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文化敘述藝術典范

導語：炎黃文化敘述藝術典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炎黃文化的全方位再現

當代歷史文化小說的表現重心，較多集中在有文字記載以后的歷史時期，比如楊書案、曲春禮、孫皓暉的先秦文化小說，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說，以及王占君的隋唐歷史小說，而文字記載前的史前文化卻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卻匠心獨運地將眼光投向了炎黃文化，開拓出新的文化表現領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黃時代，是一個缺乏文字準確記載的時代，加之過去人們對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據，致使許多代代口傳心授的人物與事件成為部分神話與傳說。”①史料的缺乏、記載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識的嚴格要求，給試圖表現這一文化領域的作家帶來了重重困難，而黎正光卻憑著驚人的毅力，歷經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為真實再現炎黃文化積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識。“為寫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關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醫術、巫術、祭祀、星象、歷法、血族群婚、對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飾、文字符號、絲綢、律呂、舟車、冶煉、喪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嚴謹執著的創作態度最終換來了豐碩的藝術回報，《倉頡密碼》如同一部五彩斑斕的炎黃文化百科全書，全方位再現了炎黃時期氏族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描繪出一幅涵蓋原始氏族社會各個角落的清明上河圖，凸顯出厚重的遠古歷史文化底蘊。《倉頡密碼》重點表現了炎黃時期的文字、民俗，祭祀與部落文化，成功地實現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為中國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著華夏民族的智慧結晶，是解讀炎黃時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碼。《倉頡密碼》通過倉頡游歷天下發明象形文字，生動再現了大汶口文化至龍山文化時期，象形文字的誕生、演變與發展，比如倉頡描繪一只烏龜的側面形狀發明“龜”字，觀察兩個人行走發明“從”字，從吃魚肉和羊肉聯想到“鮮”字等。倉頡對象形文字的思考與探究，不僅顯示出作者扎實的古文字知識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黃文化內核的文化符號。黎正光深刻體會到：“作為以象形符號為基源的漢字，便是我們文明古國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說，華夏象形文字的誕生，無論從時間和作用上講，都遠遠超過了我們傳統概念中的四大發明，象形字才是輝耀我們華夏歷史的第一大發明。”炎黃時期氏族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古代先民對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懼，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祭祀成為原始氏族社會重要的社會活動。《倉頡密碼》詳盡描寫了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飾、法器、圖騰、禮儀、舞蹈等諸多考古文化領域。小說中倉頡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窺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儀式：“牛角號音驟然響起，猛烈的皮鼓聲也響了起來。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著，扭動著，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頭戴狼頭圖騰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長在崖壁前領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儀式上，“炎帝頭戴一頂牛頭圖騰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則是“頭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兩根長長羽翎”，“雨師右手持有一根一丈來長的檀木神杖，神杖頂端鑲有一個白綠相間玉石雕琢的牛頭飾物；雨師左手握著一個陶制沙錘，臉上涂有紅色礦物顏料紋飾，額頭涂有三條黑色線紋。”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員裝扮成野獸狂扭身軀，在曠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揮灑著野蠻強悍的生命活力。《倉頡密碼》從服飾、器具、祭品、場地、儀式等諸多細節，真實再現炎黃時期豐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會文化氛圍。此外，《倉頡密碼》通過倉頡游歷天下的足跡，從人文環境、自然生態、地理風貌諸多方面，生動再現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倉頡首先來到的白狼部落，以狼頭為圖騰，以羊皮為服飾，具有粗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農耕與馴養家禽為生存方式，祭青苗則是部落的祭祀儀式；西陵部落發明了絲綢，以養蠶織綢為勞作方式，蠶成為西陵部落的文化圖騰，部落重大節日則是祭祀蠶神的活動，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獨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實的歷史考證基礎上，將目光回溯到中華文明的源頭，生動再現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匯，才奠定了沿承數千年的華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為現代中華民族國家的雛形。

