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學中的酒店婦女形象論文

導語：古文學中的酒店婦女形象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譚正璧先生在其《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中說“婦女文學是正宗文學的核心”，他的這句話說的如專指女性作家的文學活動，那就略顯偏頗。但如指涉及女性的文學活動，那就切合實際了。但是，千百年來由于婦女地位的問題，涉及女性的作品及活動多不被學者重視，直至近代，西方女性主義的傳入加上我國學術(shù)思想自身的發(fā)展，有關(guān)女性的文學才備受重視，女性作品的研究發(fā)展到今天，觸角已深入到能涉及的所有領(lǐng)域，從先秦到近代的各類女性形象都已涉及，歌女才女農(nóng)家女，女妓女妖女藝人，無一遺漏，然而，當我們翻開古代書卷，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一類被人們遺忘在角落的人物——當壚女。大概從《史記》《漢書》的《司馬相如傳》，以及《西京雜記》記述卓文君私奔后當壚賣酒以來，才子佳人的佳話吸引了浪漫國人的想象，于是酒肆當壚女就成了編織浪漫傳奇的極好對象。當壚女是拋頭露面的良家女子，沒有妓女的卑賤歧視，卻又沾以美酒待客的風流，于是她們就成了無數(shù)文人筆下的精靈，不單寄寓了他們的愛情理想，還有他們的道德價值，更有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獨特認識，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意義，不容忽視。本文將從歷代相關(guān)的文學作品中對她們做出一定的分析，借以引起人們的重視。申明：本畢業(yè)論文由張翛然撰寫，版權(quán)歸作者所有。

1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酒店婦女形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古代文學中“酒店婦女”形象，但確切的說“酒店婦女”一詞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并不存在。據(jù)考證酒店作為飲食場所在春秋戰(zhàn)國即已出現(xiàn)，而作為固定行業(yè)名稱則在南北朝才開始出現(xiàn)，如《南史·顏延之傳》：“文帝嘗召延之，傳召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yīng)對。”但這種稱呼在文學作品中并不多見，“酒肆”“酒家”還是更為普及。因此將古代文學作品中與酒店相關(guān)的女性形象稱為“酒店婦女”并不貼切，如果追本溯源那么“當壚女”是大概更能概括其含義，古代酒店中放置酒的臺子被稱為“壚”，因此“壚”字也成了酒店的代稱，“當壚”就成了賣酒的意思。因此“當壚女”一般指賣酒女或酒店女主人。本文中“酒店婦女”一詞實為“當壚女”的現(xiàn)代稱謂，即指酒店的女主人或買酒女。只是為遷就當今時代的語言習慣，而稱“酒店婦女”。酒店婦女在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是《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有關(guān)卓文君的描述。從這個才子佳人故事開始，“美女當壚”成為文人筆端的花朵，一代一代的綻放著，更絢麗多彩，也更迷離復雜。

1.1酒店婦女整體形象的整體演變

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歷程被今人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上古（先秦、兩漢）、中古（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近古（明清鴉片戰(zhàn)爭前）。這一分法的科學性我們在此不做討論，最起碼它對于我們研究古代文學中的酒店婦女形象的演變歷程來說，是正確的。古代文學中酒店婦女作為主角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大概應(yīng)是從《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開始，這一段的描寫為我們奠定了當壚女明快健美的基調(diào)，此后，樂府詩中的《羽林郎》《隴西行》更可見一斑。而到了《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等筆記小說中以及后來的傳奇話本以及唐詩宋詞，則是豪放灑脫的“胡姬”，如李白的“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但是隨之王朝落日的到來，她們的形象也染上了滄桑。而到了明清以來，社會安定了，則出現(xiàn)了是女豪杰與女夜叉并存、順從者與掙脫者同在的的分裂形象。這些豐富的人物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幅時代畫卷。

1.1.1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漢代文學被漢賦“鋪張揚厲”四字奠定了風格，人們也理所當然的認為它就是漢代文學的風格，而由漢樂府所代表的另一種風格，似乎為人們所遺忘。漢代酒店婦女的形象其實也代表了漢代文學清新明麗的另一種風格，在《樂府詩集》中的相和歌辭和雜曲歌謠中有許多這類作品，《隴西行》和《羽林郎》就是這類代表。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酒店婦女的形象多是年輕美貌，明麗但不輕浮，活潑但不風騷。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4]極盡筆墨寫出年青的胡姬獨自守壚賣酒，在明媚春光的映襯下的艷麗動人。前人評此句云：“須知不是論鬟。”可謂一語中的。在明麗詩風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活潑可愛而又勤勞堅韌的女孩。同樣，在《隴西行》中我們看到的是持門有方的“好婦”，她“顏色正敷愉。”又知禮守節(jié)，作者的一句贊嘆“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充滿了贊美艷羨之情。這也代表了這個時期一般士人對酒店婦女的評價。

