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對敦煌文化研究文學補充論文

導語：剖析對敦煌文化研究文學補充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走上敦煌學研究的道路

鄒兆辰(以下簡稱鄒)：郝老師，您好!三十年來我們一直都在歷史系工作，對您還是比較了解的，所以這次我們不談其他，主要談一談您在學術方面的經歷和成果。首先我想問的是，您在學生時代是學習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為什么從一開始您的學術方向就選擇了敦煌學呢?

郝春文(以下簡稱郝)：的確，我一開始學習中國古代史，就選擇了敦煌學這個方向。1983年我正式考取寧可先生的碩士研究生。一入學，寧先生就讓我和李德龍同學在通讀敦煌文獻的同時，協助他搜集敦煌寫本社邑文書。這樣就開始與敦煌文書打交道。您問我為什么選擇敦煌學，那就要先說明敦煌學與歷史研究的關系。

敦煌文獻研究與歷史學的關系，這是一個逐步深化的認識過程。我想，首先是由于它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一批研究資料，而且大部分是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與正史資料不同，它們是沒有經過史家處理的，因此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這些材料數量不少，有5萬多件。當然，其中與歷史有關的不占多數，但還是有相當數量，可以分類進行系統的研究。其中大約90％左右是佛教典籍，其題記及背面所抄寫的內容與世俗有關，隨著我們認識的深入，我們對這些資料里面史料信息的發掘會越來越深入。這些資料可以分為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記載敦煌地區的資料，不能完全反映全國的情況。時間是公元9－11世紀這二百年間。這部分材料比較集中，數量也比較大，反映的方面也比較多，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宗教等等方面都有。我們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可以進行得比較深入。第二個層面是敦煌文獻中一些不僅能反映敦煌地區，而且能反映全國情況的材料。比如一些法律文書，是中央政府頒布的文件，就不僅反映敦煌地區，也能反映中原地區的情況。再如，反映均田制的文書，對于了解全國均田制的情況也是有意義的。所以，敦煌文書實際上為研究中國古代史提供了一批資料。這樣的資料的價值就更高一些。再一個層面是敦煌保存了一大批記錄敦煌地區民族問題的資料，包括漢族的資料，也包括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資料。其中還有古藏語及回鶻文的資料。因為這一時期中原王朝并沒有實際控制西北民族地區，所以正史中留下的資料很少，且往往不準確。所以，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就更顯珍貴。

敦煌文獻對史學研究的另一個價值在于，它保留了一大批中國古代中外交通史的材料。敦煌地區是中國古代陸路交通的一個通道，中原文化通過這個通道往外傳播，國外的文化也通過這個通道往里傳。敦煌保留了這些物質與文化交流的珍貴資料。比如，記載宗教的材料就是異彩紛呈，不僅僅是儒家的、佛教的、道教的，還包括景教、摩尼教、襖教的記錄。利用這些資料，有助于推動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現在，我們對這幾個層面的研究程度不大一樣。學者們對敦煌文獻中反映全國情況的材料研究得比較多、比較細，如對律文書、均田制的文書等等。但對敦煌地區的資料研究成績還不夠，需要進行整體上的整合，撰寫出《敦煌中古史》這樣的專著，為研究中國古代、甚至世界古代史提供一個“模型”或“標本”。

當然，我在開始學習敦煌學時并沒有這樣清楚的認識，認識是在學習過程中逐漸深化的。

鄒：您對敦煌學的研究包括哪些方面呢?

郝：首先是參與了整理刊布敦煌文獻的工作。這項工作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整理刊布圖版。敦煌文獻發現以后，大部分被先后掠至英、法、俄、日等國，這無疑為我國學者全面了解和充分利用這批資料造成了極大困難。20世紀50年代，北京圖書館得到了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漢文文獻的縮微膠片。70年代又購得法國國立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獻縮微膠片。80年代，新文豐出版公司陸續推出黃永武先生編輯的《敦煌寶藏》，這是依據已公布的英藏、法藏和北圖藏敦煌文獻縮微膠片影印而成的大型文獻圖集。但是，上述縮微膠片及影印圖集，由于拍攝和印刷方面的原因，佛經以外的文獻有很多模糊不清，難以釋讀，其中部分與歷史有關的文書更是如此，非常不便于利用和研究。

1987年，張弓和宋家鈺先生受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委托，與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達成了重新拍攝、合作編印英藏敦煌文獻中佛經以外漢文文獻的協議。我有幸被邀參與這項《英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工作，不僅參加全書的討論定稿，還擔任其中12－14卷副主編。這套大型文獻圖集采用最先進的攝影和印刷技術，圖版上的文字、圖像大多清晰可辨；另一方面，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和查閱大量文獻的基礎上，對全書所收文獻都進行了定名。上述工作為利用和研究這批文獻提供了方便，引起學術界和出版界重視，獲得第二屆國家圖書獎古籍整理類唯一的一等獎。

《英藏敦煌文獻》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我建議他們適當吸收一些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者參加其他部分的編纂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邀我和北京大學的榮新江參與部分敦煌文獻的定名工作。我們曾對《俄藏敦煌文獻》中部分文獻的定名提出意見，大多被采納。

鄒：這就是說，整理敦煌文獻。第一步是要把國內外收藏的敦煌文獻進行拍攝，刊布圖版，使研究者能夠直接看到這些文獻本身。那么。后來您與寧可先生進行敦煌社邑文書的輯校，這兩者有什么關系呢?

