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我們的敘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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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為20世紀經典反烏托邦小說的奠基作，融科幻和諷刺于一身，其中戲劇化的情節模式、反諷的敘事手法、哥特式的美學風格也被后來的反烏托邦文學所繼承，足見其藝術價值所在。《我們》作為一部融科幻和諷刺的預言小說，采用了日記體的形式，將主人公D-503的生活片段像冰糖葫蘆一樣串聯起來。通過古屋與大一統國、“靡非”與“造福主”、“我”與“我們”的對立，表現了對個性與共性、幸福與自由的反思和透視。而這種反烏托邦的題旨亦是通過具體的敘事手法（戲劇化、反諷和哥特式因素）實現的。

一、戲劇化

大一統國中的“我們”沒有姓名，而是用字母加數字的編號命名，元音是女性，輔音是男性。人物被抽象化、印象化和符號化，如主人公D-503有一雙猴子般的毛茸茸的手；男性號民S-4711的身形被折成兩道彎兒，形如其名；可愛的O-90全身則由一些圓組成以及兩頰如魚鰓的U等等。通過這種對人物外部特征的戲劇化、漫畫式刻畫，象征了人的“異化”主題。《我們》中的戲劇化色彩不僅表現在人物形象的設置上，扎米亞京還借用了懸念、發現和突轉等重要的戲劇技法來推動情節的發展。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在形成過程中，常常出現懸念、發現和突轉等戲劇技法。主導的懸念有：I-330的真實身份極其接近D-503的目的，還有她在古屋的消失之謎。而所有這些懸念都在隨后的發現中得到了解答：I-330是靡菲的首領，她接近D-503是因為其是“一體號”的建造工程師，希望借助他完成革命的計劃。但在奪取“一體號”的計劃實施中，情況又出現了逆轉，D-503接到了造福主的電話，大一統國準備對所有號民進行偉大的手術———幻想摘除術，革命能否成功，主人公D-503的結局如何……所有這些又形成了新的謎。這樣的精心安排和對戲劇技法的巧妙運用，使得作品扣人心弦，情節跌宕起伏，在讀者的心理上產生強烈的戲劇化效果。

二、反諷

在《我們》中，反諷的敘事策略可謂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主要表現是言語反諷和情境反諷。扎米亞京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我們》就體現了其高深的幽默諷刺技巧。小說標題的設置就頗為巧妙，“我們”既是全文的主題內容，亦是小說的反諷對象，警示了現代社會中機器和國家對人個性的抹殺、對自由的驅逐和對思想的統治。行文中作者也往往寓莊于諧、正話反說，如“一個好醫生，當病人還健康的時候，他就著手治療了；實際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會生病。這是預防措施”。另外，關于幸福和自由，作者也做了另類的詮釋。正是這些嘲諷的語調、反諷的語言和譏笑嘲弄的文字，揭示了大一統國理性至上的荒謬及其統治工具的殘暴。從更宏觀的情節與場景來看，作品中還存在著情境反諷。號民們的工作、生活嚴格按照作息條規執行：他們在同一時間起床、就餐、工作、散步和就寢，就連性生活也被納入了數學的軌道，有了它特有的組織形式。另外，在選舉慶典上，靡菲們投了反對票，但《大一統國報》對此的詭辯卻是：“人人都明白，如果把他們的選票計算在內，就未免太荒唐了。那樣做無異于把偶然混進音樂會大廳的幾個病人的咳嗽聲，也當做是一首恢宏雄壯的交響曲的一部分……”（122）這種啼笑皆非的言論拆解了其政治話語的價值合法性，揭穿了大一統國極權統治的真相。反諷的語言和情境是作者表現主題、組織情節結構的重要手段，它打破了讀者慣常的閱讀習慣，達到了消解權威歷史話語的目的。

三、哥特式因素

《我們》陰郁的審美風格與其哥特式因素是息息相關的。小說利用封閉或半封閉的場景、血腥恐怖的氣氛等哥特元素營造了一種陰郁的審美風格。生活在綠色長城內的號民們沒有個人的姓名，只有國家頒發的號牌。為了使每個號民得到數學般的絕對幸福，他們必須以犧牲個性自由為代價來達到“理想的非自由狀態”。而這種“理想的非自由狀態”是需要造福主的極權統治來維持的，需要護衛局的無形監視、醫務局的及時防護以及造福主的機器和“鐘形瓦斯罩”。小說中號民們把祭典當做是一種物質的分化變異現象，認為“充當一件工具，充當數十萬伏電壓的合力，該是多么扣人心弦，令人神往。這是一項偉大的使命”。如此種種關于冷暴力的哥特式因素，將造福主暴力的統治方式推向極致，啟發了讀者對極權統治的反思。

《我們》作為20世紀經典反烏托邦小說的奠基作，其中戲劇化的情節模式、反諷的敘事手法、哥特式的美學風格也被后來的反烏托邦文學所繼承。據稱，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的創作靈感部分就得自于它，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我們》的藝術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