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現象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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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體時代，互聯網作為全球共享、信息交流、輿論傳播的新興平臺，支持數十億用戶共享和交換數據信息，顛覆了傳統媒體的輿論氛圍與傳播模式。碎片化閱讀和快節奏生活成為大眾習慣，信息傳播的動能被充分激活，公共信息輿論場由傳統媒體時代的“精英主導”演變為公眾皆可參與的“多員共治”，真正進入了“人人擁有麥克風，個個都是自媒體”的新階段，瞬間就能形成“輿論風波”。2020年初肺炎疫情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暴發以來，網絡空間立即成為疫情信息的集散地、疫情事件的討論地和疫情輿情的放大器，新的非傳統數字線程的公共安全潛在風險突現，海量的疫情信息涌現、交織、博弈、反轉，牽引著公眾的情緒，極易引發公眾恐慌和敵意媒體效應，可能導致社會失序或社會動蕩，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此類現象定義為“信息疫情”（info-demic）。在“信息疫情”面前，社會公眾自然成為信息傳播的接受者和運作者，公眾批判性思辨精神缺失、信息道德不夠、情報分析甄別能力和創新應用能力不強等信息素養問題凸顯。因此，有效應對“信息疫情”和防控肺炎疫情同樣重要，其根本途徑就是全面提升公眾的信息素養。

1認知“信息疫情”

“信息疫情”是英語單詞“information+epide-mic”的組合縮寫，意指過量的信息，既有真實的，也有捏造的，導致人們難辨真假，因此產生一系列心理和行為反應，不僅影響公眾的身心健康和思維認42競爭情報第16卷第6期知，也可能制造群體性恐慌，導致大量社會失序問題乃至社會局部動蕩[1]。WHO全球傳染病防范主任SylvieBriand博士解讀“信息疫情”時指出，伴隨疫情暴發的，是與病毒相關的“信息疫情”的暴發。WHO總干事譚德塞表示，錯誤信息使衛生工作者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還轉移了決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亂，向普通公眾傳遞了恐懼和不安。2020年2月13日，WHO針對疫情召開了創新研究會，“信息疫情”成為會議聚焦的一個新名詞，被認為是“各種繁雜的信息傳播速度遠比病毒快得多、普通人處于信息過載的狀態[2]”。鑒于互聯網的開放性、快捷性、虛擬性的特點，“信息疫情”呈現出信息滋生快、信息內容雜、傳播速度強、受眾對象廣、危害程度高等一系列特征。近年來網民數量持續增加，“手機依賴癥”日趨嚴重，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04億，普及率達到64.5%，在線教育用戶規模達4.23億，占網民總體的46.8%[3]。在這個人人皆媒體、人人都是信息傳播源的網絡世界，突發事件極易吸引公眾眼球，催生大量沉寂的“輿論散戶”，借助網絡評論低門檻和自身對信息的主觀理解，各類信息的滋生頻率成指數級增長，進而產生“信息疫情”。自媒體微應用的不斷涌現，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體平臺傳播路徑是高效的一對多、多對多的交互式傳播，打破了原有信息鏈流轉的傳播閉環，形成了由單點向多點再向散點的發散性傳播模式。傳播途徑中，受眾因知識水平、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道德觀念等方面的較大差異，形成輿論主客體的多元性特征，加上傳播節點復雜、傳播路徑多樣，信息內容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甚至是質的反轉，最終各個信息節點匯聚在網絡空間這個統一的信息平臺，信息內容成為繁雜的“大鍋燴”。基于網絡傳播的高效響應性及用戶節點的無限擴散性，社會生活中任何突發事件一經關注，即可在短短數分鐘內得以迅速傳播。各媒體平臺紛紛推置熱點事件與頭版頭條，極力造成“曝光效應”，以博取公眾眼球，提升關注度，致使單一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評論在各傳播節點之間產生持續發酵的連鎖效應。社會公眾是“信息疫情”的主要生成力量和影響對象。由于信息的高滋生率和高傳播率，眾多用戶均可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即時獲取各類信息，使受眾對象層級遞增。而“信息疫情”傳播過程中，大量信息謠言會滋生，比如肺炎疫情期間，就有“天津飛機噴灑消毒藥水”“燃放煙花爆竹預防感染”“喝漂白水預防病毒”等雜音、噪音，利用社會公眾信息情報分析能力的不足，引導其無意中成為謠言不斷擴散的繼推者，讓政府相關媒介辟謠過程變得消極和被動，甚至被泛公眾化的錯誤認知所淹沒。此種信息良莠并生，消息真假難辨的現實局面，極易引起部分民眾的焦慮、惶恐和無助等負面情緒，影響社會和諧安定的氛圍。