1.1.2美艷胡姬到滄桑少婦

兩漢以后到了魏晉時期，酒店婦女依然是人們心中美麗而有節(jié)操的明快少女，但是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分裂。劉義慶《世說新語》與無名氏的《西京雜記》（一說是葛洪作）中對當壚女的不同描述就體現(xiàn)了這一點，《世說新語·任誕》：“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cè)。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5]，而與之不遠的《西京雜記》中對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描寫，則相對有貶義。其中記載：“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居貧愁懣，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于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裈，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顏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fā)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然終不能改過，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于世。”[6]這兩則描寫對比，前者不光有美色，且具有婦德，而后者“放誕風流”四字盡現(xiàn)春秋筆法，也體現(xiàn)了人們對當壚女認識的變化。而以后一直延續(xù)到唐代他們的形象可用這個詞形容——“美艷滄桑多是非、。”唐代是詩酒的時代，也由此當壚女和文人文學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而大唐帝國的最輝煌的時代也是當壚女的春天，她們不單受到文人們的青睞，而且也多與之神交，唐代文人比任何時代的士人都愛酒，其實他們愛的不光是酒，還有那美貌絕倫，蕙質(zhì)蘭心而又開朗活潑的當壚女——胡姬。所以在盛唐詩人的筆下當壚女和前代文人筆下的當壚女沒什么兩樣，如有李太白的“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酒肆留別》）“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其一）“正見當壚女，紅妝二八年”（《江夏行》）“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前有樽酒行二首》），楊景山的“珍簟華燈夕陽后，當壚理瑟矜纖手”（《大堤曲》）“妍艷照當頭，春風好客留，當壚知妾慣，送酒為郎羞”（《胡姬詞》）可是隨著盛唐氣象的隕落，胡姬女也由陽光少女變成滄桑少婦，這一轉(zhuǎn)變在唐詩詞傳奇講唱藝術(shù)和后來出現(xiàn)的話本中都體現(xiàn)得十分明顯，也許是生活的變遷，盛唐之后的當壚女已不是純粹的當壚女，還兼任歌女的成分，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青樓色彩逐漸加重[7]。而我們中唐以后的文學作品中，這類形象，都是經(jīng)過時代滄桑的中年少婦，她們曾經(jīng)年貌俱佳，可如今已年長色衰，都懷著一份生活的重擔經(jīng)營中小小的酒店維持卑微的生計，如《孟姜女變文》《茶酒論》中的描寫。這一描寫傳統(tǒng)發(fā)展到宋代話本出現(xiàn)了更多的同情色彩，當壚女依然貌美，但卻更加薄命，做人不成，最終淪為鬼，洪邁《夷堅志》中金明池人鬼戀正是這樣的例子。洪邁是道學家，所以他的作品中直接讓共歷生死的人鬼戀中的女鬼直接死亡，絕無半點憐惜。而宋元話本對她的描寫則同情居多，結(jié)局也好了很多，雖然終不免為鬼的命運，但是，讓她死后容顏不改，成全了愛人，還讓吳生給了她名分。這已經(jīng)算是讓這些滄桑少女有了好歸宿了。

1.1.3滄桑少婦到潑辣悍婦

也許是宋明理學的作用，也許是為取得化美為丑的藝術(shù)效果，不管出于何種原因，美麗的當壚女從宋代往后，外形不再明麗美艷，她們有的是粗豪、勇猛、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更有臨危不懼的膽識、謀劃周全的精細、善于應(yīng)變的機敏，《水滸傳》中的“母大蟲”和“母夜叉”可以算是她們的極致。《水滸傳》從民間傳說到成書經(jīng)歷了宋、元、明三個朝代，所寫人物有七八百人，其中女性人數(shù)僅為全書總?cè)藬?shù)的十分之一，但在有限的對于女性的敘述中，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松在孟州殺人，逃到張青酒店，孫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裝成行者，從而免除了一場災(zāi)禍；顧大嫂軟硬兼施劫牢救二解、混入敵牢救史進更顯機智細心。她們是女英豪，但更是潑辣悍婦，試看水滸中對他們的描寫：

1.2卓文君形象的特殊處

如前所述，當壚女受士人青睞始自卓文君的“當壚賣酒只為情”，雖然一篇篇當壚女的浪漫詩章在各個朝代有著不同的演繹，但卓文君的故事卻依然牽動著士人們才子佳人的夢，他們從未停止的演繹著這個美麗的故事。然而，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的文學，不管故事老套的演繹，但思想境界終歸不同，卓文君的形象也跟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1.2.1.歷史上的卓文君

