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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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仁政王道

在孟子以前，民本思想更側重于強調愛民對固國安邦、維護君權的作用，即愛民是統治階級實現其利益的必要保證。而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意義不僅僅在此。周天子勢力衰微、各諸侯分而治制且相互爭戰，學術之分自由而濃厚，為孟子提出激進的理想主義政治觀提供了優越的現實條件，故其內容豐富多彩，論述極為深刻，具有非常進步的意義。

首先，孟子察己觀物，知人論世，扶微辨理，橫斥異端，竭畢生精力創立了一套人性本善的理論體系。他的邏輯理路是：人皆有四端，即：“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所以人人可以為善，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惡在于不能盡其才，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同上）這在理論上承認了人的先天平等性，并成為他“仁政王道”主張的理論基礎，顯示了其進步性。為此，他還建立了一套形上學的邏輯體系，即“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佚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這也是他一切理論的形上學依據，并把它直接應用于現實政治，批判當權者的暴虐，衡量政治得失，顯示了其批判性。他進一步論證了行仁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

其次，孟子“仁政王道”的主張還在于他對社會分工的高度認識。孟子在與農家許行的辯論中，反對君民共耕的賢君觀，而肯定社會分工的意義，他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這一最為進步的思想卻被后人誤解為為剝削階級作合理論證的、消極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孟子在此看到了社會分工的必然趨勢和合理性，在當時具有非常進步的意義。這一思想也暗含了孟子重視平等交換（非絕對的平等）的思想，即：各行各業的人們必須通過商品交換才能得以生活，同理，統治者統治天下，勞動人民從事生產，這也是一種交換，即“勞心者”用其“心”與“勞力者”用其“力”作交換，各盡其義，各得其利。用現代的話也可以說：政府是人民納稅雇來管理國家的，人民是主人，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仆。孟子強調統治者必須盡應盡的義務，他說：“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孟子·離婁上》）“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盡心上》）即強調統治者必須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勤政愛民，“與民同樂”，而反對統治者的任意作為、營私謀利和不顧百姓死活的“獨樂”，，否則便可“誅其君、吊其民”、變置諸侯社稷。

再次，孟子對君權產生和存在的意義的認識也是其“仁政王道”主張的認識基礎。他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越厥志？”（《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此想說明：君主不過是治理天下、教化人民、替“天”行道的工具，在“天”的面前，人人平等，誰也不能任意妄為，否則必會遭到“天”的報應。孟子此處的“天”指民心民意，他引《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來告誡統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離婁上》）。

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非常豐富、具體，大致包括兩個方面：在經濟上，實行井田制，“制民之產”；薄其稅斂，減輕征稅，“取于民有制”。在政治上，尊賢任能，他說：“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孟子·盡心下》）；寬省刑法，重教化而輕政令，他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以堯舜之世”（《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理想主義政治觀首先表現在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他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重視道德主體獨立理想人格的建構；并且設定“天爵”、“人爵”之分，以德抗位，尚道蔑勢，能夠“說大人，則藐之”。孟子的個體道德人格建構的目標是“大丈夫”，即：“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下》）且能夠“思天下之民”、“自任以天下為重”、“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其次表現在對待君民關系上，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上》）他的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統治者必須為民謀福利，否則便可變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統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發動戰爭的標準。孟子認為，如果戰爭對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誅其君，吊其民”。他認為武王伐紂不過“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反對為了諸侯爭霸而實行的富國強兵，認為那是助紂為虐：“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人民的生命財產看作第一位，而把奪取天下的不義之戰放之其次。再次，孟子對君臣關系的論述，也不是一味地強調“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這也體現了孟子重視人格平等而不以勢觀人的超俗品格。

進一步，我們可以概括出孟子民本思想的特點：

第一，批判性。孟子過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會歷史活動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理想主義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超越的，以理性主義批判現實的矛盾與荒謬，也是思想之為思想對社會的貢獻。孟子依此來批判不義之戰和暴政，對后世督導君權、激勵賢良及封建社會的自我完善產生了深遠影響！千百年來，它一直成為明君賢臣進行自我反省、追求治國安邦理想的理論武器，為其統治人民、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警醒作用。

