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藝術比較中可比性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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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有關設計比較的研究越來越被學術界重視，從宏觀的設計文化的比較到具體的設計物的比較，都已經取得了相應的研究成果。但是，通過對設計藝術比較文獻進行分析，筆者遺憾地發現：為數不少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對現象的簡單描述層面，缺乏對設計藝術規律的揭示，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為比較而比較，只要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就拿來比，曲為比附，以達己意。這種表面相似、東拉西扯的牽強比附使得設計藝術比較研究淺層次化、庸俗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設計藝術比較的健康發展。產生淺度比附的關鍵原因在于比較之前沒有對其可比性進行分析。黑格爾曾說:“假如一個人能見當下顯而易見之異，比如，能區別一支筆與一個駱駝，則我們不會說這個人有了不起的聰明。同樣另一方面，一個人能比較兩個近似的東西，如寺院與教堂，而知其相似，我們也不能說他有很高的比較能力。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異中之同，或同中之異”。設計藝術比較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具有異質性的設計現象或設計觀念，但這些設計現象或觀念還必須具備類同性，而且還要潛藏著有價值的設計藝術規律。可見，要想開展設計比較研究，進行可比性分析至關重要。

一、設計藝術比較中可比性的概念

設計藝術比較的可比性，是指設計藝術比較研究的課題所隱含的潛在可能性或研究成果所達到水平的一個衡量尺度。可比性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往往在兩種情況下進行:其一是在比較研究的選題階段，判斷所選課題是否具有可比性；其二是對已完成的比較研究成果進行可比性判斷。可比性是一種潛在的價值，其外在形式可能是顯形的，也可能是隱形的、不容易捕捉的，有待于人們去發掘。具有類同性的設計現象之間的聯系，往往是顯形的，它們就像兄弟子女一樣，呈現出容易辨識的相似處。盡管不是所有具有類同性的設計現象都易于辨識，但是只要研究者能夠細心考查，追根溯源，通常都會有所發現。至于無類同性和因果聯系的設計現象之間的可比性，就不那么簡單了，它不可能用考據求證的辦法來認識和捕捉。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對于這個問題比較文學界曾經提出過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觀點。孫景堯、盧康華在他們合著的《比較文學導論》中認為：“把問題提到一定范圍之內，也就是提出一個特定的標準，使不同類的現象之間具有可比性，從而進行比較。”例如，中國的獨輪車，僅從工藝、材料、性能等內部因素來看，是無法與日本的“子彈頭”列車相提并論的，是具有差異性的，但是它們在突破時空條件局限、體現創造力方面是一致的，因而兩者具有基本的可比性。

二、設計藝術比較中可比性研究的客體

設計藝術比較是對研究對象之間以及研究對象內外部“關系”的研究，換句話說，設計比較關注的不是設計的好壞，而是設計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例如，羅可可藝術風格受到中國清代裝飾的繁縟纖細風格的影響，那么羅可可的風格特征與清代的裝飾風格就存在著一種“關系”。設計藝術比較就是對這些不同視域設計藝術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又如中國漢代的裝飾形式受到西方風格的影響，具有中西風格混合的特征。那么對漢代這種具有西方特征的裝飾形式研究，就是設計藝術比較的研究任務。設計藝術比較的可比性就是圍繞這一“關系”是否具有研究意義和價值而展開的研究。當然，研究對象之間要既有同又有異，這樣的“關系”才有比較的基礎，如果研究對象完全相同，便沒有比較的必要；如果研究對象完全不同，便無法或者說很難找到聯系。但是，不是說研究對象之間有了異同關系，就一定具有可比性了，世上萬物都是有聯系的，而且也都是有差異的，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因此我們要進行的比較應是有價值有研究意義的，不是為了比較而比較。可比性是一個復雜的、具有多義性的范疇，在進行比較時不能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同或異。把設計現象之間的相似之處看作可比性而加以硬性羅列，這是一種誤區。設計現象表面的相似，可以作為揭示可比性的窗口與切入點，但是，類同性并不等于可比性，從類同性到可比性，其間還有很大的距離，還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察。比如，這是一些什么意義上的類同?是具有根本意義的，還是表面上的?從這些類同之處中能不能尋求到某種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它們在具有類同性之外，還有哪些差異?只有當這種異同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的區間時才稱得上有可比性。

三、設計藝術比較可比性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

如前所述，設計藝術比較就是用系統的方法研究跨視域條件下的設計事象之間的異同關系。這種異同關系，主要是在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闡發研究這三種研究方法中得以逐漸明確。通過這三種研究方法，對比分析設計系統各要素間的動態平衡關系，求同辨異，用辯證的視角總結設計規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進行設計藝術比較的可比性研究，其實質就是使這三種研究方法得以有效實施，從而在學理上揭示藝術設計的內在規律。

(1)可比性與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將不存在事實聯系的國家或民族相似的設計現象或設計觀念作平行對照，以找出其中的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不難看出，平行研究中的平行關系，是在不同國家或民族這一“異”中找尋設計現象和設計觀念之間的“同”，所以，“類同性”研究就成為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基礎。