郝：在整理刊布了敦煌文獻本身之后，接下來就要分類整理敦煌文獻錄文了。因為敦煌文獻絕大部分為中古時期的寫本，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時期的俗體字和異體字，還有不少寫本使用河西方音。這就要求閱讀某件文書的學者不僅要掌握該文書有關學科的專業知識，還應當對敦煌的歷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等整理敦煌文獻所需要的專門知識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否則，即使有條件直接查閱敦煌文獻，在閱讀、利用、研究過程中也會遇到重重困難。

鄒：即使是搞這段歷史的人，也不一定能完全看得懂敦煌文獻?

郝：是這樣。對一般歷史研究者而言，很難在短時間內具備閱讀敦煌文獻所需的知識。這就需要敦煌文獻研究者運用敦煌學的方法對敦煌文獻進行整理，將其錄校成通行的繁體字，以便于一般史學工作者利用和研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和導師寧可教授也置身其中，在“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的指導下，負責搜集、整理、錄校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的工作。

鄒：這里我要插一個問題，請解釋一下什么是“社邑文書”?

郝：關于“社邑”的問題，寧可先生曾經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過“社邑”條目，后來又寫成《述“社邑”》一文，對自先秦到明清社邑的發展過程和各個時期的特點作過論述。他對敦煌寫本中的社邑文書與文獻資料進行了綜合研究，指出“社邑”是遍及城鄉的一種私社，是朋友之間從事共同事業、進行互助和教育的組織。多數是按地域組成，通常是部分居民自愿與自由的結合。也有一些打破地域界限，按階級、職業、性別結合。社人之間的關系是“貴賤一般”的兄弟關系，擺脫了全體村民參加、共同活動的農村公社組織形式以及宗法血緣關系的束縛?！吧缫匚臅本褪顷P于這些結社活動的文書。

鄒：搞社邑文書輯校，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敦煌文書都搜索一遍?

郝：那是一定的，而且不只一次。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要通讀敦煌文獻縮微膠片，挑出其中與社邑有關的文書。然后分類進行整理，釋錄初步錄文。在對社邑文書有了一定認識以后，再次通讀敦煌文獻縮微膠片，結果又發現了一些第一次通讀過程中漏收的社邑文書。這些漏收的社邑文書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在第一次通讀時由于疏忽而沒有發現；另一種則是依據該文書與已發現的社邑文書之間的關系或據有關社邑文書的知識新比定出來的社邑文書。這就啟示我們，在從事歷史課題研究時反復研讀基本史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反復閱讀不僅可以發現上一次閱讀時由于疏忽而沒有發現的資料，還能發現第一次閱讀時不能發現的資料。經過兩次通讀敦煌文獻，我們共搜集到近500件社邑文書。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再進一步對文書錄文進行反復修改，一些文書的錄文修改了十幾次。其中大部分錄文與原件進行過核對。最后在看校樣時，又將校樣上的錄文與該文書之圖版或縮微膠片進行了核對，以消除在書稿抄寫過程中出現的失誤。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提供給學術界一部比較接近文書原貌的錄校本。在反復修改文書錄文的同時，我們還對文書的年代進行了考證，新考出一百多件文書的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經過十年努力，我們終于完成了《敦煌社邑文書輯校》一書。這部書作為《敦煌文獻錄校叢刊》的一種，于1997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獲得了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鄒：看來，您的敦煌學研究首先是從資料本身的工作著手的。有了資料才談得到研究。是這樣吧?

郝：不僅僅是資料本身的工作，我們還進行了搜集研究敦煌文獻的資料信息的工作。因為學術界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已有數十年，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每年發表的論文和專著逐漸增多。時至今日，不僅一般學者無法對每號敦煌文獻的研究情況了如指掌，即便是專門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也不能憑印象說出每號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另外，搜集有關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又比我們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時調查有關該課題的研究情況要難得多。因為對某項課題研究信息的調查，可以通過查閱書目和論文索引來解決；但對某號敦煌文獻研究信息的檢索，光靠查閱書目和論文卻不能解決。因為對各號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多數不能從書名和論文標題中反映出來。也就是說，要了解每一號敦煌文獻的研究情況，就必須仔細閱讀全部研究敦煌文獻的著作和論文。

鄒：您之所以要做這件事，是不是因為如果不了解敦煌文獻的研究信息，就可能大家都去研究某一號文件?