第二，平民性。孟子的學說是平民（包括小地主、小農、小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利益的代表，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有尊重民權的意味；強調統治者應尊重民心、民意,“取于民有制”；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強調個體獨立道德人格的塑造，用“天爵”和“人爵”之分強調不同等級之間的人格平等性；重“天爵”而輕“人爵”，以德抗位，尚道滅勢。

第三，進步性。孟子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從理論上證明了人具有先天平等性，并且以德抗位，尚道蔑勢；看到了社會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制約君權的思想；提出了許多以利民為本的仁政王道的各種具體措施，顯示了其高度的人文關懷精神和理性主義精神，具有非常進步的意義！

綜上所述，孟子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而且是一個非常進步的政治家，以民心、民意、民權為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顯示了其匡時濟世、救民水火的抱負胸襟，孜孜不倦、為民請命的賢德使命感。在世俗的人看來，此種態度也許有些迂闊，不識時務，但從人類終極關懷的層面看，對理想的執著和追求，恰恰是哲人之為哲人的價值所在。

孟學對孔學的繼承和超越

重視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國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國上古社會樸素的人文主義傳統。早在殷周時期，由于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專橫統治，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平民暴動時有發生，統治集團中一些比較開明的政論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預感到社會的危機，從而懷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統治才能長久的思想。《尚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周公吸取商王‘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尚書·泰誓》）的滅亡教訓，宣揚‘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觀念。”[1]《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見孟子的思想與《詩》、《書》及孔學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到春秋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變革及動蕩不安，天命神權的思想更加動搖，產生了重民輕神的思想。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將上古社會的重民愛民思想整理為一套學說，這套學說以“仁”為核心，意在通過“正名”恢復周“禮”。孔子講“仁者愛人”（《論語·顏淵》），而“仁”又是“禮”的內在依據，“禮”是“仁”的外在表現。他認為：“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孔子的“仁愛”強調主觀的道德修養，是內圣之學。他認為，“仁”的標準是“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他提出實現仁的簡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所以其弟子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孔子還說，能夠“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孔子的“仁愛”精神推及社會，“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即為外王，亦即“德政禮治”。其特點是倫理和政治相結合，政治倫理化，要求統治者“為政以德”，以德教為本，德刑相輔，寬猛相濟。孔子還反對厚斂、攻伐與獨裁，要求統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謂“政者正也”（《論語·顏淵》）正是對統治者提出了嚴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實現“禮”的重要途徑，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而“正名”的依據是周禮，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以恢復社會的和諧有序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既有開創性的一面，也有保守性的一面。

時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戰國中后期的孟子（約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由于時代不同及學術發展的原因，極大地充實和發展了孔子的仁愛學說及德政主張，從而超越了孔子。孔子的仁愛更多的側重于倫理意義，政治上企圖恢復舊的統治秩序，表現得有些保守。而孟子立足“以民為本”的原則，將其更多地應用于政治之中，以內圣之學開啟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對梁惠王、齊宣王、滕國公都說過仁者無敵的道理:“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茍興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同時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反映了民眾的心聲和現實社會的要求。進而提出了豐富而具體的“仁政王道”思想——-這也是孟子政治學說的中心思想。

首先，時代不同是孟學超越孔學的必要原因。孔子之時，雖諸侯爭霸，社會混亂，禮崩樂壞，周禮名存實亡，但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共主，周代的制度、文化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孔子企圖恢復周禮，使社會安定，但他反對一切戰爭，尤其反對諸侯爭霸，以下犯上。面對時代課題，孔子更傾向于采用一種和平漸進的社會改良而反對革命的方法。這也由其時代所決定。而孟子之時已是戰國中后期，春秋五霸演變為戰國七雄，攻侵不輟，規模更大，社會棄仁義而貴戰爭，用詐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人民生活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妻離散，莫得其命”（《戰國策》）的悲慘境遇之中。面對時代提出的新課題，法家提出富國強兵之術，主張以武力雄霸天下；而墨家主張“兼愛”、“非攻”，思想活躍，世稱“顯學”；楊朱、老莊反對政治，強調“為我重生”、“自然無為”，影響也很大；而孟子立足于民，懷著悲天憫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懷，提出一套“行仁政、王天下”的政治主張，并且以博大精深、睿智圓通的理性之思為此作了合理的論證，從而形成一套純粹的哲學思想體系。“孔子未經展開的儒學基本精神和主道性原則發展為一個結構嚴謹、邏輯性強，經過充分論證的嚴密的思想體系，并把其直接應用于戰國中后期的社會現實，干預生活，改造世界，尤其是指導現實的政治，回答時代的課題，因而具有強烈的實踐功能。”[2]與孔子一樣，孟子也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學說，曾到過齊、宋、鄒、魯、滕、魏等國，但各國國君都不能接受和實行他的“仁政王道”思想，這由其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時代性格所決定。晚年的孟子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們從事著書立說的工作。

