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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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從李約瑟難題的兩個重要表述的翻譯問題入手，在考察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學”這一概念的基礎上，對難題中兩個問題的原始含義作了較詳細的討論，并由此探討了難題的深層結構。文章認為，在難題中，前一問題包含中國科學理論比較落后；后一問題中的“近代科學”指稱以近代科學理論為其基本特征的理論科學，對這一點的忽視，是目前在難題的理解、轉述和求解中存在誤區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對難題應該更名的主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問什么

【正文】

現在，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李約瑟難題”，像“科學革命”這一概念一樣，已經成為科學史領域的一個專業性概念，在這個領域內外被經常使用。與此不相協調的是，對難題的轉述卻呈現出多樣性，在理解上亦有相當的出入。雖然近年來已有學者敏銳注意到難題的本文問題，并作了可貴的探索，（［1］，p.34），但是這個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注意。我們認為，不少轉述，尤其是一些流行的轉述，偏離了李約瑟的原意，在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評價上，在難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誤區。例如，我們從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的《科學史詞典》中可以讀到：“李約瑟表明，大約在1400年以前，中國在科學、技術這兩方面都比歐洲先進。他問：那么中國為什么沒有像15至16世紀的歐洲那樣發展出現代科學文化？”（［2］，p.295）我們要問：認為15世紀以前，中國在科學和技術兩方面都比歐洲先進，這是李約瑟的觀點嗎？國內流行的提法是：中國古代有杰出之科學成就，何以近代科學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國（［3］，p.728，818）？這個提法不像前者那樣極端，但客觀上同前一轉述大同小異。回想國內曾出現過的解題熱潮，不少人也是按這樣的理解去解題的。

因此，無論是作為確定的專業概念，抑或是作為李約瑟研究的一個方面，甚或是為難題的求解尋找新的切入點，都有必要從李約瑟本人的原始表述入手，確定難題的準確含義。本文試圖就此作一嘗試，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難題的兩個重要表述及其譯文

李約瑟曾對自己提出的難題給出過許多不同的表述，我們現在討論其中的兩個重要表述。在1964年發表的“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李約瑟以回憶的方式給出了難題的一個高度概括的表述形式（以下先給出筆者的譯文）：

為什么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Q[,1]）

他說，在他開始對中國的科學與社會有所了解后，他認識到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

為什么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之間，在把人類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P[,1]）盡管李約瑟的第一個問題提出在前，但從邏輯上考慮兩者的順序則應相反。我們用P[,1]表示第二個問題，用Q[,1]表示第一個。類似地，后面我們將用P[,2]、Q[,2]表示難題另一表述的兩部分；用P、Q一般地表示難題的這兩部分；難題則用（P[,1]、Q[,1]）等表示。P[,1]的原文是：

Why,betweenthefirstcenturyB.C.andfifteenthcenturyA.D.,Chinesecivilizationwasmuchmoreefficientthanoccidentalinapplyinghumannaturalknowledgetopracticalhumanneeds.

（［4］，p.16；p.190）

在作為征答論文而發表的這篇文章中，相應譯文是：“為什么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期間，中國文明在獲取自然知識并將其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3］，pp.818—819）顯然，這段譯文多出了“獲取自然知識”這一信息，由此，P1的含義發生了很大變化：李約瑟本來只是說中國文明在應用自然知識方面優于西方，現在卻變成在獲取和應用兩方面均優于西方的結論。我們推測，也許正是這段譯文導致了前述國內的流行表述。后面我們會看到，由于P1本身是李約瑟長期考慮后所謹慎選取的一個表述，因而這段譯文就確實有問題了。〔1〕

在引用難題的另一表述時，學者們關注的多是SCC第一卷中那個長長的問句：為什么近代科學，亦即經得起全世界的考驗、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留斯、格斯納、牛頓的傳統——這種傳統注定成為統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5］，p.18，著重號為原文所有）（Q[,2]）

然而，在這個問句之前還有一段文字，與P[,1]類似，這段文字也是對中國科技成就的總體概括，因而也是難題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幾乎為人們所忽視。這段文字如下（以下給出筆者的譯文）：

在這一部分結束時，我們將看到我們所面對的真是一系列驚人的貢獻：科學的創始精神、突出的技術成就和思辨的洞察力。（P[,2]）

為了說明SCC大陸譯本在一較重要處的誤譯，我們還是先給出這段文字的原文：

Attheendofthispartweshallfindourselvesfacetofacewithatruelyremarkablearrayofscientificinitiatives,outstandingtechnicalachievements,andspeculativeinsights.

