力微乎其微”[10]。素有當今“中原作家群”領軍人物之稱的李佩甫等作家的作品，雖有海外的譯介與傳播，但無論是被譯出作品的數量與譯入語的數量，還是海外的讀者面與接受度，均與期望值相差甚遠。盡管“文學豫軍”的對外譯介與海外傳播整體上不盡如人意，但是獨樹一幟的閻連科卻成為備受西方矚目的中原作家，其作品因自身所產生的巨大海外共鳴度與全球影響力而被翻譯為英語、韓語、法語、日語、意大利語、德語、西班牙語和瑞典語等二十余種語言，諸如《為人民服務》《日光流年》《受活》《四書》《堅硬如水》《風雅頌》《丁莊夢》《炸裂志》等代表作頗受外國讀者歡迎，更是在多個國家文學圈甚至國際文壇獲大小獎無數。“中西視野的融合使得閻連科作品所觀照的人類生存經驗由中國擴展至世界范圍內?！盵11]閻連科雖生于長于中原大地，卻可以在民族性的基礎上表達普世性的價值與世界性的胸懷。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閻連科作品緣何獲得海外漢學家、翻譯家以及讀者的青睞，除了作品自身過硬的文學品質以外，其作品所表達的敏感性、政治性和異質性才是關鍵所在。正是閻連科作品揭露現實、針砭時弊的敘事主題與表達風格恰好迎合了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學的閱讀期待與審美需求，但這并不是文學翻譯之全部責任與真正擔當。閻連科作品的海外道路并非放之“中原作家群”而皆準，正所謂好奇“害了”中原文學，西方社會的好奇心成就了閻連科作品海外譯介的成功。結果是，閻連科現象在推動“文學豫軍”走進世界文壇的同時，很可能會限制“文學豫軍走出去”的道路選擇，并改變中原文學譯介的方向與模式。文學作品具有歷史性，文學翻譯同樣具有歷史性。好的文學作品必定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和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檢驗，而那些已經被證明了的優秀文學作品必將受到世界文壇和海內外譯介者的重視，并進而順利跨出國門、打入世界。在“文學豫軍”當中，富有中國味兒和河南味兒的好作品比比皆是，它們有朝一日肯定可以成為讓海外讀者受用的文學資源和人生財富。那些已經被譯介、走出國門的中原文學正在為新時代的“文學豫軍”走向世界鋪路、領航。所以，在不太遙遠的未來，中原文學很有可能在西方文學界迎來屬于自己的春天，而不僅僅限于閻連科類型的異質感強烈的作家之作品。新時代背景下的“文學豫軍”應該對此擁有足夠的耐心，并展現充分的自信。改變“文學豫軍”海外譯介的現狀，加快中原文學“走出去”和“再進軍”的步伐，需要以文學翻譯為切入點和發力點，綜合各方力量，利用各種條件合力推動“文學豫軍”作品譯介快步走、上臺階、上檔次，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發揮河南作用，做出中原貢獻。就政府方面而言，要進一步加大資金與人力投入，加快平臺建設，解決制約中原文學外推的短板與瓶頸問題，推動河南由文學大省向文學強省與翻譯大省的轉變。具體舉措可以參考如下：第一，設立中原文學翻譯專項資助基金，為文學譯介工作順利而快速地開展提供資金上的強有力保障；第二，設立“中原文學翻譯獎”，獎勵那些為中原文學譯介做出各種貢獻的個人或群體，進而提高國內外翻譯家、漢學家、評論家和學者研究與譯介中原文學的自覺性與積極性；第三，設立“中原作家群研究中心”和“中原文學翻譯研究中心”，抑或“某某作家研究中心”和“某某作家譯介中心”，集合政府有關部門、河南高校和相關團體之力量，開展中原文學創作評論與理論研究、中原文學翻譯批評研究，為中原文學創作、評論與譯介“三位一體”提供理論上的全方位支撐；第四，建立舉辦中原文學或某某作家譯介國際研討會機制，定期邀請國內外從事中國文學翻譯尤其是中原文學譯介的翻譯家、漢學家、學者、教授和出版商等，深入研討文學翻譯的現狀、體會、成績與前景，共商中原文學譯介之大計。就民間方面而言，要充分調動一切民間文學翻譯資源與力量。第一，有條件有實力的河南高?？梢詮娀鈬Z言學科與中國語言學科在中原文學研究與翻譯上的合作，強強聯合推動“文學豫軍”作品及其評論對外譯介的合作、深化與提升。