由于時代的原因，孟子看道了孔子所未曾看到的社會現實，齊、楚、燕、秦、吳、越、晉，都有代周而立、統一天下之勢。是時，周代制度、文化影響漸弱，西周王朝之“禮”已非其所向，而希望堯舜一樣的圣君出現，與民同樂，與民同憂，得民心以王天下。他要為新王朝籌劃、建立新的治國之策，回答新的時代課題，這就成為孟學超越孔學的必要原因。

其次，學術的發展，即“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為孟子超越孔子提供了可能。蓋孔子去世，儒分為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外加告子的性無善惡論，農家的君民并更論，縱橫之士的詭譎之學等非儒主義泛濫，嚴重沖擊著儒家的仁愛禮治原則和忠孝倫理。正如賢師李振綱教授在《智者的叮嚀》一書中寫道:“孟子以悲天憫人的憂道意識和為天地立心的價值擔當精神，辟異學，放淫辭，距诐行，衛圣道，捍衛了孔子開創的儒家學說，忠誠的弘揚了圣學道統。”[3]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若用西方政治學說的名詞，我們可以說孔子的，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經規矩，要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處（孔子有時也說富民，孟子有時也說格君心，但這都不是他們最注意的）。后人不知道這個區別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學說的進化，所以爸爸媽媽的分不清楚：一面說仁民愛物，一面又只知道正心誠意。這就是沒有歷史觀念的大害了。”[4]

三、孟子學說的影響及意義

秦王朝的統一及隨之而來的“焚書坑儒”，似乎意味著儒家道德理想主義政治的破滅,但秦王朝的短期而亡似乎又印證了其思想的合理性。故漢統治者一上來，便吸取秦亡教訓，“與民休息”。西漢初年，賈誼總結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訓，提出了“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民無不為命”、“民無不為功”、“民無不為力”（《賈誼集·大政上》）的觀點。到漢武帝時，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之策被采納，儒家從此由子學變為經學,對我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的主張；其天人感應論的“災異譴告說”表現出用“神權”來抑制“君權”的思想；在君民關系問題上，在“尊君”的前提下，表現出“重民”的思想，如其言：“且天之生民，非為天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殘害民者，天奪之。”（《舂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鮮明地提出“限民名田”，抑制兼并，輕徭薄賦，“以寬民力”等“調均”政策。此外，在《天人三策》（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二中，董仲舒指出，為政之要在于“賢能任職，教化天下”，“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并據此提出了“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士”的對策，從而開啟了“學而優則仕”，通過考試招納人才的先河，為士階層提供了跳動的平臺。而這些主張在孟子思想中得到映證。

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孟子的民本思想為開明君主所吸收，以此治理天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貞觀政要·務本》）“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民，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貞觀政要·論政體》）結合當時的現實，他采用租庸調制，輕徭薄賦，減輕農民的負擔；實行均田制，還農民以一定的土地；采取科舉制，選賢與能。從而出現了初唐“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不僅如此，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造就了一批賢臣良吏，他們為民父母，體恤民情，愛護百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利民為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名垂青史的有唐代“反苛政”的柳宗元，宋代“憂民之憂”的范仲淹，明代的“為民請命”的張居正等等。此外，孟子的民本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專政的惡性發展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如《孟子》中的某些言論讓帝王們感到刺耳。據《明史·錢唐傳》載，當明太祖朱元璋讀到《孟子》的“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時大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并刪去其中有關民本的內容，并下詔，若有人敢于此事進諫，以大不敬罪論處。