二、倉頡文化人格的塑造

倉頡是遠古歷史的傳奇人物，如何超越歷史史料的缺失，真實再現遠古人物形象，是繞不過的藝術難題。《倉頡密碼》在吃透現有史料的基礎上，加以合理地想象與揣摩，從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緊緊抓住特定文化環境與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點，細膩表現出遠古文化如何潛移默化地融入到倉頡的意識深處，從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氣質與言行舉止，有效避免了遠古人物塑造的現代化、理想化與意識形態化，成功塑造出立體真實的遠古文化英雄形象。當代文化歷史小說如唐浩明《曾國藩》、二月河《雍正皇帝》與劉斯奮《白門柳》，塑造的歷史人物積淀著以儒家為主，間雜道、法、墨文化內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對容易且有跡可循。而面對封建正統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會，如何真實表現倉頡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與思想情感？如何將倉頡這一傳奇人物請下神壇，化作一個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豐滿的生命個體？塑造倉頡這一傳奇人物可謂困難重重，作者黎正光將倉頡放在炎黃時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倉頡的文化內心世界，來表現其文化人格的蛻變軌跡。少年倉頡在神鹿部落由于結繩記事丟失獵物，受到酋長神鹿氏的訓斥，賭氣一定要發明新的記事方法，年輕氣盛的倉頡為發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來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媧等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璣、竹媛、綠波、綠浪被倉頡所吸引，紛紛對倉頡表示出異性的傾心愛慕，倉頡甚至沉醉于溫柔鄉之中不能自拔，逐漸忘卻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現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隨著倉頡游歷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圖騰巖畫、祭祀巫術、喪葬禮儀、群婚野合，接觸到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習俗，積累了豐富的原始文化知識，旺盛的情欲逐漸冷卻，文化內涵逐漸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厲走向平和淡泊，發明象形文字深化為倉頡的文化心理內核，激發著倉頡的堅韌意志，成為倉頡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倉頡密碼》并沒有把倉頡寫成完美無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脫離了當時的文化環境，成為某種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繹，作者真實地表現倉頡糅雜并存的文化人格，讓原始激情從倉頡生命深處肆意地噴薄而出。由于炎黃時期民族國家、倫理道德與家庭觀念尚未形成，因此倉頡身上擺脫了政治理念的束縛，也超越了倫理道德的制約，呈現出充滿生命強力的原始文化人格。倉頡發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為了民族國家，僅僅是源于丟失獵物懊惱后的突發奇想，顯得非常真實自然。倉頡也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英雄，倉頡好狠斗勇、野性沖動、貪戀女色，他每到一個部落就與女性交合，盡情釋放原始的本能，倉頡也經常與部落其他男性發生沖突，動輒打架斗毆，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魯莽與強悍。作者并不因此對倉頡性格的負面因素進行批判，而是不動聲色地將其如實再現，發掘遠古先民的生命潛能，謳歌強悍有力的生命意志，從而使得數千年的遠古英雄更加真實，富有鮮活的世俗氣息與人性內涵，煥發出獨立不羈的生命活力，徹底顛覆千百年來的封建倫理對人性的束縛。《倉頡密碼》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黃帝與金二伯等人物，既非傳統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現念的演繹者，而是一批充滿原始生命活力與激情的遠古英雄，他們張揚著獨立人格與個性，絲毫沒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體系的沾染，與原始氏族社會的文化氛圍融為一體。黎正光將筆觸深入到遠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處，真實還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跡，使得歷史人物性格發展按照自身的邏輯自然展開，與濃郁的炎黃文化氛圍融為一體，顯得真實自然又鮮活靈動，有效地解決了歷史人物塑造過于現代化的頑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揚

