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原創:論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當代中國管理哲學創新

導語：獨家原創:論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當代中國管理哲學創新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本文屬于哲學運用問題研究，旨在運用馬克思關于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科學方法論，結合科學發展觀的最新理論成果，冀望通過邏輯學思路的應用，建立起對管理思想的演變有著恰當反映的邏輯結構，不僅勾勒出管理思想如何辯證運動的軌跡，而且解答何以會如此展開的內在根據，進而揭示管理學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為現在管理理論走出叢林探索一條路子。

本文初步解決了管理思想史理論化的難題，以邏輯的形式反映了管理思想史的進程，使管理思想史上升到理論形態。在全文的論述中，可以導致科學管理至今以來整個管理思想發展歷史的具體再現。在具體的再現中，不僅疏通了西方管理發展的脈絡，而且鮮明的顯現了不同西方主流管理學派的特征，而這些不同的本質特征又自然而然的將管理思想史斷界為前后相繼的四個階段:古典管理論階段為客體至上的效率哲學；新古典管理階段為主體至上的行為哲學:現代管理階段為主客體統一的系統哲學;后現代管理論階段為主體回歸的創新哲學。這種以哲學特點進行的劃界，相對以往管理思想史是一個創建。最后文章對管理哲學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探討和研究。

關鍵詞|：管理哲學，管理思想史

1緒論

管理哲學是企業或組織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它是管理科學的哲學基礎。企業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術、手段和方法外，還包括管理軟件即企業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價值觀等，這些管理軟件就屬于管理哲學的范疇。管理學和哲學分屬經驗科學和超驗性科學，哲學關于宇宙本質及其規律的概括性論斷，始于經驗又超出經驗。管理哲學從管理學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來，但又超越管理學，這種“超脫”是管理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管理學與哲學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均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管理學的發展更需要哲學的透視。正如泰羅在《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中說：“科學管理從本質精髓來說，包含某種哲學?！惫芾碚軐W使人們對管理當中既有和新的認知進行抽象化的理論總結，為管理活動提供更高層次的理論指導。

對管理學的研究是哲學深入生活、發展自身的一種必然。現代科學的發展經過一系列的從合到分，再從分到合的過程，開始向高度綜合化和系統化發展。這種發展趨勢使學科之間相互滲透，出現了大量的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哲學作為所有科學的理論基礎，與各門具體科學交相輝映，共同發展，并對包括邊緣科學、交叉科學在內的各門具體科學的發展起到指導作用。這樣即出現了與各門具體科學相融合和交叉的應用哲學，其中就包括管理哲學。

古代對哲學的定義為“知識總匯”；近代對哲學的定義為“科學的科學”；馬克思對哲學的定義為系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對來說，馬克思對哲學的定義更接近哲學本意。所謂哲學，即研究事物的本質及其運行的法則。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哲學是管理科學及其他科學的主導原則與方法論。縱觀哲學發展史，可以簡單地將其概括為三個發展階段：即從古希臘的“一切盡在哲學中”的“包羅萬象的哲學”，到中世紀之后的“一切不在哲學中”的各門科學從哲學中的分離，再到近現代的“哲學在一切中”的哲學在各門科學中的實際應用。

哲學與管理學的結盟，有著深邃悠久的歷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學家，很早就是管理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是這一時期集哲學與管理思想為一體的代表作。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力主哲學家為王，讓國王以哲學思維方式、哲學方法管理國家。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哲學思想同樣是和管理思想融合在一起。從孔子《論語》中“君子懷德”的“君子”領導人格思想，到孫子《孫子兵法》中“問天地間者，莫過于人”的“人本管理”思想，無一不是體現哲學思想和管理思想的結合。

二十世紀以來，管理科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隨著管理科學研究的深入與拓寬，開始不斷面臨自身發展帶來的新要求。二戰以后，管理學超出了經營一個工廠、一個企業、管理好企業的生產和銷售的固有范圍。企業的發展，不僅要依賴高效率和井然的秩序，還要依賴于它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它面對的是同行的競爭、社會效益、人文價值、合作等一系列復雜問題?？茖W技術的迅猛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提高，科技、經濟、社會、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的聯系愈加緊密，企業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生產單位，它已經和行政區域、地區、國家漸漸趨同。而作為企業的領導人已不再是局限于自己企業狹小的范圍內了。企業間的國際合作，連鎖店、跨國公司的產生等，都足以說明企業的領導必須跳出純經濟管理的框框，培養足夠的哲學素養，在考慮組織的效率、效用時，也要考慮其人文價值和社會責任，才可成功地領導一個企業。企業及其領導的這種職能的變化和豐富，使得對管理活動進行哲學思考成為必然。

1983年，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克里斯托費•霍金森《領導哲學》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管理哲學的正式創立。該書認為，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人們既要注意提高組織效率，又要關注領導中的人文因素，避免將效率和效用作為全部組織價值而失去人文價值。領導和組織應提高人的價值、發展人的潛能，排除壓抑人的創造性、降低人的價值、限制人發展的行為和因素。因此，“哲學作為一種補償的力量”必須對管理活動進行價值的、倫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門管理哲學。此后，西方關于管理哲學的研究進一步趨向豐富和成熟。