明末清初反封建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繼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使其大放光彩！黃宗羲認為國家應“以天下萬民為事”、“為天下非為君”、“為萬民非為一姓”（《明夷待訪錄·原臣》）；他認為帝王：“敲剝天之骨髓，離散天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還批判封建制度“去公法而奉一家之法”的社會現實。他的“以天下為主，君為客”的主張是相當明確的、非常進步的民主思想。顧炎武區分了“亡國”與“亡天下”，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著名論斷；且他也主張“制民之產”（《日知錄·人聚》）王夫之也提出“以民為基”、“不以天下私一人”、“均天下”、“寬以養民，嚴以治吏”的民主思想。唐甄大罵帝王：“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潛書·室語》）他還提出治民先治官，官應以“富民養民”為本職的思想；唐甄喜歡談兵，與孟子“仁者無敵”的理論一樣，極為重視民心在戰爭中的作用。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孟子思想深深影響了進步的思想家，成為他們看透封建社會的實質、反對君權專制的出發點和歸宿，并在新的歷史條件顯示了其批判精神的威力。

就在中國封建社會走下坡路時，從16世紀開始，脫離了基督教統治的牢籠、走出黑暗中世紀的西方發展迅猛，尤其在自然科學技術，資本的積累及民主、平等的觀念等方面。到了晚清至近代，西方已經崛起。這一崛起也改寫了中國的歷史。在漢民族接受了蒙古、滿清等“蠻夷”之族馬踏中原之后，他們很快為比之文明的漢文化所同化。然而，中華民族這次遭受的是異質文化的入侵。隨著“西學東漸”的加強，西方的民主思想對國民的影響日益深入。而孟子的民本思想為仁人志士接受西方民主思想、領導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來源，為民主革命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綜上所述，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批判性、平民性和進步性，做為其集中體現的“仁政王道”思想甚至飄散出一種民主的味道。但因生不逢時，很難為現實所容，命運多舛，時起時沉，因而具有理想主義的特色。然而它對督導君權、防止暴政、維護封建社會長期穩定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提供了理論來源；為近代民主革命奠定了群眾基礎。

民本與近代民主有本質差別，二者不可混淆，但又有內在一致性和相通之處。孟子的民本思想于當今時代仍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一，孟子的勤政愛民、與民同樂的思想對執政黨的思想建設有教育意義；第二，“制民之產”、“取于民有制”對于加大減輕農民負擔、禁止亂攤派、亂收費的力度有現實的借鑒意義；第三，孟子提出制約君權的主張對我們建立權力制約機制、防范以權謀私的貪污腐敗現象有啟示意義；第四，孟子重視教化百姓，于當今時代我們重視教育、提高人民素質、以科教興國有相同之處。當今時代，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由人治、德治社會向法制社會邁進。其實無論是哪種社會，也不論是哪種經濟發展方式，“人的生存狀況”應是其出發點，而“人的幸福”應是其目的；無論是人治、德治還是法治，其“應以民為主”的宗旨是一樣的。而且法治也不可能離開德治而獨立發展，很難想象在一個道德水準不高的社會里，法治會起作用；也很難想象在一個道德水準不高而“法律”橫行的社會里，人民的生存壯況會如何。在這樣的時期，主席提出了“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的治國之策；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權為民用，情為民系，利為民謀。”這一思想的提出很有時代意義，也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思想。

小結

孟子的民本思想，從人類的終極關懷出發，在急功近利的封建時代固然是一種“理想主義”，而這也正體現了人類價值理性的優先性和崇高性。孟子不是立足于如何發展經濟而不顧人民死活，也不是某人或其集團的利益，而是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人民的幸福與安樂。這對于我們認真反省自己的心浮氣躁和急功近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摘要：民本思想為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光輝的組成部分。儒家理想主義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將這一思想發揮到了極致。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闡述孟子的民本思想：一，孟學對孔學的繼承和超越；二，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仁政王道；三，孟子學說的影響及意義。孟子的民本思想作為一種理想主義政治觀，在當今時代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和借鑒。

關鍵詞：孟子民本思想理想主義仁政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