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思想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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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致從參加起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奮斗中，始終抱持著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為忠實的列寧主義者，他想把德謨克拉西融入蘇維埃政體之中，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下，國家生活、社會生活實施民主自由，共產黨黨內實行民主生活。他提出：黨組織不要成為包辦一切命令一切的“黨老爺”；不能以共產黨的去同國民黨的相對立；黨不能高踞于國家之上；黨內領導的權力應在黨員群眾之下。的民主思想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框架內所作的思考。然而，真誠執著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國實現。在中國民主思想發展史上，不應忘記的名字。

曾經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位領袖人物，他是一位造詣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家。他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始終不忘對政治民主原則的關懷。有關他的政治民主思想，尚少見有論述者。本文擬就此試作研討。

一、共和國國民應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出生成長于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的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華民國，但是先后出現了袁世凱復辟帝制和張勛復辟清王朝，盡管當時也頒布了民主共和的憲法，但是政權仍為軍閥官僚所把持。強烈地提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作為的積極參加者，雖然還處在學生時代，但已關注著民主共和制的真正實施。針對廣大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連他們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利都不了解，曾做過啟蒙民眾政治意識的工作。他撰文將民初約法中關于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條列出來，除各種自由權利之外，人民享有“請愿于議會之權”、“陳訴于行政官署之權”，“訴訟于法院受其審判之權”，“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應任官考試之權”，“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等。他提醒民眾：共和國國民應該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吾們何論做哪廂（項）事情，終總要自己主張，不要服從他人。吾說應該做的做上去，不過不要溢出公認法律外就好了”。他還對平等、自由作出解說：“從前專制國家……因勢利而享特權，這不是共和政治所宜有的。所以，共和政治的法律，必以萬民平等為原則……無論他資格上地位上什樣，公法上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都是一樣，就是凡為國民人格同一。”這說的是平等。關于自由，他說：“在共和時代，國家以人民組織……個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權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國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濫用權力而侵害的。但是人人要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為限”。1這里，在啟發民眾，要懂得和實施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主自由權利，要有獨立的人格去享受法律范圍內的平等、自由的權利。顯然，年輕的早就在宣傳和呼喚民主和人權了。

五四時期，也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他運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觀察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并對中國應實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成兩步走有了初步的理解。他認為，中國社會，第一步要實行民主政治。“大家要干涉政治，具體說起來：第一，實行普通選舉，選舉真正代表吾們說話的人。第二，遇有什么重大問題，大家公開討論，發表國民的主張。這是吾們第一步的辦法。等到這一次的革命和振興教育等成功了，后來再講第二步”。第二步就是實行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所列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綱領。2從上述可知，當政治上覺醒，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他即對實行民主政治非常關注，著意宣傳，并認為，只有先實行民主政治，然后方可進入社會主義，實行共產主義綱領。

二、實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

于1925年秋赴蘇聯留學，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后任教，亦講授列寧主義。他自述：“學習中最感興趣者即為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際。第三年內，對于這門課，曾擔任教課，曾加以特別研究。”3列寧主義的主要內容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對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精通的。1931年他回國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論宣傳工作。1933年初進入江西革命根據地，后來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從事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工作。盡管當時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傾錯誤路線統治之下，但是無論從列寧主義學理出發，還是從蘇維埃政權工作實踐出發，或者說，正好是從這二者的結合出發，都對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中要貫徹德謨克拉西（民主）的原則非常重視。

從理論上論證，蘇維埃政權對工農大眾要最大限度地發揚民主。他說道：“這一工農民主專政對于最大多數的工農民眾則是最大限度的德謨克拉西（即民主主義的意思）。它真正實現了廣大群眾言論、集會、結社與出版的自由，使廣大群眾真正參加蘇維埃政權，開始自己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4他引用了列寧的論點：“新政權是大多數人的專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在大多數群眾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廣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眾參加政權，沒有任何隱藏，沒有任何秘密，沒有廣告，也沒有形式。”（一九二0年十月二十日《關于政治問題的歷史》）5當時周遭彌漫著的是強調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即暴力專政的氣氛，而卻很重視蘇維埃政權要最大限度地實現勞動民眾的民主，這無疑包含了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反映了這位學者型革命家執著追求民主的精神。