（［6］，p.19）

大陸譯本的相應譯文是：“在這一部分的結尾，我們將會看到，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系列驚人的科學創始精神、突出的技術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筆者的譯文在主句結構上的變動主要是為了避免對“驚人的”一詞的修辭范圍產生歧義，這樣變動是否合適可以再商量。大陸譯文中，狀語的翻譯似不太準確。依原文，與“thispart”相對應的是SCC的第三——六卷，因而主句所說的那些貢獻僅在“這一部分的結尾”“處”不能“看到”，但可以“在這一部分結束”“時”看到（通過回顧前面的所有內容）。

上面所說不是我們關注的要點。我們要強調的是，“speculative”不能譯作“善于思考的”，只能譯作“思辨的”。“speculative”由動詞“speculate”變形而來。后者的意思是：致力于一種研究、思考，以對某一事物的性質、原因等形成理論性或猜測性的看法。（［9］，p.1102）它與同類詞（包括think）的區別在于：它雖然暗含推理過程，但強調或者前提靠不住，或者材料不足，因而常常把一種假定的或理論的特征附于其結論上。（［10］，p.822）所以，它應當是“思辨”的意思。事實上，人們正是把“speculativephilosophy”譯作“思辨哲學”。P[,2]中肯定的三個方面也是李約瑟感受最深的，其中“思辨的洞察力”尤其準確地表述了他心目中中國自然哲學的特點。李約瑟經常把中國哲學和希臘哲學相提并論，認為兩者都能夠“推測”（譯文如此）大自然。在作這種表達時，對“推測”一義所選的詞，多是“speculate”。例如，在P[,2]的前面，在談到編寫計劃的第二部分時，他還說到：“他們（中國人）在較早時期至少是和希臘人一樣善于推測大自然的法則的”。這里的“推測”就是“speculate”。在第二卷的導言中他也說了類似的話：“道家對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以與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思想相媲美，而且成為整個中國科學的基礎”。這里的“推究”是名詞，但仍然是“speculations”。如果我們再聯系李約瑟對道家哲學、對中國科學觀念的論述，我們就會看到，無論是道家的神秘主義、經驗主義，還是它的無為思想、靜觀方法，無論是陰陽五行的自然主義、有機論，還是它們象征的相互聯系，直覺—聯想模式，以及宇宙類比說，神秘主義的命理學，《易經》的概念庫，等等，從思想方法上看，都無不帶有思辨特征。（［11］，第十、十一章）因此我們認為，“思辨的”一詞，是李約瑟深思熟慮的選擇，而不是信手拈來之筆。對中國自然哲學這一特點的定位，在他那里，既是對中國所達到的高度的肯定，同時也把它和近代科學思想區別開來。因此，對李約瑟選用這個詞的認識，與對他關于中國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的理解，因而與對難題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所以我們認為，他所用的“specula-tive”，“speculate”和“speculations”都應譯作“思辨的”和“思辨”。

對于“speculativeinsights”，臺灣譯本的譯文是“洞燭先機的玄想”。這是名詞形容詞互換的譯法。“洞燭先機”是否恰當暫且不論，“玄想”一詞確是抓住了“speculative”的真義。（［12］，P.36）

這兩個表述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們經常被引用，而且和李約瑟的其他論述相比，它們也占有與眾不的地位。（P[,2]，Q[,2]）是SCC中難題的第一個正式表述，因而是難題的經典表述。李約瑟的“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最初發表于1964年出版的貝爾納紀念文集《科學的科學》一書中，同時在《科學與社會》、《半人馬星座》等雜志上發表，后來又收入其論文集《大滴定》中。中國《自然雜志》社1989年舉辦難題征答活動，此文又被作為應約的征答論文。（P[,1]，Q[,1]）還出現在我們后面將提到的他另一重要文獻［15］中，此文也同時多處發表。事實上，至此以后，在提到難題時，他多沿用這一表述。（例如［13］，p.25）因此，（P[,1]，Q[,1]）實際上是李約瑟關于難題的最后定型表述。

盡管如此，由于李約瑟本人沒有明確指定難題的最終表述形式，我們所認為的這個定型表述又過于簡潔，因此，要弄清難題的真正含義，就需要綜合分析他的不同表述，以及它們的思想來源。下面我們將對難題的兩部分分別加以討論。