郝：是的。正是由于調查研究信息所存在的種種困難，曾經造成了在敦煌文獻研究中重復勞動增多的現象。于是我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著手對數十年來學術界研究敦煌文獻的情況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在摸清每一號文獻的研究情況的基礎上，編制“敦煌文獻系號研究資料索引”。在北京，比我更早著手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我的好友榮新江教授?，F在，國內的研究信息我搜集得比較齊全，國外的研究信息他搜集得比較多。我們起初搜集這些信息，主要是為了自己研究時參考，對我來說還有一個潛在的目的就是為將來大規模錄校敦煌文獻做準備。在學術界朋友們的鼓勵下，我和新江曾經打算把我們兩人調查收集的成果合在一起，進一步充實、擴大，正式編纂一部《敦煌文獻系號研究資料索引》?？上У氖?，這項工作后來停頓了。

另一項工作是參與編纂敦煌文獻目錄。如所周知，目前人們使用的有關敦煌文獻的目錄著作已經出版了幾十年，不能反映現在的研究成果，學術界早有編纂一部新的敦煌文獻目錄的呼聲。為滿足學術界的需要，宋家鈺先生曾在1986年組織我和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等單位的幾位朋友嘗試編纂一部“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文書目錄”。我承擔的是法藏敦煌文獻部分。我曾用一年多的時間，終日坐在縮微閱讀器前，把法藏縮微膠片仔細研讀了一遍。同時完成了約30萬字的目錄稿。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編纂的目錄至今也沒出版，但這段編目工作的經歷大大加深了我對敦煌文獻的認識，積累了很多資料，對我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鄒：您和您的學生還進行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最終出版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可以談談這項工作的情況嗎?

郝：這個工作是我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一至三卷于2001年立項，2003年10月結項；四至十四卷于2004年立項，計劃2010年結題。課題組主要成員有劉屹、史睿、金瀅坤、趙貞等。其最終成果為專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已出版七卷。第一卷200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第二至七卷由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至2010年陸續出版。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指的是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敦煌漢文佛教典籍以外的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是敦煌文獻主要收藏地點之一，藏有敦煌文獻13000多件，其中主要是佛教典籍，社會歷史文獻也占有相當比重。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敦煌文獻中最有研究價值的是其中的社會歷史文獻，而這類文獻的主體部分保存在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我們這個項目的主要工作，是按英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流水號，依次對每件敦煌漢文社會歷史文獻進行釋錄，將數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手寫文字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并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盡可能地解決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每件文書釋文后附有校記和90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每件文書一般包括文書標題、釋文、說明、校記和參考文獻等幾個部分。全書預計30卷，現在完成的1至7卷包括1000余件社會歷史文獻，共200多萬字。

鄒：這可是一個大規模的工程了，以往沒有出版過這類書籍嗎?

郝：以往出版的整理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書籍，大都是分類釋錄本。這些書籍雖然為學術界了解、利用敦煌文獻提供了方便，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一個是敦煌文獻內容復雜，不少文書目前難以進行分類和歸類，所以分類錄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獻的全貌。再一個，由于多數分類錄校本的作者是依據目錄調查某一類文獻，而現在有關敦煌文獻的各種目錄極不完備，因而這些分類錄校本很難將所要搜集的文書收集齊全。第三個，分類錄校容易忽略各類文書之間、各個專題之間的聯系，不利于開展對敦煌文獻進行綜合的、宏觀的研究。由于我們這個項目是按各收藏單位的館藏流水號依次整理、錄校的，所以最終能夠收錄全部的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這就有效地避免了分類錄校存在的種種不足。

我們的工作原則，一是要全面吸收學術界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成果，為此我們已花費了近十年的時間，積累了數萬張卡片備查；二是文書釋文要反復核查，精益求精，每卷釋文在定稿前都要經過反復核查。對于影印圖版不清楚之處和黑白圖版未能顯示的朱書文字，采用赴英國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核查敦煌文獻原件的辦法解決；三是盡可能地為讀者多提供一些文書的背景情況和研究信息，以便于一般研究者使用。

鄒：這個項目不但規模大。難度也是很大的吧?

郝：是這樣的。這個項目的重點和難點是對文書文字的釋錄與對文書年代、名稱、性質的考定。由于敦煌文獻多為寫本，當時的俗體字、異體字保存甚多，還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釋讀這些手寫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閱大量工具書，另一方面更需要長期工作經驗的積累。又由于敦煌文獻大多殘缺不全，整理者還要對那些沒有名稱、年代等的文書進行考證，而考證清楚文書的性質往往是正確釋讀文書文字的前提。所以，對敦煌文獻進行整理、釋錄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創造性勞動。