總的看，管理哲學的成長是與管理科學的發展息息相伴。西方管理科學從二十世紀初形成至今，經過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到“復雜人”；從“科學管理階段”發展到“行為科學階段”再進入到“管理科學叢林”。任何階段的管理理論既有科學性又有局限性?，F代管理學的“叢林之爭”，表面上是各種管理理論之爭，實質是不同認識論和方法論、不同倫理觀和價值觀的哲學之爭。管理學與哲學之間存在著許多內在的必然聯系，不同流派管理學的許多基本假設都有著哲學前提。管理過程本身是同社會其它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即所謂管理環境的結果。由于管理環境的復雜性，出現了“管理無定式”的局面，故只有引入哲學的系統觀、整體觀，對管理環境的復雜性進行全面分析，才能找出最佳管理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也聯系不起來?！?/p>

2管理哲學研究的內容

管理哲學主要探討哲學在管理中的作用問題，是哲學在管理中的應用及對管理進行理性探討的統一。

管理中的哲學問題就是揭示管理的本質。管理的本質表現在人們研究管理而形成的一系列范疇中。管理活動歸根結底就是對人的管理，從管理的角度揭示人的本質，回答“人性是什么？”的問題。通常，人性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變化。人性問題是人的本質問題?？茖W的管理學必須對人的本性進行全面考察，使人的本性與生活發展相一致才具有現實意義。管理活動要以人為本，人是管理的出發點和歸宿。任何管理活動都應以重視人的價值、尊嚴和利益為最高責任與目標。因此，通過研究人性探究管理的基本范疇，并揭示這些范疇的本質，是管理哲學的首要任務。

哲學對人性的認識經歷了復雜、曲折的歷史過程。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有唯樂派與唯理派之爭。進入中世紀之后，基督教的人性論在歐洲占據了統治地位。文藝復興之后，人性之爭再掀高潮，霍布斯、斯賓若莎、洛克、笛卡爾、拉美特利、盧梭、休謨、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對人性的看法，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以“自由人”、“全面發展的人”為最高目標，以及“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論斷，對人的本性作了科學的概括。20世紀40年代行為科學的興起，使現代管理學中對人的研究進一步完善，該階段的研究深受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充分體現出尊重個人的權利,高度重視組織中個體的利益,鼓勵和保護個體追求物質財富,最大限度刺激個體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性。

管理活動是復雜的,影響這一活動的因素眾多,除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因素外,還有自然因素以及政治、法律、社會、心理、歷史、文化等社會因素，這就決定了管理學多學科移植的交叉性。因此，必須用多學科研究出來的各種知識和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和解決，并考慮組織內外的多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在實際管理過程當中，需要處理各種復雜關系，并對處理這些關系提出不同見解。隨著人們對管理的認識越深入，管理涉及到的各種關系就越復雜。因此，就必須從各種復雜關系中過濾出一種基本關系，即揭示管理本身的基本矛盾和矛盾關系，這就成為管理哲學研究的又一特定對象。管理哲學之所以探討管理的基本矛盾，是為了在充分認識矛盾的基礎上，提出處理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

管理的矛盾是復雜多樣的，處理矛盾不存在某種千篇一律的方式。實際上，矛盾的普通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對特殊性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能從中概括出普遍性，尋找出解決矛盾的一般方法，并指導解決實際當中的特殊矛盾。管理學通常只偏重研究解決管理中某種矛盾的特殊方法，而管理哲學則力求在此基礎上形成管理方法論。研究管理方法論，也就成了管理哲學的又一特定對象。

因此，管理的基本范疇、管理中包含的基本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論，是管理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就構成了管理哲學的基本內容。

3管理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

從哲學“智慧之學”的涵義來說，哲學是一種智慧而不是具體的知識。將管理活動稱為一種大智大慧的哲學符合哲學的本意。管理中企業文化的精神實質，管理活動的謀略和原則，對管理環境的整體認識和系統把握等都是一種智慧，是管理哲學研究的領域。研究現代管理哲學是開拓性的工作，其基本研究方法有：

第一、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是馬克思主義遵循的一條普遍性原則?，F代管理實踐是管理哲學的基礎。由于現代管理實踐包括整個社會的管理實踐，管理哲學的基礎十分廣泛，既包括生產和經濟領域的管理實踐，也包括國家、政府機關和社會組織的行政管理實踐，還包括思想文化和科學研究領域的管理實踐等。因此，只有在整個社會管理實踐的基礎上，才能總結出管理哲學的真正作用。

第二、遵循科學一體化。在研究管理哲學時，應看到在現代科學一體化的趨勢中，任何現代問題都不是孤立分隔的，故應將管理哲學放在各門學科特別是各新興學科的總聯系中進行認識。研究現代管理哲學，除了要結合哲學和管理學來研究之外，還要涉及到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傳統學科，決策科學、預測科學、行為科學、創造學、人才學及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新興學科，并應將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研究不被狹隘的理論和經驗傳統所束縛，而是從更廣泛的研究方法中進行選擇，從多個學科的角度，運用科學一體化的方法加以歸納和總結。

第三、比較、借鑒與創新相結合。針對管理當中文化現象的日益突出，開展東西方文化差距的比較研究，是當前管理哲學研究的一個新視野。管理哲學的發展和文化緊密相聯，其發展既是一個文化的過程，又是文化的產物。例如，在對管理這一概念的理解和運用上，東西方文化有較大不同。西方人更偏重于把管理理解為合理的向下“授權”,而東方人則把管理看作是“管制”,西方管理中較為流行的工作豐富化、目標管理等活動都是圍繞著個體的價值實現來設計和展開的,西方管理哲學中“個人主義”備受推崇和鼓勵,而這一管理理念在東方文化背景下必然會遭到抵制或修改。東方文化中也對人給予高度的關注,注重對“情”的運用,但這種關注和運用只針對團體而不針對團體中的個人展開,只注重團體中的人際關系和諧發展而無視個體的個性發展,并且這種對人的關心和信任往往帶有權謀的色彩,其目的是對個體實施更有效的控制?？梢哉f,東方文化中對“情”的運用只限于營造團體中人際關系的和諧發展而不鼓勵個體個性的發揮,本質上是排斥西方管理哲學中的“個人主義”。此外，盡管管理學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但在管理學基礎上產生的管理哲學，實際上還正處在一個進一步發展的階段。因此，在推動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現代管理哲學過程當中，必須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并將我國燦爛豐富的幾千年民族文化和豐富雋永的思想遺產融入其中，取長補短，兼收并蓄，進而在此基礎之上，推陳出新，開拓創新。

