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藝術化與政治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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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文學有著關心政治的傳統，文學家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對政治的關心成為心理定勢。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亞于政治家的理想。新樂府更是明確地以關心政治、反映時事為己任。大量從政的文人，因為遠離文學創作，盡量在公文中表現出文學才華。古代文官系統中的主要從業者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個重要原因。

【摘要題】百家文論

【英文摘要】ThereisatraditionaboutcaringforpoliticsinChineseliterature.Thewriters''''caringforpoliticsintheirworkshasbecomeapsychologicaltendency.Thewriters''''politicalidealisnotinferiortothepoliticians''''.Sowasinxinyuefu.Alotofscholarswhoengagedinpoliticalworktrytheirbesttos-howtheirliterarytalentinofficialdocumentsbecausetheyarefarfromliterature.Thecivilofficialsinancienttimesownedratherhighculturallevelanditwasanimportantreas-onthattheofficialdocumentswereofunusualliterarytalent.

【關鍵詞】文人/文學/公文/政治化/藝術化

scholar/literature/officialdocuments/political/artistic

【正文】

中圖分類號：I209.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677(2002)03-0144-04

一、詩言志與文人關心政治的傳統

中國古老的文學傳統早已規定了“詩言志”的準則。這個“志”，見仁見智。從抒情主體方面考察，這個“志”，當指“情志”，即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感情。從中國文化中的儒家理想人格來看，其“志”則應是儒家的思想倫理道德。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精神的中國文人，他們在詩中要表達的“志”，無疑首先是儒家的政治思想。

寫不寫政治詩，有意寫還是無意寫，往往是衡量一個詩人是否具有思想高度的重要標志。我們通觀文學發展史，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偉大、深沉、感人的作品，大多與政治緊密聯系。政治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在文學中，它表現為詩人的政治理想，對政局的看法及關注，對國計民生的關懷。而這些，往往超出作者一己或作者所屬階層利益的。正因如此，這類作品既能影響于當世，又能感動于后人。方回曾云：“有仁心者，必為世道計，故不能自默于斯焉?！盵1]這是十分明確的要求知識分子關心政治擔當道義的表述。中國古代大多數文人常常不能自己地要在文學作品中議政，正是傳統文化下形成的心理定勢。

詩人們的遠大理想與做官的愿望常常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古代知識分子大都積極入世，渴望有從政的機會。這是知識分子出路一元化的社會體制所決定的。官本位的封建社會，使文人在謀求仕進時將低層次的需求（生存需求）和高層次的需求（自我實現）合而為一，也使文人在宦游過程中很少產生為生計奔波層次太低的尷尬。從政的理想一旦實現，二者的關系便發生變化：謀生的層次淡化，實現理想的機會到來。

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只有做官才意味著個人的價值有可能實現?！靶摭R治平”的理想，只有通過從政，憑借統治階級的支持，才能最終實現。“達則兼善天下”，明白地告訴士人：只有做官——“達”，才能有所作為。除非走上仕途，躋身統治階級，否則，一切宏偉藍圖、遠大理想都無從談起。做官，是關心政治的必然，但不是最終追求。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抒寫政治理想與抱負的大量篇什。

對政治關懷的心態對讀者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評價古代詩人時，自覺不自覺地總要看他是否具有相當的政治關懷。一系列偉大詩人的排列就是這樣產生的。這種選擇，并非偏頗，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不是世外桃源，我們的歡樂和痛苦與政治制度、社會斗爭聯系密切。誰反映了這些情感和情緒，讀者就感謝他們，就在各種文學史中留給他們或高或低的位置。

二、文人的政治理想與從政的矛盾

關心政治成為大多數文人的共同傾向。重要的是，他們對政治的態度是認真的，個個都以政治家自居。其理想和抱負，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堪稱遠大，都與一個政治家別無二致。但在從政過程中，少有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還是文人的性格與政治生活的不相適應造成的。唐代的三個重要詩人陳子昂、李白、杜甫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陳子昂“立言描意，在王霸大略而已”[2]，他在詩中寫道：“圣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3]（卷83，感遇其十九，p892），在對君王理想化的同時，批判的是現實生活中君王的無道。至于自己的抱負，則是“達兼濟天下，窮獨善其時”[3]（卷83，同宋參軍之問夢趙六贈盧陳二子之作，p900），不出儒家范圍。真正能體現他遠大理想的作品，則是他抒寫懷才不遇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边@是大抱負無從實現的悲吟。其抱負之大，也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