這里還有一個難點，就是正確地釋錄敦煌文獻原件上的朱書文字和朱筆校改，還有一批現有圖版模糊不清、極難辨認的文書。

鄒：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

郝：我在國家留學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資助下，曾于1999年至2000年赴英國倫敦，在英國國家圖書館工作過一年。這樣我就可以依據原件來核查釋文，不僅解決了文書上的朱書文字和朱筆校改以及現有圖版模糊不清的問題，還發現了一批現有圖版遺漏的社會歷史文獻。由于項目最終成果中刊布的大部分敦煌文獻釋文都與原件核對過，這就使得本項目的最終成果在對所涉及的敦煌文獻的定性、定名、定年和文字釋錄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特別是對文書原件上的朱書文字、朱筆校改及模糊不清圖版上的文字的釋錄，取得了較大突破。

鄒：這樣看來。這個項目的學術價值是很高的。

郝：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它不僅為敦煌學研究者提供了經過認真整理的研究資料，也為社會科學諸多學科和自然科學一些學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掃除了文字上的障礙，每件文書后所附的說明和研究信息還可以直接將讀者領到該文書的學術研究前沿。這對于充分發揮該文獻的作用，提高利用價值，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它還可以為以后全面開展全部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工作摸索經驗，提供范例。所以，《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至7卷是全面整理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開端。我們準備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爭取早日完成《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全書乃至全部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編纂工作。從已出版的七卷來看，這部書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和歡迎，已經成為學術界了解、使用敦煌文獻的重要資料來源。

二、利用敦煌文書研究歷史

鄒：這真是一個非常宏偉的設想。也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出版工程。近年來。您不僅做了大量敦煌文書整理工作，在利用敦煌文書研究歷史問題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請您介紹一些這方面的情況。

郝：我們在整理某類敦煌文獻的基礎上，總要進一步結合其他材料對這類文獻進行梳理、說明和研究。在這方面，我主要從事兩個專題的研究。一個專題是中古時期社邑與佛教寺院的關系。在整理社邑文書的過程中，我在寧可先生指導下，利用經過整理的社邑文書，結合傳世文獻中的材料，對隋唐五代至宋初社邑與佛教寺院的關系進行了嘗試性的探索。以后寧先生又命我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社邑與佛教的關系，要求把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社邑的資料與隋唐五代宋初的有關資料包括敦煌社邑文書全部貫通，并且把他以前搜集的有關這一課題的資料全都送給我參考。我后來才慢慢認識到，寧先生的安排是促使我把敦煌文獻中的社邑文書放到中古時期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我在完成這一課題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前人關注不多的石刻資料，即把石刻資料、傳世文獻和敦煌社邑文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收到了較好效果。我對中古時期社邑與佛教寺院關系的專題研究先后撰寫了幾十篇論文，這些成果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承認。另一個專題是研究敦煌僧人與社會的關系。佛教是我國古代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現象，需要從各個層面進行研究。以往研究者對基層寺院中的僧人與社會的關系重視不夠，敦煌文獻中則保存了較多這方面的材料，于是我就利用這些材料考察僧人出家受戒以后的具體情況，考察他們的社會生活、宗教生活實態，包括他們的經濟來源和宗教收入等問題。這個課題的研究為人們認識唐五代時期的佛教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鄒：我這里有您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這本書是根據您的博士論文寫成的吧?請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寫作緣起。

郝：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重點談一談。在今天已經發現的敦煌文書中，保存了大量佛教典籍和有關寺院各方面活動的文書。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利用這些資料對敦煌的佛學和寺院經濟進行了多方面的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這方面出現了一些帶有總結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姜伯勤教授的《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對敦煌寺戶的淵源、性質及衰落演變過程作了全面系統的考察。一些日本學者也在這方面做出很大成績。但是這些成果與敦煌文獻在這方面蘊涵的豐富史料信息相比，我們感到，這一領域里值得下大力氣作深入系統研究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在前輩學者的啟發和感召下，希望對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和相關問題作一個新的研究。

鄒：您所說的“僧尼的生活方式”是指什么內容?

郝：所謂僧尼的生活方式，是指僧尼居住、吃飯與日常活動所在地點及所采用的形式。這是一個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問題。因為以往人們常把寺院作為一個基本生活單位，認為僧尼過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內并由寺院供食的集體生活，因此研究寺院經濟問題也就包括僧尼社會生活的主要部分了。我看到近年出版的一些關于中國古代寺院、僧尼生活的著作，都沒有對僧尼的生活方式問題進行過討論。

鄒：我沒有看過關于中國古代寺院的學術著作，只是從一些影視作品中看到，過去僧尼都是全部生活在寺院里并由寺院供食的。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

郝：人們有這樣的認識也不是全無根據。這個根據主要是源自佛教經律中的相關記載，還有就是《百丈清規》、《禪苑清規》的有關規定。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根據經律記載和寺院清規來認識甚至描繪寺院與僧尼生活，但是在文獻中常常可以發現一些與這些記載和規定不符的材料。這就說明，寺院僧尼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

鄒：這會不會是個別例子呢?