二、P表述：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究竟如何？

由于李約瑟認為P1與Q1同樣重要，所以我們考察了國內所能見到的他的有關論文和著作，以尋找他關于P1的早期表述。我們發現，這個線索很快就消失在他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的大量論述之中。但是這個考查使我們看到，他一直在尋找反映中國科學特征的準確表述，P1是其最后結果。這使我們認識到，P是Q的必要邏輯前提，否則，人們可以用問題Q對任一國家和地區發問，從而使難題消解或平凡化。更重要的是，作為前提，P規定Q的內容和解題方向，這一點我們在后面還要談到。詳細討論李約瑟對中國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及其表述的演變，將非常有助于弄清其思想的發展，但限于篇幅，此處我們只能給出與本文有關的考查結果。

我們把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歸納為下面五個基本特征：（1）中國科學的發展不同于西方，自成一體，表現出獨特的創造精神；（2）在自然哲學方面中國與古希臘不相上下，兩者都能思辨大自然；（3）中國在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上對世界作出了絕對重要的貢獻，其成就遠遠超過西方；（4）中國比西方更能有效地把他們關于自然的知識應用于實際需要；（5）中國在科學理論方面比較落后，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局限在陰陽五行說的范圍內。

以上各條在李約瑟那里都有一些限制。例如，特征（2）就限制在亞里士多德以前。他認為中國沒有產生亞里士多德和歐幾里得，他說中國在有可能產生亞里士多德以前，阻礙科學思想進步的因素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15］，p.147；［13］，p.111）特征（3）和（4）一般限制在公元前1世紀到15世紀。不過，這兩個起迄時間變動很大。對于特征（5），我們也應注意李約瑟的另一段話：“中國的五行理論的唯一毛病是它流傳得太久了。”（［11］，p.318）

上述歸納可以很好地從下面一段引文中得到印證：

廣義地說，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如果事情確實是這樣，那么在科學技術發明的許多重要方面，中國人又怎樣成功地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3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在理論和幾何學方法體系方面所存在的弱點，為什么并沒防礙各種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涌現？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歐洲在16世紀以后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經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學在中國早期社會中比在希臘或歐洲中古社會中更容易得到應用？最后，為什么中國在科學理論方面雖然比較落后，但卻能產生出有機的自然觀？（［5］，pp.1—2）

李約瑟在此以強烈的對比提出了中國科技史上令人感興趣的一連串問題，這些問題恰恰是他試圖以難題的形式所想要包含的。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些是在序言中提出，并且是李約瑟撰寫SCC的框架和主題，（［5］，p.4）那么我們可以說，這簡直就是李約瑟難題注解的1954年版本！后文還將對這段引文加以說明，目前我們要指出兩點：一，由此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評價與我們的歸納是一致的；二，特征（5）在李約瑟的思想中非常明確，對他關于中國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的理解，對難題含義的把握，以及許多轉述的失當，都與特征（5）有關。因此我們尤其強調它的重要性。

現在我們說明我們為何說P1表征李約瑟對中國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即是表征上述五個特征的。我們知道，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與不足有過大量論述，但是集中到難題的表述上，他卻是盡量用既簡潔又全面的形式把它們概括起來，為此他嘗試過許多不同的表述形式，前文所引的P[,2]是這種努力之一。對照上述五個特征，我們可以看到P[,1]恰恰是和它們一致的：強調中國在“應用”上的有效性，這既表明了中國科學的獨特性（特征（1）），又突出了在“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上的優勢（特征（3）），關鍵是，它同時也隱含了中國科學理論之不足（特征（5）），而“人類的自然知識”無疑包括自然哲學（特征（2）），至于特征（4），它本身主要是從對（1）—（3）的概括中演變而來，P[,1]是其最后形式。更重要的是，縱觀李約瑟關于P的大量論述，可以看到，在李約瑟的觀念中，中國最突出的成就是“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自然哲學方面中西難分軒輊，科學理論中國則明顯不足，這些難以用一句話準確表達。但綜合起來，P[,1]中所說的應用上的有效性恰好可看作中國優于西方之處。當我們發現這一點后，我們對李約瑟大量的、顯得雜亂無章的各種P表述立刻就能理解了，并可由此窺見到他那契而不舍地探索難題恰當表述的思想軌跡。雖然這僅僅是猜測（看來也只能猜測），但下面的分析將表明它是合理的。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考查李約瑟曾提出過、并且后來放棄了的各種P表述，可以看到，它們要么不簡潔，要么未能概括那五個特征。例如P[,2]就是其中之一，檢查這一表述，顯然，它未能概括特征（5）。在考察中，我們感到，如何使P表述容納（5），或者說不與（5）矛盾，這是李約瑟不斷變換難題表述形式的主要原因。關于特征（4），其思想在1964年以前早就有了，但表述不明確，也未被特別強調。把它改造成P1的形式是和用它表征其總體評價同步的。作為例子（這樣的例子不少），在我們前面所給出的印證引文中也有一個類似的表述，但其中比較的是應用“科學”，而不是應用“人類自然知識”。這說明在把這類表述改造成P1時，他對其概念的外延是作過慎重考慮的。席文顯然沒有查覺這一點，他認為使用“人類自然知識”這一概念及其籠統的比較反而模糊了人們的視線。（［14］，p.90）席文的批評有道理，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注意到李約瑟恰恰經過了一個與他的期望相反的思想過程。為了使其“升級”，使之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李約瑟不得不犧牲比較的明晰性，他是希望人們通過他在其它地方的大量論述來理解他。

