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的科學史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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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的巨著SCIENEE＆CIVILISATIONINCHINA（以下簡稱SCC）有兩個中文全譯本：《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和《中國科學技術史》。單從譯名而言，似乎后者不夠貼切。事實上李約瑟本人對這個譯名也有所保留。（參見〔1〕，p．515）當然名稱本身或許并不重要，但是由此卻引出了一個科學史觀的問題。筆者認為在SCC中，文明（文化）與科學是密切相關的，因而不可忽略。這正是李約瑟科學史觀的特點。本文試圖闡明這一在學術界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的特點，并就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部分

李約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中一個頭等重要的組成部分。”（〔2〕，p．1）科學史的發展既影響文明史的進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約。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進行，而必須具備統觀人類文明的廣闊視野。這可以說是李約瑟研究科學史的指導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學及科學史的傳統，“文化”與“文明”在其廣義上可以混用，而科學技術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則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學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對“文化”概念作了基礎性的開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的整體。”（〔3〕，p．99）顯然，科學作為知識被排到了第一位。這個經典定義在西方具有深遠的影響。繼泰勒之后，弗雷澤（J.Frazer1854-1941）進一步從進化的角度提出了“巫術——宗教——科學”的發展模式，在西方科學史中引起廣泛地共鳴。比如，李約瑟關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觀點，便與弗雷澤的影響有關。（參見〔4〕，p．304）繼弗雷澤之后，馬林諾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進一步完成了文化學從古典研究到現代研究的轉折，他從泰勒的廣義文化著眼，打開了跨學科研究文化動態發展的大門，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體性。精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馬林諾斯基對于開拓科學史家的視野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科學史方面，薩頓（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學史導論》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約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將永遠是指引這方面研究的寶庫，同時也是提供資料的百科全書。”（〔2〕，p．42）《科學史導論》在內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總概述（以年代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猶太、穆斯林、印度、中國等）三，各門科學發展概述（數、理、化、生等）。顯然，這是一個既有“總”又有“分”；既有“塊”又有“條”的龐大體系結構。薩頓自稱：“我這部《科學史導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人類文明的首次概觀”。“我努力勾劃出一幅文明圖，它盡可能地全面和精確，卻又足夠簡單；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細節，盡量濃縮，而又不有損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這個設計的背后包含著他的科學史觀：“簡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發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6〕，p．29）

李約瑟高度評價薩頓的《科學史導論》還因為：“在一切關于科學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詳細地談到許多中國科學家和他們的成就的。……當然，該書采用的百科全書式的方法無法對世界的這一部分的科學發展給出一個連續的史實。”（〔2〕，p．42）薩頓不能做到的事李約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專門系統介紹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百科全書。在內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導論。它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語言以及科學文化傳播、交流的概況。第二部分，科學思想史。它從哲學的角度概述了各家傳統對科學發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門科學史。它按數、理、化、生的順序依次介紹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結論。它集中探討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個部分與薩頓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種對應關系。仿佛李約瑟的SCC是薩頓《科學史導論》的一種縮影。第四部分則表明了，李約瑟在把科學史當作文明史來研究這一點上比薩頓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寫法在某些專業科學史家看來或許太過于廣泛。然而李約瑟卻不這么看，他認為：“在這部交響樂中并沒有一個多余的音符。”（〔4〕，p．1）這正好表明了其科學史觀的人文主義特點。

關于SCC基本設想，李約瑟指出：“它的對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不是科學家，只要從全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對科學史、科學思想史、技術發展史，特別是對歐亞兩洲的發展的對比情況感興趣就行了。因而本書的意圖是使內容廣泛到不遺漏重大史實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學術雜志上的論文那樣詳盡無遺，對最細微的情節都詳加考證……。”（〔2〕，p．6）這些話就象從薩頓口中說出的一樣！這種廣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風格正好能夠達到他們把科學史當作文明史來加以闡明的目的。