(2)可比性與影響研究影響研究主要是研究那些經過消化、吸收之后，與自身設計互相滲透、融合的外來影響。如中國隋唐石窟裝飾圖案就受到波斯絲織聯珠紋的影響。影響研究關注的是不同設計現象之間的“同”。所以，“同源性”就成為影響研究的可比性基礎。

(3)可比性與闡發研究由于設計藝術比較是跨越不同文化圈所進行的研究，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因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設計形態和設計思想。當不同文化圈的設計研究者在研究“他者”的設計藝術時，往往是站在自身的文化背景運用自己的設計理論，闡釋他者的設計理念、設計形態以及設計思潮等；或者用它者的設計理論來研究本國的設計藝術。這種跨越不同文化背景在闡釋中辨析異同、加強溝通與交流的設計研究工作，我們稱之為闡發研究。在闡發研究中，所比較的對象必須處于同一關系中，在相同的話題下進行比較。因此，闡發研究的可比性研究基礎可稱做“專題性”，即在一定的話題或空間內，把不同時空的設計事象作專題性比較。

四、設計事理學方法論的引入

長期以來，由于對設計比較的理論和客觀規律缺乏系統的研究，導致大量的設計比較研究只停留在現象差異的呈現階段，無法揭示出深層的事理邏輯。站在主觀的立場上，用簡單的比附和模仿，是不能夠最終揭示設計存在與演化過程對于突破時空條件限制的特殊意義的。如果將研究視野擴大至與物相關的人和事及其情境、文化等等，分析前因后果、來龍去脈，那么事理邏輯便會漸漸顯現出來，這樣其可比性就一目了然了。事理學由著名設計家柳冠中先生帶入國內并得到系統的闡述和挖掘，最終形成了設計事理學理論。這一理論包括形而上的、方法論層次的理論思考。這種理論反對淺嘗輒止式的思考，對事件的內在價值予以充分關注，這種研究方法抓住了設計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這一核心理念。設計事理學認為：“物”的背后，是一件件的“事”，如飯是物，做飯、吃飯則是事。服裝設計、餐具設計、建筑設計、汽車設計，實際是在研究衣、食、住、行這些“事”。“事”是“物”的存在狀態，也是人和“物”發生關系的行為狀態。而透過“事”又可以看到“物”合理存在的關系脈絡，這就是“理”。這里的理主要講得是情理，強調從人們生活的情理出發，通過注重用戶的需求，進行適用的設計。舉個例子，人們洗衣服，最終目的不是洗掉臟東西，而是穿干凈衣服。要穿干凈衣服，是否一定要用洗衣機？眾所周知，生產洗衣機要耗費大量的資源與能源，擺放在房間里還占據著不少的空間，從能源角度、從環境角度來看，洗衣機要耗費大量的稀缺資源——水。那么怎樣才能既節省能源又能穿干凈衣服呢？洗衣服的目的是把污垢洗掉，如果衣服不臟，還為什么要洗呢？如果我們致力于改變紡織材料，生產出不會臟的衣服，那就再也不用洗衣服了。從設計事理學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和進行設計比較研究，這是一種很適宜的角度，能夠將人們的生活方式很貼切地融入設計比較中，只有從我們生活的事物情理中去感受和理解，才能不拘泥于物的限制，另辟蹊徑——對于洗衣機的設計，僅僅停留在洗衣機本身，無法從更深層次探求人們購買使用洗衣服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洗衣服，而是為了穿干凈衣服。正如柳冠中先生所言：“注重需求目標，而不是功能；注重事而不是物；注重結構關系而不是元素；注重過程而不是狀態；注重理解而不是解釋。”基于這樣的理解，在設計比較中，筆者認為應該遵循這樣的法則：把設計現象放到具體的事中去，看其是否合情合理。只有具有這樣的視野，我們才能跨越古今中外設計物的表面形式障礙，揭示設計比較的潛在可能性。可比性研究消化、吸收設計事理學的研究成果，就是試圖將設計藝術比較研究提升到復雜系統的層面，揭示潛藏于繁蕪紛雜設計事、物之后的理，即設計存在與演化的系統聯系，從而在較高層次衡量可比性。以橋為例，拱橋、廊橋、拉索橋在材料、技術、性能上存在著差異，但是我們不能僅從這些方面進行比較，還要考察與社會結構、民風民俗密切關聯的造橋目的、地域特征、歷史條件等，這樣才能理解當時當地橋的設計的根本動因乃需求滿意度和限制突破度。只有具有這樣的視野，我們才能跨越古今中外設計物的表面形式障礙，揭示設計比較的潛在可能性。

五、結論

綜上所述，可比性是客觀存在的，同時又是需要我們去發掘的。如果不進行可比性考察，那么設計比較只能是表面相似的、東拉西扯的牽強比附，是沒有研究價值的。為了正確認識和把握好可比性，我們首先要樹立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印象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且要善于透過表面現象，將研究的視閾透視到雙方內在的深層結構中，從事物的本質方面來提出問題，從一定的范圍來考察設計現象之間的各種關系，切實捕捉到可比性。設計藝術比較作為一門新興的研究領域，其根基可比性問題也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