另外我們還注意到，難題（P[,1]，Q[,1]）還同時出現在他的另一重要文獻“中國科學傳統的貧困與成就”一文中。此文最初于1963年以法文出現在巴黎的《思想》雜志上，1964年又分別被收入克羅比主編的《科學變革》和威爾斯科普主編的《古代世界史新編》中，并同時發表在英國《科學進展》雜志上。下一節我們將談到，他在文中對近代科學給出了一個精確的定型表述。在那里，在批判許多西方人的偏見時，他的依據就是認為他們的科學、數學等概念有誤。我們很難想象在這樣一篇如此重視有關概念的論文中，卻忽視另一重要表述中的概念變化。順便指出，在考查中我們感到，六十年代是李約瑟思想的成熟期，他對中國科學的基本看法、難題的表述及解題的基本思路都是在這一時期定型的。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P[,1]表征上述五個特征。其實，即使我們的猜測有誤，也不影響結論。P[,1]表示對中國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異的，因此我們應當從上述五個特征來理解P[,1]。在下一節，我們將論證，李約瑟所說的近代科學就是指近論科學，因此，特征（5）對于理解整個難題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三、Q表述：何謂李約瑟的“近代科學”？

現在我們要看看，當李約瑟在問“近代科學何以沒有在中國產生”時，他所說的“modernscience”究竟指稱著什么。

李約瑟曾對“近代科學”（另一種通常的譯法是“現代科學”，本文在此不作區分，視為同義）多次給以說明。最正式、最全面的解釋當是在文［15］中給出的。在這里，他為了對中世紀的科學與近代科學作出重要區分而定義了它們。后者的定義是：

當我們說近代科學只是在西歐文藝復興時期的伽利略時代才發展起來的時候，我想，我們指的是唯獨在那里才發展出了諸如把數學化的假說應用于自然界、充分理解和使用實驗方法、區分主要性質和次要性質以及系統積累公開發表的科學資料等的近代科學結構的根本基礎。（［15］，p.118）

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李約瑟這里的定義不是要闡明他個人與眾不同的看法。相反，他只不過是想說出公眾心中早有，口中尚無的“共識”。因為顯然，這里的“我想，我們指的是”（wemean,Isuppose,that）是李約瑟“猜想”公眾（we）所普遍意指的。從定義中可以看到，近代科學結構的根本基礎就是“諸如”之后的那四大要素。這個近代科學的定義比Q[,2]中的要明確得多。在這四要素中，（1）和（2）最重要，（3）和（4）不過是實現它們時所必需采取的步驟和方式。〔2〕據此，國內學者把李約瑟所說的近代科學概括為“與系統實驗相結合的自然知識假說的數學化”。（［13］，導言，p.19；［16］，p.200）在把科學作為一種實踐活動時，（2）的重要性尤其明顯。如果從這種活動的結果看，即把科學作為知識來看，（1）則是載體，是四大要素的“凝結物”，是“近代科學”最后的“構成體”。并且我們馬上會看到，它也包含了（2）的結果。所以，李約瑟在很多地方直接用“關于自然知識的數學化假說”或“關于自然知識假說的數學化”作為“近代科學”的同義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數學與科學的富有成果的結合的問題，只不過是近代科學為什么在歐洲發展起來這整個問題的另一種表述而已。”（［17］，p.154）

我們現在要指出，這種“關于自然知識的數學化假說”指向科學理論。而他的“近代科學”則是指以近代科學理論為其基本特征的理論科學。

一般來講，在西方語言中，理論（theory）和假說（hypothesis）本來就無多大差別。當代科學哲學家們也一致同意，一個完整的假說和一個科學理論在結構上沒有什么區別，唯一的區別在于后者經受的充分檢驗。

