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絲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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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美國文壇著名的黑人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在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相繼推出了以《寵兒》(Beloved，1987)、《天堂》(Paradise，1998)為代表的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八部長篇小說。莫里森在小說創作中取得的輝煌成就足以說明她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她的小說具有鮮明的“民族敘事”和“種族話語”的特征。莫里森立足于黑人女性的立場，以獨特的女性視角，以新穎的現代藝術手法，營構出了自己獨特的藝術世界。她的小說始終把對黑人民族，特別是對黑人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作為一以貫之的主題，把對她們前途和命運的思考作為一條鮮明的思想主線，把對她們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作為自己小說創作的主要目標。在她的筆下，眾多的黑人女性形象，形成了系列化、多樣化和典型化的特點。《寵兒》中的女主人公賽絲就是其中的一個具有獨特人生經歷和思想性格的藝術典型形象。本文擬集中對賽絲這一藝術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思想內涵及認識價值做一簡要的解析。

一、痛苦倔強的靈魂

莫里森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具有系列化的特征，其中有老一代黑人女性形象，如《寵兒》中賽絲的婆母貝彼•薩格斯；更多的是中年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藍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親波莉，《天堂》中以女修道院院長康索拉塔為代表的女性形象；還有年輕一代的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藍的眼睛》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及其同伴克羅迪婭，《寵兒》中賽絲的女兒丹芙等。這些女性有些不同的人生經歷、不同的思想性格，在作者筆下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在這一人物形象系列中，稱得上藝術典型的則是《寵兒》中的女主人公賽絲。莫里森筆下的賽絲這一黑人女性形象是源于生活，同時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典型。所謂源于生活，是指作者塑造這一形象并非是空想杜撰出來的，而是有事實依據和人物原型做基礎的。莫里森在成名之前，曾在蘭登書屋做高級編輯，擔任《黑人之書》(TheBlackBook，1974)的編輯任務，在此期間，她接觸到美國黑人長達百年爭取平等的斗爭史料，并為其中一些“非同反響的婦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其中有一份1851年的剪報記載了一位名叫瑪格麗特•加納(MargaretGarner)的女人，她帶著孩子從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當追捕她的奴隸主趕到時，她說：“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樣生活”，于是就奔向一間木屋，用一把斧頭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們。她這樣做是因為不讓自己的孩子們再度承受她曾遭受過的苦難，“與其那樣活著，不如死去”的好。這一令人觸目驚心、駭人聽聞的故事給作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激發了她強烈的創作欲望。賽絲這一藝術形象就是在瑪格麗特•加納這一原型的基礎上，經過拓展、充實、藝術升華而塑造出來的。作者通過這一藝術典型的塑造，展示了她的苦難遭遇和不屈的抗爭，從而勾畫出了小說的主人公賽絲“痛苦而倔強的靈魂”。賽絲生活在民族壓迫的環境中，深受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奴隸主無情地加于她肉體和精神上的摧殘是極其慘烈的。她在“甜蜜之家”被奴隸主“學校教師”殘忍地用刀刺劃她的背部，留下了累累傷痕，她背上形如“苦櫻樹”的傷疤像“高低不平的洗衣搓板”，已失去了疼痛的知覺。奴隸主從不把她當人看待，對她精神上的摧殘更是無以復加。

雙重的歧視，雙重的摧殘，給她帶來了難以忍受的沉重的精神痛苦。在作者筆下，賽絲的這種精神痛苦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作為女性應有的身份被剝奪而帶來的痛苦。我們說，作為一個女性在小時是父母的女兒，成人后為丈夫的妻子，生子之后為孩子的母親。作為女兒、妻子、母親這些女性應有的身份應該是人性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卻被奴隸主所踐踏和剝奪。在襁褓中時，賽絲就被狠心的奴隸主剝奪了母親對她喂養的權利和應得的母愛。童年時，賽絲只見過母親幾次，母親的模樣她模糊不清，其母被奴隸主吊死之后，她完全變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賽絲和她的丈夫黑爾，不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平日連起碼的眼神交流機會也不多，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在陽光下彼此相見，她完全喪失了妻子的身份。塞絲作為母親撫育子女，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也是女性的一種本能，然而“學校教師”的兩個侄子卻野蠻地搶走了她育子的奶水，對一個女人最神圣的母愛進行瘋狂踐踏。在奴隸主“學校教師”追捕她的危急關頭，出于一種抗爭，她被迫以極端的行為殺死了不到兩歲的女兒，致使她背上了難以辯解的“兇手”罪名。二是作為母親喪失了子女而帶來的巨大痛苦。中外不少經典作家，在表現女性悲慘生活和精神痛苦方面，大都以人性為切入點，寫出了她們的失子之痛。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在他的小說集《吶喊》中的《明天》里，寫了一個守寡的城市平民單四嫂子的貧苦生活。單四嫂子“靠著自己的一雙手紡出棉線來，養活她自己和她三歲的兒子”，這個被稱為“粗笨”的女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和她的寶兒相依為命。然而天公卻不作美，寶兒得了難以救治的疾病，多方求醫無果而死去，單四嫂子最終陷•入了極度的寂寞、孤獨、痛苦的深淵之中而不能自拔。小說含蓄地表明，寶兒是單四嫂子的希望所在，寶兒的死亡意味著她失去了希望的“明天”。人們耳熟能詳的《祝福》中的祥林嫂，被賣到賀家坳與賀老六成親后，生下了兒子阿毛。丈夫因病死亡后，她只得和兒子阿毛相依為命，然而更為凄慘的是阿毛又被山坳里的野狼吃掉。祥林嫂失去了阿毛，她難以傾吐的精神痛苦，只能伴隨著“我真傻，真的”的自我悔恨而深深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塞絲失去女兒的緣由與祥林嫂和單四嫂子相比則又顯得格外“另類”。塞絲失子是奴隸主一手造成的，因此她痛苦的精神內涵就顯得更為復雜，其中包括她的自我譴責、自我悔恨、自我拷問的強烈的思想感情。塞絲的失子之痛如影隨形，使她終生難以消解。三是表現在作為女性在自我救贖中帶來的精神痛苦。

