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體系辯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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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上，學者對此持極為對立的兩種立場。但從解釋學的角度看都是在多元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基礎上的選擇：哪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是“真正”符合馬克思的本真精神的。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合法性表現在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傳統的合法性、理論合法性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的作用三個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具備代替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功能，一方面是它與辯證唯物主義公開聲明自己的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不同，它是一個以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流派；更根本的是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決定的。

關鍵詞：辯證唯物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合法性

在二十一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多種理解的對立出現了凸顯的理論現象。這個問題的凸顯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重大挫折和中國社會主義面向市場的改革的歷史背景下，一方面是自由主義作為國際性理論思潮在中國的興起，并且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部分中國的理論精英思想理論的顯性與隱性的意識形態。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到最近“郎顧之爭”中顯現的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進程的某種重大，都表明中國的思想理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組。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在這些論爭中的失語和缺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論現象。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喧囂與騷動”在這種思想理論背景下就成為極不正常的理論現象。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流學術話語從其基本理論資源看，在大量地引進和介紹西方的哲學、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注重于與西方理論的接軌和研究；個性化研究、價值中立原則和以青年馬克思為基本理論資源成為這種研究的基本的導向。在這里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多元化――這是一個民主的理論學術環境的必備條件，另一方面某種統一的、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所需要的，但是某種統一的、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合法性在多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話語中面臨著持續的、強有力的挑戰。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就成為確立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對立的互文本閱讀

我們注意到在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上，中國學者對此持極為對立的兩種立場。這里對立的互文本閱讀，可能能夠使我們理清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兩種基本立場的理論線索。陸劍杰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合法性的現實狀況的兩個概念。他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指的“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當1917年前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的時候，它只是一種外來的哲學思想，只能稱之為‘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到了后來，在被逐步運用于解決中國的問題的時候，它才向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向。”而“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則是“為了給‘淡出，學術凸顯’的研究工作以一定的地位”“凡是中國學者，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本的、學理的、歷史的學術研究，都可以承認其為‘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提出這個概念的另一個意義是：防止和抵制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邊緣化的企圖和傾向。”從陸文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性敘述中可以看出，顯然，陸文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即通常理解的“教科書體系”，而且它“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原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為基礎的”。在同一期上的胡為雄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現狀與前景》則持相反的立場，認為這一原理體系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去太遠，幾乎是兩個話語體系”，不應再“精心修補了，而是轉向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從而提出了要“走向‘后原理’”。顯然胡文的觀點在陸文中只能是“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稱不上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陸文的觀點在胡文看來正是應當從根本上顛覆的教科書體系，因為它基本上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為陸文觀點的對照，黃楠森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只能被發展而不會被消解》則批駁了“否定或取消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幾個理由，論證了“辯證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之間的內在關聯，力圖證明辯證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作為胡文觀點的對照和深化，作為“轉向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的實際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路向，張一兵、胡大平、張亮的《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邏輯轉換》則指出了“走向后原理”時代的實質：“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中的地位與傳統教科書的地位高度相關，前者是突破教科書的最重要資源之一，并隨著教科書地位的衰落而繁榮。”其原因，張一兵在另一文章中認為是“傳統教科書”“它顯然將帶來理論上的無根性。”即無馬克思理論之根。這種區別馬克思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部分學者在學術研究中的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論現象，可以視為一種論述的策略，其中的內涵是意味著以往我們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可能并不是來源于－不是個別的方面而是從總體上－馬克思的思想。而且，“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相關性的深層意味，它們所共同圍繞的是中國學者哲學思維方式變化這個中心問題。”這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相關‘實踐’‘異化’等專題的討論之間的關系變得明了了，因為隨著這些中心范疇的廣泛使用，它的人本主義整體思維方式也開始成為潛在支配許多中國學者解讀馬克思哲學的無意識前提，這就造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存在主義風格’――以主體性為內核的人學旗幟高揚。”并指認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的“知識分子之理論革命的特征”6。張一兵的“無根”與“回到”和胡文的顛覆與“走向后原理時代”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也可以明晰這種“后原理時代”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事實上這十多年來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即辯證唯物主義體系是否是來源于馬克思哲學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都把回到馬克思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合法性的前提，但從解釋學的角度看都是在多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基礎上的選擇：哪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是“真正”符合馬克思的本真精神的。