李約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參見〔7〕，p．23～p．24）比如，英國評論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譽為：“由一個人所獨立進行的歷史綜合與溝通各國文化的最偉大的前所未有的舉動。”法國科學史家華德（P.Huard）認為：“李約瑟把科學和技術戲劇性地溶化在漢學中……這部書可以說是劃時代之作。”德國科學史家卡羅（OttoKarow）指出：“李約瑟在西方科學領域內開創了一個新的至今不為人所知的領域——中國文化史，為此他應得到我們的感謝。”美國著名漢學家富錄特（L.CGoodrich）感嘆道：“李約瑟的閱歷及其思想之透徹，使人對他的研究及其結論產生最大的敬意。正是這樣一部書在改變著所有以后的中國思想史和整個世界范圍內的思想史。”從上述評論可見，SCC的確不是一部通常含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而是一部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壯麗史詩！

二、科學史具有溝通文理的兩棲特性

李約瑟認為，科學史不僅是文明史的組成部分，也是溝通科學與人文、社會的重要橋梁。因此，科學史的作者必須具備多方面的良好素養。在這一點上李約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劍橋大學先后得到哲學與科學兩個博士學位；他在英國先后榮獲皇家科學院和文學院兩個院士的稱號……正如魯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點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從不肯從他生活中擯除多種形式的人類經驗的任何一個方面。”（〔8〕，p．1）這種難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學史觀的心理基礎。因此，我們可以從個性發生與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其科學史觀的形成。

斯諾（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兩種文化》中指出：“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二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他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難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9〕，p．3～p．4）此說雖然過于極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現實。李約瑟的家庭正好是這樣一個縮影。他的父親專長醫學，曾在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任教，后成為一名專職醫生。他的母親善長音樂，特別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會上流傳，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點被選為愛爾蘭的國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識，管教孩子也沒有默契。比如，父親要李約瑟早認字，母親為此大發雷霆……類似這樣的當面爭吵可以說是家常便飯。可見李約瑟從一開始就生活在“兩種文化”的沖突之中。

魯桂珍博士在《李約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對李約瑟產生了什么影響呢？一個敏感的少年的心靈，在力求達到它自己的平衡過程中，可能無意識地從這邊吸收一些因素，又從另一邊吸收另一些因素，實際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這孩子企圖連結這兩塊陸地的努力，使他的心靈形成了永遠是在搭橋的狀態之中，永遠謀求調和，謀求使分裂的東西結合起來。”（〔8〕，p．13）確實，李約瑟的一生可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搭橋”。

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李約瑟寫到：“我自小就繼承了一種頗為靈感性的稟賦，即理論與浪漫性的結合。”（參見〔10〕，p．21）開始“我深為父親的治學精神所感動，所以有意識地模仿父親。但是后來我又覺得從母親那里也受益匪淺。”（參見〔1〕，p．563）在父親的影響下李約瑟考進了劍橋大學，并有幸成為世界著名科學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學生。在霍普金斯的誘導下，李約瑟改變了原來打算要走的醫學道路，轉而研究生物化學并取得了成果。在母親的熏陶下李約瑟多才多藝：背詩、唱歌、跳舞、拉琴……可別以為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興，其中所包含的審美價值觀反過來也影響他的科研風格。即他不滿足于象父親那樣在狹窄的領域中埋頭鉆研，而更喜歡以廣闊的視野去思考問題。三卷本的《化學胚胎學》和大部頭的《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明顯帶有廣泛綜合的特點。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搭橋”：前者把化學與胚胎學連結起來開創了新的學科；后者把微觀的生化過程與宏觀的形態發生連結起來更是生物學中的一大創舉。