雖然在理論上說，蘇維埃政權對廣大勞動民眾應實行最廣泛的民主，但實際情況如何呢？觀察到的卻是許多相反的情況：“在有系統的發展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方面，我們是異常的不夠，甚至在許多同志的思想與行動方面，表示出對于這一根本問題的無知與錯誤的了解。這主要的表現在我們蘇維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蘇維埃政權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蘇維埃政權的權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致）常常發生絕不能容許的對于群眾的強迫命令的現象。”中國蘇維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看到，“在我們黨內，對于蘇維埃的工作，顯然還是存在兩種傾向。或者是我們黨的負責同志，直接下命令給蘇維埃，要蘇維埃執行黨的命令，甚至在縣蘇（維埃）、區蘇（維埃）的會議上，黨的縣委或區委的書記直接出席做報告，決定縣蘇區蘇的工作。或者是黨根本不理蘇維埃的工作，把蘇維埃的工作當作無關緊要。甚至把黨內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都往蘇維埃政府送。”6

這里所說的兩種錯誤傾向，實際上是一回事。既然黨對蘇維埃直接下命令，以黨代政，包辦代替，自然把蘇維埃看作可有可無，無關緊要，把犯過錯誤的同志往蘇維埃送（本來是裝飾品，裝裝樣子有什么要緊），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的文中用的語匯是“許多同志”，“異常的不夠”，“往往”，“常常”，“我們黨的負責同志”等等。它說明，當時在江西革命根據地不是個別或少數地方，而是相當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黨代政，黨委包辦代替政府工作的情況，而且直接從黨的中央起就有這種情況。可見，這是“左”的錯誤路線、方針在黨政關系方面的錯誤表現。無怪乎專門撰文批評這種違反并障礙蘇維埃民主的現象了。

結合當時改選蘇維埃的具體工作，提出了發展蘇維埃民主的作法。他要求，“吸收每一個蘇維埃的選民，參加蘇維埃的選舉”。“在改選之前，各級蘇維埃必須向選民做他們的工作報告”，必須在候選人與工作報告中，發展極大的自我批評，揭發過去的一切錯誤，同官僚主義與貪污腐化等現象做最堅決的斗爭。黨不但不應該掩蓋蘇維埃過去的錯誤，而且應該領導這一自我批評的發展，消滅群眾對于蘇維埃負責同志的畏懼心理，使他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是蘇維埃的主人翁，只有他們有權選出或撤回他們自己的代表。”7

是理想主義者，他文中用的字眼，如“每一個”選民，揭發“一切”錯誤，做“最堅決的”斗爭，都是很理想化的要求，實際上當時是很難做到的。

又寫道：“在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中，首先必須利用一切官僚主義的事實向群眾解釋官僚主義的罪惡”。這里他又用了“一切”這個詞，沒有為考慮照顧某些高級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產生什么“不利”的影響，在揭露官僚主義事實時要經過選擇和領導機關批準手續留下余地。這恐怕又是純學理化的思維方式。他接著寫道：“在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爭中，蘇維埃的領導者必須使蘇維埃的公民學習他們的召回權與改選權。關于蘇維埃公民的這一召回權在蘇維埃的憲法上是分明的寫著，然而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告訴群眾如何使用這一權力。”8事實確實如此，憲法上怎樣寫著是一回事，實際上怎么做著又是一回事。想使實踐與學理相一致的思維，面對著的卻是行動與書面不相一致的現實。不過，確實真誠地孜孜以求地想在蘇維埃政權下實現德謨克拉西（民主），實現選民真正的選舉權、召回權（即罷免權）、改選權。接受了列寧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后，仍然信奉著民主主義精神。在他的思想里，這二者是能統一的。

