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的技術價值觀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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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中技術代碼、技術民主化、機動邊緣和次級工具化等術語蘊含了豐富的技術價值觀理論。芬伯格認為技術代碼是占霸權地位的技術價值觀的凝結,社會力量借助主體的技術價值觀介入技術發展的內核;技術民主化賦予其他參與者技術價值觀的社會位置,為社會利益主體參與技術活動提供契機;機動邊緣顯示技術價值觀的反作用;次級工具化為技術價值觀提供運行的空間。芬伯格運用社會建構論的方法論,使他的技術價值觀充斥著社會建構論的色彩。

關鍵詞:技術代碼;技術民主化;機動邊緣;次級工具化;技術價值觀

Abstract:Feenberg''''stheoreticalcriticismscontainplentifullythevaluesoftechnology,suchastheideasabouttechnologicalcodeanddemocratization,marginofmaneuverandsecondaryinstrumentalization.Inhisopinionsthetechnologicalcodeisnothingelsebutacondensationofpredominanceoftechnologicalvaluesbywhichthesocialpowerentersintothekerneloftechnologicalgrowth.Technologicaldemocratizationgivesotherparticipantstoexpresssociallywhattheythinkofthetechnologicalvalues,thusprovidingopportunitiestothesubjectsrepresentingsocialintereststotakepartintechnologicalactivities.Themarginofmaneuverindicatesthereactionoftechnologicalvalues,andthesecondaryinstrumentalizationisdefinedasaspacewherethetechnologicalvaluescanactivatethemselves.Feenbergappliedhismethodologytothetheoryofsocietyconstructionthatfeaturedinhistechnologicalvalues.

Keywords:technologicalcode;technologicaldemocratization;marginofmaneuver;secondaryinstrumentalization;technologicalvalues

任何技術都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自然屬性表現出技術作為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的過程和手段,它要遵從自然規律;社會屬性表現出技術作為實現人的目的和需要的手段和方法,它負載了人的價值取向。技術的社會屬性就是它的價值屬性。任何技術目的都是生活于特定社會中的人所賦予的,無論是技術的設計、發明、改進還是應用,都是人的社會活動,是人類自我表達的一種形式,負載了人的價值因素,而許多技術可能產生的重大社會后果也往往是整個社會最初所難以預料和想象的。在技術實踐中,技術價值觀既起著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具體技術活動與人的需要關系的作用,又起著根據其所反映的人的內在尺度內容,對該具體價值關系的效果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評價作用。芬伯格作為當代美國新一代技術批判理論家,他的技術批判理論秉承了傳統法蘭克福學派的基本思想,又借鑒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成果,揭示出技術價值觀在技術發展中的作用。本文擬從技術價值觀的視角,對芬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中的幾個基本概念作出解析,以揭示他的理論的技術價值論思想。

一、技術代碼:占霸權地位的技術價值觀的凝結

芬伯格認為,現代技術體現了一種特定的工業文明的價值,特別是那些靠掌握技術而獲得霸權的精英們的價值,即技術體現著精英們的技術價值觀。那么,他們的技術價值觀通過什么體現出來呢?芬伯格在技術批判理論中提出了“技術代碼”的概念,認為合理的工藝和機器的設計在用于特定的目的之前,特殊社會體系的價值及其統治階級的利益已經融入其中了。他的技術批判理論表明了技術代碼是如何在無形之中將價值和利益沉淀到規則和工藝、設備和產品中去的。他強調技術代碼反映了盛行于設計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和信仰的那些技術的特征,所以,我們說,技術代碼是技術價值觀的沉淀,它體現著技術主體中占主導的霸權的技術價值觀。

芬伯格在《技術理性批判》中認為代碼同時完成兩項功能:①分清允許的或禁止的活動;②將這些活動與用來解釋第一點的一定的意義或目的聯系起來。“技術代碼是最基本的規則,在這種規則之下,技術選擇得以根據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作出。……組織為了存在,必須將它們的技術基礎轉換成代碼。”[1]93在社會組織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技術主體的技術價值觀以“技術代碼”的形式規范技術主體的活動,約束其行為。在技術活動中,技術代碼嚴格地定義客體與它所要求的社會意義相符合。每一個客體都是根據反映特殊社會價值觀的代碼從一系列待選擇的對象中被選出。“在解釋的代碼沒有普遍適用于共同體成員的地方,那些沒有獲得解釋代碼的人就必須服從那些掌握了解釋代碼的人的領導。”[1]163所以,技術代碼的統治地位源于其他主體對占霸權地位的技術價值觀的服從。