作這種互文本閱讀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看到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合法性討論，已經從一個所謂的學術討論進入了思想價值上的對立。無論“自我放逐”或者“喧囂與騷動”也好，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無可置疑地進入到它的“危機階段”。危機正是理論創新甚至如何創造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正常發展的理論環境的機遇。我認為，這就進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二，為什么肯定“教科書體系”是必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合法性，在通常的意義上是指的合于一定的，在廣義上即人們通常使用的情況看，包括合于一定的倫理、風俗習慣以及傳統。從一種理論來說則是合于它的（或者某些方面）理論傳統、源流和基本原則、基本精神。這是一種社會事物(一種社會的制度、活動、現象、思想理論等等)得到認可、承認、認同的基礎和前提。黃楠森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只能被發展而不會被消解》認為：“一般說來，所謂‘轉型”是一個東西的表現形態轉換了，但這個東西還是這個東西。”就是從一種理論與其理論傳統和基本精神的承繼關系而言的，即是否存在被認可、承認、認同的基礎和前提。例如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自己并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某些思想資源的淵源和思想立場上表現出的對資本主義持批判立場這一基本點上，人們把他歸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因此，根據這一原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表現形態轉換的問題，這顯然應當是以肯定原有形態的某種合法性為前提，起碼承認原有形態的歷史合法性為前提。而辯證唯物主義恰恰是在當前語境下馬克思主義哲學轉型的那“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看到，否定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合法性的觀點，在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和轉型時，則是以根本顛覆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為前提。在他們看來，馬克思逝世后，從恩格斯開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就出現了斷裂，只是在盧卡奇等等人為源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后，才真正的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哲學思想；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真正的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因為馬克思的本真精神就是他的批判理論。這樣就提出了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否僅僅是他的批判理論？這一精神是否是抽象的、超歷史的精神？辯證唯物主義體系是否就沒有體現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唯有西方馬克思主義才體現了這一精神？等等問題。從辯證唯物主義批評者的觀點看，他們事實上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歷史發展采取的是一種理論傳統上的的態度。這就使我們有必要從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歷史傳統的合法性、理論合法性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的社會作用三個方面論證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合法性問題。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否具有歷史傳統的合法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與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實踐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把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看著是它的根本特征。從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的歷史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和發展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這種理論應用和發展的一個方面。因此判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必須把它放到這整個過程中來理解。從這個過程來看，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歷史合法性是無可置疑的。正如我在另一文章中認為的“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解即傳統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包括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即所謂“教科書”體系）雖然從今天的眼光看存在著種種問題――諸如教條主義和片面性等等，但它曾經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過革命的、能動的作用，是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重大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合法性的前提。因此將所謂“傳統教科書”體系歸結為“無”馬克思理論之“根”的非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理論虛無主義的表現，其理論前提是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割裂開來，不承認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之一，把經恩格斯闡釋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傳統解釋框架，認定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的空白和斷裂。同時這種理解也不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曾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過革命的、能動的作用的事實。事實上，當代中國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講到改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時，都是提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9

認為教科書體系是僵化的、是無根的觀點的一個重大的論述上的策略，是把以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歷史與以往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分離開來，然后在與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聯系中，斷言與西方哲學的現代形態相比，教科書體系只能是近代哲學形態；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相比，教科書體系是非馬克思的哲學，僅僅是斯大林主義的哲學。在這里不準備對這種在不同哲學的對比中斷言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近代哲學的觀點進行，已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這里僅僅就“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標簽作一分析。我認為所謂對斯大林主義的評價從根本上說是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的問題。斯大林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建者和主要領導者，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雖然曾經發生過重大的歷史性錯誤，但他身前從來沒有自稱自己的思想是斯大林主義，而是對列寧主義的發展和應用（其中存在重大的曲解和錯誤）。雖然在批判斯大林的浪潮中，其批判策略是創立一個“斯大林主義”的概念以便區別于列寧主義，但由于斯大林事實上在理論上并沒有根本的創新，理論的基本思想與社會主義實踐基本是遵循的列寧主義，因而批判的目標最終是指向列寧主義的。這從前蘇東意識形態的變化中即可看出。在中國的某些學者那里同樣存在這樣的思想傾向，即將辯證唯物主義體系歸結為斯大林主義哲學，從而給予全面的批判和否定。這樣對教科書體系的評價就它的實際的內涵來講，實際上也就是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由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直接淵源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從而也同時是對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評價。我們同意盧之超、王正泉在《斯大林與社會主義――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剖析》一書中的觀點：“斯大林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馬列主義的當然組成部分”。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我們同意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觀點。

