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藍的眼睛》看人性的迷失與探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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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最藍的眼睛》中佩科拉和克勞蒂亞不同命運的對比出發，對文化傳承和社區責任感兩方面進行分析，力圖揭示莫里森心目中黑人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文章進一步指出：在美國黑人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莫里森代表著一種從抗議轉向自我探索的變化。

關鍵詞：《最藍的眼睛》托妮·莫里森小說文化傳承社區責任感迷失探索

一、引言

著名的非裔美國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妮·莫里森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在情節上并不復雜：小說以秋、冬、春、夏為敘述框架，講述了年僅11歲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遭生父強奸，繼而懷孕，早產了一個很快就夭折的嬰兒后，在無人關心幫助的情況下墮入瘋狂狀態的悲劇故事。然而，《最藍的眼睛》所呈現的佩科拉一家及整個黑人社區生存的困境和心靈的痛苦卻讓讀者時時感到一種無法排解的沉重和窒息。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樣的悲劇?凱特·富布魯克(KateFullbrook)曾一語中的地指出，導致如此悲劇的根源是包圍他們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長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蝕下，黑人自身的價值觀和審美觀逐漸地被扭曲和異化，致使他們喪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究其本質，文化和種族原無優劣貴賤之分。但是，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會相遇時卻完全可能因為其各自的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差異而形成強勢和弱勢的區別。強勢文化往往強化現存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并憑借其有力地位，對弱勢文化發起不斷的沖擊，借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作為統治者的天經地義。在美國，白人始終在政治、經濟上占有無可比擬的統治地位，因而他們的文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強勢文化或主流文化。白人總是自視高人一等，認為其是正統、文明、高尚和智慧的化身，而黑人則是卑下、野蠻、愚蠢和異教徒的代名詞。在奴隸制尚未廢除的年代里，白人甚至認為黑奴是“一塊可供他們任意書寫的白板”。浸潤在這種制度下，黑人被剝奪的豈止是自由和尊嚴，從更長遠和更深層次的意義上說，他們被剝奪的是自己的身份、語言、集體、歷史和包括上述文化內涵在內的近乎所有屬于本民族和自我的“意識”乃至“無意識”：他們通過他人的視角看世界；他們借助他人的心靈感悟自然萬物；他們既存在，也已消失。

掙扎在族裔文化意識淡薄的氛圍里，佩科拉當然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響。她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作為一個黑人的丑貌，想象著如果她長得漂亮，特別是擁有一雙白人女孩的藍眼睛，這雙藍眼睛就會看到一個五彩繽紛的幸福世界。藍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線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藍眼睛卻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標準，因為美意味著“金色的頭發，白色的皮膚，而最重要的，是藍色的眼睛”。顯而易見，藍眼睛是白人強勢文化的象征。佩科拉對藍眼睛的祈求說明她已內化了白人文化意識，并希望能被白人認可和同化。然而，佩科拉是絕不可能被白人社會認同的。巴巴拉·克里斯廷(BarbaraChristian)指出，佩科拉對藍眼睛的渴求“包含了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300年間不成功的交流”。佩科拉的悲劇正是源于她文化屬性的變異。一方面，她屬于黑人群體；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體卻仰慕白人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佩科拉的悲劇與她自身、她的父母和生活環境密切相關。她是父母墮落和混亂生活的產物，--，一是家庭及整個黑人社會變態的受害者。同時，佩科拉也是白人文化的犧牲品，而《最藍的眼睛》是“一本新奴隸敘事”。換言之，通過對佩科拉悲劇的探討，特別是通過將她和克勞蒂亞不同的命運加以對比，我們不難看出，在托妮-莫里森的墨汁中流淌的已不再僅僅是一種對黑人民族苦難外在因素的抗議，她已將小說的觸角伸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與探索。

二、傳統文化的斷層與傳承

音樂是黑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倫斯·列文(Law-renceLevine)指出，“黑人民樂和其他形式的口頭傳統能使他們公開和單獨地表達自己的情感，獲取快樂，并能使他們的傳統和價值觀念不朽，激發新的內心表達……”。“布魯斯”(blues)音樂是黑人民樂中最大眾化的音樂之一，黑人以個人的傾訴并以自由感傷的民歌形式逐步形成了這種音樂。有關布魯斯的記載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布魯斯屬于抒情音樂，歌唱者在傳唱中表達自己的感情。盡管布魯斯主要體現的是“個人問題和／或經歷”，戴維斯從婦女的歌唱聲中觀察出“個人困難的公開交流有助于促進黑人集體社會意識的發展”。貝克(HurstonA．Baker，Jr.)更是把布魯斯形容為“來自黑人群體的匿名嗓音”。

