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共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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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以領導科學作為共同結構，是領導能力高度升華的體現。領導權術和領導藝術所具有的科學性共同構成其存在基礎，而對待信念的態度則成為其異質性的分野所在。新時代，唯有將“以人民為中心的領導思想”作為理念遵循，做到“領導為了人民，領導依靠人民，領導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實現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的轉變。

【關鍵詞】領導權術；領導藝術；領導者；同構；異質無論

我們說一個領導者是精通權術也好，還是極具藝術也罷，都毫無疑問是對其領導能力的肯定。有趣的是，當我們把權術與藝術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時，給人的感覺卻是大相徑庭、高下立見，甚至二者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權術這一概念總是與中國古代社會的陰謀詭詐之術聯系在一起，因此其內涵也從最初的“權衡之法”變成了如今所理解的“權謀之術”，通常給人的感覺是貶義的；藝術一詞則恰恰相反，往往是創造性和超功利性的體現，一般多為中性的或者是褒義的。那么這樣兩個概念在具體轉化為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時，它們在結構上和性質上究竟存在著哪些差異和共性呢？

一、領導科學：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共同結構

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建立在領導者對領導科學高度的領會和深層次的把握之上的，任何脫離領導科學而空談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行為都是極度危險的。有不少人容易望文生義，一看到權術或藝術的字眼就片面地認為領導藝術和領導權術只是個人風格化的東西，卻沒有認識到領導科學構筑了二者的基本形態和架構。也正是因為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以領導科學作為其共同的結構，所以二者都是領導能力的體現。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科學乃是對事物本質性和規律性的總結，并且都以系統化理論體系的方式呈現出來。領導科學當然也不會例外，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領導權術還是領導藝術的形成，都必須重視系統性的理論學習。對領導力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系統性的學習是領導者提升領導能力的基本原則和根本方法，并且有助于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樹立全局意識、統籌意識和創新意識，使其能夠做到見微知著、舉一反三。當今時代背景下，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領導者每天需要面對各種紛繁復雜、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曾在中共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中，有些是老問題，或者是我們長期努力解決但還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或者是有新的表現形式的老問題，但大量是新出現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者所做出的決策和判斷能夠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黨的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新時代的領導者必須具備科學的領導觀念、系統性的工作方法和綜合性的思維方式，做到權衡利弊，統籌全局。當然，科學并不是只談理論，而是要作用于實踐的。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保?］292他還指出：“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1］292同樣地，領導科學也不只是簡單地通過理論的學習就可以掌握的，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來源于領導者日常生活中領導經驗的積累。片面地重視理論并不是科學性的體現，對于領導活動而言也是十分危險的?！凹埳险劚钡墓适戮褪莻€最好的案例。趙括自幼熟讀兵書，對兵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他的父親趙奢，但在之后的長平之戰中，因為缺乏實戰經驗而不知變通，導致四十萬趙兵被秦軍坑殺，從此趙國江河日下。這種只知道夸夸其談的行為絕稱不上是權術或是藝術。不過，如果只是單純地積累經驗，并將理論作用于實踐，那么這個人充其量也只是一個普通的領導者，還遠遠達不到權術或藝術的高度。那些優秀的領導者除了是理論的實踐者，往往還是理論的修正者和創造者。他們或許并未對理論工作進行過最后的梳理，但一定都對理論有著自己獨到和創造性的理解。這是因為，領導科學作為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共同結構，既重視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也注重對實際生活中領導工作和經驗的總結與升華，以達至理論的第二次飛躍。說：“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保?］293可見，只有做到自我創造、自我實踐和自我修正，理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才能得以保證；領導者也只有通過理論的學習、經驗的積累和規律的總結，才能真正打開通往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之路的大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善良的人可以用它來造福人類，邪惡的人也可以用它來危害人間。領導科學同樣如此，這世界上既有像諸葛亮這樣極具領導藝術之人，同時也存在像司馬懿這樣精通領導權術之人。雖然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以領導科學作為基本形態，從而保證了其自身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但其在實踐中所造成的結果是天差地別、完全不同的。有不少人將權術與藝術的這種差異性完全歸因于某種外在因素，即領導主體的人格的好壞。這些人簡單地認為只要是好人運用領導科學就是領導藝術，而壞人運用領導科學就是領導權術。這種判斷無疑是不準確和錯誤的，它并沒有從權術與藝術的內在性質出發來看待二者之間的真正區別，因此也無法真正指導我們避免領導藝術向領導權術的墮落性轉化。實際上，造成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在結果上的差別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性質上的不同。