為實施蘇維埃民主，還重視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這里可以引用他批評報紙在反官僚主義斗爭中只空喊口號而不揭露官僚主義事實的一段話。

在我們的報紙中差不多經常議論到應該反對官僚主義，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對官僚主義把嗓子都弄啞了。然而，關于官僚主義的具體事實的記載則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

我從《紅中》（指〈紅色中華〉——引者）一百0六期翻到一百二十八期，似乎只有兩個關于官僚主義的事實的新聞，而且這些新聞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這些新聞都是拿旁觀者的筆調隨便寫來充充報紙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對官僚主義而外，我們很難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義者，他的官僚主義的具體表現與他的官僚主義在群眾中所發生的惡果的記載。如若這樣去空洞的反對官僚主義，那不但官僚主義不會受到絲毫的損失，而且官僚主義者也會雙手贊成反對官僚主義，因為這種反對決不會影響到他自己的官僚主義。9

看來，在當年江西蘇區就存在著報紙空喊反官僚主義而又不敢揭露官僚主義的事實及其嚴重危害的情況。對這種情況批評得多么深刻，諷刺多么尖銳！這反映了他對輿論工具報紙不能如實揭露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是何等不能容忍！這反映了他對實施蘇維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熱誠！

三、不要成為包辦一切、命令一切的“黨老爺”

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下，要實行政治民主必然遇到如何看待和處理黨與群眾的關系這樣的理論問題。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既然黨的決定指示總是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什么還要強調發揚政治民主呢？或者，黨的組織預先決定了的事情再經過一道民主的程序，就是走走形式吧？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處理黨與群眾的關系。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施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開辟和擴大抗日根據地，迅速成為全國性的大黨。如何處理黨與黨外群眾的關系，關系到共產黨能否迅速擴大革命勢力和革命根據地能否擴展和鞏固。專門撰文論及正確認識和處理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這也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

除了論述黨必須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照顧群眾現有的政治水平，滿足群眾切身的局部利益，等待和幫助群眾一道前進等觀點外，專門論及黨與其他群眾團體的關系，和黨的決定須要由群眾的實踐來檢驗是否正確等問題。而這恰恰是實施民主政治的出發點。

認為：“黨必須采取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去組織群眾”，“同時尊重這些團體的特殊性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依靠它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他批評有些同志“不懂得黨必須經過各種各樣的群眾團體去實現對全國最大多數群眾的領導”；“在那些黨已經取得領導的群眾團體中，他們卻不去估計群眾團體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黨化’；或者不去尊重群眾團體的獨立性，依靠他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而使自己成為包辦一切、命令一切的‘黨老爺’。他們不懂得黨是群眾的領導者，而又是為群眾服務的公仆。”10尊重群眾和群眾團體的獨立性，不作包辦一切、命令一切“黨老爺”，這是實行政治民主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還從認識論的角度論述黨必須向群眾學習，尊重群眾的實踐經驗的道理，為貫徹民主原則作理論論證。他說：“沒有群眾的革命實踐，就不會有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根據社會發展規律與革命運動規律的正確把握而預測未來，指導未來。但群眾的實踐是無窮的，它比馬列主義所能預見的復雜得多，豐富得多。所以，黨必須向群眾學習，總結他們實踐中一切新的經驗，以豐富發展馬列主義，使他們能更好的領導群眾。”11不愧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明確指出，群眾的實踐“比馬列主義所能預見的復雜得多，豐富得多”，馬列主義現有的原理終歸是有限的，而“群眾的實踐是無窮的”，如果黨只管自己作決定發指示（縱然這些決定指示都是符合馬列主義原理的），不向群眾學習，發揚民主，總結群眾實踐的經驗能行嗎？