2信息素養提升之道

信息化的發展已成為新常態，公眾信息素養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全媒體時代，公眾可以隨時隨地自主地表達自己的思維和觀點，極易造成帶有功利性的違背信息倫理、制造信息謠言的“信息疫情”。公眾若不具備基本的信息素養，面對繁雜信息時沒有選擇、辨識、理解、評估、創造信息的能力，對于“信息疫情”的認識就可能片面化、偏頗化，容易受自身情緒和負面因素的影響，難以正確、理智、客觀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繼而出現盲目跟帖，滋生網絡謠言。提高公眾信息素養是增強公眾參與社會管理能力、凈化網絡輿論環境的根本途徑。公眾具備良好的信息意識，掌握情報采集、分析和處理能力，遵守信息倫理，可有效甄別信息的真假，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從而克服“信息疫情”中謠言和虛假新聞帶來的社會危害，從根本上推動信息空間的健康發展，為公眾輿情表達提供良好的空間環境。2.1構建信息素養教育體系。世界上眾多國家和地區都已制定了信息素養評價的相關標準和具體指標，形成了相對完備的信息素質培養標準體系。2016年，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養框架》，優化了信息素養教育體系，被很多國家作為高校信息素質教育的綱領性文件。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媒介與信息素養周”的主題為“媒介與信息素養公民：知情、參與、賦權”，意指媒介與信息素養有利于賦權公民并保障其知情權和參與權，具有良好媒介與信息素養的人善于利用多源信息豐富認知、促進對話、遠離謠言[4]。我國在信息素養培養體系建設方面起步相對較晚，目前還沒有全國性的面向社會公眾的信息素養相關標準性文件。2005年，《北京地區高校信息素質能力指標體系》是我國首個比較完整的信息素質指標體系。2018年，我國教育部高校圖工委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信息素養教育的指導意見》，屬于高校信息素養教育的指導文件。為適應全新信息環境的挑戰，國家、社會和高校等各個層面都應進一步優化信息素養教育體系，發揮公眾的網絡輿論優勢，讓公眾成為網上發聲的主旋律，成為正能量的傳播源。2.2發揮主流媒體聚焦效應。新媒體時代實現了人們之間的“零距離”，提升了公眾話語權與表達權的節奏感，但基于受眾與媒介現實之間的認識偏差，敵意媒體效應極易造成“信息疫情”，致使網絡謠言出現，網絡失序增加，網絡生態受到污染。提升受眾信息素養，維護媒體公信力便成為抵制“信息疫情”的有效保障，官方媒體和主流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具有權威性，影響著人們對輿論熱點的判斷，扮演和傳遞著網絡時代的正能量[5]。社會要主動發揮主流媒體的聚焦效應，積極開展公眾媒介信息素養的教育引導。比如，肺炎疫情期間，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推出“疫情信息”專題，騰訊新聞實時查詢疫情追蹤，情報界也有雜志（《競爭情報》）開設“情報戰疫”新媒體專欄等，來影響和引導受眾對事件報道的判斷和評價，提升受眾對海量信息的情報分析與評判能力，幫助公眾建立起客觀公正的輿論信息價值評判標準，使主流價值觀能夠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6]。2.3提高公眾自身媒介素養。媒介融合環境下，各種媒介相互交融，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多途徑、多方式地自主傳播，使信息獲取變得越來越容易，而信息辨識則顯得越來越重要。國際圖聯（IFLA）把批判性思維作為媒介素養和信息素養的關鍵技能。公眾既是信息輿情的消費者，同時也是信息輿情的創造者和傳播者。面對新媒介，應當主動提高自身的信息素養，提高運用情報知識分析、甄別、創造、共享信息的能力，不被一些網絡大V或不良傳媒的消極、不實言論所誘導，能夠利用自己的情報素養（包括信息知識、信息能力、媒介使用等）對網絡信息做出正確的理解和判斷，從而客觀真實地表達自身觀點，積極參與社會輿情，切實做負責任的“發聲者”和思維縝密的“接收者”。2.4推進信息素養培育的供給側發展。