我們知道，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也有自我救贖的舉動，她懷著對地獄的恐怖，為免除“兩個死鬼男人”在“陰司”把她鋸成麗半的“罪孽”，用自己“歷來積存的工錢”，到“土地廟里去求捐門檻”。她的這種自我救贖蘊含的精神痛苦，只能使人意會而難以用語言傾訴出來。塞絲殺嬰之后，也同樣有自我救贖的舉動，這種救贖伴隨著無盡的精神痛苦，比如為了求得心靈上的慰籍，以出賣自己的肉體為代價，讓石匠給寵兒立了一塊石碑。至于18年后寵兒還陽來到塞絲身邊來索愛，這又為她提供了自我救贖的難得機會。塞絲一面在飲食起居方面悉心照顧寵兒，一面又忍受著寵兒向她索取母愛的折磨。為了達到自我救贖的目的，塞絲逆來順受，忍受折磨，使她陷入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境地。作者就是這樣，著眼于不同的思想層面，層層深入地揭示出了主人公塞絲痛苦的精神世界，寫出了一個女性痛苦的靈魂。作者在塑造塞絲的藝術形象時，在著力表現她痛苦的精神狀態的同時，更集中筆墨表現了她那強烈的求生欲望、堅定的生活信念和倔強的抗爭精神的主導性格，而這正是塞絲區別于《最藍的眼睛》中的波莉和《天堂》中的康索拉塔為代表的中年女性的性格的不同之處，從而成為其中獨特的“這一個”(黑格爾語)。在這里，作者有意選取了塞絲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一路寫來，緊扣塞絲的出逃——跋涉——殺嬰三個故事的關節點，凸顯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塞絲生活的南方奴隸主莊園，并非是所謂的“甜蜜之家“，而是苦難的深淵。奴隸主“學校教師”像牛馬一樣地驅使她，竭盡對她的肉體和精神加以摧殘之能事。在這種環境下，她并非逆來順受，任人宰割。強烈的求生欲望支配她選擇了脫逃，從而表現出了她的膽識和勇氣。塞絲踏上逃亡之路，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驚心動魄的人生苦旅。一個拖著身孕的婦女，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晝伏夜出，披荊斬棘，苦不堪言。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又遇到了分娩，陷入了九死一生的絕境，幸得好心白人姑娘的救助，才化險為夷。這段經歷把塞絲堅韌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撓的意志，表現得淋漓盡致。塞絲好不容易來到辛辛那提藍石路之家，僅與家人團聚28天后，又遭遇到奴隸主的追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不得以殺嬰相抗，在此把塞絲的倔強抗爭的性格推向了極致。綜上所述，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筆下的塞絲具有黑人民族傳統的思想品格和黑人種族的文化根性，是一個具有獨特思想性格內涵的黑人女性藝術的典型。在這里，她與作者筆下的另一個中年女性波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波莉在自人主流文化的侵蝕下，一味地迎合白人的價值觀、審美觀，傾心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置家庭和兒女而不顧，最終導致性格變異，人性扭曲，完全喪失了黑人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固有的民族品格，在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上，她與塞絲的形象大相徑庭，迥然不同。