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質與他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分不開。在政治上，李白有極遠大的目標?！斑_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h清一?！盵4]（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p1512）這種理想，與詩人的不世之才有關。舉世公認的天才，使李白產生了“全才”的自我認定。他評估自己的才華：“至于清談浩歌，雄筆麗藻……余實不愧于古人也?！盵4]（暮春江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p1555）“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盵4]（與韓荊州書，p1540）“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盵4]（古風，p91）同時也較高地評價了自己的政治才干：“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4]（贈張相鎬其二，p762）他羨慕諸葛亮的有所作為，感嘆“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4]（讀諸葛武侯傳書懷，p622）。他用大鵬自喻：“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4]（上李邕，p660）當安史之亂爆發，他認為自己的才能必有發揮之日：“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盵4]（永王東巡歌之二，p547）

李白是一位特立獨行之士。他對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政治前途充滿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盵4]（將進酒，p225）“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盵4]（行路難其一，p239）“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水獵，猶可帝王師?！盵4]（贈錢征君少陽，p803）李白的感染力正在于他對自己建功立業的自信與樂觀。在唐代以科舉取士的制度下，他不屑于按部就班，讓考官來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企望以布衣干明主。這種理想有著現實的基礎，唐代畢竟是仕出多門，李白終于如愿以償，他因名動京師而應詔入京，得知此消息時的李白是何等狂歡，又何等天真：“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4]（南陵別兒童入京，p947）但誰也沒有想到，李白的進京并不是他希望的“知遇”，嚴格地講，或許是一場誤會。他仰天大笑走進宮廷，以為從此進入政治核心，可以大展宏圖；皇帝也極為恭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盵4]（李陽冰《草堂集序》，p1789）玄宗的征召和禮遇，是沖著“素蓄道義”的謫仙人來的，“問以國政”不過做做樣子而已。這種誤會加上詩人恃才傲物的個性必然導致李白仕途的受阻和理想的破滅，結果很自然，天才的詩人被玄宗賜金放還，逐出政治中心。

李白從來就不迷戀官場，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臥白云”[4]（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p625），“茍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贈韋秘書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4]（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p612）?？墒牵粍拥某庵鸫媪酥鲃拥纳硗?，李白的理想只能永遠是理想。

有真正實現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詩人嗎？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風順的官員很難寫出激動人心和感動世人的作品?！霸姼F而后工”，這是一個正確而深刻的命題。

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一個政治情結極濃的詩人，在政治理想和自許上一點不比李白遜色。“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盵5]（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p74）與李白的從政途徑不同，杜甫和大多數士人一樣，選擇了科舉之路。這條路十分艱險，他跋涉多年，未能叩開仕進之門，最后靠獻賦給皇帝，靠各方奔走干謁，才獲得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在安史叛亂的時候，他投奔新即位的肅宗，被任命為左拾遺，官位不高，但“天顏有喜近臣知”[5]（紫宸殿退朝口號，p437），出入宮掖，隨時可為皇帝“拾遺補闕”。對一個有志于治國平天下的人來說，不失為施展才干的機會。然而，杜甫究竟是正派的書生，他為房guǎn＠①罷相而直言疏救，卻觸怒肅宗，險些送命，旋即丟官。官場失意，并未使杜甫放棄理想。他對國事、政治的關心從未減退過。他最感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5]（宿江邊閣，p1469）道出的正是廣大不得志的士人關心現實的執著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②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5]（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p265），則又在自許中有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這使杜甫的政治關懷充滿悲劇性。

政治關懷，是每一個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國文人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在文學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政治關懷，構成了整部中國文學史“思想的景觀”。缺少了這一道景觀，中國文學將會輕飄許多。