當然，重要的是要看李約瑟本人對這些假說的分析。為什么Q[,2]中從伽利略一直到牛頓的那個傳統在上述定義中僅僅用“伽利略時代”來表示？這是因為他后來認識到：“實驗數學的方法在伽利略的著作中就幾乎已經以完整的形式出現了”。（［17］，p.156）由于認識到伽利略的重要性，所以，他在SCC第三卷中對伽利略構造這種數學化假說的方法給予了詳細討論，并且把他的方法與達芬奇和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構造舊假說的方法作了比較。他把伽利略的方法歸納如下：（1）從所要討論的現象中，選擇出幾個可用數量表示的特點。（2）提出一個包括所觀察的各量之間的數學關系式（或與此相當的東西）在內的假說。（3）從這個假說推出某些能夠實際驗證的結果。（4）觀察，然后改變條件，再觀察——即進行實驗；盡可能把測量結果用數值表示出來。（5）接受或否定第（2）步所作的假說。（6）用已接受的假說作為新假說的起點，并讓新假說接受考驗。

眾所周知，一個科學理論具有兩個重要功能，即解釋功能和預見功能。李約瑟不會不知道這個早成定論的結論。從他的上述總結中可以看到，由于（2）包含了（1）的經驗內容，它無疑具有解釋功能。有趣的是，李約瑟對（6）給了一個腳注：“到這時，隨著信心的增大，已逐漸滲入科學‘預言’的成分了”，這就是說假說具有了預見功能。（［17］，p.156）而（3）—（5）即是檢驗假說的步驟，所以，無論李約瑟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他所歸納的伽利略構造科學假說的方法，實質上就是構造科學理論的方法。

事實上他是意識到了的。他在這里的許多論述，都反映了他是在討論新舊科學理論的區別與聯系。例如，在討論伽利略的方法時，在分析了假說必需是數學化的之后，他指出：“也許，最好是把伽利略的革新說成工藝實踐與經院理論的結合”。這就是說，這種結合就使得舊理論轉變成新理論。在給出中國和歐洲匠師們的方法后，李約瑟接著說到：“由于缺乏基本理論，工藝技能只好通過個人的接觸和訓練一代一代往下傳”。這里所缺乏的“基本理論”看來也是指伽利略式的理論。在討論了達芬奇思想中的中世紀的物理學概念之后，他說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在沒有適當的科學理論的情況下能夠達到多大的技術成就”。“沒有適當的科學理論”無疑也是指沒有用伽利略的方法所得到的科學理論”。在給出中國和歐洲匠師們的方法以及經院哲學家們的方法后，在討論他們何以未能達到伽利略的高度時，他說到：“無論如何，就理論科學而言，事情確實是如此”。在討論完伽利略的歐洲源流后，轉到中國的情況時，他說：“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十一、十二世紀的新儒家所獲得的自然知識，在理論化方面是不是不如十三世紀歐洲經院哲學家先進呢？”李約瑟這里借用的這個問句清楚地表明，他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在討論科學的理論化問題。

在今天的科學定義中，無論是把科學一分為三，即理論科學、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還是一分為二，即理論科學和應用技術，理論科學都包括科學理論和與之相應的基礎實驗。既然伽利略的方法就是構造科學理論的方法，那么李約瑟的近代科學結構的根本基礎，就是指以近代科學理論為其基本特征的理論科學。如果我們注意到他在這里是以一個較小的概念表征一個較大的概念，即以近代科學的根本基礎來表征近代科學，那么我們可以看到，當他提出問題Q[,1]時，他心目中所意指的，正是我們所說的這種理論科學。事實上，李約瑟有時也直接用“理論科學”作為“近代科學”的替換概念。例如，在談到中國的聯想的或協調的思維的概念結構與歐洲因果的和“法定的”或合乎規律的思維的概念結構在本質上不同時，〔3〕他接著說到：“它并沒有引起17世紀理論科學的興起，但這并不能成為把它叫作原始科學的理由。”（［11］，p.311）