那么，對教科書體系的評價是否能脫離它在以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中的作用來認識呢？這顯然是一種設想理論只是遵循理論發展的相對獨立的發展，而不是首先作為社會存在的反映，為社會實踐發展的邏輯所決定的意識過程。今天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發展和繼續，是社會主義的自我改進和改良，這就決定了我們對教科書體系的評價不能離開特定的歷史語境。事實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評價是與對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認識相聯系的，有的學者在有意或無意的精神狀態下，正是在否定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意義上否定教科書體系的歷史合法性，是那股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的思想過程的極端的思想表現形式。在反思以往社會主義實踐存在的問題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的改革和深入發展的問題，是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的理論發展的必然邏輯，但是這是在肯定以往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的超越與發展，決不是全盤否定以往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

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置疑是與對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及其模式的置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國家社會基金特別委托基目《蘇聯演變進程中的意識形態研究》一書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人本主義思潮在前蘇聯的這場“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理論功能，在戈爾巴喬夫主張的抽象的“全人類利益”“人的尊嚴”等等理論口號中，其實際的(特殊的)社會內容一方面是對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全盤否定，另一方面是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崛起，回歸資本主義。該書的研究成果指出，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人本主義思潮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被指認為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的重大弊端是對人的尊嚴和個人自由的嚴重侵犯，就是在前蘇聯人們“看到的是不合理性，是暴力、不人道。”12。在傳統的哲學教科書體系中則被指認為缺乏“主體性”，沒有人和人的地位。正如對啟蒙運動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本主義思潮，我們要問抽象的“人”和人的地位，突顯的是何類人？是何種主體性？那么傳統的社會主義在經過暴力革命建立時，它突顯的是何類“人”，何種主體性？那么，作為階級整體的無產階級以及勞動群眾的解放無疑是這種革命的目標。我們可以說這種政治的解放必須伴以經濟的解放(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經濟解放決不僅僅是一個生產資料的占有問題)的深化，而經濟解放無疑決不僅僅是如政治解放那樣通過革命可以實現的，而是一個必須通過長期的、技術上的變革和發展實現的過程。但是，勞動者地位的提高，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下則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雖然其中存在許多值得和批判的經驗教訓；對這些經驗和教訓的批判的吸取則為我們繼續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借鑒和，而不應是全盤的否定。在中國，對傳統教科書體系的批判和沖擊，也是與社會主義改革的社會進程相聯系的。雖然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經歷了一個對異化和人道主義的批判的過程，但是實踐唯物主義的提出，則被認為是與中國的改革實踐相一致的。所以，最初提出實踐唯物主義的哲學家往往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理論合法性的老一輩哲學家。但是討論的深入很快引起了分歧：承認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合法性的實踐唯物主義，與在回到馬克思的理論口號中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理論資源的實踐唯物主義理解，構成了肯定和否定教科書體系的理論合法性的兩種不同的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流話語主要依據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所以在中國從辯證唯物主義到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口號的轉換是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介紹和傳播相一致的。張一兵先生也把教科書體系的衰落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繁榮聯系在一起，就不是偶然的。

所以，理解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歷史合法性是與認識社會主義傳統體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歷史合法性是聯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那么，這就轉換為這樣一個問題：“體統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不是一種社會主義體制”，“社會主義的改革是不是社會主義的自我改進和改良”？如果對這一問題給予肯定的回答，那么對于“體統教科書體系”的回答，也會是肯定的：因為作為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意識形態反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體系，正是對以十月革命為開端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歷史實踐的合法性論證作為基礎的。而我們看到，被我們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國際）持批判立場的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列寧主義、尤其是批判東方現實社會主義，是它的一個基本的特征。這就是所謂“‘批判’的‘視界融合’的特征”，即它既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物的異化現象的批判，也是對東方的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所謂“極權主義”“官僚主義”導致的“人的異化”現象的批判。顯然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肯定性的理論資源。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當代中國的繁榮，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過渡階段中的一種暫時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具有代替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實踐功能的合法性。