在《最藍的眼睛》中，克勞蒂亞先后兩次以深情的筆觸講述了媽媽歌唱甜美的傳統布魯士斯歌曲的情景。第一次描述的是母親經常歌唱的抒情歌曲“困難時期”中的片斷，如W.C.亨蒂創作的“圣路易斯布魯斯”歌曲中廣為流傳的“害怕看見日落”那句。在年幼的克勞蒂亞看來，沒有媽媽歌唱的星期六是“孤獨、煩悶的”，而充滿媽媽歌聲的星期六則意味著希望和可能。她甚至認為，歌詞中暗含的痛苦和憂傷似乎因母親那甜美溫馨的嗓音而不復存在，“在媽媽充滿喜怒哀樂的歌聲里，傷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僅可以忍受，還甜蜜蜜的。”。正是這種“確信”使得成年后的克勞蒂亞得以度過種種難關。克勞蒂亞第二次提到的是母親歌唱關于火車和阿肯色州歌曲的情景。從母親的歌唱中，敏銳的克勞蒂亞聽出了對自由和民主的呼喚。母親的歌唱激發了克勞蒂亞的想象力和渴望，使她在遇到任何困難時都能臨危不懼、沉著應戰。不難看出，布魯士樂這一黑人傳統文化的代表，是貧困中他們仍能保持家庭幸福、女兒健康成長的原因之一。

當克勞蒂亞幸福地從母親那里吸收文化甘泉時，可憐的佩科拉卻沒能從母親身上獲取任何黑人文化滋養。母親波琳沒能給孩子們帶來關心、愛護和文化甘泉。“對她來說，愛就像一口井，她從那兒抽取出最具破壞力的情感……竭力去窒息那些需要愛的親人。”她讓兒子老是想著逃離家庭。使女兒充滿了“對成長的恐懼，對他人的恐懼，對生活的恐懼”。小說中最令人心酸的場景之一是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她媽媽在白人家熬果醬的鍋，波琳對她先是一陣捶打，接著又把她推個人仰馬翻并補上了幾個耳光，隨后就把嚇哭的白人小女孩抱在懷中安慰。至此，由波琳所代表的母女關系的異化和人性畸變昭然若揭，而親眼目睹自己母親對他人的如此關心和愛護，卻給一直渴望愛、不知愛為何物的佩科拉留下了一生難以愈合的傷痛。漸漸地，年僅11歲的、尚未形成自己價值觀的佩科拉把母親對自己的厭惡和一切不幸都歸結于自己沒有像白人小姑娘那樣的藍眼睛。因此，克勞蒂亞遇到困難時可求助于她的布魯士樂，而佩科拉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幻想著擁有一雙藍眼睛，直至最后陷入瘋狂狀態。可以說，正是母親人格的變態和價值觀的異化，促使了佩科拉對藍眼睛的渴望，這也是導致她精神分裂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她截取了女兒的生命，致使她無可挽救”。被忽略、被歧視和自我尊嚴、自我價值的喪失，加速了佩科拉的最終毀滅。

然而，在我們批評和譴責波琳時，我們不應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即波琳本人也是自人文化價值觀念的受害者。波琳出生于南方的一個農民家庭，先天跛足，相貌平平。兒時的她就一直被家人和鄰里冷落，無人關心她做什么，甚至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在家中11個孩子中，她是唯一沒有綽號或小名的。在她看來，綽號和小名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引人注目的孩子才能擁有它。因此，孤獨的波琳從未從家中獲得幸福或任何歸屬感，“她覺得自己從來就不屬于那個家，或者說她哪兒也不屬于。”她的家中也無任何歡快、祥和的氣氛或凝聚力。家人的冷落讓波琳覺得自己無足輕重，而家中的空蕩更不可能帶給她任何文化營養。可以想象，成了母親之后的波琳也不可能像克勞蒂亞的母親那樣，向自己的女兒傳遞類似布魯斯的黑人文化營養。