技術價值觀活躍于技術代碼之中。芬伯格認為,技術是由效率標準和許多其他利益所“決定的”。各種利益的介入并不必然降低效率,而是可以根據更廣泛的社會綱領將效率的成果偏向某個方向。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和不同的價值觀中,任何一種配置都可能成功。其成功的根源在于部分主體的技術價值觀上升為技術代碼,“技術代碼在一種情況下利用工人的技能,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去除工人的技能,這反映了工人和管理者的不同利益”[2]163。不同利益代表著不同的技術價值追求,從而導致技術的不同配置。技術價值觀是在設計選擇中發揮作用的許多因素之一,它通過技術代碼規范技術行為,實現技術的選擇。所以,技術代碼與從事技術設計和發展的參與者,技術的權威解釋者以及社會的相關媒介的興趣、設想、價值觀有關系,正是他們融入技術代碼才成全了它的權威地位。芬伯格強調:“現在作為理想或價值而出現的目標在一個把這些目標融入到社會的技術代碼中的社會將呈現為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事實上,技術不是僵化的,而是通常能夠適應變化的條件。有時技術適應新的短缺或發現,有時適應新的文化價值的出現。”[1]179同時,技術代碼需要將應用于霸權的目的結合起來,因為科學和技術可以并入許多不同的霸權秩序。這將會導致新技術威脅現有的統治群體的霸權,直到新技術從戰略上形成代碼,這種威脅才會消除。它說明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只有凝結于技術代碼中才能發揮作用,獲得主體需要實現的技術現實價值。

技術價值觀的變化將導致技術代碼的改變,技術代碼不是一經形成就不再改變,“某種程度上講,技術代碼天生具有權威性,它必須是自下而上的改變,它要求公民積極的參與”[3]106。當處于霸權地位的技術代碼不能適應社會的普遍需求時,來自于其他利益階層的技術價值觀獲得機遇,要求改變技術代碼,所以芬伯格認為技術的進化不能再被認為是一種自主的過程,而必須根植于利益和社會力量。這種利益和社會力量指的是持有技術價值觀的其他主體,在技術活動中,他們擁有表達自己價值的訴求,“正如電視評論員將他們自己的解釋強加在他們觀看的節目上,使用者可以重新表示,甚至更改他們使用的設備,與他們自己的代碼和價值觀相一致”[3]107。所以,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影響和改變統治者的價值觀的過程就是技術代碼改變的過程,近年來,婦產科醫學已經認可了分娩培訓、配偶或輔導者進入產房和母乳喂養等,這一切都是因為來自婦女社會運動的壓力。在這些案例中,技術代碼都因為考慮到新的要求而被修改。

我們看到,技術價值觀通過技術代碼,作為一種規則,從技術活動內部規約技術主體的行為,它引導我們從關注技術的外部過渡到矚目技術的內部研究,這也是社會建構論的理論趨向。“塑造我們生活的技術代碼反映著特殊社會興趣,我們擁有這種力量去決定我們在哪和怎樣生活,我們吃哪種食物,我們怎樣交流、娛樂、治療等等。”[3]131這種特殊社會興趣即屬于技術價值觀。技術主體在技術活動中,是帶著價值意識參與技術過程的,他們融合了自己關于技術價值的看法,即嵌入了自己的技術價值觀。芬伯格把技術價值觀作為技術活動的軟件,使人類依賴技術價值觀認識、評價、取舍技術。他以社會建構論思維方式說明了技術的進步依賴于一種強大的社會基礎,社會力量通過主體的技術價值觀介入技術發展的內核,規約技術應用與發展的方向。

二、技術民主化:確定其他參與者技術價值觀的社會位置

技術代碼既然體現著占霸權地位的技術主體的技術價值觀,那么,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在技術活動中如何展現并發揮功能呢?芬伯格的技術民主化理論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技術的民主化要優先考慮那些被排斥的價值和表達這些價值的公眾,即給予其他技術參與者表達自己價值追求的機會。

技術的民主化開始于技術設計,芬伯格認為公共干預實際上可以在技術設計中提高技術,注重被既得利益者所忽視的問題。技術設計反映的不僅僅是個別技術客體的社會意義,而且由更廣泛的社會價值觀構成。通過技術民主化,技術設計過程更多地體現了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追求,技術設計是許多參與者之間共同協調的結果。設計過程是這樣一種空間:身在其中對發展技術感興趣的各種社會行動者一開始就獲得了發言的機會。業主、技術專家、消費者、政治領袖和政府官僚,通過提供或控制資源,通過確定他們所需要的設備的目的,通過把它們納入適合他們自己利益的現有的技術秩序,通過把新的方向強加給現有的技術手段,從而對技術設計施加著各自的影響。技術民主化為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提供了存在的意義和發揮功能的機會,因為它使技術發展接受更廣泛的價值的影響,這個過程是一項需要廣泛的民主參與的技術規劃。技術的民主化的過程就是解決不同群體的價值沖突并使之達成共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獲得存在的價值。因此,“創新的對話和參與設計成為一個基本的解決普通層與專家沖突的辦法。長期以來,技術通過創新的對話不斷地修正和進步,將反映更廣泛興趣和更多民主景象的不同價值觀整合”[1]125。