中華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會，發展于封建社會，經歷了一個萌芽、成熟與傳承的漫長歷程，逐漸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為主體的思想觀念體系，潛移默化沉淀在國民的無意識深處，成為數千年來薪火相傳的文化精髓，也是區別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圖騰。與其他文化歷史小說不同，《倉頡密碼》偏離了發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傳統模式，而是另辟蹊徑將目光投向中華民族精神的原點，深入發掘遠古民族文化精神。遠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遠與史料的缺失，較多在遠古神話傳說如夸父追日、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詩如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荷馬史詩《伊里亞特》、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得以表現。《倉頡密碼》塑造了倉頡這一遠古英雄形象，凝聚著遠古先民的開拓進取精神，在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的原始社會，倉頡沖破了鬼神血親迷信觀念的束縛，敢于創新發明象形文字，無疑點燃了中華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種，自強不息敢于創新成為遠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質，為創造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內驅力。自小受到結繩記事之苦的少年倉頡，在丟失獵物受到訓斥后，便立志發明新的記事符號，倉頡受到燃燒篝火的啟發突發靈感：“這世間萬物，都有形狀，我何不以這天地萬物之形，描畫出各種不同的形狀，這不同的形狀，就可作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將用象形的方法來描畫世間萬物，這描畫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給這些描畫的東西取名為象形字。”為搜集各種符號發明象形字，倉頡開始游歷天下各個部落，考察了無數的圖騰、石刻與巖畫，歷經重重險阻與考驗，闖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殺，拒絕了炎帝的酋長權位的誘惑，經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驗，多次在蚩尤騎兵追殺下僥幸逃生，聯合軒轅與炎帝部落戰勝了蚩尤部落，最終發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蒼生。倉頡身上所煥發出的自強不息精神，成為遠古華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縮影，象征著中華民族的血脈和精魂，寄托著作者對民族性格的思考與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說：“倉頡身上，體現了我們華夏民族百折不撓，永遠求索，不斷創新的精神。”《倉頡密碼》對自立自強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揚，在西方文化無孔不入的全球化語境下，凸顯出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中國傳統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國家大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自己的文化觀念，借助全球化的名義實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來在啟蒙神話與現代化浪潮的驅使下，傳統文化被視作充滿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進否定，內外兩者的雙重沖擊，使得千百年來承傳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信仰缺失與盲目崇外成為當下最嚴重的精神癥候。面對拜金主義、物質主義與享樂主義等現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國作家的良知與責任感，重新審視被遮蔽已久的遠古文化資源，發掘出開拓進取的倉頡精神，從而激活了炎黃文化的生命力，銜接上斷流已久的文化血脈，彰顯出遠古文化的巨大價值與現實意義，如陳寅恪所說：“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倉頡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發明中華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現的百折不撓的頑強精神，他在與命運抗爭所激發出來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歷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獨立不羈，復活了遠古先民的文化心理與精神世界，反映出中華民族在遠古時期改造現實環境的真實足跡，在全球化浪潮沖擊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標。