進一步指出：“群眾的實踐是測量黨的領導之是否正確的最后標準。黨要根據群眾的實踐來考驗黨的決定的是否正確，如果群眾的實踐證明黨的決定是不完全正確的，那黨必須根據群眾實踐的經驗來校正或修改黨的決定；如果群眾的實踐證明了黨的決定是錯誤的，那黨必須拋棄過去的決定，根據群眾實踐的新的經驗，來重新采取新的決定。”12勇敢地從認識論的角度分析，黨的決定有可能不完全正確，或是錯誤的，那時要由群眾實踐的經驗來校正修改黨的決定，或是“黨必須拋棄”錯誤的決定，采取新的決定。這里涉及決策的科學性與決策的民主程序的關系問題。那種認為黨的決定天生地或永遠地是正確的（正像后來所說：“有些人以為只要黨決定了的東西就一定是正確的。”13），無須發揚民主，尊重群眾意見的觀點，無疑是極端錯誤的。

論述尊重群眾和群眾團體的獨立性，不作包辦一切、命令一切的“黨老爺”，和要由群眾實踐經驗來檢驗黨的決定的正確與否，從實際工作程序和認識論兩方面論證，為實施政治民主提供了理論基礎。

四、不能以共產黨的去同國民黨的相對立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中華民國特區。原先的蘇維埃政權改為抗日民主政府，設置了參議會。為了保證邊區政府中有一定比例的非共產黨員成份，中共中央還規定過實行“三三制”政權。但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指出，在黨與黨外關系方面，在政權建設方面，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左’傾危險，表現在民主精神的不足與黨包辦一切的工作作風”。在黨領導的地區，“既然黨領導整個工作，那黨就應該包辦一切——這就是這些同志的‘哲學’，因此對于各種民主制度的建立，他們也就表示了消極。”他分析說，沒有民主，統一戰線就無法存在，“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沒有民主主義的工作精神與工作作風是不可能的。統一戰線就是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們的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要經過共同商討，共同決策，共同遵守，共同實行，誰也不能包辦。既然是統一戰線，那參加統一戰線的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們的地位，就應該受到尊重，他們的意見就應該受到注意，他們自己就應該積極的參加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允許一黨一派的包辦。”14他批評說：“黨包辦一切的辦法好像是‘最革命的’，甚至似乎是在發揚高度的‘黨性’，其實這是一種使黨脫離群眾的一種‘左’的關門主義。因此，這種傾向必須適時糾正。”15對實行民主，是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不能由一黨包辦的道理，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白。

那么，在統一戰線黨派合作中如何實行民主呢？指出：基本原則“就是一切要取決于大多數，經過大多數。參加統一戰線的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們，可以有各種各樣不同意見，但經過共同討論之后，最后的意見必須是大多數人的意見，也只有為大多數人所采納的意見，才能經過大多數而見諸實行。”共產黨提出主張，“必須采取提議的商討的方式，而不采取強迫人家接受的方式”，同時“歡迎其他黨派其他人們的其他提議、其他意見，而且一樣鄭重的討論他們的提議與意見。”這里最要緊的是，不能認為共產黨提出的主張都是對的，其他黨派和黨外人士提出的主張都不好。說：“如果在討論中我們發現我們的主張中有不好的地方，我們就應修改。如果發現其他黨派的意見中有很好的地方，我們就應該采納。務使大多數最后所通過的決議不是一黨一派的意見，而是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有人們共同的意見。”16這種尊重其他黨派和無黨無派人士，按照大多數意見辦事的主張，浸透著真正的民主主義精神。

最警辟的觀點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但自己也不能搞。他說：“民主主義的工作精神與工作作風，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均應加以貫徹。我們一方面向國民黨要求民主自由權利，另一方面應該自己做出實行民主的模范，首先在我們自己領導的地區內……處處表示我們擁護民主、尊重民主、實行民主。”他特別提醒：“我們不是拿共產黨的去同國民黨頑固派的、一派專政對立。在我們領導的地區，凡是我們向國民黨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權利，我們都應該首先自己實行起來。”17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徹底的，因而也是非常真誠的。

