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秧歌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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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廣靈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是在雁北地區成長起來的地方劇種①，源于古代農村祭神儀式表演和歌舞，并發展為戲劇形式。從其演出和音樂結構看，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產物。

關鍵詞：地方戲秧歌地域文化

雁北原系山西北部地區的概稱，現已被朔州市和大同市所取代。“歷史上長城在蔓延到山西北部地區后，分為兩路，南路從河北阜平而進入靈丘、渾源，再經應縣、繁峙、神池至老營一帶，稱為內長城；一道從北路蔓延到天鎮、陽高、大同、左云，又經右玉沿內蒙古、山西交界處達于偏關河曲一帶，稱為外長城，雁北地區即是人們對于內外長城之間地區的習慣叫法。”②然而就在這樣地域中生發了秧歌劇種，并展現出與其他秧歌所不同的特色。筆者將著重探討雁北地區秧歌所體現的文化特征。

一、從歷史記載看其秧歌的文化源流

雁北地區秧歌的起源確切時間無法考證。最早見于朔州馬邑村《趙氏家志·記事八·唱愿戲》所載“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許愿周歲為送子娘娘唱愿戲。時有亙育紅秧歌為六月六淋生戲，于正日日戲翻舌終，將班請于奶奶廟唱祝愿、劉婆送子、拾金、草場……”的記錄。在朔州劉家窯村還發現有“雍正九年七月，議和班秧歌到此一樂，唱《安安送米》《雙驢頭》《趕子》《教子》《斬子》……”的舞臺題記。然而從演出的劇目看，清初朔州秧歌的演出地點靈活，演出劇目多屬“二小戲”或“三小戲”，或以歌舞為主，或以唱功為主。足見秧歌此時正處于發展期，存在“兩下鍋”或“風攪雪”的現象。

秧歌在我國南北地區都有，還有許多以秧歌命名的秧歌劇，廣靈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就是實例。康保成先生針對南北秧歌“名同實異”的現象，指出北方秧歌實際是西域語“姎歌”同義語，是“漢族元宵社會舞隊與維族‘姎歌偎郎’相結合的產物”③。筆者贊同此說法，且認為：雁北的秧歌源于古代農村社祭儀式表演和歌舞，經過長期歷史變遷才逐漸發展為以“春節”為中心的帶有節日慶典和祈豐意味的大眾活動。地方志的記載又似乎昭示了它的發展軌跡。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大同府志》載：

其節序，“立春”前二日，優人、樂戶各扮故事，鄉民攜田具，唱農歌，演春于東郊。……元夕前日起，城市張燈結彩，壘旺火，郡城四大街尤甚。各鄉村扮燈官吏，秧歌雜耍，入城游戲。十六日郊游，云“除百病”。是夜，設祭送先祖，婦女多哭者，清明夜亦如之。④

清道光十年（1830年）《大同縣志》又載：

元旦，張燈結彩，貼春聯；具犧牲肴饌，各以其力為差，祭天地、諸神及祖宗畢，家眾以次祝賀。……“上元”俗名“燈節”。鄉下多扮燈官，唱插秧歌，來城內相征逐，仿儺禮。⑤

這說明，在清朝中后期，雁北的秧歌在向秧歌劇轉變過程中仍然呈現出傳統遺跡。只是秧歌在發展后期更多受到外來劇種的影響，尤其是梆子腔的影響，早期的演出風貌才逐漸消失。

二、從秧歌的演出看其文化特征

雁北是中原與邊疆接壤之地，是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交匯地區。作為秧歌的活動區域，必然會對秧歌有所浸染和熏陶。從前引《大同府志》《大同縣志》的記載來看，雁北的秧歌在發展期是與節慶民俗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鄉民們“仿儺禮”“扮故事”“唱農歌”，秉承著春祈秋報傳統。在發展為秧歌劇之后，戲班常供奉“三官”，平時戲班每到一地，將上寫“三官爺之神位”的牌位供上，叩頭敬禮。這些習俗無疑是受到了中原農耕文化的影響。