歷史上對卓文君“當壚賣酒”的描述并不多，只四百余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shù)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shù)，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比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8]太史公筆法精煉，秉承春秋筆法非大是大非不輕易露褒貶之情，對二人私奔行為也未給予道德審判，只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敘述。所以我們可以說歷史上的卓文君當壚只是短暫的權(quán)宜之計，不得已而為之。她的形象在此是模糊的，不清晰的，除了知道她“好音”“新寡”之外并不知道其他的有關(guān)信息。當然這不明晰的的形象也為后人的不同演繹提供了不方便。所以，到了后人筆下，她或為追求自由愛情而掙脫家庭束縛的自由女性代表，或為厭倦功名富貴，甘心過著市井閑人的隱逸之人。

1.2.2.多才多藝的當壚女

如上述，等過完漢代那個文化政治昌明的時代，人們總是把二人私奔之事結(jié)合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中予以評論，由此魏晉時期人們開始對“鳳求凰”的故事開始關(guān)注和評論。如前文中說過的《西京雜記》中所說的，這一時期人們對卓文君的評價是“為人放誕風流”，因此她的形象是“姣好”而“風流”的。等到了唐代有《司馬相如琴臺》等詩的出現(xiàn)，也算是對美女明君的渴望了。但卓文君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是明麗而清晰的，只是從此時開始，她的當壚形象被逐漸夸大，逐漸的趨向于一個“完美的不折不扣的”當壚女，這在人們對唐詩做的補注中散見。

1.2.3.綱常的擁護者和倫理的掙脫者

今人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以宋代為分界線，由高峰走向沒落，而文學是絕對不能這么說的，因為古典文學進入宋代以后，還有更多的成就。但是，卓文君的形象從宋代開始出現(xiàn)了分裂，分裂的原因或許是時代精神所致（宋明理學）或者是人類智慧的發(fā)展導致對事情認識的不一，我們在此不做討論。但是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這一時期人們對卓文君私奔之事的分裂認識，一方面，肯定卓文君愛才的舉動，另一方面又否定她悖理的行為。以現(xiàn)存的二十八種文君戲為例，仔細分來不外乎兩類，一種站在才子佳人理當婚配的立場，贊美反抗，如孫柚《琴心記》和袁于令的《鹔鹴裘》，一種是站在對立面，想以劇本驚醒世人。后一種的立場的人似乎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方法不得人心，于是，改頭換面，將私奔之事美化一番，使其盡可能的合乎禮教。如朱權(quán)的《卓文君私奔相如》讓文君始終堅持“男尊女卑”的倫常；無名氏的《漢相如獻賦題橋》讓卓文君的婚姻成了一個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常”婚姻；而湯式的《風月瑞仙亭》更洗掉了卓文君的“私奔”形象，讓她只是“及笄未聘”而心屬相如之才，如此等等。[9]可以說現(xiàn)存的文君戲一大部分是后者的版本，而最優(yōu)秀的確是前者。但不管怎樣，它們造成了兩個分裂對立的卓文君形象：綱常的擁護者和倫理的掙脫者。

2酒店婦女形象所蘊含的價值

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中說：“倘若瀏覽一下偉大的文學作品，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都表現(xiàn)了一個深刻而經(jīng)久的特征，特征越經(jīng)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越高。那種作品是歷史的摘要，用生動的形象表現(xiàn)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性格，或者一個民族的原始的本能與才具，或是人事演變的最后原因”。[1]酒店婦女形象具有“深刻而經(jīng)久的特征”，在中國古代文學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國古代士人都有個宏偉的人生目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圣之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此他們筆下的文字無不寄托著這個理想，因而也必然具有豐富的價值。這種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倫理、文化、藝術(shù)三個方面。

2.1.倫理價值

當壚女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特殊群體，她們所處的酒店是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熱鬧地方，而飲食服務(wù)業(yè)自古就是社會的窗口，尤其是酒店女主人更是引人注意的對象，在他們身上可以反應(yīng)一個時代的風氣，而人們對她們的評論和看法則體現(xiàn)了當時的倫理價值觀念。