第四、以唯物辯證法解決實際問題。管理是一個異常復雜的系統，需要處理和協調各種關系。處理每一種特定關系，誠然有特定的方法，但掌握一般的辯證方法，對處理具體問題無疑具有重大意義。管理活動中一系列矛盾的解決，要求我們對管理活動進行辯證的理性分析。管理過程的實質是辯證的，只有用辯證的觀點去分析管理活動中的各種關系和問題，才能如實、深刻地揭示管理活動的規律。

毫無疑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指導管理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如：運用世界客觀性的觀點，將管理作為客觀實際加以研究，不憑主觀臆想進行管理；運用世界可知性的觀點，承認管理是可以認識的且存在規律；運用世界運動發展的觀點，將管理看作是一個動態過程，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而改變管理方式；運用唯物辯證的時空觀，拓寬時空參照系，弄清管理對象在時空中的各種聯系；運用唯物辯證的矛盾分析法，努力抓住管理中的主要矛盾，處理好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運用唯物史觀，正確理解管理的社會本質和社會作用。目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大體呈現三大趨勢：第一種是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研究，提出“回歸馬克思”和“走出馬克思”的口號；第二種是力主通過與西方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的比較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三種是從中國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研究出發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目前，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最多，究其原因，是因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的基礎是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鍵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鍵是哲學本身必須要深入生活，面向實際，要和當前各門具體科學、尤其是要和反映最新現實的科學結合起來，其中就包括管理科學。

4科學發展觀下管理哲學創新的現實意義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根本要求是統籌兼顧、協調發展，核心與本質是堅持以人為本。在一定意義上，它的歷史價值不亞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提出工作重點轉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等歷史性決策而載入史冊。也就是說，經過建國以來近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我們終于發現了經濟建設、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F在，對于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等問題，已經沒有多少人有疑問，成為地球人都知道的“公理”，要不要發展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而對于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得更好的問題，并沒有取得廣泛的共識。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它把以人為本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統一起來，與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強調以人為本是發展的目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從而進一步指明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明確中國要發展、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指導方針。這標志著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我們進一步發現了發展的目的，找到了人的價值，回到了人本身，明確了只有人才是一切發展最高的也是最終的目的。人們把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發表的那次重要講話稱為改革開放的《宣言書》，那么，十六屆三中全會也可以說是發現人的《宣言書》首先，管理哲學對管理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哲學具有改造世界的重要功能。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從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但是，哲學理論是高度抽象的，人們改造世界的每一項實踐卻是十分具體的。為了使高度抽象的哲學理論發揮真正的指導作用，理論需要一步一步的具體化，使其更接近于實踐。建立管理哲學一類的應用哲學學科，正是理論具體化的重要途徑。當人們以應用學科具體地指導各類實踐時，哲學改造世界的功能就表現出來了。

其次，管理哲學將為管理實踐實現高度科學化提供有力服務。當前社會生產出現了高度專業化和綜合化的特點，要求管理者具備管理哲學的意識，對社會整體形成總的認識，從社會總的聯系中認識和處理管理問題。此外，管理哲學的建立是由當代社會組織的復雜性所致。隨著各種社會組織數量的增加，社會組織的結構、職能和作用趨向復雜，社會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相應提高，現代社會開始出現由不同的社會組織部門結合而成的綜合體。管理這樣的現代化的社會綜合體，必須從更廣泛的方面和更多的角度來認識管理問題。而且，系統工程的發展和應用亦要求一切要素進行合理配置，從有序性和整體性出發組織活動而實現系統最優。進行系統的科學管理，沒有哲學思維難以做到。

再者，研究管理哲學同樣具有重要的學術理論意義。從管理學角度來說，自其產生以來，派別諸多，理論紛雜。各派學說之爭未休確實表明各派理論均未完全成熟。管理學的成熟，一方面有賴于總結管理實踐經驗，但也有賴于從更高的理論層次對各派觀點進行綜合評價，歸納各派理論之長，而管理哲學的建立，則有利于在理論上完善管理學體系。從哲學角度來說，管理哲學的建立對哲學的改革和現代化具有推動作用，特別是對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增強其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指導功能大有裨益。

最后，管理哲學研究的深入還具體表現哲學有利于加強對管理學發展的前瞻性和預見性把握。黑格爾曾經說過，哲學往往扮演黃昏起飛的密涅瓦之貓頭鷹，善于在事物的矛盾發展到比較充分的時段加以理性的總結和概括，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哲學學科特點的總結。但哲學的功能絕不能僅僅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跟蹤式概括和總結，哲學的功能更應體現在誘發社會生活和實踐發展的超前意識和主動創新精神，能夠對未來發展和未知領域的研究提供前瞻性啟發。哲學的前瞻性和預見性在管理活動中，不是簡單地表現為為管理的運作和發展提出具體方案和可能，而是在思維方式、價值觀權衡和宏觀視野中為管理的發展和管理學的深入展開深層次思考。在管理科學向前發展的勢頭推動下，必須對管理環境進行更加全面的超前研究，從而盡快走出“管理叢林”的局面。管理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活動，而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大環境中把多種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一種理性活動。我們有理由相信，21世紀將是管理哲學大發展的時代。

