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對中國詩史的影響論文

導語：曹植對中國詩史的影響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關鍵詞：曹植中國詩史“骨氣奇高”“辭采華茂”

論文摘要：中國詩史“二源合一流”的嬗變大勢，文質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壯美”的美學定位，以抒情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詩為主的詩體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師法千秋。曹植“一代詩宗”的詩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貢獻奠定的。

建安詩歌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然“鄴中諸子，陳王最高”(皎然《詩式》)，后世言建安詩，也莫不首標曹植。然曹植詩歌的里程碑意義何在?他究竟對中國詩歌有何獨特貢獻?本文擬從四個方面略抒己見。

曹植詩隱括《風》、《雅》，組織《莊》、《騷》，得《漢樂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繼往開來，初步確立中國詩歌“二源合一流”的嬗變大勢。

中國詩歌發展，明顯地呈現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勢走向。“二源”即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詩學體系，以《楚辭》、《莊子》為代表的南方詩學體系。建安詩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風》、《雅》、《騷》人之氣骨”，二源交匯，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產物。唐代詩歌革新運動，標榜“漢魏風骨”，正是要恢復或再次確認這個大勢走向。然建安詩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遠繼《風》、《雅》、《莊》、《騷》，近承《漢樂府》與《十九首》，下開盛唐李白、杜甫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詩21首，全為樂府詩，內容上槁目時艱，腸斷民瘼，藝術上古直悲涼，通脫自然，顯然繼承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和剛健質樸的風格。曹操長于四言詩，似有《詩經》遺風，然許學夷的《詩源辨體》卷四謂其“正是樂府之體，不當于《風》、《雅》求之。”吳喬的《圍爐詩話》卷二也謂曹操四言詩“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雜言詩，包括一些游仙詩，也似有《莊》、《騷》韻味，但主要還是源于漢樂府的雜言體和游仙詩。所以沈德潛《古詩源》卷五稱“孟德詩猶是漢音”。曹丕詩一半以上為樂府，并且“樂府酷是本色”(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寫游子思婦的離愁別怨，這也顯然“源出于《十九首》”(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王粲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漢樂府和《十九首》的影響較小一些，王粲存詩20首，樂府詩僅有5首，其詩從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皆與《十九首》相差較遠；王粲詩更多地受到詩、騷的影響，這正如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所說，王粲詩乃“小雅、變風之余”，劉熙載《藝概》卷二也謂“王仲宣詩出于騷”，其余“六子”存詩太少，不足論。而曹植乃“風、雅之苗裔”(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應風雅”相標榜(《與楊德祖書》)，讀曹植《送應氏》、《泰山梁甫行》、《情詩》、《門有萬里客行》等，這一點，不言而自明；同時，曹植《飛龍篇》、《遠游篇》等游仙詩，“與《楚辭》同意”(郭茂倩《樂府詩集》卷64)，《雜詩》六首，“原本于《離騷》”(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五)，所以劉熙載《藝概》卷二也謂“曹子建詩出于騷”；并且，曹植詩也多樂府，“參其樂府，皆漢氏之韻”(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南國有佳人》等游子思婦詩，“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五謂“子建之詩，隱括《風》、(儺》，組織屈、宋，洵為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為極者，蓋有得于詩家之正派的宗也。”將曹植作為《風》、《雅》、《楚辭》的正宗傳人來推崇。丁晏《陳思王詩鈔原序》也謂“詩自《三百篇》、《十九首》以來，漢以后正軌顓門，首推子建，洵詩人之冠冕，樂府之津源也。”也將曹植作為詩家“正軌顓門”，作為上承《詩經》，下開陶潛、李白、杜甫的“詩家正宗”來標榜。

建安詩歌，正處于承上啟下，“二源合一流”的歷史交匯處，“三曹七子”皆為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然真正以詩歌實績確立這個嬗變大勢者，當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說得好：曹植詩，“既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窕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現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慘遠的情調。這一切都通過他凝聚在五言詩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這是一個時代的事業，卻通過了曹植才獲得完成。”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鐘嶸《詩品》卷上)，初步確立中國詩歌“壯美”的美學定位和文質彬彬、情文并茂的發展道路。