在這個定義之后，李約瑟還說到：“在本文的結尾，我打算從被看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科學及其在東西方的發展上，更仔細地考察一下伽利略突破的地位。”在這樣一個整體科學的概念下，李約瑟批評了那種認為科學的精髓在于演繹幾何，東方文明只有技術發展的西方人的觀點，包括愛因斯坦認為不必驚訝中國何以沒有產生科學那段眾所周知的話。在這樣做時，他的基本理由是認為他們所持的數學和科學的概念都太狹窄了。在批評他們的后一概念時他承認：“誠然，力學是近代科學的先鋒，所有其它學科所極力模仿的‘力學的’范式，以及對作為其基礎的希臘演繹幾何的強調，至今都是無可非議的。”他所批評的只是“這和宣稱幾何運動學就是全部科學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認為“科學具有許多不同于幾何推理的方面。”這就是說，應該在“作為整體的自然科學”概念下來理解中國科學，同時承認近論科學是近代科學結構的根本基礎。這不僅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的結論，同時還使我們看到理解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的評價的一個重要背景（這個背景隨處可見）：他對中國科學的贊美之詞，許多都是針對認為中國無科學的觀點而發的，這和用近論科學來衡量還不是一回事。換句話說，它們多在“不同于幾何推理的方面”，落在“近論科學”之內的，有，但就不是那么“輝煌”和“杰出”了。我們可以贊成、或反駁他的觀點，但前提是要弄清他的觀點。

既然中國古代科學在理論方面比較落后，而問題Q[,1]是問為什么近論科學沒有在中國興起，那么我們就不難理解難題的真正含義了。

四、結論與討論：難題問在何處？

綜上所述，李約瑟難題的結構在于：問題P[,1]的基礎是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其內涵是上述五個基本特征。問題Q[,1]是問以近代科學理論為其基本特征的理論科學的產生問題。我們不太愿意把兩問的難題用一問表述，即使這樣表述，其含義應當是：古代中國人在創造精神上，在哲學思辨能力上，在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上，以及在把它們應用于實際需要的能力上都表現出驚人的水平，但是在科學理論方面比較落后，那么，為什么以近代科學理論為其基本特征的理論科學沒有在中國文明中產生？（P[,0]，Q[,0]）我們立刻看到，盡管這個表述對中國科學肯定了很多，但是，它實際上具有消解難題的傾向：既然中國科學在科學理論方面本來就比較落后，那么，近論科學沒有在中國文明中產生就不是足以讓人吃驚的了。

這只是一個表面上的問題。李約瑟的驚奇在于，既然有特征（1）—（4），中國科學就應當產生出與之相當的高水平的科學理論或理論科學。它沒有出現這本身就令人奇怪。因此，他多次表示：“我相信，你對中國文明越是了解，就越是對近代科學和技術沒有在那里興起感到好奇。（［13］，p.36—37）所以，這個難題的潛臺詞實際上是：在與科學理論密切相關的那些科技因素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在與科學理論密切相關到應當使其達到相當水平的那些科技因素方面，中國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何以近論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P''''[,0]，Q''''[,0]）如果說以上是難題的表層結構，那么我們由此不難看到難題的深層結構：（1）難題的重心在近論科學上，而這恰恰是中國科學的薄弱部分。（2）所以，難題肯定的是中國理論科學的相對落后和科學的其它因素相當杰出同時并存。（3）難題的實質是問中國理論科學與科學的其它因素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前面兩節可以看作是對結構（1）和（2）的詳細論證。應該說，這些論述同時也說明了（3），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愿意在此略加補充。重溫前面的那段印證引文，不難看到，在它的六個問句中，前兩個問句，簡單地說，是問在較落后的理論下怎么保持了如此之高的科學知識水平；接著的一個問句是它們的繼續：理論上存在的弱點為什么沒有妨礙科學發明和技術發現的涌現；第四個問句，其中的近代科學，根據我們上一節的討論，它應該是指近論科學，與第五個問句構成一對，問科學在中國早期容易得到應用，而為何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產生；最后一個問句則是問在較落后的科學理論狀況下為什么又產生了較先進的自然觀。于是我們看到，連成一串的這六個問句全部集中在理論科學與科學的其它因素之間的關系上，并且，從行文看，也的確應該按上述關系來理解這些問句，所以，它們對結構（3）是一個絕好的說明！

從難題的深層結構可以看到李約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之間存在矛盾：研究中國科學的發展，卻以歐洲所產生的近代科學為標準。這個矛盾是由他的比較法所引起，還是歷史研究所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只能另文討論了。