5

5.當代管理哲學

曾經認為，中國中小企業要想快速健康發展必須重視企業文化建設，本文進一步認為，中國中小企業要想建設好企業文化必須重視管理哲學，而且要特別重視中國的管理哲學。中國管理哲學博大精深，它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世界知識智慧寶庫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我們沒有理由輕視它。再者，中國管理哲學相對于西方管理哲學，無論是在心靈心理方面，還是文化環境和語言習慣方面，對于中國中小企業來說都有更好的接受性，因此中小企業必須重視中國管理哲學。適合中國中小企業的中國管理哲學有以下一些：

一、“無”中生“有”——中國管理哲學的發生觀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中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意即天下萬物產生于“有”這個概念，“有”這個概念生于“無”這個概念。這里的“有”與“無”都不是具體的物象，具體的物象老子用萬物這個詞。這里的“有”“無”都是抽象的念?！坝小笔乾F時存在的抽象，無”是現時不存在的抽象。對于“有”與“無”這兩個概念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可以

概括為：

1．“有”生于“無”，任何創新都產生于“無”這個狀況，“無”是創新的基礎，沒有“無”也就無所謂創新。

2．“無”是天地萬物的原始，天地萬物都是“無”的發展。

3．“有”“無”相生，“無”是與“有”相互依存的，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有”與“無”不斷地向對方轉化。

4．“無”，是無形的東西，如精神、心理、想法、欲望等等；“有”，是有形的東西，如桌、椅、衣服等等，有形的東西都是產生于無形的東西。

認識理解老子的“有”“無”哲學思想對于中小企業的管理有著積極意義，中小企業不要總是哀嘆沒有資金、沒有技術、沒有人才，“有”“無”是互相轉化的，轉化的關鍵是創造條件。這里的條件也是“無”和“有”兩方面。這里的“無”是指無形的東西，也就是精神的東西，心理的東西。手中“無”，心中要有，心中要有欲望，有追求，有想法，這雖說是無形的東西，卻是向“有”轉化的基礎。這里的“有”指行動，指執行。有了“無”和“有”這兩方面的條件，“無”就會向“有”轉化。

市場，無中生有。中小企業實力不足，和大企業相比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眼前可能沒有市場，但是，如果心中沒有了欲望，沒有了追求，市場永遠不會變成“有”；如果心中有欲望，有追求，那就會積極地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市場。

品牌，無中生有。中小企業一開始基本上都沒有自己的品牌，如不重視創建品牌，永遠都不會有品牌?！肮谏鷪@”的創始人冼冠生一開始就是上海戲園子里一個普通的賣花生、蠶豆的小販，人家的花生蠶豆就用舊報紙一包，他的花生蠶豆用牛皮紙包，而且他的蠶豆花生炒得非常香脆，他在他的每包蠶豆上都端端正正地寫上冼冠

生?！肮谏睆拇私许?，一個小商販就有了自己的品牌。一種新產品可以無中生有，一項新技術可以無中生有，一種優秀的企業文化也可以無中生有。無中生有是中小企業創業的哲學、創新的哲學，是中小企業不斷前進的哲學。

二、無為而治——中國管理哲學的辯證觀

老子多次強調無為，“無為而治”成為老子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無

為而治”也是孔子的理想的管理。

怎樣理解老子、孔子的“無為而治”思想，如果不看背景，不看條件，單純地從字面去理解，就是，什么也不要干，管理就成功了。這顯然是錯誤的理解。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中老子說“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這里老子充分肯定了“為”“圖”“作”等實踐活動。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充分表達了老子的辯證管理思想，首先，“無為而治”是有一定條件、一定背景的，在老子的時代，統治階級的多為、妄為、虛為、亂為充斥于世，社會在這種“為”的治理下苦不堪言。因此老子的“無為而治”是對多為、妄為、虛為、亂為的批評和抵制。其次，老子的“無為而治”中的“無”是處在一種動態變化之中，是趨于向“無”的狀態。這種趨向于“無為”的管理是一種管理者應該追求的高境界。第三，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中含有不要四面出擊，分散自己的力量的意思。老子的“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就是講的要集中使用力量，從易事、細事做起，有所為，有所不為。老子的無為而治的辯證觀特別適

用于我國中小企業。

無為而治——有所不為。中小企業的資源在質、量兩方面都不如大企業，必須集中力量于一點，從事專業化、專門化生產，在某一點上，就有可能形成相對優勢，這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果中小企業不顧自己的條件，看到市場上什么賺錢做什么，盲目地搞多元化經營，就極有可能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這樣的案例是不勝枚舉的。

無為而治——不要多為。中小企業在信息的獲取上，不如大企業便利快捷，這時中小企業寧愿靜心地去觀察等待，決不要在情況不明時盲目地,做了好多無用功浪費了自己的寶貴資源。