詩中言政，是否越界？回答是否定的。“言政”僅指與政治有關，本質還是抒情。抒發憂國憂民之情、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古代詩人或寫詩的士人，是一個具有良好文化素養的階層，其區別于其他階層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他們較系統地學習和接受了傳統文化，具有關心現實政治的品質，其中富有正義感的一些人，還具有清醒的頭腦、敏銳的目光和仁愛的胸懷，有超出常人的感悟力和判斷力。當儒家思想尤其是仁民愛物這套理論一經深入士子的頭腦，他們便會以此為準則，判斷現實政治的得失或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企圖矯正政治運作上的偏差。無可否認，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也有大量的作品帶有表態的性質。在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時代，在詩中作出關懷政治的姿態，不但不會受到非議，反而會提升作品的主題或有助于塑造詩人的正面形象。但作家以何種動機來寫作實在難以確認，人們在閱讀和評論這類作品時，只好以文本為依據了。

三、文學政治化的典型：新樂府

文學的政治化，最為突出地表現在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中。

樂府從一開始就具有多種功能：以詩合樂，以詩觀風?！帮L”通過聲詩的樂音感染，實現諷諭目的。古樂府確實都是些諷諭精神強烈的作品，但自六朝以來逐漸消亡。唐人復古運動的實質是復興儒學，韓愈以古文為革新對象，白居易則倡導新樂府遙相呼應。盛唐天寶間杜甫開始用新樂府反映動蕩歲月，“三吏三別”以及《悲青板》、《悲陳陶》、《哀王孫》、《麗人行》、《兵車行》等詩篇出現在詩壇，集中反映了對時局的關心，對動亂中民生幸福的關切，對不合仁政的一切政治弊端的批判。在形式上，這些作品“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其首創性頗為引人注目。

元、白從前人和當代人的詩歌創作中，看到了人們用新舊樂府來表達政治關懷、興諷時事的創作現象，他們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一文體自覺的趨勢，加以總結和規范，并以自己的作品為示范，確立了新樂府的形式，強化了新樂府的諷諭功能，并一直影響到唐末和北宋詩新，所謂“新樂府運動”，也就是這樣的內容和線索。

白居易重視詩歌的教化作用，認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盵6]詩歌既然具有幫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的功能，為什么不重視它的作用呢？如果統治者用詩來補察時政，泄導人情，采詩上聞，聞過則喜，豈不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上下一心，矛盾全無，君王就可以“垂拱而理”了。詩歌的作用如此重大，寫詩的人又怎能不認真寫作，不時時想到“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3]（卷426，新樂府序，p4689）呢？白居易此時從政治角度而不是從文學角度出發，看到的是文學在政治上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作為一位自覺地把自己結合進封建國家政治機器的忠心耿耿的官員，白居易不但自己積極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建言獻策，也希望所有文人都這樣做。他甚至把寫詩看成是用韻文來彌補奏議之不足或不便言說的補充形式：“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6]于是，在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上，他響亮地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6]，“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3]（卷424，寄唐生，p4663）的主張。在詩歌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上，要求形式為內容服務。為避免以文害情，他強調“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3]（卷426，新樂府序，p4689）。在50首新樂府和10首《秦中吟》中，充分表現了他的政治關懷。他自覺地用新樂府這一諷諭詩體，廣闊而深刻地反映當時社會問題。他把詩人“美刺比興”的社會責任和傳統樂府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的一次文體自覺。白氏的貢獻，或許這一點最為突出。

中唐以后，詩人寫樂府都難以擺脫新樂府的影響了，新樂府直白急切的表現形式使其批判鋒芒畢露無遺。人們寫作目的很明確：關心政治，批判現實。這種成型的體裁對人們表達政治關懷十分合適。從另一面看，這種批判諷諭的樣式也為詩人們批判現實提供了現成的武器。這就是新樂府及類似新樂府的歌行體在唐宋及后來的漫長歲月里常常充當批判武器并時時與文風改革聯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四、公文：文學的泛化與政治的藝術化