統一戰線中還包括黨外的無黨無派人士。要做好黨派合作和與無黨無派人士合作，首先要解決正確看待黨外人士的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從對人要有偉大胸懷和氣魄，要有寬宏大量待人的態度，規勸共產黨人要正確看待黨外人士。他說：“決不要把黨派的偏狹成見去看待無黨無派的人，似乎除了本黨本派的人之外那些無黨無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這種態度顯然是完全不正確的。”“一黨一派所吸收的優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眾間有才干與有用的人卻是無窮的”。“如果人們的眼光，只限制在現時自己黨派內的幾個人身上，只相信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這些人來包辦一切，甚至‘包而不辦’亦在所不惜，那我們可以說這些人是決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業的”。18只有這樣具有寬闊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氣度，才能對黨內偏狹關門主義和壟斷政治的錯誤傾向作出如此深刻的批評，說出這樣正大光明磊落無私的話來。而寬大胸懷和包容氣度正是實施政治民主所必需的文化心理素質。

五、黨不能高踞于國家之上·黨內領導的權力應在黨員群眾之下

在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后，從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體察到實施民主的重要性，對發揚民主問題作過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論述。其內容非常豐富，這里只能撮要介紹幾點警妙的見解。

警覺地認識到，共產黨執政后最容易犯，也是最危險最致命的錯誤是脫離群眾，黨（同時還有國家機關）的領導干部容易將自己與人民群眾之間應為勤務員與主人的關系“顛倒過來”，“似乎群眾有義務服從他們的領導和指揮，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發號施令”。從這一根本點出發，他提出要“充分發揚人民的民主”。19“吸收人民參加管理……發展各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監督”。20

在黨與政府關系方面，他提出：“黨領導國家，但它本身不是國家”。“黨不能超過國家，高踞于國家之上”。21由此，他提出，要“尊重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規則辦事”，不能把它“當作無關緊要的可有可無的組織形式”。22當然，也不能把人民代表的會議只當作形式，關鍵還在于它的內容。他指出：“人民代表會要能開得好，必須發揚民主……讓到會代表自由大膽地發表意見……沒有絲毫顧慮”。“干部要由人民代表來選舉”，人民有權“清除那些貪污蛻化分子”，“可以將他撤換”。23

在黨與社會團體方面，認為，“決不能把黨的領導等同于黨包辦代替一切。黨包辦代替一切，（就）把國家、工會、青年團的單獨工作給否定了”。他認為，“黨領導一切……必須經過各該組織的黨員……說服群眾接受黨的指示”。“如果各該組織中多數人堅持他們的意見，黨也不能強迫群眾服從黨的決定”。24他還提出重要論斷：“集中統一下的民主...容許在國家生活、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方面采取多種形式的完全自由”。25

感受最深、思索最多的，是共產黨內發揚民主問題。在貫徹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方面，他重視發揚和擴大黨內民主，重視民主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基石作用。他提出了黨的領導權力，包括黨的中央機構的權力“應該在黨員群眾之下”26的論斷，道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真諦。他強烈感到，黨內應該創造民主氣氛，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應該實行集體領導。針對50年代后期起“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27的情況，深感憂慮。他就提出學習海瑞精神的說法，發表意見說：“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氣，使人敢于說話而不害怕”。28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又針對的話說：“主席常說要敢于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要領導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29當時，連、這樣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政治局）的成員都感到：中央內部有些問題不好提，集體領導搞不起來。30后來總結說：“每個黨員，不論其職位高低，在黨內都有發表不同意見和相互批評的平等權利。”31他并針對用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壓制發表不同意見的作法，提出：“許多思想上的矛盾，產生于認識上的差別”，“即使兩個馬列主義者，對同一事物的認識也不能完全一樣，而常常不一樣，從而發生爭論。這種爭論當然不能說是階級斗爭。”32有關黨內批評，他指出：“領導者對于下級同志和下級機關，不應該提出過高要求，否則就談不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黨內常常出現的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的情況，同黨內那種言者有罪，聞者不戒的家長作風、軍閥作風有直接的關系。”33他的論斷是：“居于領導地位的黨員，必須勇于負責，但是我們所要的是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斷，不是一個人說了算。”34