郝：我也曾經這樣想過。但是敦煌文獻中有大量與內律和寺院清規規定的僧尼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資料，這就不能都以特例來解釋，同時促使我對內律和寺院清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當時僧尼的生活實況進行進一步思考。

我覺得，中國僧尼的生活實況歷來與戒律規定出入很大。一是佛教是外來宗教，戒律也是根據印度的情況制定的，部分條文不符合中國實際；二是戒律不只一種，分屬不同派別，形成于不同時期，戒律本身就存在矛盾；三是戒律是一定時代的產物，隨著時間推移，必定會出現一些難以遵守的過時條文。

鄒：您是從敦煌文書中所反映出來的敦煌僧尼的實際生活材料來研究他們的社會生活的。而沒有拘泥于清規戒律。

郝：是的。敦煌文書中保存了大批反映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各方面生活情況的文書，可以彌補傳世文獻的缺失。我反復研讀了目前所能見到的全部敦煌文獻，力求窮盡其中反映僧尼社會生活的資料，并對這些資料進行系統的整理和分析，嘗試主要依據這些具體材料來探討當時僧尼的社會生活實際情況，而把內律、清規、佛典的材料作為輔助性材料。

鄒：我看到，您書中第二章專門探討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第一節是住在寺外的僧尼——散眾的生活情況，第二節是住在寺內的僧尼的生活情況。您還通過材料說明，即使是住在寺內的僧眾也要自己做飯，寺院并不供給飯食。

郝：由于時間關系不能細談，但情況確實是這樣的。我在這本書里，除研究敦煌僧尼的生活情況外，還用很大篇幅研究他們的稅役負擔、他們與寺院常住財產的關系、他們的宗教活動和宗教收入、遺產的處理與喪事操辦等問題。

鄒：您這本書得到季羨林先生很高評價，出版以后曾引起學術界很大的關注，并且獲了獎。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郝：此書出版后，獲得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和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有評論者認為，該書“系統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僧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增進了我們對整個敦煌社會的認識，也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佛教社會提供了有益的幫助”。

鄒：1998年您出版了《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以后，2006年又出版了《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一書。能談談這本書的情況嗎?

郝：我前面談過，我曾對魏晉南北朝到唐宋時期的社邑問題發表過一系列論文，并和寧可先生合作整理出版了《敦煌社邑文書輯?！?，因此通過社邑問題，對中古時期佛教社會與世俗社會之間的關系作過細致的研究。《中古時期社邑研究》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被列為饒宗頤先生主編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之十一，因為我是2003年9－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此書的定稿工作的。

這本書分上、下篇。上篇標題為“中古時期社邑與佛教的關系”，包括兩篇長文，分別探討非專門從事佛教活動的社邑和專門從事佛教活動的社邑與佛教的關系問題。其中第一篇《從沖突到兼容——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系》，主要探討魏晉南北朝從事春秋二社祭祀活動的社邑及唐五代從事春秋祭社與經濟互助活動的私社也就是傳統社邑與佛教之間的關系。因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社日舉行“血祠之祀”的問題上雙方有著尖銳沖突，但通過寺院和僧人的努力，傳統社邑逐漸“止殺存生”，并從事造像一類佛教活動，最終成為寺院的外圍組織。到了唐五代時期，傳統社邑活動多在寺院舉行，并大量舉辦佛教齋會、開窟、遺像等佛教活動，而不少僧人加入私社，作為社邑成員參加社邑活動。上篇另一重點是專門從事佛教活動的民間團體及其與佛教的關系，這一部分探討了東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廣泛存在的僧尼與在家佛教徒共同組成或僅由在家信徒組成的邑義(或稱邑、法義、邑會、義會、會等)，它們的組織形式和首領的身份、作用。我利用敦煌文書探討了隋唐時期佛教社邑的組織形態和首領名稱的轉變過程，并討論了這種社邑作為佛教寺院的社會基礎對佛教勢力增長所起的重要作用。

鄒：也就是說，這本書的上篇是探討兩種不同的社邑與佛教的關系。從目錄看，下篇包括十篇文章，涉及的內容是不是要更廣泛一些?

郝：下篇的題目是“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研究”，包括十篇文章，主要是對敦煌社邑文書某些問題的個案研究，也有學術史的回顧和對新出史料的整理校錄。這里我簡要地提示幾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敦煌社邑文書與中古社邑研究》一文，包括對各類敦煌社邑文書的介紹，以及對1938－2006年間中外學者有關社邑文書研究的述評；《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與教化功能》一文，主要指出私社在儒家文化和佛教教化傳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再論敦煌私社的“義聚”》一文，闡述這種私社公共財產積累的來源、管理和用途等問題；《敦煌社邑的喪葬互助》一文與寧可先生合撰，具體分析社邑在社人家庭遇到喪事時所做的種種救助活動；《敦煌的渠人與渠社》一文，對渠人的組織、活動的方式和性質進行探討。還有兩篇文章是關于社邑問題與學者爭論的文章。最后一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補遺》，是對該書出版后新發現或者新發表的敦煌社邑文書的校錄。

這本書里的文章雖然過去發表過，但在集成本書時各篇文章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增補，有些幾乎就是新的“再論”，不少篇目從內容到觀點都有相當程度的改變。所以會有這些改變，不僅與我對相關問題的理解進一步加深有關，也和我一直不斷收集新發現、新出版的石刻史料和敦煌社邑文書有關，包括一些比較零散的碑刻和文書。2008年這本書獲得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鄒：我看到下篇中有一篇《再論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結社》，“女人結社”是怎樣的情況。您可以簡單說一說嗎?