二、領導信念：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分野所在

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本質性差異就在于領導信念的有無。信念并不只是一個固執的念頭或一個固定的目標，而是某種具有崇高性和理想性的觀念。當然，與一般的那種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同，信念是理性與感性的統一，是認識、情感和意志的融合，同時往往具有真理性。就像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并不是一心想著賺錢或謀利，而是將自己的靈魂與信念傾注于自己的藝術創作之中；當我們說某位領導者極具領導藝術時，就意味著他的領導行為并不是單純地受到權欲或利益的驅使，而是被統攝在其內心深處的領導信念之下。這種領導信念往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領導信念意味著領導者必須有理想、有抱負。理想與單純的目標不同，不是單純的謀利，尤其是謀私利。理想必須具備一定的崇高性，是對真正的美好事物的向往。無論是中國古代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還是后來的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都是理想信念崇高性的體現。也正是這種信念的崇高性構筑了領導行為的藝術性，使其與領導權術脫離開來并與之對立。領導權術的驅動力正好相反，是純粹由個人利益或小團體利益所驅動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戰國時期的法家。無論是早期的法家代表，如倡導“勢”的慎到、倡導“法”的商鞅以及倡導“術”的申不害等，還是后來融合“法”“術”“勢”三家而集法家之大成者的韓非子，無不將領導者的個人意志和利益放在首位，無任何崇高的理想信念可言。在這些權謀家手里，領導之術只是統治者用來維護其自身統治的一種工具罷了，所以這些人的領導行為也只需要對自己的利益負責，而無任何真正的道德責任可言。當然，這個問題須放置在特定時代的階級社會里去分析，才能保持論證的科學性。領導信念意味著領導者必須有責任、有擔當。這是由領導信念所具有的理想性所決定的。一個人有理想就意味著他同時要有責任，對自己的理想負責，以及對自己實現理想的行為負責，否則這個人就算不上一個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就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創造或保護自己的作品一樣，擁有真正領導藝術的領導者也必須在困難面前不退縮，在誘惑面前不動搖，擔負起其應有的領導責任和擔當。就像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只有真正的大丈夫才配得上領導藝術這一稱號。領導權術卻全然不講這些，因為沒有理想，所以也就無所謂責任。而且在領導權術一脈看來，不僅領導行為中無所謂道德責任，而且這個世界就壓根兒不存在所謂的道德責任。典型的代表就是韓非子：“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誚或怨者，皆挾相為不周于己也。”［2］親生父母，血脈相連尚且如此，這世間平常的人與人之間，又如何會有所謂的倫理道德可言呢？故鼓吹權術之人，必定同時信奉道德虛無、利益至上觀念，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所謂的道德，所謂的倫理，所謂的責任，不過都是騙人的玩意兒，甚至是一種束縛，一種影響權力運作從而獲得利益最大化的桎梏。既然理想是空，責任是無，那么對于這些領導權術的擁躉來說，也就無所謂敬畏、無所謂底線了。領導信念意味著領導者必須有敬畏、有底線。什么是底線？底線實際上是一種節制，一種對自己的欲望和行為的節制。《論語》中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實際上就是一種底線思想。無獨有偶，在古希臘的時候，柏拉圖也曾經將節制作為社會管理者所需要擁有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德行。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的較好的部分統治著他的較壞的部分，就可以稱他是有節制的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3］。那么我們或許可以這么來理解，領導信念中的底線思維實際上就是用理想與責任來約束自己的權欲或私利。真正的藝術家都是有底線的，他們對于藝術創作也都是抱有一顆敬畏之心的。從來沒有哪個真正的藝術家會因為外在因素而放棄自己對藝術創造的標準和要求，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工匠精神”的體現。追求領導藝術的人也必須具備這種精神，正所謂“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對自己的理想有敬畏，履行自己的責任從而有底線，是領導藝術的重要標志和特征。反觀追求領導權術的人，為了權力和欲望無所不用其極，嫉賢妒能、造謠中傷、排斥異己等行為不過都是些家常便飯罷了。正因為如此，權謀家往往也呈現為冷酷無情、卑鄙無恥的形象。領導信念并不一定是正確的。這或許會讓人產生疑惑，有理想、有責任、有底線，這么多美好的品質難道還會有錯不成？答案是，會！因為理想不一定是合適的理想，責任不一定是正確的責任，底線也不一定是恰當的底線。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一些有理想、有擔當同時又有敬畏、有底線的領導者，但這些領導者所秉持的信念未必都是合乎歷史規律的，未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他們的確都是領導藝術的持有者，卻未必能有一個圓滿的結果。領導科學只能保證手段可以實現其目的，但不能保證領導信念自身方向的正確性。就像所說的那樣，“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要想讓領導藝術戰勝領導權術，就必須保證領導信念本身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只有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信念，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的轉化才是真正可行的。