所謂“骨氣奇高”，是說曹植詩不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氣，充滿氣勢和骨力，充滿追求和抗爭，顯得慷慨剛健，悲憤沉郁，以氣取勝，以骨取勝；所謂“詞采華茂”，是說曹植詩風流倜儻，文采斐然，工于起調，善為警句，鍛字煉句，聲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詩骨氣高，然詞采質樸；曹丕詩詞采美，然“婉孌細秀”(鐘惺《古詩歸》卷七)；王粲詩“文若春華”(曹植《王仲宣誄》)，然“悲而不壯”(劉熙載《藝概》卷二)，“文秀而質贏”(鐘嶸《詩品》卷上)。建安詩人唯曹植華麗其容，風骨其實，“詞采華茂”因“骨氣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艷纖柔，“骨氣奇高”又因“詞采華茂”而不致陷于平淺粗豪，真乃文質相稱，情文并茂，壯哉美哉，美哉壯哉!所以成書《多歲堂古詩存》稱“魏詩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傷于弱，風雅當家，詩人本色，斷推此君。”吳質《答東阿王箋》即以“文彩巨麗”贊美曹植；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一文中，將“華麗壯大”作為建安文學的一大特征E3；李澤厚的《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編(上)》也指出：“曹植的詩中，這一點(華麗壯大)表現得最為明顯，并且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建安以前，《詩經》天然古拙，《楚辭》風華流美，到《漢樂府》則剛健質樸，《古詩十九首》則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鑄《風》、《雅》、《楚騷》，得《漢樂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終于鍛煉出了“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壯美品格而“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鐘嶸《詩品》卷上)。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云：“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嗚鳳也。”高度評價了風骨與詞采的統一，并譽為文中鳳凰，同時譏笑有風骨而缺文采者為文中鷙鳥，有詞采而乏風骨者為文中野雞。牟愿相《小潞草堂雜論詩》云：“曹子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左思得其氣骨，陸機摹其詞采。左一傳而為鮑照，再傳而為李白；陸一傳而為大、小謝，再傳而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遠。”Es]陸機、謝靈運、謝眺等人，受曹植“詞采華茂”的影響，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詩歌的“采麗競繁，剛健不聞”(陳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鮑照，其實還包括阮籍、陶潛、庾信、陳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繼承發展曹植“文中鳴鳳”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贍”(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的壯美詩風。陳子昂的詩歌革新運動，上接“漢魏風骨”，要求新詩歌應“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宣州謝胱樓餞別校書叔云》)，要求風骨與清發的結合，皆與曹植的“骨氣奇高，詞采華茂”一脈相承。難怪杜甫要“詩看子建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子建文章壯”(《別李義》)，特別親睞曹植，標榜曹植的壯美詩風；難怪尚镕《三家詩話》將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為“文筆鳴鳳”的代表詩人，丁晏《陳思王詩鈔原序》將李白、杜甫作為曹植的傳人，認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銓評》附錄)。因此，我們可以說，阮籍、左思、鮑照、庾信、陳子昂以及盛唐詩的“雄贍”，乃至整個中國詩歌“壯美”的美學品位和文質彬彬、情文并茂的發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確立。

曹植詩“情意有余，洶涌而發”(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結束了中國詩歌在言志、緣事、緣情之間的左右搖擺，確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詩經》以言志抒情為主，其中有少數詩歌，如“民族史詩”、《七月》、《氓》等有明顯的敘事傾向。《楚辭》也以抒情為主，但敘事性大為增強，《離騷》作為一首自傳體政治抒情詩，回顧半生經歷，探索未來道路，便大量用賦的手法；《招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也多用體物鋪敘筆法；《卜居》、《漁父》更是明顯的散文化、敘事化。《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以敘事為主，《東門行》、《病婦行》、《孤兒行》、《陌上桑》等皆為成熟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更是達到我國古代敘事詩的最高成就。《古詩十九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又以抒情為主。中國詩歌雖以抒情言志為發端，但其發展實在是依違于志、情、事之間，左右擺擺，自曹丕的“文氣”說、陸機的“緣情”說始，中國文學方覺醒、獨立，中國詩歌方確方向，以情為本。然“文氣”說、“緣情”說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詩歌的啟發，是對建安詩歌“慷慨l、氣，磊落以使才”(劉勰《文心雕龍·明詩》)、“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序》)的總結提煉。而真正代表“文氣”、“緣情”理論的實績，以創作實踐確立中國詩歌抒情品格的詩人，當首推曹植。

