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病理心理學相關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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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患者病理中的心理學相關因素。方法抽取本院2019年6月～2019年9月收治的80例抑郁癥患者，隨機分為抑郁組及共病組，每組40例。對兩組患者實施艾森克人格問卷、應對方式問卷、防御機制問卷、功能失調性認知問卷等評估方式。比較兩組患者總分及各因子評分之間的差異，結合其總分及因子評分分析影響因素。結果共病組患者的各項調查得分與抑郁組患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脆弱性、強制性及幻想等對抑郁共病焦慮障礙具有解釋作用。結論較之單純的抑郁癥患者，共病焦慮患者的各項臨床癥狀更為顯著，且隨著共病焦慮障礙的發生，患者的功能性失調認知及消極防御機制隨之出現。

[關鍵詞]抑郁癥；焦慮障礙；病理心理學；相關因素

隨著社會競爭力的不斷加大，抑郁癥患者的發病年齡逐漸趨于年輕化，尤其是近幾年，國內抑郁癥患者數量激增，由此足以證明事態發展的嚴重性。抑郁癥又稱抑郁障礙，是臨床常見的精神類疾病，主要癥狀表現為心境低落、思維遲緩、意志活動減退、認知功能損害及其他軀體癥狀等[1]。抑郁癥患者臨床表現具備持續且顯著的特征，是心理障礙的常見類型。通常情況下，抑郁癥患者在任何環境中均無法改善自身心境，常以消極、沉悶的狀態示人，表現出自卑抑郁、悲觀、厭世等情緒，嚴重時受到不良環境的影響，會產生自殘或自殺等行為。結合國內多年的精神科臨床經驗，部分抑郁癥患者常伴明顯的焦慮及運動性激越，病情發作時甚至出現幻覺、妄想等精神病征兆[2]。本研究旨在全面且深入地探究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患者病理中的心理學相關因素，以期有效遏制抑郁癥發病率不斷增長。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抽取本院2019年6月～2019年9月收治的80例抑郁癥患者，隨機分為抑郁組及共病組，每組40例。抑郁組男20例，女20例；平均年齡（32.46±2.37）歲；共病組男29例，女11例；平均年齡（33.15±1.85）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1.2方法。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對被試進行問卷調查。其中采用《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HAMD-17）》包括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depressionscale，HAMD）及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AnxietyScale，HAMA），分別測評兩組患者的焦慮、抑郁程度[3]。采用《艾森克個性問卷（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評測包括性格、精神質、神經質及掩飾4個方面的內容[4]。采用《功能失調性狀況評定量表（Dysfunctionalattitudesscales，DAS）》評測患者潛在的認知結構，主要分為脆弱性、排斥、吸引、完美化、強制性、尋求贊許、依賴性、自主性及認知哲學[5]。采用防御方式問卷（Defensestylequestionnaire，DSQ）評測患者個體在面對內心沖突時的心理反應方式，主要分為不成熟防御機制、成熟防御機制、中間型防御機制及掩飾4個方面[6]。應對問卷方式應對方式問卷（Copingstylequestionnaire，CSQ）包括解決問題、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及合理化6個應付因子，主要測定抑郁、焦慮患者在面對壓力時所表現出的行為方式[7]。除較為全面的分析兩組患者的HAMD、HAMA、CSQ、EPQ、DSQ評分外，還需采用Logistic回歸法深入探究兩組心理學相關因素的影響作用[8]。結合HAMD、HAMA、CSQ、EPQ、DSQ評分量表及問卷中的所有心理學相關因素，主要表現為脆弱性、完美化、強制性、尋求贊許、依賴性、解決問題、退避、自責、抱怨、幻想、退縮、隔離、否認及期望等[9]。根據以上描述，本研究中對抑郁焦慮患者的心理學因素研究主要針對14個方面。1.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表示，采用x2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共病組患者的各項調查得分與抑郁組患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3討論

結合本研結果分析，共病組患者的HAMD、HAMA總分均高于抑郁組，提示共病組患者的焦慮情況更為嚴重，焦慮心理深化較快，表明抑郁共病焦慮障礙患者較單純抑郁癥患者更加嚴重，其生命安全及生活質量受到更大的影響[10-11]。共病組患者的脆弱性因子及尋求贊美因子的變化并不顯著，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因子均明顯提升，表明共病組患者的功能失調性認知程度略重于單純的抑郁組。結合表1所示的EPQ各項分值來看，兩組患者之間的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共病組患者與抑郁組患者的病理性人格特征沒有明顯區分[12]。具體而言，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主要是指單純的焦慮癥患者在長時間處于神經緊張的狀態下而產生的不良心理影響。通常情況下，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表現為廣泛性，主要癥狀為長時間對某些活動或事情過分擔心和焦慮，且焦慮時間一般會持續6個月以上。廣泛性的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在臨床上較為常見，約占國內成年人口總體的3%～5%，且該種癥狀存在較為顯著的性別差異，通常女性患者是男性患者的2倍。

結合近些年來國內臨床發表的抑郁癥流行病學數據來看，該類型精神疾病患者的數量處于逐年遞增的形式。大概率患病概率表示為（4.21±0.91）%。從數據上分析，國內抑郁癥患病率高于世界范圍內的抑郁癥患病率[13]。在控制有效的情況下，國內抑郁癥患病率基本保持在3%～5%，現階段已經高達6.1%[14]。除此之外，我國抑郁癥發病率存在較大地域差異性。抑郁癥的具體發病機制目前尚未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抑郁癥或抑郁共病焦慮患者的發病均與生物、心理及當前社會環境有著較大的關聯性。從生物學角度分析，抑郁癥的發病主要涉及基因遺傳、神經生化、內分泌、神經再生等多個方面。從心理學上分析，其發病主要關系到患者的病前性格特征，如抑郁氣質等。綜上所述，較之單純的抑郁癥患者，共病焦慮患者的各項臨床癥狀更為顯著，且隨著共病焦慮障礙的發生，患者的功能性失調認知及消極防御機制隨之出現。基于此，臨床在實施針對性的治療、護理或預后方案時，務必正確認識單純抑郁癥與抑郁癥共病焦慮患者的區別，制定個性化地治療、護理及預后方案，保證穩定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有效控制患者心理變化情況。

作者:宋鑫 姜浩 單位:牡丹江醫學院附屬紅旗醫院普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