在文學大省陜西，民間力量翻譯陜西作家作品的做法與經驗就值得借鑒，如西北大學胡宗峰教授與英籍學者羅賓博士合譯的賈平凹作品《土門》已經在英國公開出版。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曾多次與賈平凹面對面交流，以了解作家文學創作的味道、氣息和氣質，力求原汁原味兒地再現原作。一個是原作者，一個是熟知陜西文化的英語教授，一個是了解西方讀者審美品味與閱讀期待的英國人，他們之間的合作可謂珠聯璧合，而且譯介的效果頗受賈平凹滿意?！稄U都》《高興》等作品已經被列入兩位譯介者的下一步翻譯計劃中，雖然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卻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并改寫了以往地域文學對外譯介的進程與模式。第二，有基礎有實力的河南高?？梢云溉沃性骷页蔀椤榜v校作家”，甚至可以開設“作家班”，以助推作家和學校實現在文學創作、評論與譯介上的互惠共贏。莫言、王蒙、賈平凹、余華、畢淑敏、閻連科和遲子建等當代知名作家都曾經受聘為國內多所高校的“駐校作家”，故而中原作家和河南高校聯合開展此項工作的空間依然很大，前景依舊很廣。第三，中原作家需要加強同海內外翻譯家、評論家和漢學家的聯系、交流與合作。文學翻譯不僅是語際間的簡單轉換，而且更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工程?！胺g有一個問題，我們中國的作品，文字它是有味道的、講味道的，每個人寫作帶著他自己的氣息，代表作者個人的氣質，這個味道我覺得是絕對翻譯不出來的，就是這個翻譯家他不能代替作者來呼吸，所以他翻譯出來的作品就沒有作者的味道?！盵12]援引此話的目的并非意指文學作品不可譯、譯不好，中國文學“走出去”且頻獲國外大獎不正是因為有葛浩文、藍詩玲、羅鵬、陳安娜和林雅翎等譯介大家嗎？因而，中原作家要主動亮相各級各類國際演講臺以向全球讀者推介中原文學、河南文化，更要積極聯系、廣泛發掘更多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有潛力的能夠做好中原文學譯介這道“中國菜”的國內外翻譯家、漢學家和出版商，與他們交朋友、談合作，畢竟僅僅依靠老一代的海外漢學家和翻譯家并不是萬全之策、長久之計。中原文學“走出去”不能是計劃性的“外銷”，也不能是強制性的“推銷”，更不能是降格性的“促銷”，中原文學“走出去”的步伐要加速，進程要加快，決不能在新時代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環境中“滯銷”。文學豫軍“走出去”的文化自信和文學自信的實現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積極滿足海外讀者的閱讀需求，主動適應國外不同讀者群體的審美品位，努力遵守世界文壇的文學秩序，做到譯介作品的可讀性與可流通性，建構海內外“文學豫軍”之高地；第二步，大膽保留中原文學的異域性、民族性、審美性與陌生感，保障譯介作品的融入度與認可度，建構海內外“文學豫軍”之高峰。到那個時候，西方讀者從《湖光山色》和《生命冊》等“文學豫軍”代表作品中一眼便可看出，它們是以中原鄉土大地為創作背景與原型的作品，正如我們今日一看到哈下的威塞克斯荒原便會聯想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鄉村一樣。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創作好新時代的中原文學，翻譯好新時代的“文學豫軍”作品，傳遞好新時代的中國經驗，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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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華偉 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