6.“綜合創新”是重構中國式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發展和重構中國式的管理科學思想體系呢?走“全盤西化”之路,把西方的企業管理思想和具體制度,不加分析地移植過來,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正如二千多年前《晏子春秋》所比喻的那樣:“桔生淮南則為桔,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彪x開中國國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學管理,是不會在中國土地上扎根、開花、結果的。因為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傳統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質和價值觀念不同于中國。西方傳統文化源于一個多山貧瘠、三面環海的古希臘,使古希臘人從一開始就以航海、商貿為主要生產勞動方式,形成了放性的海洋文化、外向型的民族性格,原始氏族的血緣關系受到較為徹底的破壞,逐步造就了一種長于邏輯思辨,崇尚科學,熱衷于知識、權力。法治和追求物質生活的文化傳統。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源頭是在黃河流域的廣袤平原沃土,完整地將宗族血緣關系保留下來,逐步塑造了一種內向型的民族性格、自悟式的思維方式,以及倫理道德與社會和諧相統一的心理特征。從本質上來講,西方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科學主義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種注重自我價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強調集體主義、“克己復禮”的“德性”文化。

中西方傳統文化的差異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東西方人的心理定勢、思維方式、價值追求和對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文化中,雖然也有人提出性善論,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是性惡論,即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認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為自己謀取私利,只要客觀條件允許,人就會做出有損公眾利益的事。所以,西方人構建管理學的主要原則就是“使壞人無法干壞事”,主要手段是通過建立完整的法治體制和控制機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也有人提出性惡論,如韓非、荀子等,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論,即認為人不同于動物,生而具有“仁義禮智”的善性。所以,管理的主要原則是通過“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教育手段,去掉人的私心雜念,恢復和發揚人的善性。在管理模式上,不同于西方“嚴格的制度化管理”、“高強度的物質刺激”以及“明確的等級觀念”等。中國注重價值觀念的引導、管理人格的塑造以及和諧人際關系的構建等。盡管東西方管理都承認“以法治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全部的管理手段,但由于中西方傳統文化的差異,各自的側重點是不同的。由于西方是具有法治傳統的國家,所以他們在企業管理中主張“法、理、情”,將“法”放在首位,強調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嚴格化;而中國則是注重道德傳統的國家,所以企業家提

倡“情、理、法”,將“情”放在首位,十分重視“情感管理”,強調管理人性化,要求管理者要尊重人、關心人、鼓勵人,以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達到合理化的管理。西方人按照法治的傳統,在辦事時總是“先小人后君子”,即首先簽訂合約力爭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后按合約辦事成為朋友;而中國人則是“先君子后小人”,礙于情面不重視契約,一旦發生利害沖突,就會反目成仇。

在目前的中國企業管理中,由于不加分析地搬用哈佛等西方管理模式,造成兩個不可忽視的惡果:一是西方企業管理多重“藝”(管理技藝)而不重“道”(哲學),把科學管理歸結為制度化、定量化和嚴格化,而不強調管理者的自我修養,是一種“管理主體缺位的管理”,這同中國的強調管理者的道德修養,即“先做人,后做事”的人本管理哲學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現代企業中,講的多是西方的管理思想和案例分析,而對中國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藝術則知之甚少,培養出來的企業家只知“哈佛”而不知“老祖宗”,頂多是半個管理者。日本企業家不同于我們,他們在向西方學習科學管理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日本松下商學院在人才培養上,要求學員早晨列隊長跑,以煉意志;吃飯時祈禱謝恩,以煉恩德;還把《論語》、《大學》、《中庸》和《孫子兵法》等列為必修課。因此,我們必須摒棄“全盤移植”的思路,走“綜合創新”的重構之路。所謂“綜合創新”之路,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即“以我為主,合璧中西,會通古今,自成一家?！彼^“以我為主”就是要從中國現在的國情、民情出發,盡快地建構適合于中國國情、民情的中國式管理模式。

而重構中國式的管理思想模式,需要三個基本要素(條件):一是中國式的科學管理思想源于企業管理實踐。近五十多年的中國企業管理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們可以從中國企業發展的社會實踐中提升出科學的管理思想,諸如“一參兩改三結合”的管理思想等。海爾集團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努力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二是根據“洋為中用”的原則,我們雖不主張全盤西化移植論,但我們提倡積極向西方學習先進管理思想和經驗,吸取西方適應于我國現代企業實際的科學理念和管理制度,使之達到“合璧中西”的管理境界。因為西方的管理模式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還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適應于一切民族和國家企業管理的共同原則和普遍規律。這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三是根據“古為今用”的原則,更應該立足當代,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吸取中國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與“今”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會通古今”的管理。因為它除了時代性之外,還有普遍性,即適應于一切時代的東西。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的文化管理資源,必須克服“重洋輕中”的錯誤傾向。只有走“綜合創新”之路,在企業管理實踐的基礎上,努力尋找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企業管理的結合點,將三種要素有機地綜合起來,經過一代或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地建構起中國式的科學管理思想體系,達到“自成一家”的目的。

7、中國傳統文化蘊含有豐富的管理文化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寶藏,它主要是由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兩部分構成。從理論層面看,主要有四點:

1中國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為我們留下了治國之道與管理之道。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的國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出現了西漢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說?！熬帕鳌笔侵傅兰?、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和雜家?！熬帕鳌痹偌由蠈儆谖膶W范圍內的小說家,稱之為“十家”。從管理哲學上講,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以孫武、孫臏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在他們的哲學思想中,蘊含有極其豐富的辯證思維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歷代政治家和哲學家,在他們的“文集”中也總結出了中國的治國之道,例如,宋代范祖禹的《帝學》、明代張居正的《帝鑒》以及歷代的《名人家訓》,都有極其豐富的管理智慧,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和弘揚。