郝：好，我來談一談這個問題。在北朝至隋唐五代的造像題記和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保存了一組關于女人結社的資料。1917年至今，這批材料不斷受到學術界關注。北朝至宋初女人結社的時間分布，始自公元538年，止于公元991年，時間跨度達450多年。空間分布則有原東魏和北齊控制的地區和敦煌吐魯番。在這450多年中，我們目前能搜集到的資料僅有15件，大約是每一百年有3件，面對這樣的資料密度，我們只能說，關于女人結社的記載在四百多年間時隱時現，不絕如縷。而敦煌地區，由于敦煌文書的發現，保存下來的材料說明女人結社在這一地區自隋代至宋初一直綿延不絕。如果考慮到敦煌文獻不可能保存敦煌地區女人結社的全部檔案，而且女人結社的區域分布相對比較廣泛等因素，我們似乎可以推斷，當時女人結社的現象可能比目前所能見到的記載更加普遍。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會，女人社竟然時斷時續地流行了450多年，流行地域遍及中原和偏遠的敦煌吐魯番，這當然應該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鄒：女人為什么要結社呢?

郝：近年來，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這個現象。從女人結社的文本內部是無法找到女性結社的原因的，只能從外部來索解。我個人認為，以下幾種因素值得考慮：其一，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女人結社現象的出現與流行，應該與這一時期婦女社會地位較高有關。北朝至隋唐五代間婦女社會地位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少數民族習俗的影響。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正是在這種“婦持門戶”的社會條件下，女子以獨立身份結成女性群眾團體才成為可能。其二，女人社的成員大多應該是在家庭中地位較高的女性。第三，比丘尼僧團的存在和有關“優婆夷”經典的翻譯與流行。出于禁欲的宗教需要，佛教規定男性出家人與女性出家人以性別為標志分為比丘和比丘尼兩種僧團，佛教律制規定比丘僧團和比丘尼僧團在空間上要嚴格分開。男性出家人和女性出家人分開修行和生活本是宗教的需要，但長期的女性群體獨處必定會增強與喚醒她們的性別意識。為了便于擴大和發展女性佛教信徒群體，佛教僧團還翻譯了有關“優婆夷”的經典，這對女性在家佛教信徒隊伍的擴大應該是起到了促進作用。這些女性信徒，應該就是最初的女人社成員的主要來源。所以，在中國古代佛教出家僧團中，實際實行的是男尊女卑制度。這種宗教的性別歧視在唐代被擴展為對一切女性的歧視。唐代的比丘認為，女人和比丘尼不如男子和比丘，有的寺院甚至規定不許女人人寺。由于自身“不凈”，必然會使一些女性信徒感覺在男性信徒面前抬不起頭，如果與同性在一起，大家同是“不凈”之身，同病相憐，不僅可以找到平等的感覺，心理上也會更舒服一些。這一心理應該是部分女性在家佛教信徒樂意與同性組成佛教團體的原因之一。

鄒：您是從社會心理因素來說明女人結社現象的。

郝：我認為，對女人社出現與流行的意義，不能做過度闡釋，更不能拔高。她們只不過是在佛教歧視女性信徒的文化誘導下，在比丘尼僧團的啟示下組織起來的女性，她們組起來并沒有要改變女性信徒被動局面的愿望，不過是一群處于弱勢(不凈)的人同病相憐而已。所以，女人社在中古時代的出現與流行，在思想文化史上并沒有什么特殊意義。當然也并非毫無意義。參加女人社的女性畢竟是性別意識覺醒的行動者。一群中老年婦女組織起來，從事造像、寫經、燃燈供佛和互助活動，對當時社會中的女性和男性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三、讓敦煌學走向社會和世界

鄒：除了整理敦煌文書和利用敦煌文書進行學術研究之外，近些年您還做了大量對敦煌學的宣傳介紹工作，從大陸到港臺，從國內到國外，力求讓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和敦煌學。有一本《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是您寫的吧?公務員之家

郝：敦煌寶藏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對它研究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同時，也希望國內外對這批遺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這些年我有意識地做了一些敦煌學的宣傳普及工作。您說那本小冊子是1993年我和寧可先生聯名出版的，由我執筆，新華出版社出版。同類著作以前也曾出版過，但我們這本書與其他介紹敦煌的著作有所不同。已往出版的著作著重點在介紹敦煌的文化現象，其結構一般是分為敦煌歷史、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文獻三部分。我們的書則以敦煌的歷史發展為主線，將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文獻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析其發生、發展的背景和條件。用敦煌的歷史來說明敦煌的石窟藝術和文獻，又以敦煌的石窟藝術和文獻來印證敦煌的歷史。最近這本書要重印。