2.1.1當壚女的形象體現(xiàn)了對自由平等的兩性關(guān)系的向往。

當壚女的形象從卓文君開始就在追求自由愛情，掙脫家庭束縛，這一點在漢樂府辛延年的《羽林郎》，其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diào)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jié)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qū)區(qū)”[2]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女子之美，作者采用了鋪陳夸張手法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年少當壚的美艷胡姬；而她絕不軟弱，反抗強暴采取了巧妙的斗爭藝術(shù)；結(jié)尾更是是喜劇性的戛然而止。這里的胡姬不單是追求的前夫后婦的關(guān)系，她更看重的我想是人格的自由平等。“家奴”本不過是條看家狗，卻混充高貴的“金吾子”招謠撞騙，而“酒家胡”雖地位低賤，然究竟不必仰人鼻息過生活，在“高貴者”面前她堅持的是“貴賤不相逾”，尋找的也許是“自由為連理”。這些比同時期的《陌上桑》中羅敷靠夸耀自己的丈夫來拒絕使君，更顯得對健康兩性關(guān)系的向往。同樣，在后來的當壚女形象中都傳承了這一特色，所以《世說新語》中的當壚婦可以坦蕩的睡在異性的旁邊，從《夷堅志》到《情史》再到“三言”中的《金明池吳清逢愛愛》愛愛的形象也一直沒變，而宋明以來的戲曲不管將卓文君怎么改，都改不了她總是一定程度上違背父命的與司馬相如生活。連《水滸傳》中的“女強盜”在丈夫父兄主張不對的情況下，也會做出驚人之舉。

2.1.2對“仁”與“智”的推崇是當壚女的共同特點

張岱年先生在其《中國倫理思想研究》藝術(shù)中得出這個結(jié)論：中國的社會史倫理性社會，而控制中國倫理思想主流的是儒墨顯學，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對“仁”與“智”的推崇。[3]在多姿多彩的酒店婦女人物中，她們對“仁”與“智”的推崇體現(xiàn)了國人共同的價值追求。我們不能知道當初卓文君為何對司馬相如意見鐘情，但是從后人的演繹中我們可以看到是由于“落魄書生萬古心”，即對司馬相如才能的肯定與同情。同樣在唐代文人之所以那么熱衷的去胡姬酒肆，無外乎胡姬能歌善舞而對他們的才華給予肯定并與之唱和，所以李白在提出“踏花落盡歸何處”自己又回答“笑入胡姬酒肆中”原因在于，胡姬們對他們的崇拜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要，而酒的作用又加深了這種崇拜和流連程度，所以才有“天子呼來不上朝。自言臣是酒中仙”的千古佳話。

2.1.3對隱于市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向往

中國古代的士人講究“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隱于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古今士人認為隱的最成功的是清代的紀昀，而“隱于野”的也不勝枚舉，最知名的算是陶淵明了，但說到“隱于市”，還沒有哪位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但“隱于市”確是無數(shù)文人的追求，自己本身不能做到，那就只能讓自己筆下的人物成為理想的化身了。這種現(xiàn)象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在宋代士大夫在禪宗的影響下，終于完成了外在與內(nèi)在的統(tǒng)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冷靜踏實成了他們的生活作風，他們只是把自己的理想訴諸筆端，而且是不動聲色的敘述。這樣，在宋詞中才有“笑嫣然，舞翩然，當壚素女十五語如弦。遺音能記秋風曲，事去千年猶恨促。攬流光，系扶桑，爭奈愁來一日卻為長！”（賀鑄《小梅花·菩薩蠻》）的華章，才有了后來戲劇中不斷將把司馬長卿與文君寫成一對隱姓于成都酒家的神仙眷侶，如明代的傳奇《鳳求凰》的描述，其首出梗概云：“蜀郡文豪，臨邛女俠，才情雅合成雙。幽居作賦，書劍偶游梁。回馬都亭訪故，逢奇艷，獨怨秋霜。瑤琴里，芳情暗度，邂逅奪孤凰。窮愁無計遺，解裘貰酒。四壁凄涼。共當壚滌器，共笑清狂。鳳召寵征入詩，酬知遇諫獵長揚。標奇跡，通夷定蜀，歸隱茂陵鄉(xiāng)。”作者最后也花了大篇幅對他們的逍遙生活做了一種