沒有技術民主化,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就會被忽視和踐踏,從而有可能造成技術霸權主義的恣意妄為,使技術發展偏離方向。同時,技術價值觀也是民主選擇的一種依據。技術民主化的實現離不開技術主體的參與,主體是帶著價值判斷參與技術選擇的,在技術活動中,不同主體有著關于技術價值的不同認識和訴求。所以,“病人、家庭電腦的使用者、具體勞動的參與者、污染工廠的鄰居是技術系統的參與者,這是支撐技術民主化諾言的一種處(機構)”[3]105。技術主體在技術活動中,通過技術民主化一方面發現現有技術的缺憾;另一方面,提出新的技術需求,“對以技術為中介的制度的民主控制是在技術進步的新方向中產生利益的一個條件”[1]187。

實現技術民主化,需要為其他主體參與技術的設計和變革提供可能性,使其他主體的價值追求在技術民主化的過程中獲得支撐。“勞動、教育和環境遭到貶黜的根源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控制技術發展的反民主的價值觀。”[3]202為此,在技術活動中,需要喚醒主體追求“民主”的價值意識和可能性。那么如何喚醒呢?芬伯格認為知識體制要根據下述兩個目標發生一種根本的變化:①使整個勞動力而不僅僅是一小部分精英獲得有效參與管理和政治的資格;②提供為了利用技術選擇所需要的大量的智力資源,這些技術選擇比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更加依賴技能和知識。第一個目標使主體獲得參與民主化的機會,第二個目標使主體獲得參與民主化的能力,使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在技術民主化的過程中獲得恰當的位置。例如,反映了發明者技術價值觀的在線教育,在產生的初期,它不被廣泛的大眾所接受。20世紀90年代后期,因為越來越多的主體的參與,大學的行政主管認識到為滿足學生和政府、工廠的要求,他們面臨著財政預算的短缺和設施的挑戰,在此前提下,在線教育被用來解決大學的經濟、組織問題。參與和討論在線教育的主體越來越多,他們的價值追求推動了在線教育模式和教育技術的發展。

可見,技術民主化激活了其他參與者的技術價值觀,能夠使技術的正效應充分實現,因為它使“一個單一的聰明地考慮周到的機械裝置符合許多不同的社會要求,一個結構符合許多功能”[4]。技術的發展離不開技術的民主化,技術的民主化為其他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參與技術建構提供了具體的途徑,他們作為新價值的重要承擔者在技術領域中以內在的反抗彰顯自身存在的價值,把一種新的形式加在技術體制的過程中,促進技術朝著有利于人類利益追求的方向進化。技術民主化為社會利益主體參與技術活動提供了契機,它使人類在研究技術時,更多地關注技術選擇背后的社會聯盟的導向作用,通過社會建構改變技術發展的方向并可能消除敵托邦式的危機。

三、機動邊緣:價值觀在技術發展中的作用

為什么其他主體的民主參與能夠促進技術的進化呢?芬伯格提出了“機動邊緣”的概念。他認為就像操作自主性是統治的結構基礎一樣,被統治者也贏得了一種不同類型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與體系中的游戲規則共同發揮作用,以便重新定義和修改游戲的形式、節奏和目的。他把這種反作用的自主性稱為“機動的邊緣”。機動邊緣是技術進步的催化劑,技術主體通過機動邊緣推動技術的發展,普通人是技術過程的內在參與者,他們可以通過擴大他們在加入到技術網絡中時已經享有的機動邊緣來轉化技術。那么,主體通過什么實現這種反作用呢?這需要我們從技術價值觀的角度分析。

“機動邊緣”的反作用表現為適應主體的價值追求從而修改技術代碼和促進技術的革新與進步。正如芬伯格所說:“技術傳統的兩重性的應用完全依賴于保持和擴大機動的邊緣,這種機動的邊緣是用來改變在勞動分工和技術中形成了代碼的戰略的。”[1]219同樣,技術的革新也與機動邊緣息息相關,大多數主要的革新都創造了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能否實現則要取決于被統治者的機動的邊緣,即技術的革新與進步的程度受機動邊緣的制約。革新的樣式還將隨著民主管理提高了機動邊緣而發生變化,這使得雇員可以根據他們的喜好而改變“游戲的規則”。在新的管理體系下,就有了新的標準來判斷提議出來的革新。雇員的價值追求決定他們的喜好,可見,機動邊緣與技術價值觀聯系密切。