二、人物形象的思想價值

恩格斯對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曾有一個經典的定位，他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代表。”_4《寵兒》的主人公塞絲這個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黑人女性的藝術典型形象所體現出的思想傾向性、認識價值和現實意義是極其深刻的。當然，人們從不同的思想角度出發，對其性格內涵，作出這樣或那樣不同的解讀。然而，有兩個基本方面是可以得到認同的。其一，塞絲的形象具有思想啟蒙的價值。我們知道，托妮•莫里森與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和國家及歷史時期，然而在小說創作上表現出的思想傾向性卻有相似或相同之處，這就是他們在小說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啟蒙的價值取向。魯迅出于改造國民性的需要，在小說創作上堅持“必須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的啟蒙主義主張，他小說中的人物“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通過對他們形象的刻畫，“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J。莫里森以《寵兒》為代表的小說創作，也表現出了一定的思想啟蒙的傾向。黑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是弱勢群體，而且處于邊緣化地位，長期生活在民族壓迫、種族歧視的環境中。在白人強勢文化的侵蝕下，民族記憶在淡化，民族性格在消解，他們不愿回憶過去悲慘的遭遇，也不敢直面現實，具有嚴重的“民族失憶癥”。因此，莫里森把療救黑人“民族失憶癥”作為她小說創作的重任之一。她曾說：“長期以來，對于黑人民族有療治心結的藝術形式是音樂，然而，那種音樂不再是我們的專利……所以需要另外一種藝術形式，那就是小說。在我看來，我們美國黑人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刻更需要小說。”《寵Jb)中，塞絲這一藝術形象，是出于作者對黑人民族思想啟蒙的需要而塑造的。作者把百年來黑人遭受民族壓迫、種族歧視的血淚史和艱難困苦的抗爭史高度集中，熔鑄在塞絲的思想性格中，聚焦于她的精神世界里，使其成為黑人民族自我審視、自我反思的一面鏡子，讓塞絲的形象走進千百萬黑人的心靈，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使自己的苦難同胞在精神上得到洗禮和凈化，激發她們潛在的精神動力，沖破白人強勢文化設置的思想牢網，使他們驚醒、振奮起來，自強自立。在這位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黑人女作家看來，黑人民族痛苦的歷史記憶是一份難得的精神財富，不應該棄之不顧，而應倍加珍惜，并以此為鑒。因為只有不忘過去，才能直面現實，展望未來。塞絲這一形象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啟蒙價值，令人值得深思，她所具有的深刻現實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其二，塞絲的形象具有思考人物命運歸宿的認識價值。

莫里森是一位學者型的作家，她始終“視寫作為一種思考方式”這樣無形中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的小說的思想深度。莫里森在塑造黑人女性塞絲形象時，一方面充分展示她苦難的人生經歷和不斷奮起抗爭的精神，給讀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痛苦的黑色記憶。另一方面，伴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又滲透了對人物命運的深刻思考，使小說達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縱觀這部小說，在展示人物坎坷艱難的人生道路中，作者有意設計了三個“關口”。一是塞絲不堪忍受奴隸主對她精神和肉體上的摧殘，敢冒生命的危險，從“甜蜜之家”脫逃出來。二是她拖著沉重的身孕，踏上逃亡之路，歷盡艱險，在極端的困境中，有幸得到白人姑娘的救助，平安分娩，闖過了又一個生死存亡的關口。三是塞絲到達目的地之后。由于“殺嬰”事件的發生和寵兒還陽來到她身邊這兩樁“另類”事件的糾結和困擾，使她在精神上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她困苦不堪，心力交瘁，走投無路。塞絲的這種處境，在被黑人社區的鄰里們知曉后，大家都伸出救助之手，救塞絲于水火之中。她們以黑人特有的習俗，用“歌聲”送走了寵兒這一冤魂，同時也幫塞絲的女兒丹芙走出了家門，找到了工作，塞絲最終才得以沖破了精神上的重圍，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塞絲在她人生道路上闖過的這三個關口，發人深思，充分顯示了小說的思想傾向性，這就是作者對塞絲身上煥發出來的抗爭精神的肯定和對她堅忍不拔的生活信念的褒揚，同時更深的意義還在于告訴我們：黑人女性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主宰自己的命運的前提條件是必須具有自我意識的覺醒，但僅靠個體的抗爭還無濟于事，只有依靠黑人群體的力量，才能打開通向新生活的通道，迎來黑人光明的前景。作者通過塞絲這一形象所顯示的認識價值，使我們聯想到我國著名作家老舍的名著《駱駝祥子》中的人力車夫祥子“三起三落”，最終墮落，精神毀滅的人生悲劇，同樣告訴我們：在黑暗的舊社會，僅靠個人的努力和反抗，挑戰命運，主宰命運，其力量是有限的。老舍在小說中形象地把個人的奮斗比喻成一只“蹦達的螞蚱”，力量是有限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成千上萬只螞蚱“結成群”、“打成陣”，其威力才是無窮的，可“將成頃的莊稼吃掉”。在這里，老舍通過祥子的悲劇性格，否定了個人奮斗的道路，在客觀上肯定了集體奮斗的道路。莫里森與老舍這兩位作家生活在不同國度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時期，其各自的代表作的文化語境、故事情節及人物形象也截然不同，然而他們在探索人物命運與出路方面卻有相同或相近之處，都達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此外，莫里森通過塞絲這一形象，還寄托了她對黑人民族的一種理想和一份“愿景”。小說在這方面雖然著墨不多，但也有一些富有隱喻性和象征性的情節和細節描寫，如愛彌幫助塞絲分娩這一事實就有令人尋味和深思之處。在作者看來，處理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種族關系問題上，白人應該拋棄種族歧視的偏見，改變白人高貴自居的思想觀念，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主動接納黑人為一體，而黑人則應通過重構民族文化來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自強自立，與白人相互依存，和諧相處，共存共榮，并期望這一“愿景”最終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