然而，雁北作為山西的北大門，長期作為民族矛盾激化和融釋的中心，受少數民族影響形成了重武輕文的心理。歷史上，武功戰將如云，文人學士稀少。“俗尚武藝”“少好爭訟”“詞訟簡少”“鮮好文學”“漸于文字”等話語也在志書中頻頻出現。尤其明清時期，大同、朔州作為邊塞重鎮，駐扎了大量來自四面八方的士兵，他們平時務農，戰時打仗。這一帶形成了以屯、堡、衛、鋪、所等帶軍事性質的許多村鎮。這樣的人文環境決定了當地民眾的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他們對于戲劇更注重觀賞性，而輕視倫理說教，歌舞劇和生活劇是雁北地區秧歌的主題。這實際上是受到了邊塞游牧文化的影響。

三、從地方音樂看其秧歌文化特征

雁北地處邊塞，長期以來多民族聚居，有著載歌載舞的樂舞習俗。在2000年，考古人員在位于雁北師院的一座北魏墓葬內出土了一批人種不同、動作各異的樂舞俑，上有“太和元年”（477年）的明確紀年。這些陶俑多數為樂伎，且正在演奏某種樂器，也有作“雜技”或“舞蹈”者。樂舞俑的發現是雁北地區各民族藝術交流的歷史見證，體現了雁北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懷，也體現了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融合。歷史上，在元朝人鐘嗣成所著的《錄鬼簿》中也記載了一位大同籍元雜劇作家吳昌齡以及他的十多部雜劇劇目。明代以來，雁北的歌舞演出較繁盛。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載，明時大同代王府“所蓄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已漸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晝夜不絕。今京師城內外不隸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謂路歧散樂者是也”。⑥眾多藝人的流散必定會促進當地戲劇的發展。清代戲劇的演出更為昌盛。雁北地區的秧歌就在這種氛圍影響之下逐漸從歌舞表演發展為戲劇。

“弦子腔”“羅羅腔”“賽戲”“耍孩兒”“道情”“梆子腔”等劇種長期在雁北地區互相爭勝。其中“耍孩兒”“道情”“梆子腔”的流布地域較廣，影響也較大。秧歌無論是劇目或音樂又都與它們有著密切的聯系。諸如《偷南瓜》《拉老漢》《打灶君》《安瓜》《瞎子觀燈》《打瓦罐》《借冠子》《頂燈》等成為它們共有的劇目。

另外，秧歌本是一種曲牌聯綴與板式變化相結合的民間戲劇樣式，俗稱“梆紐子”結構。其中，曲牌聯綴體唱腔又大致可分為訓調、紅板和小曲三類。訓調有的從道情移來，有的受耍孩兒影響，有的為當地民歌俚曲，板式多從梆子腔中吸取而來。訓調雖是秧歌的本源唱腔，清末以來卻被逐漸揚棄，梆子腔雖是移自外來，卻已完全地方化，成為主要唱腔。可見，雁北的秧歌在發展中，從各方面借鑒了當地其他劇種的長處，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的特征。

綜上所述，秧歌在雁北地區非常普及，無論是劇種淵源，還是演出形式與音樂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當地傳統文化與世俗表演藝術的影響，從而顯現出濃重的鄉土氣息，且體現了胡漢文化交融的色彩。

注釋：

①“大同秧歌”在其他資料中沒有提到，但筆者在2005年以來的調查中發現在大同市所轄的碓臼溝等村落中的秧歌同樣歷史悠久。另據秧歌藝人劉善（男，89歲，碓臼溝村人）回憶，其祖父就是秧歌藝人，足見大同地區的秧歌也歷史悠久，故在此提出“大同秧歌”。

②李富華，陳紀昌.明清以來雁北地區主要廟會綜述[M].晉陽學刊,2007（3）.

③康保成.儺戲藝術源流[M].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9－71.

④⑤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545，548.

⑥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口外四絕[M].北京:中華書局,195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