三、“以人民為中心”：新時代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轉化的必由之路

“以人民為中心”乃是正確領導信念的基本內核。只有做到“以人民為中心”，才能真正完成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的過渡。在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因為真正創造歷史的，不是少數的英雄人物，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如果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基本內涵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同樣地，“以人民為中心的領導思想”的基本內涵就是“領導為了人民，領導依靠人民，領導成果由人民共享”。從“以民為資本”到“以民為根本”的轉變是“領導為了人民”的關鍵所在，也是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轉化的關鍵所在。民本思想其實古已有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早就是老生常談了。不過在領導權術的框架內，所謂的民本不過是“以民為資本”，故而才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一說；而在領導藝術的范疇里，人民并不是利用的對象，而是服務的對象，是理想信念的真實載體，所以人民并不是“資本”，而是“根本”。黨的報告對“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做了闡述：“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笨梢?，只有把“為了人民”納入領導信念，領導藝術才真正具有正義性和崇高性。但是，僅僅“為了人民”還是遠遠不夠的，這只是一個方向，理想信念的實現還需要動力，即科學的途徑和正確的依靠對象。這個依靠對象就是人民。所以，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轉化的第二個關鍵就是依靠人民。很多信奉權謀之術的領導者剛愎自用，不敢發動群眾。這些人從骨子里害怕人民，甚至瞧不起人民。他們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被法國大革命嚇壞的帝王一樣，認為人民只是一群盲流，危險而又不穩定，是愚昧的。這實際上是自絕于人民，使自身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自絕于人民就是自掘墳墓。這也就是為什么領導權術總是趕不上領導藝術的境界的原因。真正深諳領導藝術的人深知“歷史是人民書寫的，一切成就歸功于人民”，依靠人民的結果就是為人民所擁護。畢竟，個人的經驗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人民群眾的力量卻是無限的。所以，領導權術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領導藝術的力量則是無限的。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轉化的第三個關鍵在于“領導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也是由領導藝術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因為領導藝術總是超功利性的，是凌駕于個人私利和感官享受之上的，所以領導藝術的踐行者也就不可能獨享領導成果而不與人民分享。而且，“領導成果由人民共享”也符合消滅私有制，從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目標。馬克思早就明確提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4］但領導權術就不一樣了，他們只想自己獲利，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拿破侖就有一句名言：“革命隊伍里有兩種人，扛梯子的和摘果實的?！边@些權謀家就是讓人民當“扛梯子的”，而自己卻充當那個“摘果實的”。這種與民爭利的行為其實就是脫離人民群眾，讓自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領導權術和領導藝術所具有的同構性構成了其科學基礎，異質性的分野造就了其本質上的差異，只有揭示二者的本質特性和運行規律，才能結合時展脈絡創造性地賦予其時代新內涵。在民主聲音尤其洪亮的當今世界，要實現從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的過渡，唯有“以人民為中心”才是可行之路徑。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魅力和偉大之處，乃是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性和宗旨使然；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作為先鋒模范的深層動因，就源自有強大的政治信念作為其強有力的支撐。任何執政黨要實現從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的華麗轉變，不僅需要先進的理論指導，更需要依靠包括基層在內的每一個領導者躬身親行的實踐，如此才能做時代潮流的弄潮兒。

參考文獻：

［1］.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韓非.韓非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7：169.

［3］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50.

［4］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作者:胡 超 閆瑞峰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