中國文章體裁式樣之多，在世界文化史上絕無僅有。文章與文學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期內本無嚴格界限。文學的自覺，始于魏晉。文學的獨立，也并不會使公文或今天看來屬于非文學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正好相反，文學因素在非文學作品及公文中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文史哲不分的傳統看法，主要即指文體上的區別。古代文人在文學中要充分表達政治理想和政治見解，在公文或官樣文字中又盡量表現文學才華，這就是“文學的泛化與政治的藝術化”，是中國文學與文化史上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在現代學科分類中，政治是一門專門之學。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無論古今中外，政治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這是人們的共識。這里所說的政治的藝術化，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文學性表現。在古代社會，有關政治生活的許多內容，在文字表達時常常富有“藝術性”。與金戈鐵馬刀光劍影相聯系的戰爭宣言，可以寫成一篇傳頌千古的美文，駱賓王《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就是一個例子。深刻批判自己德治不佳向天下人謝罪的皇帝罪己詔，也可以寫得讓人感動而原諒，消解一場政治危機，如陸贄起草的唐德宗罪己詔《奉天改元大赦制》。大臣的奏議，衙門的判決書，官方的文告……無不表現著執筆者的文采。這就是政治藝術化的內涵，也可以說是公文的藝術化。

公文的藝術化說明一個問題：古代社會的官員有較高的文化知識和文學修養。要擔任高級職務，沒有文化是很困難的。嫡傳的皇帝一般都有文化，他們從小就接受嚴格和系統的教育。但皇帝不必自己動手寫作公文，所以他必須挑選文化修養較高的文人進入自己的寫作班子，專門撰寫各類公文。古代文官系統中的主要從業者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是公文藝術化即公文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文人作官后，因為遠離文學創作，只好在公文中表現自己的才華。白居易說：“壯志郁不用，須有所泄處。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盵3]（卷430，讀謝靈運詩，p4742）說的是政治抱負難以實現的詩人將目光轉向自然，將才華傾瀉于山水。從政愿望實現后的文人，因其生活環境的決定，其文學才華的最好表現形式就是公文。

公文的藝術化還與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以駢文為公文和應用文的載體有關。在駢文作為公文的時代，不會作駢文的人，送上門的高級職務也不敢擔任。在四六體的公文中，“判牘”一類文字值得一提。判牘是官方文書，例用四六，又要當庭宣讀，因而最好是要當事人聽明白，應該寫得較為易懂。但實際上，判詞大多寫得古雅。在這里，文章純然是一種形式。宣判的結論是明確的：該罰該殺，準與不準……當事人應該清楚。而文章則不妨賣弄一下判官的才華。唐范攄《云溪友議》卷一載書生楊志堅，嗜學而貧，其妻厭之，要求離婚。顏真卿判曰：“王尊之廩既虛，豈歡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幸必多。”引經據典，只是不準離婚，當地百姓記得最清楚的是這婦人被痛打了一頓。白居易做官寫有百判，當事人多為普通百姓，判詞全用四六寫成。他寫詩務求“老嫗能解”，判詞卻對偶精工，使事用典，一點也不通俗?？梢娝牧纳腥A麗不求質實是一種習慣。

在公文中，最難寫的是罪己詔，這是皇帝向天下人認錯的文章。中國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觀念，遇到戰爭頻繁，天旱水災，瘟疫饑饉，皇帝就該反省反省了，那是上天在昭示，人間帝王的管理或品德有問題，這對封建帝王是一個壓力。寫罪己詔則對執筆者是一種考驗，這是下級替上級寫檢查。對皇帝，要看他有多大的氣度，能自我批判；對作者，度的把握至關重要。說過了，等于是罵皇帝；說輕了，意義不大，百姓不滿意。所以，這類文章的分寸，最值得注意。唐德宗時，陸贄為他寫過一篇《奉天改元大赦制》，當時社會問題多，天災不斷。根據慣例，不下罪己詔，不足以平民憤了。陸贄建議下詔，但德宗不愿，認為自己沒錯。反復勸說，勉強同意，但不愿意自我批評。陸就講：“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盵7](p4920)德宗最后同意，讓陸贄寫，說自己對不起祖宗，對不起人民，罪過深重，更不配原先的“神圣文武”的尊號，只好改元。結果，陸贄把罪己詔寫成了批判書，火力十足，這篇深刻的檢討書感動了天下人，史稱“郝下，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8]，“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7](p4932)。

公文作者施展才華，玩弄詞藻，為社會認可。罷免一個官員，可以把他罵得一文不值；任命一個官員，可以把他夸得十全十美。許多公文因夸張的語言和排比的句式而富有文學性。一些公文（主要是駢文）因此成為文學名篇。當然，固定的格式產生了更多的雷同之作。這也是應該注意的了。

收稿日期：200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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