如果上述結論成立，那么我們就可以看到目前流行的各種對李約瑟難題的轉述所存在的問題了。在麥克米蘭公司《科學史詞典》的轉述中，“科學”與“技術”并提，因而應當是狹義的，主要指理論科學。所以這個轉述否認了作為理解難題的關鍵因素的特征（5）。《自然雜志》社的轉述雖然沒有明確地否認（5），但這里的“科學”顯然是廣義的，它包含理論科學和應用技術兩部分，因而同前一轉述的實際效果大同小異。人們對這些轉述的理解也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難題的深層結構（1）—（3）。還有其它一些轉述，如席文的“科學革命”表述法，由于它們回避了難題中P[,1]和Q[,1]之間的深層聯系，因而更難準確表達難題原意。我國的解題熱潮是在探討近代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的背景下進行的。（［18］；［19］，結語，四）嚴格地說，這還不完全是李約瑟難題，毋寧說是這個難題背景下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當然值得研究，但問題在于人們又是在求解李約瑟難題這樣的意識下展開討論的。這就難以擊中難題的要害了。這也許是有人認為大陸學者的解答大部分“皆大膽有余，理論不足”，“給人以缺乏嚴格學術訓練的印象”的一個重要原因。（［19］，p.73）雖然這個評價未必中肯，但不少解答的確未能準確理解難題的含義。許多人在強調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時，盡量尋找李約瑟贊揚中國之杰出的論述，而不注意李約瑟這些論述的背景和限制范圍，在探討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原因時，又幾乎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歷史和社會，因而這些原因又直接構成對特征（1）—（4）的否定。有些解答也注意到中國古代科學理論較為落后這一點，但遺憾的是解答者并未把它作為難題的一個部分，而是作為答案的一部分。這些論述就幾乎成為“無效勞動”。總之，我國的解題工作未能充分“聚焦”，而呈現出“散打”狀態，這不能不說與未能準確理解難題有直接聯系。

有學者最近指出，“李約瑟難題”應該命名為“任鴻雋難題”（［21］，p.32）。這個問題直接與本文有關，我們愿在此提出一點粗淺看法，以就教于前輩和學界同仁。從表面上看，任鴻雋、馮友蘭兩位先生所提出的問題與李約瑟難題似乎一樣，實則不然。首先任、馮所說的“自然科學”并非僅僅指“近代科學”，他們都認為“中國向來無科學”。所以，當他們在“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時，是在說中國向來無科學的原因，而并非只是在說中國在近代才無科學的原因。其次，根據我們的分析，李約瑟難題不只是問題Q[,1]，而是兩個問題組成的難題（P[,1]，Q[,1]）。我們在前文論證了，表述P[,1]是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總體概括，因此，他的SCC的意義就在于確立了P[,1]表述，即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文明的科技成就，并糾正了西方人長期存在的“中國無科學”的偏見，這當然也包括任、馮等中國學者所持的同樣這種觀點。許多當代中國學者在接受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成就的贊揚時，忽視他同時指出中國在科學理論方面比較落后的重要見解，而在理解他的難題時，又完全忽視他的表述P[,1]，這倒是讓人費解的奇怪的事情。最后，由于有了P[,1]，Q[,1]在難題結構（P[,1]，Q[,1]）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舉例來說，如果認為P[,1]含有中國科學技術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執”了“世界之牛耳”之意的話（準確地說，應該是在“把人類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的意義上），那么Q[,1]就是問中國何以在近代沒有繼續“執世界之牛耳”，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有”、“無”的問題。同樣，在任、馮的問題下解題，“中國向來沒有科學”這一觀點并不見其謬；在李約瑟難題中，前提就否定了這一結論。因此，P[,1]不僅是Q[,1]的邏輯前提，而且原則上規定了Q[,1]的內容和解題方向。我們認為我國的解題工作存在審題問題，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我們不揣冒昧地說，與其說存在難題的更名問題，不如說存在對難題的理解問題。我們無意抹殺任、馮兩位先生對難題的重要貢獻，也不想為李約瑟樹碑立傳。李約瑟用他驚人的成就改變了問題的形式和內容，這也許是他說Q[,1]是最明顯不過的問題，而P[,1]是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的原因。改變難題的名稱，即使不會使解題工作離開現有的研究基礎，退回到原來的工作背景上去，也似乎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無益。順便說，難題的名稱問題似乎也與“為國爭光”無涉。直布羅陀原來被認為是世界的邊緣，西班牙人曾為此感到自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再把它看作是通向新世界的出口，他們同樣感到自豪。