對黨內民主問題感受最為痛切，論述亦最透辟。但他從實際生活中也清醒地認識到，真正實施政治民主并非易事。他說：“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關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作風不容易。”35他又寫道：“無產階級民主……要在長時期內經過不斷斗爭，才能逐步實現。”何以如此呢？他分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產黨對實行民主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實行民主還缺少經驗”。36轉六實施民主是的政治理念

大致從參加開始的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奮斗中，始終抱著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為忠實的列寧主義者，他想把德謨克拉西融入蘇維埃政體之中，在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下，國家生活、社會生活實施民主自由，共產黨在黨內實行民主生活。身上浸透著追求民主的頑強精神，心中樹立著實現民主的堅定理念。他真誠地執著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國實現。

當“左”傾錯誤思潮竭力強調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就是暴力鎮壓，就是共產黨專政，就是對全部社會生活實施強力控制，在一切領域包括上層建筑思想意識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基層，將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曲解為脫離民主的絕對集權制甚至領袖個人獨裁制（以領袖講的每一句話都作為“最高指示”，若稍有異詞，就要全黨全國共討共誅）的時候，卻在列寧主義那里尋求民主原則，從學理上加以論證。在他的思想里，民主制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相容的，能夠統一的。他在晚年讀列寧著作時體悟到，應“容許國家生活社會生活方面多種形式的完全自由”，應吸收人民參加管理，發展各種形式自下而上的監督等。37他是努力將列寧主義學說與中國社會實際、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的。他從列寧談到對蘇維埃政府實施監督，中央監察委員在實施監督時，要想出特別巧妙的辦法來掩護自己的行動時，聯想到中國古代大官化裝微服私訪。38在共產黨人中，是一位在中國實施民主的不懈思考者。

的政治民主思想淵源于西方民主主義的思想影響。自1917年他進入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起，就接受了高舉民主、科學大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新青年》啟發了的思想覺醒。從此，“他對中國舊社會的一切發生了懷疑與反抗，而景仰歐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與生活”。39積極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宣傳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通曉英文，能閱讀和翻譯外國論著和文學作品，視野開闊，通曉西方歷史文化。他到過日本，特別是在美國生活工作了一段時間，體察過西方的生活、制度和文化。他從閱讀、翻譯西方作品和自己的文學創程，觀察社會，剖析人生。在他的思想深處，種下了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種子，“永遠追求著的只是真理和正義”。40因此，與其他許多共產黨人不同，接受西方民主主義思想的浸染薰陶較深，當他成為列寧主義者后，心靈深處仍然埋藏著民主主義思想的底蘊。

的民主政治思想基于他的人民本位觀念。他反復強調的是，人民群眾是主人，黨和政府的干部是勤務員，黨不能超過國家，黨不能高踞于國家之上，國家要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這使人聯想起古代以孟子論斷“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代表的民本思想。41深深摯愛人民，為了人民的疾苦，他頂著壓力、冒著風險在廬山會議上發言，反對浮夸冒進，反對個人專權。他反對黨的干部騎在人民頭上作“黨老爺”。在黨內不拉幫結派，對黨外也主張不要以共產黨的與國民黨的相對立。他是真正毫無偏狹私心胸懷博大的共產黨人。在這樣的共產黨人身上和思想里才真的達到了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