鄒：敦煌學應該是與國外和港臺學者交流比較頻繁的一門學科，是不是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

郝：由于種種原因，1900年敦煌文獻發現以后大多散失到世界各地。這當然是巨大的損失，但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國外學者對敦煌學的研究。所以，從一開始敦煌學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大陸召開學術會議就開始邀請海外學者參加，大陸的敦煌研究者也開始赴國外參加學術會議。80年代后期，臺港學者也到大陸來交流，90年代以后交流就更頻繁了。1983年，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去法國參加學術會議，以后又到日本、香港、臺灣，國際性的學術交流越來越多。由于敦煌文獻散藏在世界各地，所以，大的項目必須有國際合作才能進行，這是敦煌學與其他學科不同的地方。我們搞中國史的某些問題可以關起門來搞，但敦煌學是不能關起門來搞的，沒有巴黎、倫敦的東西是不可能搞敦煌學研究的。所以，這門學科天然就具有國際性的特點，需要具有開放性的心態，需要具有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的作法。

1999年9月至2000年9月，我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資助，到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訪學一年。我在英國期間，得到那里學者非常熱情的支持，和他們進行了非常友好的合作。后來，他們也到中國來進行交流訪問。

鄒：這些年您在國內外講授敦煌學。對于敦煌學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是否可以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郝：這些年，我曾經到內地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蘭州大學、浙江大學、內蒙古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蘇州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曲阜師范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甘肅工業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南陽師范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等高校和學術單位去講過敦煌學。同時，也到臺灣的中正大學、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淡江大學、法光佛學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學、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文化機構進行過學術演講。還曾經在中央電視臺等影視媒體參與過一些宣傳敦煌和敦煌學的工作。

此外，我還以編輯部主任的身份，實際主持以書代刊的雜志《敦煌吐魯番研究》編輯工作，這是一本以發表學術論文為主的雜志，每年出版一本，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我還主編《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以發表前一年的學術信息為主，也是每年出版一本。在我看來，編輯雜志也是宣傳敦煌學的方式之一，當然，也是團結國內外敦煌學學人的方式之一。

鄒：近年您還到美國幾所著名大學，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講敦煌學，請談一談去美國講學的情況。

郝：這些年，我也到過國外和港臺一些地方參加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包括美國、英國、俄國、加拿大、日本、泰國和臺灣、香港等地。除參加學術會議外，還應邀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法國國立科學院漢學研究所、倫敦大學、孟特利爾大學等國外高校做過學術講演或參加國際交流。

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世界。我們在自己努力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時，也應該歡迎國外學者對這門學問進行研究，這是中國學者應該有的胸懷和氣度?！对娊洝氛f：“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蓖鈬说难芯?，從選題、方法到具體問題的認識方面都有我們可以學習之處，我始終積極參與并推動敦煌學的國際交流。

鄒：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在敦煌文獻整理和敦煌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您不僅是這個過程的直接參與者，而且現在成為敦煌學會的負責人。從史學界整體情況看，您認為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利用敦煌文書進行研究的情況怎樣呢?

郝：當然，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在利用敦煌文獻進行學術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我想建議唐史乃至中國古代史研究者，要更加重視和更多地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資料。長期以來，與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蘊藏的豐富文化內涵相比，學術界對它的了解太少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僅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學者在搜集研究資料時可以遍讀與唐代有關的所有文獻，但將全部敦煌吐魯番文獻列入自己閱讀范圍的人卻不多。結果是其他方面的有關材料幾乎被網羅殆盡，惟獨遺漏了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相關材料，這是有些非常優秀的學術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

還有，在我們這一代，出現了唐史研究者與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者分流的趨向。我們的父輩和前輩唐史研究者多是在對唐代歷史非常熟悉的基礎上涉獵敦煌吐魯番文獻。而“”后成長起來的唐史研究者，大多對敦煌吐魯番文獻了解不夠；少數從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的學者則日益專門化，唐史的素養遠不及我們的父輩和前輩。因為敦煌吐魯番文獻絕大部分是唐五代時期的史料，如果唐史研究與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分流，從宏觀上看，對兩方面都將產生不利影響。所以，希望唐史研究者今后能更加重視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材料，最好能參與一些整理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者能夠為唐史研究提供更多經過整理、錄校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同時從事一些唐史研究，特別是用敦煌吐魯番文獻解決唐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鄒：您認為，21世紀敦煌學還有哪些重要工作呢?