關于逆事實陳述是否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這是一個史學理論問題，已有專門研究。例如，H.克拉夫就認為：“不考慮逆事實的編史學，與否認作為解釋基礎的規律的合法性是一回事。”（［22］，p.69）我們要說的是，不僅真實問題有可能用逆事實陳述表述，逆事實陳述也有可能包含真實問題。例如，如果承認李約瑟的結論，那么“中國的科學理論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和“中國文明在應用自然知識方面比歐洲文明有效得多”就是真實陳述，問其何以至此，按上述理解，就是含有逆事實陳述的李約瑟難題所包含的兩個重要的真實問題，它們應該可以成為科學史家的研究對象。

上述討論無非想表明，即使著眼點不在于解題，弄清難題的結構和含義也還是必要的。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認為李約瑟難題值得大搞特搞，也不意味著我們持完全相反的態度。不過我們在此也想提出一點疑問：中國古代忽視理論，中國當代傾向于實際，這究竟是民族精神之特質，還是純系偶然之巧合？

在結束本文時，我們也對難題本身提出一點疑問。根據以上的分析，難題的結構在于（P[,0]，Q[,0]），并且它暗含（P''''[,0]，Q''''[,0]）；難題主要問在深層結構（3）上。但是，李約瑟試圖從社會方面尋找東西方差異的原因，這說明李約瑟對難題的設問與他的解題路線不一致。

席文指出古代技術并不依賴于理論，這是對難題的一個詰問。但是，它并不構成放棄難題的充分理由。因為，席文所說并非是一個深奧的問題，我們與其認為李約瑟不解其理，不如相信他諳知其妙〔4〕。那么問題在于，李約瑟提出其難題的意圖何在呢？不過這是超出本文范圍的另一個問題了。

致謝：感謝我的導師張秉倫教授對作者撰寫本文的鼓勵和支持，以及對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見。

注釋：

〔1〕P[,1]的正確譯文國內早已有之，如參見[7]，p.148；[8]，p.2，但它們均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

〔2〕特征（3）、（4）并非無足輕重。這里關于近代科學的四大要素，是想說出類似于庫恩的“范型”的某種東西，因而它們同樣是必不可少的。

〔3〕順便指出，大陸譯本在此處又錯了。原文是說兩者在本質上不同（differentfrom），而譯文卻是“相同”。

〔4〕實際上，李約瑟在SCC第五卷中，曾就難題的合理性問題專門討論了他與席文的區別，并對席文放棄難題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及其理論依據。［23］

【參考文獻】

［1］張秉倫等，李約瑟難題的邏輯矛盾及其科學價值，《自然辯證法通訊》，1993年第6期。

［2］W.F.Bynumandothers,DictionaryoftheHistoryofSci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2.中譯本見宋子良等譯，W.F.拜納姆等編，《科學史詞典》，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3］《自然雜志》，1990年第11、12期。

［4］JosephNeedham,TheGrandTitration,ScienceandSocietyinEastandWest,Torento:UniversityofTorentoPress,1969.

［5］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6］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1,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4.

［7］趙紅洲等譯，M.戈德史密斯等編，《科學的科學》，科學出版社，1985年。

［8］李約瑟著，王翼勛等譯，“中國和西方的科學與社會”，《自然科學史譯叢》，1986年第3期

［9］H.W.Fowlerandothers,TheConciseOxfordDictionary,NewEd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

［10］Webster''''sNewDictionaryofSynonyms,G&C.MerriamCompany,Publisher''''s,1978.

［1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13］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

［14］N.Sivin,WhytheScientificRevolutiondidnottakeplaceinChina-ordidn''''tit?李國豪等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譯文可參見《科學哲學》（研究資料），1984年第一輯。

［15］JosephNeedham,PovertiesandTriumphsoftheChineseScientificTraditioninA.C.Crombie(ed)ScientificChange,London:Heinemann,1963.

［16］潘吉星，李約瑟的生平及其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7］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ryPress,1959.

［18］《自然辯證法通迅》雜志社，《科學傳統與文化——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原因》，陜西科學出版社，1983年。

［19］杜石然等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冊，科學出版社，1982年。

［20］王禹凡，淺談中國科學史之外史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迅》1993年第5期。

［21］席澤宗，關于“李約瑟難題”和近代科學源于希臘的對話，《科學》，1996年第4期。

［22］H.Kragh,AnIntroductiontoHistorigraphofScienceCambridge,1987，中譯文見任定成譯，“假設的歷史”，《哲學譯叢》，1992年第2期。

［23］JosephNeedhamandLuGwei-Djen,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5.PartⅡ,Cambridge:CambxidgeLiniversityPress,1974,ⅩⅩⅡ—ⅩⅩ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