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中證素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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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證素”是“證候要素”的簡稱，由病性和病位兩大部分構成，從“證素”研究成果和中醫基礎理論來看，“證素”即是“證候元素”，是構成病機和病名的組成部分，由于研究對象不同，所占的地位可能不相同。“證素”的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存在差別，側重點不同，前者重在辨證體系的完善，后者重“證素”在臨床各方面研究中的運用和結合。文章總結了近年來證素研究的主要內容，并進行評述，提出個人見解。

【關鍵詞】證候病機證素

中醫學所說的“證”是一個非線性的開放復雜系統，中醫的“辨證”屬于認知科學、思維科學，在揭示辨證原理與規律的基礎上，構建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新體系，是完善辨證方法、提高辨證水平的需要和有效途徑。

朱文鋒［1］在建立辨證新體系時引入“證素”的概念，初步制訂了病位類約30項，病性類約60項，闡述了他們的特點和意義。王永炎等［2］也提出證素和證素靶位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義。張啟明等［3］認為證候要素具有以下3方面的特性：組成證候的最小單元；每一證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異性癥狀；臨床所見的所有證候都可由證候要素組合而成。

“證素”是“證候要素”的簡稱，是證候辨識的病變本質，主要指辨證所確定的病性與病位，在文獻中還有一個概念是辨證要素，是指確定某一證型或者“證素”的主要證候，兩者存在差別，前者更具備元素的性質，在不同的研究對象中可能具有相對重要的“證素”，但“證素”的原始研究不應該具有輕重之分，因此稱其為“證候元素”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病性與病位一起構成病機，也可以直接代表病機，與病位相比，病性更加復雜，在臨床組合中，病位與病位，病位與病性之間有“1+1=2”可能，但病性之間的復雜關系采用線性理論往往不易解決。

“證素”的研究目前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暴露了一些問題，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經驗。

1臨床研究

馬斌等［4，5］對中風恢復期和發病后7d與14d的中醫“證素”研究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提取法簡化辨證要素后，再采用分別聚類的方法獲得不同階段疾病的主要病機要素和病機轉化特點。“證素”研究結果表明疾病存在疾病病機（血淤）和病情病機（恢復期以氣虛、陰虛為主，急性期以痰熱為主）的差異。謝穎禎等［6］對發病72h內入院的中經絡與中臟腑患者進行證候動態多時點回顧性評價，結果風、火、痰、瘀是中風急性期主要證候要素，中風病始發風證突出，中經絡兼瘀，中臟腑兼痰兼火，3～7d之內達到高峰，風證在3～7d、痰火證在7～14d逐漸減少，第7～14天以痰瘀證為主，中經絡者瘀證明顯，認為中風病急性期證候要素組合及演變與疾病嚴重程度及轉歸密切相關。王憶勤等［7］臨床調查患者證候，根據專家評分意見得到具有辨證意義的主要癥狀，進行“證素”分析，得到病性要素5類和病位要素3類，聚類分析得到病位要素3類，與人工分類相同，虛性證候3類分別為全身、虛寒、舌象，實性證候3類分別為濕、熱、氣機不利，進一步進行主成分分析，20個主成分與脾胃濕熱和脾虛濕阻兩型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建立回歸方程，預測正確率分別為91.5%和75.4%。