是位學者型革命家，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似乎不免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他要求在蘇維埃政權下實行最廣泛的民主，人民對政府干部除了有選舉權，還有“召回權”（罷免權）、改選權，報刊要揭露官僚主義的真相；他主張尊重群眾團體的自主獨立性，尊重國家生活社會生活的自由；在黨內，黨的領導權力應該在黨員群眾之下；他要求領導者對于一般黨員和下級組織提出的批評即便是完全不正確也要虛心傾聽等，距離實際生活顯然相當的遠。但他關于國家生活、黨內生活民主的各種原則，無疑是民主政治應有的軌范。事實上，正如前述，從切身體驗和晚年冷靜思索中清醒地認識到，實現政治民主還要經過長期不斷的斗爭，他在所處歷史環境里感到共產黨對實行民主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從這一方面看，還是個現實主義者。

總體而論，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框架之內所作的思索，是他所處時代的思想成果。他許多有關政治民主的論述還是以黨的領導、群眾路線這樣的角度作出發點的。他對民主的思考有時還只限于要求營造民主氣氛（允許人們發表不同意見），希望領導人發揚民主作風，能容忍發表反面意見。他還不可能像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從制度上考慮政治民主問題，提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高度民主這樣的目標。這些無疑是民主政治思想的歷史局限。但這無損其政治民主思想的理論光輝。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像這樣對實施民主政治不倦思索、作出理論思考，并提出那么多精辟見解的，尚罕見其匹。

為實施自己應有的黨員民主權利和黨的領導核心成員應有的政治權利遭受過打擊迫害，無疑他是民主政治實踐的失敗者。但關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為探討政治民主問題的思想財富而給人啟示。從這一點來說，又是民主政治理想的勝利者。在中國民主思想發展史上，人們不應忘記的名字。轉注釋：

1：《中華民國平民注意（評論）》，1919年7月22日，引自《早期文集》，選集傳記組、故居、北京大學圖書館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6－8頁。

2：《社會問題》，1919年8月19日－22日，引自《早期文集》第24頁。

31928年填寫的《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教員班登記表》，引自程中原著《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0-101頁。

4：《二次蘇大會的改選運動與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1933年8月1日，《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文集》第二、三、四卷出版版次均同），第394頁。

5同上，第393頁。

6同上，第394-396頁。

7同上，第399頁。

8同上，第398頁。

9：《關于我們的報紙》，1933年12月1日，《文集》第一卷，第423頁。

10：《略談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1939年11月7日，《文集》第三卷，第31-32頁。

1112同上，第32頁。

13：《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月8日，《文集》第四卷，第496頁。

14《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1940年8月10日，《文集》第三卷，第105-106頁。

15同上，第109頁。

16同上，第106-107頁。

17同上，第108頁。

18《論待人接物問題》，1938年7月16日，《文集》第二卷，第431頁。

19《人民群眾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76-478頁。

20《讀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新經濟政策論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頁。

21《正確建立黨和國家的關系》，《文集》第四卷，第508-509頁。

22《人民群眾是主人》，《文集》張四卷，第479-480頁。

23《革命勝利后的干群關系問題》，《文集》第四卷，第124頁。

24《社會主義若干經濟理論問題》，《文集》第四卷，第369頁。

25《讀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新經濟政策論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頁。

26《黨內斗爭要正確進行》，《文集》第四卷，第505頁。

27《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18－819頁。

28蕭揚：《憶廬山會議前后的同志》，引自《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一書，選集傳

記組編，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2-33頁。

29《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文集》第四卷，第337頁。

30蕭揚：《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第36頁。

31《黨內斗爭要正確進行》，《文集》第四卷，第502-503頁。

32《不能把階級斗爭擴大化》，《文集》第四卷，第486頁。

33《黨內斗爭要正確進行》，《文集》張四卷，第502-503頁。

34同上，第503頁。

35《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文集》第四卷，第338頁。

36《人民群眾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81頁。

37《讀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新經濟政策論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頁。

38同上，第419頁。

39《洛甫自傳》，1941年1月14日，引自張培森主編《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9頁；又見《1943年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傳》修訂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第18-19頁。

40《早期文集》，第542頁。

41《孟子·盡心》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