以廣闊的視野看問題，使得李約瑟的科學研究總伴隨著哲學的思考。從1925年到1942年，李約瑟編著并出版的哲學著作有：《科學、宗教與現實》、《人，一部機器》、《唯物主義與宗教》、《秩序與生命》。同期撰寫并發表的哲學論文有：“生物化學的哲學基礎”、“機械論生物學與宗教意識”、“生物學中的有機論”、“生物學哲學的最新發展”、“哲學與胚胎學”、“物質、形態、進化與我們”。從以上論著可見，李約瑟的哲學思想有一個從傾向機械論到傾向有機論的轉變。李約瑟在生物與化學之間搭橋，開始受到機械論的驅動，但后來卻被有機論所征服。這一轉變為他日后“皈依”中國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以廣闊的視野看問題，在科學與哲學的結合點上，李約瑟步入了一個新的領域——科學史。在這方面對他幫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學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學醫學、科學和文學三個博士學位的獲得者，精通醫學史、解剖學史、生物學史和科學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學史家。李約瑟有幸通過劍橋大學的化學史家帕廷頓（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紹認識了辛格夫婦，以后便成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約瑟讀到了大量的科學史著作，包括丹皮爾（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和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在那里李約瑟還同辛格夫婦討論了許多的問題，他們保持著終生的聯系和友誼。

在辛格的幫助下李約瑟開始在科學史方面初露鋒芒：從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圖本生理學與生物化學史》、《胚胎學史》、《近代科學的背景》等專著；先后發表了“生物化學的最新發展”、“從胚胎學史看科學發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等論文。為其日后寫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以上論著可見，李約瑟科學史的興趣有所改變：即從“專史”到“通史”；從“內史”到“外史”；從“科學與哲學、宗教”到“科學與社會”。其中關鍵性的影響來自1931年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李約瑟協助辛格（主席）籌備并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蘇聯代表的發言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特別是著名物理學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長赫森（BovisHessen）的報告《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一步開闊了他科學史研究的視野。1937年魯桂珍等中國留學生的到來，以其毫不遜色的才華使李約瑟為之震動，由此產生了了解中國文化、比較東西方科學發展的念頭。1942—1946年的援華之行，使李約瑟有機會與許多中國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深入地接觸，從而加速了他科學史觀的形成，甚至改變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學史東西方比較的三個問題

在李約瑟看來，科學史不僅是連結科學與人文的橋梁，而且也應當成為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橋梁。SCC正是這樣一座雄偉的橋梁。它充滿著東西方比較的色彩，通過比較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近代科學實際上包含了舊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學細流正象江河一樣奔向現代科學的大海。”（〔7〕，p．195）具體來說，李約瑟的功績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古代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到底有多少貢獻？第二，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第三，現代科學革命中的“有機自然觀”是否根植于中國？整部SCC正是圍繞著這三個問題而層層展開的。

回答第一個問題是李約瑟寫作SCC的主要動機，在“本書的計劃”中李約瑟強調說：“我們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歷史上各個世紀中，中國人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究竟作出了什么貢獻。”（〔2〕，p．41）提出這個問題基于這樣的現實：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寫的科學史，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而很少提及東方人的貢獻；另一方面中國人受儒家正統的影響，看重社會倫理，輕視自然科學，因此，不但沒有寫自己的科學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記載科學發現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薩頓雖然承認“光明從東方來。”（〔6〕，p．116）但其所指的卻并非遠東。而馮友蘭對中國的了解雖然透徹，可還是斷言“中國沒有科學”。（參見〔7〕，p．266）李約瑟竟然不受其影響，也可算是一個奇跡。

李約瑟的最大功績在于，從大量被儒家學者視為“異端”或“雜著”的文獻中；甚至于從人們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謠、詩歌、繪畫、雕像等）發現并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它們足以表明中國人在許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二世紀之間保持了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2〕，p．1）英國記者坦普爾（RobertTemple）利用李約瑟收集到的資料，并在其指導下寫成通俗讀物《中國——發現與發明的搖藍》。其中列舉出中國古代科技的“100個世界第一”，讓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時便得以先睹為快地領略其中的點點滴滴。其實“100”只不過是一個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數字，作者的結論是：“在現代世界賴以存在的重大發明創造中有一半來自中國。”（參見〔1〕，p．503）這一點連中國人本身也感到驚訝。