2中國歷代文人學者作品中所蘊含的管理思想。在他們的作品中,有不少說理深邃的政論、奏議、書信、雜說,對于現代企業管理也有某些啟示意義。日本企業家如鈴木博、村山浮等人,在這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果。如韓愈在《雜說》中所云:“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里說的是人力資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備“識賢”的慧眼,方可發現“千里馬”。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認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這里講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還是“群言堂”的作風問題。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驕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總有一天是會垮臺的。宋代詩人蘇東坡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這里講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國的柔性管理。統治者單憑手中的政治權力推行嚴刑峻法,單憑金錢實施物質刺激,只能暫時壓服或收買民眾,而不可能長久獲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婦之心”,只有實施儒家的柔性管理，才能得天下。

3中國古代兵書中的管理之道兵戰與商戰雖有相異之處,但也有相通之處,因

為二者都是人類的不同競爭活動。所以,可以把兵書中

的競爭智慧移植到商戰中。中國最早將兵家智慧應用于

商賈經營的是戰國“善為商賈”的洛陽人白圭。他不但樂

觀時變,善于掌握氣象規律,把握經營時機,在豐年時大

量收貯糧食而在歉年出售,從中獲取成倍利潤。在經營

策略上,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原則。

4中國史書和古典小說中的管理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藝作品有《東周列國志》、《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三國志》和《紅樓夢》等?，F代企業家也可以從中吸取不少管理藝術和用人智慧。在《三國志》中,諸葛亮、孫權和曹操在爭斗中多姿多彩的戰略戰術和管理藝術,也為現代企業家所樂道。如蔣琬被劉禪任命為丞相后,他認為要穩定軍心、民心,重振蜀國,不但要有正確的治國方略,還要具有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東曹掾楊戲同蔣琬議事,傲慢無禮,或沉默寡言,或說話不中聽。有人借機挑撥二人關系,中傷楊戲。蔣琬深知計較此事勢必釀成門派斗爭,于國不利,于是,他為楊戲辯解說:“人哪有一樣的啊!楊戲只是說話比較慎重,再說他想贊同我,違背己意;想反對我,倒顯出我有錯,還不如干脆不說好。以后你們不要在背后議論別人是非。”督農楊敏議論說“蔣琬做事昏庸:,比不上前任(指諸葛亮)。”有人把此話告訴了蔣琬,主張責問楊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說:“我確實不如前任,心里時常愧疚。”“既然不如前任,行事自然處置不當,這不就是昏庸嗎!還責問什么?”后來楊敏因罪入獄,蔣琬并未借機報復,反而秉公處置根據《孫子兵法》的人格論,認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必須具備“智”(機敏靈活、善于應變)、(判斷果決)、(取予適時,不一味與人爭利)、(意志堅定)四種人格要素。白圭的經營術及其人格論,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歷代商人推崇為治生祖師,成為商人效法的楷模。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企業家將《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等兵書自覺地應用于企業經營管理,形成了兵法經營管理學派。

8.構建中國管理哲學的若干問題

這種抽象化的管理哲學概念使得管理哲學學科定位異?；煦纾荒芡Ａ粼谡軐W的研究領域，而走不出哲學的大門。由于管理學與哲學的研究范式剛好相反，管理學注重的是具體的實證的和可操作性的，這也正是管理哲學在我國一直得不到管理學界認同的一個主要因素。因而，有學者提出管理哲學的社會生存方式應以哲學思想為工具，以哲學語言為表達形式，而其社會地位的提升與持久廣泛的發展要依靠它與中國管理實踐的有效結合以及對社會組織管理問題的指導功能[3]。目前，我國國內管理哲學研究缺少的就是從管理實踐角度來進行一些可操作性的研究，特別是要借鑒西方關于管理哲學

研究范式。

因此，對于管理學科的定位問題，首先要明確管理哲學作為交叉學科的學科性質，即運用哲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對管理學理論與實踐進行解讀和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對管理學概括和總結，試圖找出管理學中共同的東西。我們知道，管理學需要進行不斷地概括和總結出一般性的東西，但更需要通過不同的視角和方法來對管理思想和管理實踐進行解讀和反思，運用哲學的方法來加強對管理學的研究是管理哲學的一個特色之處，更需加強。其實，交叉學科就是兩個以上學科在一起進行優勢互補、取長補短的結果，不是學科之間的主從關系。管理哲學是管理學與哲學的結合，二者不是誰吞并誰的問題，而是取長補短的問題，如何運用哲學加強管理學的研究以及如何運用管理學加強哲學的研究都屬于管理哲學的研究范圍。因而，哲學與管理學的交集是管理哲學的生長點，并可能對二者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從科學的發展角度，管理哲學是管理科學通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橋梁，聯系著管理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4]。

其次，就管理哲學的研究方法問題，前面已經敘述到，管理哲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首先就是要運用哲學的和管理學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優勢互補。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哲學的方法是對管理學進行反思的一種視角和探索，如對管理主體與管理環境的哲學思考、對管理活動中組織與個人的思考等。哲學研究是屬于思辨式的，管理學研究則突出微觀個案分析，而管理哲學則能結合兩者研究方法，即可進行個案研究中的思辨或思辨中的個案研究。

第三，關于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有學者認為，管理哲學是對管理思想、理論的反思，并因此認為要從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去構建管理哲學。也有人認為管理哲學的特定研究對象是管理，但不是基于經驗事實判斷的管理行為或管理活動，而是作為人的生命展開的一個屬性，是人的生活的有序化[5]。目前，很流行的說法就是認為管理哲學是指導管理行為特別是高級管理者行為的哲學，從而縮小了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以上的幾個觀點的主要側重點不一樣導致了對管理哲學研究對象的不同界說。反映了學界一直在探討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但最終沒有達成統一意見。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管理活動和管理行為是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而從管理學的視角來看，則側重于人類的管理思想和行為的研究。