《古詩十九首》雖以抒情為主，但畢竟數量太少，情感單純，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兩種，不足與《漢樂府》一代敘事詩風相伉儷。曹操詩氣雄力堅，情悲意壯，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壯粗豪一類，并且不少詩作，如《對酒》、《度關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漢樂府“緣事而發”影響，有著明顯的敘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軍事題材的詩，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詩》、《黎陽作》等，也多鋪陳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劉楨多抒情詩，但數量、質量皆遠不能與曹植比肩。曹植詩“本乎性情(丁晏《陳思王詩鈔原序》)，慷慨高歌不減乃父，“柔情麗質，不減文帝”(鐘嶸《詩品》卷上)，并且無情不可抒，無意不可達，《白馬篇》之豪壯、《薤露行》之慷慨、《送應氏》之悲涼、《七哀詩》之哀怨、《美女篇》凄婉、《雜詩》之纏綿、《贈徐干》之坦誠、《野田黃雀行》之沉痛、《贈白馬王彪》之沉郁、《當墻欲高行》之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慘……，故庾信的《傷心賦序》謂曹植詩“千悲萬恨”，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卷上也謂“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洶涌而后發者也。”陳祚明的《采菽堂古詩選》卷六也說“真切情深，子建所長”，方東樹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稱曹植“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曹植詩不僅感情豐富、強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樣、精湛，如《贈白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類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側擊、或反面襯托、或側面渲染，各種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發，將一腔生離死別、骨肉情深、憂讒畏譏、含冤負屈、報國戀君、憂生患死等種種復雜情感，抒寫得淋漓盡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對酒當歌》，抒思賢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陳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風蕭瑟》，寫離別之情，主要用了以景傳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顯得感情色彩單一，表現手法也單一。所以王世懋的《藝圃擷余》云：“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比一變也。”正是因為這“始為宏肆，多生情態”的“一變”，結束了中國詩歌在言志、緣事、緣情之間的徘徊游移狀態，確立了抒情詩在詩壇的正宗地位，從此，詩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論詩，當然要“祖述子建”了。曹植詩長于五言古體，并以眾多的數量、廣泛的題材、上乘的質量，確立了五言詩在中國詩壇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寫五言詩的詩人。《詩》、《騷》無標準的五言詩；西漢文人詩壇荒涼，蘇、李五言詩系后人偽作；漢樂府首開五言風氣，但畢竟以雜言為主；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題材狹窄，數量太少。五言詩，“暨建安之初”，方“五言騰踴”(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經“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備于時”(鐘嶸《詩品·總論》，并垂式千秋，成為中國詩歌之一主要體式。而整個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寫五言詩的詩人。據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現存建安五言詩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個建安五言詩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詩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詩16首，皆遠不能與曹植比肩。

從題材范圍來看，曹操五言詩“治國平天下”，多言政治、軍事、民情等國家大事；曹丕五言詩“恩怨相汝爾”，多限于游子、思婦的離愁別怨；“七子”中唯王粲、劉楨五言詩稍多，其余不足言，雖題材較廣泛，但畢竟數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詩，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貧民百姓；大涉家國之事，小及人際私情；神如靈飛龍，俗如蝦鱔浮萍，無事不可入，無意不可言，極大地開拓了五言詩的題材領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詠史詩、詠懷詩、詠物詩、寄贈詩、山水詩、田園詩、游仙詩、邊塞詩等等，皆有涉獵，真可謂“備諸體于建安者，陳思也”(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二)。后世詩人，阮籍的《詠懷》詩，從題材內容、藝術形式、表現手法都與曹植后期詩的憂生患死，比興含蓄，一脈相承；左思的《詠史》，與曹植的《三良詩》、《蝦鱔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淵明的詠史、詠懷詩，也是繼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園詩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憐風月、狎池苑”(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詩作的啟發，陶淵明的《還舊居》與曹植的《送應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詩》與曹植的游仙詩更是一體相傳；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鐘嶸《詩品》卷上)，其山水詩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寫的影響；鮑照樂府及邊塞詩，也顯然與曹植相關聯；鮑照的“白馬驛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馬飾金羈”。所以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謂“《蝦鱔篇》，太沖《詠史》所自出也；《遠游篇》，景純《游仙》所自出也；《南國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范圍，陳思所以獨擅八斗也。”陳子昂的五古《感遇》詩，與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樸華《峴俯說詩》)，李白的“古風”、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陳思王詩鈔原序》)。由此可見，曹植五古的題材、體式，對后世詩歌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難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吳喬《圍爐詩話》卷一)，“必首思王”(張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藝術質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為比興，大量詩作，通篇用比興，在建安詩壇，可謂“集比興之大成”、“開一代風氣”；曹植詩工于起調，善為結語，曹植以前，古詩不假思索，無意謀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沈德潛《說詩啐語》卷下)，并且“結名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嚴羽《滄浪詩話·詩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實在是大不易；曹植詩功于錘煉，善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詩“平平道出，無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鍛字煉句，后世詩人爭相效仿，甚至“唐人詩眼本于此”(謝榛《四溟詩話》卷二)；曹植詩對仗工整，平仄妥貼，對齊永明體及唐近體詩，也多有啟發；曹植詩詞詩采華茂，粲溢古今，卻“渾然天成”、“文質適中”(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卷三)，將樂府詩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語言風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無此“文心”，無意“雕龍”。

正因為如此，吳喬的《圍爐詩話》云：“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為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與并者。子美言‘詩看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后，元、白、韓、盂嗣出，杜詩始大行，后無出其范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此話雖不免溢美，但曹植確立五言的地位，開五古一代詩風，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綜上所述，中國詩史“二源合一流”的嬗變大勢，文質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壯美”的美學定位，以抒情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詩為主的詩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師法千秋。雖然詩歌的藝術發展有其自身規律，但人為因素，大家手筆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將曹植列“古今三大詩家”(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或“古今四大詩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七)，這絕非過譽之詞，這是由曹植對中國詩史的獨特貢獻所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