2.1.4當壚女的形象的不斷塑造體現(xiàn)了人們對“健婦持門”理想的追求。

中國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已成不爭之事實，然而，低下之外，男權(quán)社會對他們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班昭的《女戒》開始，似乎就讓她們不單要成為男性溫柔的玩具，還要成為他們的一種智能工具——賢內(nèi)助。男性通達時她們要躲在成功的光環(huán)背后，默默地等待著男子的回眸施舍，男性窮困時她們是堅強的后盾，而且還要等待說不定那一天丈夫?qū)嵲诨觳幌氯グ炎约寒敵缮唐吠嫖镔u掉的準備。這些是當時女性的命運，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她們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健婦持門，即人們通俗的說“男主外，女性內(nèi)”、“外強不如里強”等等。酒店婦女就被當成這一類理想女性的典范來塑造的，卓文君無論在《史記》《漢書》《西京雜記》還是后來的《當壚記》中都是在司馬相如最困難時出來支持他，并為他出謀劃策的角色；《水滸傳》中更是如此。而說的最露骨的是《隴西行》中的“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而象卓文君類的女子，在持家有道，使夫婿飛黃騰達之后，卻不得不悲吟《白頭吟》、數(shù)字詩。一方面，要求女子是溫順的小貓，堅守三從四德；另一方面，又讓她們做持門的健婦，旺夫貴子，這是中國社會獨特的社會理想，而這一理想，在酒店婦女身上體現(xiàn)的淋淋盡致。

2.2文化價值

文化是一個民族傳承的血脈，中華民族之所以遭受那么多苦難，而文化血脈猶存，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先輩不是用他們的智慧去開疆擴土，而是用他們的智慧建造“文章”的“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可以說每一部傳世至今的文學作品中的光彩照人形象，都有其不滅的文化價值，酒店婦女的形象亦不例外。

2.2.1酒店婦女形象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酒文化的特色

在中國幾于年的歷史中，圍繞著灑本身，其實便已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系列。這在整個中國文化中，在整個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都可謂獨樹一幟。而酒店婦女天生就與舊結(jié)緣，在她們的生活中少不了酒也離不開酒。而我們研究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酒店婦女形象自然也少不了對酒文化的分析。首先，我們看到的是這類文學作品中體現(xiàn)的不同時代酒文化的實體文化如酒器、酒旗、酒樓等的特色。就以前文中舉的例子來說，先秦兩漢并沒有酒文化或酒的專著，所有有關(guān)那個時代酒的記錄都是從其他文獻的摘抄，《史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所以，我們讀《司馬相如列傳》不光是看其所著大賦的詞章華美，更重要的是看其所體現(xiàn)的酒文化。舉例來說，“著犢鼻裈，與庸保雜作，滌器于市中”就可看出這時的酒可能是沒有過濾的“濁酒”，然后我們由《羽林郎》中“清白各異樽”可以假設(shè)漢末清酒也出現(xiàn)了。由此我們推斷清酒在西漢時可能還沒出現(xiàn)，進而經(jīng)過其他渠道我們研究可發(fā)現(xiàn)至遲在唐代出現(xiàn)。同樣我們參看不同時文君相如故事的作品，對他們的經(jīng)營酒家的不同描述，可以反映不同時代的酒店實體文化特色。其次，我們還可以從對酒店婦女言行的記述中感受，酒文化的內(nèi)質(zhì)，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贅述。

2.2.2酒店婦女形象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及時代特征。

酒店是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熱鬧地方，而飲食服務(wù)業(yè)自古就是社會的窗口，酒店當壚女更是引人注意的對象，她們不單直接和社會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還在他們身上研究一個時代的風氣，所以通過研究文士們對她們的描寫，可以看到當時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例如，我們從兩漢樂府、《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兩漢直到魏晉時期，女性的束縛相對還是較少的，卓文君的私奔沒有太多人去計較是否符合法度；年當十五的胡姬春日當壚雖遭紈绔的調(diào)戲，但依然戰(zhàn)勝對手，繼續(xù)當壚，而旁人對此的態(tài)度是鼓勵和羨慕；健婦持門不惜拋頭露面得到的也是贊嘆。相對于后代對文君私奔之舉百般遮掩涂改，對當壚女的不斷警醒可見那時的婦女相對后世是幸福的。再如，從唐酒家胡姬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唐代的酒肆通宵營業(yè)，所以李白可以“長安市上酒家眠”，可以在落花踏盡的晚間時光“笑入胡姬酒肆中”。再比如，世代累積型的《水滸傳》中對那十字坡母夜叉孫二娘的黑店的描述“只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shù)間草屋傍著溪邊柳樹上挑出個酒簾兒……為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合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著。門前窗檻邊坐著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頭上黃烘烘的插了一頭釵環(huán)，鬢邊插著一些野花”饑渴之中，發(fā)配之人在烈日炎炎下看到這樣一個酒家。這樣一個“黃烘烘”的婦人，文中人不覺，而文外人捏漢，而最重要的是中國獨有的亂世黑店特色展露無遺。北宋每年那盜烽四起的年代也全景顯現(xiàn)。

[1]（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shù)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頁。

[2]（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十二》第633頁

[3]參見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明）施耐庵,羅貫中編撰，水滸全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第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