第四，關于管理哲學的學科任務問題，有學者認為管理哲學就是對于管理學的一種外在解釋，是對管理理論和實踐的一種反思。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并且認為管理哲學的學科目標是“理解管理學”，在管理學體系中是一門服務性的基礎學科，服務于管理學理論的發展與創新[6]。因而，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認為，管理哲學就是為管理學服務的是有其自身的道理，但卻忽視了管理哲學的哲學性質和其學科性質。管理哲學不僅是為了管理學服務的，也是一門應用哲學，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哲學研究之不足，同時，管理哲學還有其自身學科建設的任務。

總之，管理哲學學科建設，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其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任務建構上，更重要的是要走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背景，借鑒其它學科的發展長處，融合管理科學的發展思路，促使管理哲學走向學科獨立且形成自己的

學科體系。

二、關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的若干問題

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博大精深，如不對其進行挖掘則成為后人的遺憾。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研究成果有很多，但不精。至少可以這么說，國內還沒有出現過關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的經典佳作。我們也許知道現在很流行的C理論，那是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對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理念的研究而得來的，蘊含著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智慧。C理論重視中國哲學在現代管理中的作用，重視弘揚人的價值，強調管理對于發展經濟的積極作用，期望中華民族富強發達，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與借鑒的[7]。當我們對這一理論進行狂歡時，千萬不要忘記，這只是對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的啟發而非中國學術界自己的獨創。為什么一個深居海外的學者能提出具有中國智慧的C理論，而我們自己則整天作原地踏步呢？這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國內學術界對于我國古代管理哲學的研究存在浮光掠影、淺嘗輒止的現象。要改變這種現象，不是一個個課題、一本本著作以及一篇篇論文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要深挖出古代的管理哲學思想和古人的管理智慧。然而要解決這樣的難題，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

今天的現狀是研究管理學的人并不一定對古代的管理思想有深度研究，而研究哲學的人對古代哲學或許有深度研究但對管理卻并不在行。這也就是說，很少能找到既懂管理又懂古代哲學的學者。由于學術的市場化傾向日益明顯，學哲學的人很少去學古代哲學，學管理的人更不會去碰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由此導致了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的人少之又少，而那些管理經驗豐富之人則更沒有做學問的動力了。要改變這一現象并非易事，涉及到整個國內

教育環境及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有人能從古代管理哲學上做出成果來，這樣才能激發研究者的研究動力。正如有學者所提出的那樣，“在管理哲學研究領域，管理學家要與哲學家加強交流、合作，建立聯盟性的學術共同體”[4]。如今，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并不成熟，才剛剛起步。就研究內容而言，還很單薄，就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分析，從宏觀描述的成果看深度不夠，輕描淡寫；從微觀個案研究來看并不多，僅存較多的是對儒家思想、老子及道德經的管理哲學研究，而對每一個諸子百家及其代表作的微觀研究不多，對于諸子百家的研究則都集中在儒家管理哲學研究上，對四書五經的管理哲學研究也少之又少，更不用說對于古代陰陽五行學說的研究了。從整個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成果來看，似乎對于古代管理哲學的研究就是對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研究，而對于其后的有關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研究則成了空白之地。因而，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研究空間巨大，研究任務艱巨，研究深度有待加強。要構建中國自己的管理哲學學科，必須要加強對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的研究，因為，它是中國管理哲學發展的淵源。對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的最重要目的在于其實踐應用。就拿儒家管理哲學來說，儒家文化中的人為本、德為先、和為貴、義為重等思想，對塑造中國當代管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有學者試將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進行總結并剖析其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將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概括為“道、變、人、威、實、和、法、器、信、籌、謀、術、效、勤、圓”等十五個要素，并逐一分析其在企業危機管理中的運用[8]。反映了學界開始探索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應用價值，也是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研究呈現出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發展演變。

三、關于借鑒國外管理哲學思想的若干反思

關于借鑒國外管理哲學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進行比較研究。當前，關于中西管理哲學的比較研究成了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話題，就中國期刊網的統計來看，以中西管理哲學比較為題目的文章就有十來篇，還不算一些著作和文章中的中西管理哲學比較研究的內容。說白了就是“東方”和“西方”的管理哲學的比較，中國人民大學李萍教授認為二者并沒有分類學意義上的確切所指，而只是言說者自身立場的相對劃定，只能在經過了限定的意義上使用。然則，從比較研究的成果來看，有學者認為西方管理哲學是一種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確的、定量化科學式管理，而中國管理哲學則是一種整體性的、模糊性的、不確定和非優化的混沌式管理，這種差異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歷史環境和文化背景，也決定了其不同的歷史作用[9]。但最終集中在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與國外管理哲學思想的差異，確切地講就是我國古代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在作比較，而很少涉及到我國近現代的一些管理哲學思想，這固然跟每個人的研究興趣和取向有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較研究之不足，亟待改進然而從另一側面來看，中國近現代幾乎沒有自己特色的管理哲學思想，或者給人的感覺是中國近現代管理哲學是中國古代與西方管理哲學的結合而成。這當然是因為學界對于中西管理哲學比較研究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中西管理哲學比較研究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并不是進行指指點點就能解決問題。從比較研究的結果來看，目前的比較研究不盡如人意。對于中西管理哲學的比較研究主要出發點就是在中西管理哲學的相同和不同之處中找出中國管理哲學研究的不足和需改進的地方，而不是簡單地羅列其相同和不同點。例如西方的人本管理哲學對于我們管理哲學有哪些啟示以及對我國如今的“以人為本”管理哲學有什么借鑒意義等，這就需要通過比較研究才能得出。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大部分研究者對中西管理哲學的比較研究就是簡單羅列中西管理哲學的異同，之后最終結論就是回歸了中西管理哲學的趨同或融合，很少見到比較之后的反思和啟示，這樣的中西比較研究并沒有達到比較研究之目的。我們所進行的中西管理哲學比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差距與不足，借鑒國外管理哲學發展研究的啟示來加強中國管理哲學研究。因此，比較研究方法的運用和改進是管理哲學研究中不可輕視的一項工作，對此切莫掉以輕心。除了通過比較研究之外，就是直接對國外管理