郝：如果從1909年算起，敦煌學已經有一百年歷史了。一百年來國內外學者辛勤耕耘，取得了巨大成就。當然，目前國際敦煌學研究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尚未解決的問題和有待開展的工作還有很多很多。

1.公布原材料的任務還很繁重

公布原材料包括敦煌文獻的圖版和釋文兩個方面。在敦煌文獻圖版公布方面，英國國家圖書館S，6980號以后的佛教文獻的圖版至今還未公布。另外，在日本的一批敦煌文獻藏在私人手中，國內也有少數散藏品尚待公布。就數量而言，尚待公布的敦煌文獻圖版已經不多，但編輯和出版這些敦煌文獻圖版的難度卻不小，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和出版社參與這項工作。

2.全面錄校工作亟待進行

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和圖版的公布雖然十分重要，但其使用者主要是專業研究者。一般研究者閱讀敦煌文獻主要使用釋錄本。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縮微膠卷和圖版價格昂貴，發行量較小，不便于大多數讀者閱讀。二是敦煌文獻中有許多俗體字、異體字和別字，還保留了不少河西方音，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讀者，即使有條件讀到敦煌文獻圖版，也會遇到很大困難。所以，要想將敦煌文獻推向學術界，最根本的還是要將其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這些釋錄本不僅文字應該力求準確，還應有對文書年代、性質、名稱等有關情況的說明，并附有相關研究信息。用這個標準衡量，我們在分類錄校方面雖然已經作了不少工作，但符合標準的還嫌太少。所以，我們應該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加強分類錄校工作。

但是如上所說，分類錄校工作也有其局限。一是分類錄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獻的全貌；二是分類錄校本目前很難收錄齊全；三是分類錄校容易使人忽略敦煌文獻的整體性。這樣看來，編纂、出版一套包括全部敦煌文獻的錄校本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正在主持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全面錄校工作，就是想彌補這方面的不足。這項工作預計大約需要30年才能完成。

3.編纂各類工具書仍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應該承認，我們目前使用的敦煌文獻目錄都已老化。北圖所藏敦煌文獻的目錄出版於1931年(北圖藏敦煌文獻新目錄編纂工作已完成，但尚未出版)，英藏敦煌文獻的目錄出版於1957年，俄藏敦煌文獻的目錄不僅不全，且是60年代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獻的目錄自70年代開始出版，至今還差一卷，即2500至3000號。目前仍在發揮作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出版於1962年。可見，現在我們使用的幾種主要目錄至少已出版30多年了。而在這期間，敦煌學的研究已經有了極大進展。施娉婷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2000年版)，在原書基礎上吸收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僅靠修訂《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已經遠遠不夠，應該編纂一部具有新觀念、使用新體例、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敦煌文獻總目》，這將是21世紀的一項重要工作。二是分類目錄的編纂工作也有待加強。過去在館藏分類目錄(如北圖藏、英藏、俄藏等)和分科分類目錄(如道經、法華經等)方面作過一些工作，但包括全部敦煌文獻的分類目錄可以說用力不多。在實踐和理論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因為只有分類目錄才能納入圖書館的檢索系統。三是編纂新的敦煌俗字索引。以前出版的《敦煌俗字譜》和《敦煌俗字典》等工具書，為人們閱讀敦煌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限於當時的條件，所收俗字有限，很多俗字未能收入。所以，依據現有條件編纂新的《敦煌俗字譜》或《敦煌俗字索引》，不但已有可能，也很有必要。四是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等。與《敦煌文獻系號研究信息索引》相類，按窟編制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也會給研究者提供很大方便。其他如《敦煌文獻人名索引》、《敦煌文獻地名索引》等都有待進行，這些工具書的編輯不僅會給研究者提供方便，在編輯過程中還能發現敦煌文獻之間的聯系。

4.各領域各專題的研究有待深入

近20年來，我們雖然在專題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從整體上看，深入、具體、細致地研究某一領域、某一專題的專著或系列論文還嫌太少。有些領域如少數民族語言、佛教文獻都有待加強，否則將會影響宏觀和綜合的研究。

5.綜合、宏觀的研究有待展開

這類研究至少應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敦煌文獻，開展敦煌文獻與傳世文獻、石刻資料、石窟藝術遺存及其他考古資料的綜合研究，敦煌文獻與吐魯番文獻、黑城文獻及其他地區同期考古資料的比較研究，敦煌文獻與漢晉簡牘的比較研究。其二，各專題、各學科、各語種之間的綜合研究。打破學科界限，深入研究9世紀后半葉至11世紀初敦煌社會的各個方面，為人們深入、具體地了解中古時期社會提供一個模型。其三，把敦煌資料納入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放到中古世界的廣闊背景下進行考察。

6.應該重視和加強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注意引進新的研究觀念，如利用電腦、互聯網等新科技手段等都有待加強。

我相信，敦煌學在21世紀將有一個光輝的未來。

鄒：謝謝郝老師花費這樣大的時間和精力來談敦煌學方面的問題，不僅介紹了您自己的研究狀況，也對整個敦煌學研究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近30年的研究基礎，我想，在新世紀您和您的團隊一定會取得更大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