信息素養培育旨在全面提高公眾信息素質。供給側發展就是通過資源、用戶和相應信息技術、情報知識等相關要素的整合調控，實現各構成要素之間的優化配置。近年來，國內信息素養教育持續開展，如設立新生館員制度、開展嵌入式元素養教學、建設公眾網絡學習平臺、開設MOOC課程等，但由于培育過程缺乏連續性、教育體系缺乏系統性、培養特質缺乏批判性思維，并不能滿足多媒體環境下公眾對信息素養的現實需求。要達到公眾信息素養整體提升的既定目標，必須從供給側發力，以政策支持鼓勵各行各業推進信息素養教育，使理論培養結合現實案例，情報知識融入社會實戰，從而有效推進公眾信息素養的培育發展。2.5加強信息道德修養教育。公眾利用網絡信息應當遵循一定的行為規范，包括信息道德與信息法律。信息法律是被動的約束，信息道德則是主動的遵守，它依靠信息人的自律和社會輿論來保證實現。“信息疫情”正是考驗信息道德的承受底線，面對“信息疫情”，部分公眾信息道德認知紊亂，甚至發生網絡道德失范行為[7]。加強網絡信息道德修養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公眾信息道德規范意識，引導大家理性參與網絡信息的與傳播，客觀批駁網絡信息不道德行為，提高新媒體時代的信息素養水平。3信息素養未來之勢未來，隨著5G網絡的全方位滲透和大數據技術的普及應用，“信息超載”現象將更加突出，信息疫情也日趨多元，真相和表象之間變得愈加撲朔迷離。面對世界之大變局，信息情報工作就要肩負“察勢”使命，努力提升大眾情報信息素養。首先，情報意識和能力是信息素養的重要內涵之一，情報思維不應為情報人所獨有，而須成為現今復雜信息環境下公眾保持理性思考的一門必備技能[8]。通過情報思維循序漸進地將情報信息意識滲透于日常思維慣性中，增強對網絡信息的感受力、洞察力，擺脫被動瀏覽式的信息灌輸干擾，以情報的視角于混亂無序的信息中捕獲目的信息，抑或從司空見慣的報道中透視有價值的信息，從而實現信息認知的沉淀和信息思維的自覺轉化。其次，針對未來信息的開源共享性、多元無序性、動態復雜性，公眾需要掌握相應的情報信息分析、辨識能力，能夠對碎片化的多源情報流進行全面評估，有效利用情報信息檢索工具，對異構的海量數據信息，如微博數據、網頁新聞、專題數據庫等進行精準檢索，經過吸收、提煉、分析之后形成正確的判斷與決策，進而創造出新的更有價值的信息成果[9]，實現信息泛在融合的無邊界共享與“泛眾”傳播，構筑一道防止信息疫情擴散的隔離墻，發揮好正能量的傳播效應。最后，公眾需進一步強化信息倫理道德意識。信息倫理道德是指公眾從事信息活動時應遵循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全媒體時代存在不良信息泛濫、電腦黑客橫行、網絡安全事件頻發等信息問題，在對靜態的、碎片化信息或知識進行選擇、評判、分析、傳播的同時，公眾的自我批判性思維和自我反思能力成為網站信息凈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提高信息素養勢在必行。

公眾的個體性、差異性特點，意味著信息素養在自身層次、受教方式、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千差萬別，因此，公眾信息素養培育和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個全面持續的漫長過程。全媒體時代，公眾的信息思維方式和行為范式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要與時俱進地以泛在的、融合的媒介為坐標體系，培養公眾用情報的思維方式思考和解決問題，引導公眾由社會信息的“聆聽者”“接受者”轉變為信息正能量的“發聲者”“締造者”，營造和擴大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輿論氛圍和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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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黃曉斌,張曉曼.基于網絡多源信息的企業競爭情報工作流程模型研究[J].科技情報研究.2020(3):71-81.

作者:尤江東 夏素敏 單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