哲學思想進行研究。而在關于國外管理哲學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譯著，即翻譯國外管理哲學方面的專著。真正系統地去研究和解讀國外管理哲學某方面的思想并不多見。就西方管理哲學中關于人性的假設理論而言，有“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自我實現人”假設、復雜人”假設、決策人”假設、“文化人”假設、經營人”假設、變革人”假設，等

等，在此基礎上，不同學者根據不同的人性假設展

開其理論構建。在人性假設的演變過程中，管理方法經歷了發展演變，人作為管理者的主體地位也得到了凸顯。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人性假設作為不同管理哲學的理論前提折射出不同階段社會管理的需要。因而，關于國外管理哲學中的“人性假設理論”就需要進行系統地研究，既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其在推動管理進步中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其“對于推進我國管理的現代化和規范化，對于企事業管理、公共管理的進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

意義”[3]。只有這樣，才能帶給我國管理哲學建設和發展以啟迪意義。因而，就國外管理哲學的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譯著和介紹性的文章，而是要對國外管理哲學進行解讀和消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從而達到“洋為中用”之目的。

四、關于構建中國管理哲學的對策性思考

構建我國自己的管理哲學學科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需要學術界及教育界齊心協力才能完成。雖說中國管理哲學已具雛形，并初見學科發展的端倪，但總的來說還不算完善。主要的問題是管理哲學學科的定位還未形成統一意見、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挖掘還有待深入、中西管理哲學比較研究亟待加強，正是這些問題一直困擾和影響著中國管理哲學的構建。管理哲學的學科定位是從宏觀來對中國管理哲學的建設與發展進行設計和規劃，如果管理哲學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任務等方面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甚至一直爭論不休，肯定會影響中國管理哲學的建設和發展。這并不是說爭論是不好的，學科建設當然需要爭論，但這個爭論一定要在不影響學科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我國目前管理哲學學科定位的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因為一開始管理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下所進行的一項研究，其產生發展凝聚了好幾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們的心血，后來隨著管理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完善，對于管理哲學的研究自然成了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因此，不同學科之間展開了至今仍沒有結論的爭論，使得中國管理哲學的發展一直停滯不前。因此，管理哲學的學科定位成了中國管理哲學構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研究是構建中國管理哲學過程中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一直以來，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思想和古人的管理智慧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然則，這個遺產卻仍未能完全被繼承下來。根本原因就是對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

思想的挖掘力度不夠，加上研究力量單薄和研究水平明顯滯后，導致了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研究一直以來無任何突破。這也是中國管理哲學一直沒有什么發展動力和影響力的根本因素。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從營銷學角度來看，是中國管理哲學的核心競爭力，也是中國管理哲學最大的賣點。因此，加強和改進對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的研究是構

建中國管理哲學的根基。借鑒國外管理哲學思想的研究是構建中國管理哲學的一個外部因素。然而，目前學界在對國外管理哲學研究中存在著盲目的“復制”，妄圖把國外的管理哲學理論不經消化拿來照搬照抄，最大的結果就是中西管理哲學的融合或趨同。沒有把國外的

東西拿來作參照系，拿來與自己作比較，然后找出差距和不足，再來改進和完善中國管理哲學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國外管理哲學的發展是我國管理哲學發展的一面鏡子，對國外管理哲學進行的比較研究就是我們在照鏡子，才能看到中國管理哲學存在的問題與不足。簡言之，國外管理哲學思想的研究是構建中國管理哲學的參照系。

總之，構建中國管理哲學這個大廈所需要的框架就是管理哲學的學科定位，這個大廈的根基要由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來承擔，而國外管理哲學思想則成了這座大廈的參照系。因此，有了根基，有了框架，又有了參照系，那么，這個大廈主體部分就能完成，而這些工作更缺少不了學者們的辛勤耕耘。

[參考文獻]

[1]肖明.管理哲學綱要[M].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

[2]齊振海.管理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3]堅喜斌，李劍“.全國管理哲學創新論壇”會議綜述[J]，教學與研究，2007，（7）.

[4]宋剛，等.管理哲學的學科體系構建及其發展對策[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8，（8）.

[5]薛秀軍.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6，（8）.

[6]李寧，程宇宏.試論管理哲學的學科目標與功能[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7]徐希燕.C理論：中國管理哲學研究[J]，哲學動態，1999，（11）.

[8]蘇宗偉.東方管理哲學思想在企業危機管理中的運用[J].上海管理科學，2008,（3）.

[9]楊蘇秋.21世紀：中西管理哲學走向融合[J].中國質量與品牌，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