如果說兒時的波琳由于生活在文化貧瘠的家庭而缺乏黑人文化熏陶，那么成年后的她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被白人文化所同化了。在隨著丈夫喬利從南方來到北方后，孤獨、空虛、倍受他人歧視的波琳，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只好從電影中尋求慰藉。不知不覺中，無任何文化根基的波琳接受了好萊塢電影中大肆宣揚的白人文化審美觀和價值觀。銀幕上宣傳的美的標準成為了她衡量現實中一切事物的天平。漸漸地，她發現和電影中所熱烈褒揚的白人俊男美女相比較，她粗俗的丈夫實在不值得愛，因為“白人男人懂得怎樣照顧好自己的女人”，而當接過襁褓中的女兒，她也禁不住感到：“上帝呀，她真丑。”很顯然，白人文化的價值標準已慢慢浸入她的心靈，她已忘卻作為妻子和母親應有的柔情和愛心。波琳在白人費希爾家的工作，進一步地加速了她心靈的扭曲和人格的裂變。對白人社會的崇拜與對黑人包括自己和家人的鄙視，使她在人格上產生了嚴重的裂變。至此，她扭曲的心靈已完全倒向白人文化。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母親所接受的白人價值觀又傳遞給了女兒佩科拉。

在小說的末尾，佩科拉精神的完全崩潰進一步映襯了克勞蒂亞健康的成長。兒時健康安全的家庭生活背景給予了克勞蒂亞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黑人文化的熏陶和自尊自愛，這使得成年后的克勞蒂亞能非常客觀理智地、從各種不同的視角講述她和佩科拉兒時的故事。通過佩科拉和克勞蒂亞不同命運和兩家對文化的不同態度的對比，托妮·莫里森暗示黑人文化才是黑人賴以生存的根本。黑人惟有繼承和發揚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并以之為自豪，才能在以白人文化為主流文化的美國社會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社區責任感的喪失與承擔

社區責任感是黑人文化的另一優秀傳統。長期處于社會底層、飽受種族歧視之苦的非裔美國人明白，只有自身的團結、互幫互助，才能讓他們立足于這個白人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在《最藍的眼睛》中，托妮·莫里森以深情的筆觸描繪了吉米姑奶奶生活的南方農村人們并不富裕但互幫互助、其樂融融的生活。在喬利出生僅四天就被母親拋棄時，是好心的吉米姑奶奶把他撿回并撫養成人。吉米姑奶奶生病期間社區人們對她的關心和照顧，以及最后人們為她舉行的社區葬禮，無一不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南方黑人互幫互助的強烈社區責任感。在這里，個人與集體、家庭與社區的界線完全打破，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團結一心、其樂融融的黑人生活群體。盡管喬利兒時遭母親遺棄、波琳受家人忽略，但是，“在南方，和黑人社區的緊密相連，讓那時的喬利和波琳擁有穩定的人格”。

與南方黑人社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方的諾倫鎮則是一個分裂且充滿敵意的地方。新婚后的喬利夫婦懷著滿腔熱忱和希望來到北方的工業小鎮諾倫，以期開始生活的新篇章。然而，北方并不是黑人理想中的天堂。波琳忽然發現這兒和故鄉迥然不同：“一切都變了。這兒的人們不好接觸，我想念我的鄉親，我不習慣這么多白人。”此外，北方的黑人婦女由于受到白人文化的影響，對來自南方一貧如洗的黑人移民波琳也是百般歧視和嘲笑。波琳發現不論自己怎樣努力都無法為當地婦女所接納。她的漆黑膚色、鄉下口音，甚至穿著打扮都成為諾倫鎮婦女的笑料。于是，孤獨、空虛、備受他人歧視的波琳只好走向電影院，從而一步步地被白人文化所同化。

和妻子波琳在遭受排斥后的“異化”相比，喬利在北方的遭遇更是致命的。如果說吉米姑奶奶當初撿回喬利給予了他第二次生命，那么，在來到北方之前剛剛經歷了“三大悲劇”——姑奶奶的離開人世、第一次性行為飽受白人的凌辱和生父的拒認的喬利，更是期望在這個新興的北方工業小鎮重獲新生。然而，幸運之神并沒有關顧他，喬利很快就失業了。在“一個要求他必須有能力在經濟上維持家庭，但他又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世界”里，面對著冷漠的社區人們和已被白人文化同化且及需要通過救贖他來顯示自我價值的妻子，內外交困的喬利終于不堪重負，跨了下來。于是，當白人以種族歧視剝奪了他的工作，以其意識形態奪去了他曾經溫柔的妻子，喬利那從沒完善過的人格在短暫的“正常”后又墮入了可怕的“自由”狀態。重新回歸“自由”狀態的喬利成日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當然更談不上去履行作為丈夫和父親的家庭責任和一個居民的社區責任。起先他喪心病狂地燒掉了自己的房子，后來又禽獸不如地強奸了自己的親生女兒佩科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喬利的病態行徑是對其所生活的社區及整個社會的嘲弄和挑戰。