其次，認為這一原理體系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去太遠，幾乎是兩個話語體系”，不應再“精心修補了，而是轉向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的說法，是否是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實事求是的判斷呢？這里涉及的是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理論來源的理論合法性問題。這顯然是事實根據不足的。一般說來，這一說法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立的即斷裂為前提的。認為恩格斯背離了馬克思的思想，這是西方馬克思學的基本觀點，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胡文刻意從外語的原意上證明Marxism“是指‘原生態的Marxism而不包括其他”正是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解的中國式解讀的表現。奇怪的是他總是將馬克思與恩格斯并提，而在實踐唯物主義理解中恩格斯是辯證唯物主義理解的源頭，例如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辯證法等等觀點。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在理論上不徹底的表現。）。其次，是以突顯青年馬克思和貶抑成熟期的馬克思(或者以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解讀成熟期的馬克思的思想)為基礎的。他們認為早期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從學者們研究的“主體性”問題、人學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主要依據的是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出現的批判理論的理論傾向正是以青年馬克思的“異化”范疇為立論的核心的。從前一種斷裂中引申出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被人為地割裂，在某些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學者那里（例如張一兵那里），認為只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馬克思的思想才得到了真正的繼承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則被認為是無馬克思理論之根的哲學。在有的學者那里，認為它僅僅是斯大林主義的哲學體系。在后一種凸顯和貶抑中，出現的是用青年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基礎來重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趨向，例如證明“異化”始終是馬克思理論的基礎范疇。

應當承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定于一尊是與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本小冊子直接相關的，并且，一旦定于一尊，成為官方的、唯一的哲學體系會產生“受人供奉，也代人受過”這種理論現象，也是一種歷史的常態。斯大林逝世以后對體統社會主義體制的改革和批判，尤其是前蘇東的巨變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使人們不僅對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存在的問題進行檢討，而且對與體統社會主義體制相聯系的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理論來源的合法性加以置疑，在“反思”的意義上進行研究。這當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正如傳統社會主義體制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在二十世紀的偉大實踐一樣，辯證唯物主義體系也并不僅僅是斯大林的理論創造，而是一個來源于恩格斯對馬克思的理解，并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論》等等著作中初步具有一個理論系統，而后經過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和發展，再經過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以及早期蘇聯的哲學家們的討論，由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固定化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體系。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并不僅僅是那種理解真正符合馬克思思想本身，而是那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從批判辯證唯物主義的學者的觀點看，他們的理論邏輯也是導向用西方馬克思主義來取代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地位。

第三，從改革開放中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社會作用方面看，辯證唯物主義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哲學基礎。首先，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8年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直接的實踐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導因和基礎，它的直接結果是確立了改革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正是這一思想路線的確立為社會主義改革的開始和發展確立了思想理論前提。因此，否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合法性也就是事實上否定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最終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否定。其次，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的社會主義的自我改進和完善的實踐，中國共產黨的歷次推動改革的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鄧小平、、）都把辯證唯物主義視作社會主義改革的哲學基礎。因此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某些觀點極力否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理論合法性相反，中國共產黨在其實踐中從來沒有否認過辯證唯物主義的合法性及其在改革實踐中的社會作用。三，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具備代替辯證唯物主義的功能

有的學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對馬克思的文本作了準確的解讀，而且按照張一兵先生的說法，二十多年馬克思主義的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隨著教科書地位的衰落而繁榮。而回到馬克思，作為一種中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正統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在有的學者那里就是何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真正來源于馬克思本人的哲學思想，回到馬克思的口號的真實含義也在于此(我們并非反對要不斷地從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靈感)。所以問題就成了是否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的哲學思想，而且可以被唯一的解釋，可以為某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所壟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顯然根據解釋學的觀點，這種理解是存在問題的。雖然馬克思的文本作為的客觀對象，任何正確的理解必然是對文本思想的接近，也就是說存在著絕對的因素，但因為理解的條件性、時間間距、前理解等等因素的作用，解釋本身也是多元的。而且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傳統也是多元的：不僅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這一理論傳統；還有起源于盧卡奇等等人為源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今天西方新（后）馬克思主義傳統；源于伯恩斯坦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合流形成的民主主義傳統；托洛茨基主義傳統（它的直接源頭顯然是列寧主義）；拉丁美洲的神學馬克思主義傳統等等。從以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的情況看，顯然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從后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其代表人物不僅有陳獨秀、等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且有李達、艾思奇等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代表。因此問題就被轉換為哪種理論傳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其它的理論傳統是否具有取代這一理論傳統的現實需要和理論功能。