2文獻研究

李志更等［8，9］通過慢性腎功能衰竭文獻3272篇總結中醫證型495個，進行歸類后為148個，“證素”37個，病位類證候要素頻數排前3位的是腎、脾、肝，所占頻率分別為16.74%，12.43%，5.35%，病機、病性類證候要素頻數排前3位的是濕、陰虛、陽虛，占頻率分別為13.13%，12.64%，10.83%，在所有證候要素中頻數排前3位的是腎、濕、陰虛。主要癥狀172個，舌象11個，脈象18個，與一般癥狀相比，舌脈相對統一，淡白舌占舌色總頻數的50.4%，胖大舌占舌形舌態總頻數的40.8%，膩苔占舌苔總頻數的26.2%，細脈占脈象的33.22%。病性類證候要素與文獻中出現的癥狀進行回歸分析，頻數居前4位的證候要素（濕、陰虛、陽虛、氣虛）的主要癥狀與主觀判斷相似。“證素”的研究使證候簡單化，但對于一種疾病較少的“證素”不能涵蓋全部病機。趙燕等［10］通過研究抑郁癥文獻65篇獲得疾病的主要證型75個，肝氣郁結、心脾兩虛、肝郁脾虛、肝腎陰虛占前四位，共計72次，提取“證素”33個，病位類10個，肝、脾、心、腎，占總頻次的92.1%，病性類22個，氣滯、氣虛、陰虛、血虛，占總頻次64.1%。與慢性腎衰的研究相比，這一結果穩定性好，與疾病本身特點和病機變化的復雜程度有關。衷敬柏等［11］對冠心病心絞痛2689例文獻研究結果7個實性證候要素和3個虛性證候要素涵蓋全部病例，實以血瘀、痰濁、氣滯為主，虛以氣虛、陰虛及陽虛為主，與傳統理論吻合，采用不同“證素”組合可以得到疾病的具體證型，但不能概括臨床全部證型，體現出“證素”組合的復雜性，組合過程中遇到的非相加關系可能導致理論研究和臨床不一致。郭蕾等［12］從相關文獻中總結證4232個，Logistic逐步回歸方法篩選變量(證候因素)，獲得變量出現的頻率和百分比，具有統計學意義的29個證候要素歸屬于6大類，可以涵蓋大部分的病例。外感六淫出現頻率為30%，內生五氣為36.3%，毒痰水合計20.6%，三類合計為86.9%，其中與氣、血、陰陽相關的證候占總數的78.6%，此三者可以作為與證候高度相關的因素。這就表明了病性要素在日常辨證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是由于病性辨證決定了疾病的基本病機和臨床用藥的根本原則。尹英杰等［13］通過整理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文獻274篇，得到116個證候，前9位分別是肝郁脾虛、肝腎陰虛、脾腎陽虛、中焦濕熱、瘀血阻絡、肝膽濕熱、濕熱蘊結、肝氣郁結、氣滯血瘀。這9個證候的累積頻率為61.57%。拆分證候得出14個證候要素，其中5個病位肝、脾、腎、胃、膽，9個病性氣虛、陰虛、陽虛、氣郁(氣滯)、血瘀、血虛、血熱、濕、熱。張啟明等［3］研究宋、元、明、清及近代的156名中醫臨床名家專著，得到病因共計12個，采用非條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歸，以某一外感病因為對象，817個常見臨床癥狀為候選癥狀，統計篩選出診斷該病因的主要癥狀和特異性癥狀，分別建立12個外感病因的判別方程，結合臨床意義和預測準確率認為風邪、寒邪、熱邪、濕邪、燥邪、癘氣、外毒、瘧邪和內伏風邪是外感病因的證候要素。

3相關關系研究

蔡秋梅等［14］以加權求和浮動閾值運算的方法進行辨證積分計算及分組處理，對陰虛、陽虛證與血尿酸的相關性做了分析，陰虛證與血尿酸有相關性，陰虛和陽虛證無病變組與病變組血尿酸有顯著差異，但閾值范圍重疊較大，不具有臨床診斷價值，輕度病變組與其他兩組血尿酸無顯著差異。王玲等［15］對肝硬化的形態學變化與中醫證候要素的研究顯示瘀、郁證與肝硬化確診有明顯的關系，而濕、熱要素與疾病的進展有關，為輔助該病的診斷和中醫治療提供幫助。吳同玉等［16］觀察272例健康體檢者，采用“證素”辨證，分析各個“證素”積分之間的相關性及其與西醫肝功能的相關性，發現肝（病位）與血虛、陰虛、氣虛、陽虛、氣滯、血淤、濕、熱顯著正相關，肝與腎、目正相關，與脾正相關，與胃、心正相關，中醫的肝與西醫肝功能各項指標均無明顯相關性，說明中醫學所指的肝更注重功能，與機體的氣、血、陰、陽以及臟腑官竅等聯系密切，體現整體性和聯系性，而與西醫肝功能的各項指標關系則不明顯，其中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與前兩者相比，吳氏的研究結果可能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健康人群有關，另外在相關性研究的過程中，“證素”選取的是否恰當、準確可能直接影響其與現代醫學指標的相關關系。

4數學模型研究

劉延華采用決策樹的方法獲得2型糖尿病中醫“證素”及其下屬癥狀的模型，得出各“證素”的下屬癥狀及其對該“證素”的貢獻度，糖尿病病性“證素”主要有氣虛、陰虛、陽虛、熱盛、血淤、濕及濕熱等；病位“證素”主要有脾、腎、肝，決策樹方法運用于2型糖尿病“證素”的研究，簡化了糖尿病氣虛和燥熱的現行診斷標準［17］。貝葉斯網絡可根據先驗知識和現有的統計數據，用概率的方法對未知事件進行預測，它以直觀的圖型方法描述數據間的相互關系，用概率測度的權重表達多個變量間的時序關系、相關關系或因果關系等多種依賴關系。朱文鋒等［18］采用貝葉斯網絡以中醫肺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證候-證素-證名的診斷模型，結果與專家預測診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提出該方法是通過“證素”辨證完善臨床辨證體系的有效途徑