第二個問題的提出以第一個問題的解答為邏輯前提。即“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執了先鞭呢？”（〔7〕，p．7）李約瑟認為這是“比較科學史的領域中最誘人的一個問題”。也是“文化與文明史中一個最大的問題”。（〔7〕，p．56，p．36）正因為如此，李約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講、報告和著述中不厭其煩地一再發問，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為這個問題廣泛涉及地理、水文、經濟、政治、學術和習俗等眾多的相關因素。要理出一個頭緒決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結論）的出版也未必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被稱之為“李約瑟難題”（Needhampuzzl）

或許李約瑟的真正功績不在于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這個問題。半個世紀以來，它一直吸引著人們不斷加入討論的行列。盡管問題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議。（參見〔11〕，p．35～p．44）但即使是批評者也還承認：“李氏難題實際上已成為中國科學史這門學科的一面號召性的旗幟”，它“日益成為聯系多學科學者進行中西科學史比較研究的紐帶和橋梁”，并“成為促進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真正了解與溝通的一個文化生長點”。（參見〔11〕，p．35p．43）筆者認為，李約瑟的前兩個問題是不可分割的，它們構成一把鋒利的“雙刃劍”：一面橫掃“歐洲中心論”；另一面直砍“中體西用說”。其結果不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國人都大開眼界，進一步認識了對方，也反省了自己。這一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第三個問題與前兩個問題都有關系。李約瑟認為，東方古代科學的繁榮與西方近代科學的騰飛，同兩地自然哲學的傳統差異有關。具體來說，中國的“有機論”與歐洲的“原子論”在科學發展過程中分別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發展與傳播的過程。問題是這些古老的傳統與現代科學的關系如何？李約瑟有如下的概說：“中國的這種有機自然主義最初以‘通體相關的思維’體系為基礎，公元前三世紀已經由道家作出了光輝的論述，又在十二世紀的理學家那里得以系統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學根據一個機械的宇宙假設取得勝利是可能的——也許這對它們還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識的增長要求采納一種其自然主義性質并不亞于原子唯物主義而卻更為有機的哲學的時代即將來臨。這就是達爾文、弗雷澤、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暈、普朗克和愛因斯坦的時代。當它到來時，人們發現一長串的哲學思想家已經為之準備好了道路——從懷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又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茲——那時的靈感也許就完全不是歐洲的了。也許最現代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于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認識的更多。”（〔4〕，p．538）

李約瑟首次為我們勾劃出一條有機自然主義東西接軌而連續發展的線索。其中包含著一個重要的猜測：“萊布尼茲在哲學史上起了一個橋梁建筑師的作用”，（〔4〕，p．529）應該承認李約瑟的猜測是有根據、有道理的，只不過有機自然主義由東到西的傳播未必是一條“單通道”。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李約瑟的這種“尋根意識”在倡導現代觀念的科學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鳴。他們紛紛把目光轉向東方以尋求新的靈感和啟迪。在國內有人把它稱之為“李約瑟現象”。（〔12〕，p．49）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上面三個問題的提出和解答都與李約瑟的科學史觀密切相連。首先，李約瑟堅信古代科學的發展必然在文化整體中留下痕跡，一種偉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沒有科學。問題是怎樣把它們挖掘出來？其次，李約瑟堅信近代科學的興衰必然有其相應的社會、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討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學發展本身。問題在于怎樣從中理出一個頭緒？再次，李約瑟堅信現代科學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淵源。任何偉大的自然哲學傳統都不會輕易地喪失其生命力。問題是怎樣從眼花liáo＠①亂的叢林中尋得其根，從而發揚光大？李約瑟以其卓越的研究，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樣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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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莊錫昌、顧曉鳴、顧云深編譯：《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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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薩頓：《科學的歷史研究》，劉兵等譯，科學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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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主編：《中國科技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斯諾：《兩種文化》，紀樹立譯，三聯書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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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秉倫、徐飛：“李約瑟難題的邏輯矛盾及科學價值”，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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