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其產生的看，雖然自稱把探索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作為自己的目標，但是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看，雖然他們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觀點，但是從來沒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條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的道路。除了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完全脫離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以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派不僅脫離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而且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持普遍的否定的態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哲學的內在邏輯，因此，雖然實踐唯物主義、實踐本體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但是遠離實踐卻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個以大學中的左翼學者為主體，在理論上主要是回到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主要是從文化的、心理的方面揭示資本主義的問題的知識分子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流派。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決定了它不具備代替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功能。

首先，它與辯證唯物主義公開聲明自己的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不同，它是一個以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因而也具有左翼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社會持一種民間的、批判的立場的一般特征。事實上無論是東方或西方的人文知識分子，由于其以關注社會及其知識發展為職業，因而往往對社會持一種民間的、批判的立場，這是與其職業地位相聯系的。近年出現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思潮，一方面是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思潮在中國的回響，另一方面，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的出現也與知識分子的一般特點，尤其是在社會中的職業地位直接相關。如果說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盧卡斯還以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統治，提出了用馬克思主義啟蒙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從而建構無產階級革命的能動主體的問題以外，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以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為理由，轉向了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邊緣人群，主要是左翼知識分子自身為革命的主體的思路。這樣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不僅脫離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尤其是脫離了馬克思理論的內在理論邏輯――在馬克思那里，無產階級的解放是通向人類解放的必然路徑，它是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革命主體的歷史實踐過程。判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知識分子中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還在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除其早期的盧卡奇等人以外，都是以大學中的學者為主體，他們不僅相互之間沒有什么聯系，而且除了存在對西方資本主義持一種批判的立場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共同點，和致力于一種大學學院派的激進話語的構建以外，他們內部觀點各異，把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思潮相結合的著眼點也各異，因而形成的理論體系也是多種多樣。他們首先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知識論意義上的學說進行研究，即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學術研究的態度，這種態度實質上回歸到了馬克思所批判的“認識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知識創造的老路。他們凸顯“批判”，稱自己的理論是社會批判理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雖然他們在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方面確實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對如何認識現代資本主義的一些思想文化現象具有啟發的意義，但是這種批判只發生在瞬間，實質上是對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的內在邏輯的偏轉：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的邏輯是導向實踐批判的批判理論，主張的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要用物質力量來摧毀，這才有后來的東方無產階級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實踐。左翼知識分子那種高調的“批判”是與實踐上的無所作為相聯系的，這可以說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

其次，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具備代替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的功能，是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決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哲學批判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在當代西方的一種和發展，但是它首先是一種從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出發的話語體系，這表現在它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的文化的和心理上的異化狀態，而不是馬克思關注的資本主義的、對無產階級的基本權利的剝奪狀態。因而其基本理論必然地發生了理論邏輯上的偏轉：它關注的不是無產階級以及勞動群眾的解放，而是人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異化感，首先是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物化的現實的異化感及其認知。因此它并不導向實際的運動和實踐（最多是1968年的法國紅五月風暴那樣的青年知識分子運動，而這一運動同時又終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而是全面地轉向了大學的講壇。這種植根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判在西方資本主義有其現實意義，是消解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種理論力量，對今天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有一定的價值。但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下，如果如中國的信奉者那樣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出發，構建一個中國式的社會批判理論，那么其理論邏輯必然地不是導向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是導向否定；不是導向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走向完全的社會主義，而是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例如汪暉先生的觀點）的結論。這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的理論邏輯是完全相悖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形成的歷史境況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在中國的應用出現了新的理論趨向：新左派中的新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某些學者的言說，表現為力圖建構一個中國形態的社會批判理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一種民間的、反對的立場，這就有悖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地位，有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的思想立場。