麥克蒂爾家是整個諾倫小鎮唯一的亮點。他們身處他鄉而不忘自己的文化傳統——社區責任感。喬利放火燒掉自家的房子后，只有并不富裕的麥克蒂爾一家站出來并收留了無家可歸的佩科拉。在佩科拉被父親糟蹋后，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社區表現一定的落井下石的心理時，也只有麥克蒂爾家對其表現了深刻的同情，克勞蒂亞姐妹為了此種萬壽菊天天為可憐的佩科拉祈禱。麥克蒂爾夫婦在表現出社區責任感時，對自己的孩子也表現出了強烈的家庭責任感。盡管麥克蒂爾家經濟也很拮據，對孩子也頗為嚴厲，但他們盡最大的可能保護和引導孩子們，“大人們不對我們說話——他們指示我們”。“指示”一詞充分說明了麥克蒂爾夫婦從一開始就在道德是非觀念上對孩子進行指導。麥克蒂爾太太對女兒的關心與被社區所遺棄的喬利夫婦給予孩子的自慚形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父母對社區的責任感和對孩子的關心以及家庭的溫暖，安全地幫助女兒樹立了自信、自尊以及健全的心理和人格，使她們身處逆境時不放棄期望、信仰和信任。

小說的結尾交待“兒子薩米很早以前就離開了小鎮；喬利死在教養所里；波琳仍舊在白人家干活”，對喬利什么時候死的、如何死的，讀者不得而知。喬利一家的悲劇是對造成其人生悲劇的“社會土壤”的控訴。從一定意義上說，社區黑人從總體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寬容的笑容，也是佩科拉及其一家最終落得如此可憐可悲的原因。通過對南北方黑人社區生活的對照描寫，托妮·莫里森一方面宣揚了黑人社區團結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南方農村黑人在遷移到北方的工業區后遺失自己傳統價值觀的憂慮。在一次訪談中，托妮·莫里森闡述了對該問題的關心和憂慮：“最近，我開始把我寫的東西稱作鄉村文學，即真正為鄉村、為部落寫的小說。為我的人民寫的農民文學，它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現在，我的人民，也就是我們‘農民’來到了城市，這就是說，我們和它的價值生活在一起。部落舊的價值觀念和新的城市價值觀念之間存在著沖突，令人困惑。”佩科拉一家的悲劇人生告訴我們，若要在一個白人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立足，非裔美國人必須保持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團結一心，互幫互助，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區責任感，做到居住地可移，但傳統價值觀不能丟。

四、結語

《最藍的眼睛》無疑是一部令人感到震撼和沉重的作品。托妮·莫里森以熟練的標準英語、詩一般的語言向讀者展示了生活在黑白兩種文化夾縫中黑人悲慘的生存境遇。在白人文化的沖擊和侵蝕下，黑人因自身的文化傳統解體、價值觀和審美觀發生變異而最終迷失自我。從黑人文學發展史來看，這部作品的份量也非同尋常。作為奴隸的后裔，美國黑人長期以來一直遭受種族壓迫和歧視，種族關系也因此成為產生于黑人歷史和現實土壤之中的黑人文學的重要內容。無論是19世紀的奴隸敘事文學，還是20世紀40-50年代的“抗議文學”，都以深刻的筆觸再現了生活在奴隸制和種族壓迫與歧視下的美國黑人精神上受壓迫、身體上受奴役和遭受暴力的生存狀況。從小受黑人文化滋潤的莫里森也繼承了黑人文學傳統，在其作品中對奴隸制和種族歧視進行了批判和鞭撻。然而，和以往黑人作家不同的是，莫里森小說創作的一個特點是她不再直接地去寫種族沖突，而是把白人和黑人的關系作為一個大背景來處理。她更多的是關注美國黑人內部錯綜復雜的關系，通過揭示黑人自身的種種問題來表現和探索黑人的歷史、命運和精神世界。這一點在其處女作《最藍的眼睛》表現的尤為明顯。通過佩科拉和克勞蒂亞不同命運的對照，莫里森向她的人民指出：黑人惟有繼承和發揚自己的文化與傳統，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區責任感，才能在以白人文化為主流文化的美國社會里立足生根，確定和凸現自己獨立的位置。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莫里森代表著美國黑人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一種從抗議向自我探索的轉化。莫里森的自我探索標志著美國黑人知識分子對歷史、對現實的重新認識，更象征著黑人民族從沉淪中開始覺醒，自我反思，期冀重塑民族形象的希望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