5展望

“證素”的研究在中醫證候學研究的領域還是剛剛起步，應將證候學的研究從“證素”的角度深入開展下去。針對一種疾病還是某一階段進行“證素”研究主要取決于疾病病機的復雜程度和臨床特點，建立在臨床經驗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積極引進復雜性系統科學的理念和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探討“證素”辨證的復雜性機制和規律，更易獲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目前關于中醫辨證的專著和國家行業標準已經逐步制定，但有關“證素”研究還是初級階段，臨床科研人員需要結合臨床實際開展不同病種的“證素”特征研究，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則需要總結和提煉臨床研究的成果，逐步形成“證素”辨證的標準、量表和專著，為臨床科研和治療提供依據。

符合某一“證素”的癥狀很多，作為“證素”的診斷體系應有“最低標準”，也就是開展較少癥狀甚至單一癥狀“證素”診斷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研究的過程中要注意借鑒成熟的“證素”研究成果，如血瘀證、濕證、熱證，中風病的痰證、風證等，探討證素在不同疾病中的動態組合規律，研究證候與疾病關系，研究成果對于指導臨床開展個體化的治療，提高診治水平具有重要價值。

“證素”的研究是臨床和文獻中復雜無序的證候學資料的高度概括和精煉，可以實現“基本病機”和“證候病機”的比較研究，“證素”的研究很可能成為臨床證候現代機理和微觀化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否將理化指標納入“證素”的范疇目前還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參考文獻】

［1］朱文鋒.創立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新體系［J］.湖南中醫學院學報，2004，24(6)：38.

［2］王永炎，張啟明，張志斌.證候要素及其靶位的提取［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30（1）：6.

［3］張啟明，王永炎，張志斌，等.外感病因中證候要素的提取［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5，29（5）：339.

［4］馬斌，高穎.中風病恢復期證候要素的研究［J］.江蘇中醫藥，2007，39（1）：27.

［5］馬斌，高穎.中風病發病第7天和第14天證候要素演變規律初步研究［J］.遼寧中醫雜志.2006，33（12）：1561.

［6］謝穎禎，鄒憶懷，馬洪明，等.中風病急性期中經絡和中臟腑證候要素的動態比較［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6，12（10）：746.

［7］王憶勤，郎慶波，李果剛，等.慢性胃炎中醫濕證證候診斷標準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5，25（11）：975.

［8］李志更，王天芳，趙燕，等.慢性腎功能衰竭常見證候與證候要素的現代文獻分析比較［J］.中華中醫藥學刊，2007，25（1）：52.

［9］李志更，王天芳，趙燕，等.慢性腎功能衰竭辨證中常見中醫癥狀、證候要素的現代文獻分析及其相關性初步探討［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29（1）：60.

［10］趙燕，王天芳，于春光，等.抑郁癥中醫證候及證候要素分布特點的文獻研究［J］.中醫雜志，2006，47（9）：691.

［11］衷敬柏，董紹英，王階，等.2689例冠心病心絞痛證候要素的文獻統計分析［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6，13（5）：100.

［12］郭蕾，王永炎，張俊龍，等.關于證候因素的討論［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4，24(7):643.

［13］尹英杰，萬霞，胡立勝.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中醫證候與證候要素文獻數據庫的建立［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29（9）：607.

［14］蔡秋梅，李燦東，黃守清.陰虛、陽虛與血尿酸水平的相關性探討［J］.浙江中醫雜志，2006，41（8）：440.

［15］王玲，張均倡，張樸，等.肝硬化的形態學變化及其與中醫證候要素關系的探討［J］.中西醫結合肝病雜志，2006，16（1）：4.

［16］吳同玉，楊雪梅，李燦東，等.肝與病性病位證素及肝功能的相關分析［J］.福建中醫學院學報，2006，16（3）：11.

［17］龔燕冰，倪青，王永炎.中醫證候研究的現代方法學述評(一)-中醫證候數據挖掘技術［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29（12）：797.

［18］朱文鋒，晏峻峰，黃碧群.貝葉斯網絡在中醫證素辨證體系中的應用［J］.中西醫結合學報，2006，4（6）：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