機動邊緣的反作用與技術價值觀的反作用相得益彰,“作為主體,人體是一個要求話語權利的道德—法律實體”[1]194,人的技術價值觀支配著他的話語權,技術主體通過對技術器物的價值認識、技術行為的價值認識、技術觀念的價值認識完成對技術的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由參與技術網絡的人類行為者行使其技術價值觀,他們在權衡價值得失的過程中完成“反作用的自主性”,不斷創造新穎的技術形式,糾偏不合時宜的原有技術形式,體現這種“機動邊緣”,所以芬伯格認為特殊的知識分子是在與技術領域相關的機動邊緣中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轉化在這一領域中所建立的代碼。技術價值觀的作用還體現在自動化教育中,芬伯格認為,技術主體節省成本的價值追求促進了自動化教育的發展,“管理者希望應用新技術來巧妙地化解過高的教育開銷所要面臨的危機。自動化的在線教育被認為能在節省傳輸成本的同時提高教學質量。虛擬課堂中的學生是不需要新的停車設施的。另外,課程還能被包裝和推向市場,這樣一來,不需追加投資就可以產生連續不斷的收入”[2]115。這種反作用也是機動邊緣的反作用,它導致自動化教育新技術的產生和被公眾接納。

芬伯格的機動邊緣論證了作為社會力量的技術主體參與技術活動的機制,即通過自主的反作用規約技術價值的取向,所以,一定的人造物總是相對于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存在的,說明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人工物的意義由社會決定或抵制。

四、次級工具化:技術價值觀運動的過程

上述理論的最終根源在于芬伯格對技術本質的嶄新解讀。他認為技術本質是一個內含雙層結構的架構,即初級工具化和次級工具化。初級工具化展示了基本的技術關系框架,這種技術關系必然產生一個系統和裝置。技藝必須被整合到自然的、社會的、技術的環境以支撐它的功能。技術的非決定性為社會的興趣和價值觀留有空間并參與這個過程。正如非背景因素被結合,這些興趣和價值觀分配技術的功能,確定選擇技術的方向,保證技術與社會的和諧,所以,技術的本質包括第二個層面次級工具化,它由四個方面構成:系統化、中介、職業、主動性。

技術的次級工具化的過程內含著技術價值觀活動的過程,即次級工具化的存在為技術價值觀提供了活動的空間。它們源于技術的社會屬性,也印證了技術的社會屬性。之所以說在技術的次級工具化過程中,運行著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原因在于技術不僅僅是物質的裝置,還融合在特定的社會價值觀中。技術總是合并到社會結構中,它反映社會的要求。技術設計吸收了社會的約束,凝結了技術與社會的聯系。技術功能是連接因果現實和使用者主觀意圖的鏈條,所以也是人工物與社會的鏈接。芬伯格認為技術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有不同的意義,同一個技術在另外一種文化關系中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技術,原因在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技術價值觀。芬伯格用艾滋病和迷你電話的案例證明,“技術精英們把他們的‘進步’概念強加到技術設計中,但是他們的使用者的抵制,使另外層面的功能成功地加入最初的設計中”[3]219。這說明不同技術價值觀在技術活動中的沖撞,導致技術應用的不同結果,這個過程就是技術的次級工具化過程。

技術在次級工具化的運動過程中,通過技術與人類、自然環境的整合,它的次級工具化征服了初級工具化,所以,基于適應環境的、人道的、民主的、安全的工作和擴大社會交流的要求,價值觀能夠導引技術的發展,創造人類美好的未來。技術價值觀在介入技術的設計和使用過程中,“映射狹窄的利益范圍的裝置和系統的具體化形式,作為非理性、非效率,被它們領域之外的其他主體所抵制。在現實中,這些抵制是對自然和社會生活壓制的技術的反映。個體必須通過民主的理想化設計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3]222。在這個過程中,“重建次級工具化角色的特殊類型的社會制度將決定技術發展的不同類型,其中,傳統的技術價值觀可能被一種新的方式表達”[3]223。即重建次級工具化伴隨著技術價值觀的重建,新的技術價值觀使技術在次級工具化的過程中,滿足技術主體的價值需求,技術成為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實在。

芬伯格的次級工具化理論為社會利益主體參與技術實踐活動提供了運動的區間。在次級工具化的過程中,利益主體能夠充分發揮技術價值觀的功能,使一種社會力量深入到技術系統內部,從內部重建技術的價值方向,為技術哲學的微觀研究提供理論的可能性。

技術代碼、技術民主化、機動邊緣和次級工具化是芬伯格技術批判的理論精髓,芬伯格從社會功能與技術功能的結合點來界定技術設計、應用及未來發展。他強調了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在技術的社會建構中的地位。技術代碼、技術民主化、機動邊緣和次級工具化的功能印證了主體的技術價值觀在技術系統中的重要地位,為芬伯格進一步提出改造技術,走向一個可以選擇的現代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芬伯格的技術價值觀理論充斥著濃濃的社會建構論色彩[5],他系統地運用了社會建構論的方法論,不僅批判了技術決定論,也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技術價值觀理論提供了深入探索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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