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具備代替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功能，還在于它的基本理論邏輯是抽象的“批判異化，實現人類解放”，而不是馬克思理論內在具有的理論邏輯“通過異化，揚棄異化，實現人類解放”。異化范疇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主要是一個文化的、心理的概念（在青年馬克思那里，異化是一個社會存在論的概念，而在后來，則不僅成為從屬性的概念而且主要在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里才能得到說明。），它在現象形態上是人在自己的活動（勞動、思想等等）中感到自身的活動不是由自己自主的支配（雖然它表面上具有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形式—這正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生存狀態的一般特點。），而是由人自身活動的產物、過程以及其它外在的因素所決定。雖然異化的根源總是經濟的、社會的原因，但是異化現象本身卻是表現為文化的、心理的非自主性。這種非自主性雖然在市場經濟中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現象，但是在不同的社會集團那里卻有不同的感受：勞動階級因生存條件感受到的是生存的艱辛，在極端的情況下是一種反抗的意識，而主要不是自身活動及其結果的異已感，更不會導向形成自覺地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要求――列寧主義反復論證了自在的工人階級只有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才能上升為自為的階級；有產階級因占有財產普遍感受到的是奠基在財富占有基礎上的支配感和聚斂財富的沖動感，金錢的擁有給他們最多的感受是“自由”：對物、對他人、對社會的的自主感，雖然有時他們也會有不自主的感受，但決不會是異化理論想象的感到自己被奴役，因為他們是那個社會的主人；唯有在從事文化心理活動的人文知識分子那里，一方面遠離社會的管理活動與經濟活動，另一方面自身的職業特點決定了他們傾向于追求一種文化的、精神上地自主，因而對市場經濟下的人的活動受金錢的支配會強烈地產生一種文化的心理的異化感。可以說異化理論就是人文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存狀態的一種反映，事實上異化理論在現代的境況下總是具有左翼傾向的知識分子的一種對社會的批判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討論的語境下總是以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為依據，而不是以成熟期的馬克思的思想為依據。它的人本主義基礎和“知識分子之理論革命的特征”，使異化理論的“人類解放”的承諾不是導向實踐運動，而是僅僅導向一種左翼的學術理論的建構。

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的“通過異化，揚棄異化，實現人類解放”則不僅是一種理論的邏輯，而且是對社會歷史的邏輯的揭示，并在社會歷史邏輯的基礎上導向實踐運動和一種制度的建構。一方面在這里使用異化概念是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它主要以青年馬克思為依據)的異化理論比較的意義上使用的，并不是說馬克思在這里是用“通過異化，揚棄異化，實現人類解放”來表述他的思想，而是說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被取代唯有通過資本主義的自我辯證發展（革命則是這一發展的最終實現形式）才能實現，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具有自我毀滅的傾向，通過自我的辯證揚棄（生產的社會化的高度發展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與個別工廠的有計劃性的矛盾），必然地通過一個似的歷史過程，導向資本主義的被取代，實現人類的解放。異化概念在成熟時期的馬克思那里，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中的一個從屬的概念，是他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是用于說明資本世界中存在的一種由資本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顛倒的文化心理現象。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一方面視為一個似自然歷史過程，一個資本的自我揚棄的過程；另一方面是一個以無產階級為活動主體的能動地創造世界的過程。可見馬克思的理論邏輯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是有根本區別的：一個奠定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一個是以人本主義為基礎，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的文化心理的分析。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雖然因東方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性(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的相對落后)而發生了某種歷史的具體的變化，更側重能動地創造世界這一向度，但是遵循馬克思理論邏輯的基本方向則是它的基本特點。這從它的堅持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的立場、消滅私有制、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等等方面即可證明。辯證唯物主義作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遵循馬克思理論邏輯的基本方向則是它的基本方面。

這里有必要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具備代替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理論功能，并不是說辯證唯物主義體系就是一個完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不需要創新發展。應當承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是一個來源于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恩格斯那里得到初步的系統闡述，經過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列寧在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批判中得到清晰的論證，（經過前蘇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討論和）而在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成為“教科書體系”的。另一方面，教科書體系本身是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為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提供的哲學論證，它既有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傳統的一面，也有反映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面。它的問題是在缺乏自由的討論的情況下用領導人做結論的方式導致的理論發展的僵化和教條化，使教科書體系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不斷地創新，其內核具有合理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往往被僵死的理論表述所窒息。因此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創新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核心問題，這樣提出的問題就是通過批判性的反思超越教科書體系，構建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而不是簡單地拋棄教科書體系，代之以具有不同理論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