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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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宗教理論研究者，我們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應與我們關涉的宗教實際相結合，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從事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指導思想。根據“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探析宗教與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復雜關系，看到宗教作為“潛在的精神力量”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認識到“精神變物質”的意義，從而從促進、推動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一角度來評價宗教的歷史及現實作用，引導宗教今后的發展。遵照“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我們應該了解宗教的文化意義，把握宗教在人類文化及文明發展中的定位；“先進文化”并不一定為“單一文化”，更不能被誤解為脫離實際、脫離歷史的“文化虛無主義”；應從“多元文化”、“文化綜合主義”、文化共識、文明共融的角度去體悟“先進文化”的蘊涵，這樣就可以對宗教文化在中國文化及世界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加以比較正確或準確的理解。把宗教文化的升華與當代中國先進文化建設相結合，以“海納百川”、“厚德載物”的氣魄來復興和發展中華文化，解決我們的文化自知、文化自覺和文化更新的問題。體現“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則要關注、關心中國上億信教群眾的根本利益，并要看到這上億信教群眾在中華民族群體和整個人類群體中的作用及影響。因此，宗教研究是對人之“群體性”、“群眾性”的研究，宗教工作屬于最重要的“群眾工作”。

講透“社會主義的宗教論”需要新思想。概括了宗教的三個特點即最基本的“三性”，讓我們要充分認識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宗教問題的群眾性和特殊復雜性。這里，我們應看到“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絕非抽象、孤立之論，而有著其立論的時空背景。從歷時性縱向來看，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既有著“承前”，亦有著“啟后”的歷史關聯，我們不能將之從其“歷史之鏈”中脫離出來。從共時性橫向來看，“社會主義”作為當前人類一種社會形態亦與其它“主義”的社會形態并存，有著一個交互影響、制約、促動的關系。在宗教“三性”中，“最根本的是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因此，我們必須抓住這一“根本”。深刻地指出，“宗教走向最終消亡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边@一意味深長、令人深思的論述乃以往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所未言，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意義，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大貢獻。按照這一理解，對宗教的認知就超越了其“階級、國家”等社會層面的分析，而深入到對宗教作為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理解及研究。對于宗教的定義和把握，從其“精神”層面來發掘亦至關重要，頗為根本。所以說，的這一分析和論斷為我們提供了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一種新視野、新思路和新觀點，為我們正確認識、把握宗教奠定了最為關鍵的基礎。抓住這“根本是長期性”，那么我們看“關鍵是群眾性”則應有兩個比較，一是中國一億多信教群眾與十多億教外群眾的比較，這乃是對中國國情、民情的一個基本定位和認知。二是中國十多億教外群眾與世界約四十八億信教群眾的比較，這則是對我們在“全球化”時代“開放的中國”在世界定位和處境的認知。這兩個比較對我們“知己知彼”，搞好群眾團結工作極為重要。同理，從“長期性”這一根本，我們也可以認識到宗教問題的“特殊的復雜性”。講中國“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當然要立足于中國，但其眼光不能只盯在中國，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目前所處的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應看到中國宗教與世界宗教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員，因而對此更為強調和突出。這對我們研究當前中國宗教問題有著重要的提醒。所以說，“特殊的復雜性”自然就涵蓋了宗教問題的民族性、國際性等敏感層面。

談論、認識和探究宗教，至少應看到其三個層面，即宗教本身、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三方面。其特點、側重乃至價值判斷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會彼此相悖。當然，三者亦有認知整合、求同的情況。因此，我們在此就宗教理論展開座談、研究，應注意到不同定位、不同視域的存在，即允許“求同存異”的努力，亦正視“和而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說，在我們認知層面上，應該承認宗教體認的“信仰性”，宗教工作的“實效性”和宗教研究的“客觀性”，在對某些宗教問題的看法上會有角度、方法和觀點、甚至結論的不同。宗教本身會強調其“信仰”特色，有著神秘、情感的因素。宗教工作講究“實效”，立足于解決具體問題、掌握實際局面。而宗教研究則力圖以其“客觀”認知來弄清宗教存在的真實性，找到宗教發展的規律性。在論及宗教的根本特性時，會有不同的話語體系，甚至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無論是宗教工作干部、還是宗教理論研究者，對此應有清醒、冷靜的認識，看到其客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