四、炎黃文化書寫的藝術典范

《倉頡密碼》對炎黃時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書寫，從根本上說，是源于現代知識分子在全球化語境下所引發的強烈文化身份認同，以及對當下中國文化境遇的焦慮，旨在探索本民族文化傳統與現代化進程的融合道路，改變當下信仰的集體缺失，以實現民族文化的重建。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下屢遭挫敗之后，面臨著必須接受現代化轉換的歷史挑戰。“中國文化如何在當代西方各種強勢文化的影響下進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構想，這實際上也就是一個爭取自主性，并由此參與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歷史的問題，這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負和自我期待。”〔2〕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到時期的“評法批儒”，近一個世紀對傳統文化的激進批判導致文化之根的斷裂。表現在創作實踐上，現當代小說長期局囿于單一的政治經濟學范疇內，在啟蒙與救亡的感召下徹底阻斷了與傳統文化的紐帶，盡管1980年代的尋根文學突破了政治的禁錮，走向了被遮蔽已久的民族傳統文化，標榜以現代意識發掘傳統文化之根以重塑民族文化。然而在實際的創作中，尋根文學所搜尋的文化之根，要么是在蠻荒異域展示千奇百怪的奇風陋俗，要么是走向蒙昧混沌雜糅并存的民間文化，抑或在完全虛構的烏托邦尋找精神寄托，這些對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轉換究竟有多大的現實意義很值得懷疑。由于創作理論與文學實踐的內在悖反，文化批判與文化認同的相互抵牾，尋根文學的文化重建效果收效甚微，最終逐漸陷入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黎正光的《倉頡密碼》在西方文化擠壓本土文化的全球化語境下，延續了尋根文學未完成的任務，自覺地承擔起重新發掘傳統文化的使命，不僅突破了文化歷史小說的僵化模式，而且祛除了尋根小說不切實際的凌空虛蹈，將原始氏族文化渲染與倉頡人物形象塑造融為一體，成為全球化語境下展現炎黃文化的藝術典范，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倉頡密碼》率先將倉頡與炎黃文化作為文學表現題材。與唐浩明的晚清名臣系列、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凌力的百年輝煌系列、楊書案的溯源中國文化系列等文化歷史小說不同，《倉頡密碼》的文化表述與上述作品存在著內在的差異，呈現出不同特質。如果說唐浩明、二月河與楊書案的文化書寫汲取的是儒家、道家與法家為代表的封建正統文化資源，表現的是正統文化浸潤下的帝王將相，那么《倉頡密碼》則將目光轉移到了文字發明之前的史前文明，成功塑造了倉頡這一遠古文化英雄形象，表現出對正統佛儒道文化的規避與反思，以及以炎黃文化為資源重構文化書寫和尋求文化身份認同的努力，揭開了長期籠罩在迷霧之中的炎黃歷史真相，開拓出新的文化資源與文學表現題材。其次，《倉頡密碼》的文化書寫避免了文化尋根小說的藝術缺失。在尋根小說提倡者的理論宣言中，認為傳統文化已經喪失生命力，應該在非規范的異質文化中尋找民族文化之根，他們將目光投向了未被現代文明玷污的蠻荒村寨，試圖發掘充滿生命活力的文化之根，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尋根作家帶著重塑現代文明的尋根理想，以現代的眼光燭照蠻荒異域的時候，發現的卻是以丙崽為代表的文化怪胎，以及荒誕不經的原始蒙昧意識，全然喪失了尋根文化自強不息的生命力。尋根小說作家們打著文化重建的旗號來尋根，而實際效果卻令人失望，理論與實踐的悖反使得尋根小說迅速潰敗。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黎正光《倉頡密碼》對炎黃文化的探尋，很好地避免了尋根小說的痼疾，既沒有對原始社會奇風異俗的展覽，也不是對歷史文物的把玩，更不是逃避現實而生發的思古之情，《倉頡密碼》在掌握了大量的考古知識的基礎上，以真實歷史人物為原型，塑造了血肉豐滿善惡并存的倉頡形象，避免了妖魔化和神圣化的兩個極端，在倉頡身上蘊含著民族精神的深層文化積淀，寄托著作者對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象征著堅韌勇敢的民族精魂。第三，《倉頡密碼》開創的文化尋根路徑具有先導性的意義。李杭育在《理一理我們的“根”》中指出，“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規范之外。規范之外的，才是我們需要的‘根’，因為它分布在廣闊的大地，深植于民間的沃土。”〔3〕此后尋根小說的文化探尋路徑多是疏離正統文化走向邊緣文化，大體呈現出三種向度：一是少數民族文化，代表作品有烏熱爾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扎西達娃《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張承志的《金牧場》；二是走向地域民間文化，比如韓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紅高粱》與張承志的《黑駿馬》；三是走向鄉土文化，如賈平凹的《商州》、鄭義的《老井》等。《倉頡密碼》則開拓出獨特的文化尋根路徑，率先將炎黃文化作為表現中心，發掘出創新進取的倉頡精神，避免落入民間和地域文化的窠臼，這一文化尋根路徑真正觸及了中華文明之根，不僅契合了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敬祖情感，而且極大激發起巨大的民族凝聚力，為以后文化尋根小說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炎黃文化蘊含著豐富糅雜的內涵，不僅涵蓋了星象、器物、歷法、風俗與豐富的生活層面，而且滲透到人格、心理與思想等精神層面，如何真實再現炎黃歷史的文化風貌，對考驗作者駕馭遠古歷史的藝術把握能力有著極高的要求。黎正光的《倉頡密碼》穿越數千年歷史時空回溯中華文明的源頭，勾勒出中華文明由原始部族社會向奴隸社會轉型的軌跡，發掘出雄強進取的倉頡精神，成為遠古歷史題材小說中的藝術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