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學術品格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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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潛的學術品格，實則就是他的生命品格，因為他的一生便是學者的一生，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浸注到他的學術生涯中了。朱光潛之走上學術道路，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但是一經搖起了手中的筆，他便意識到它的份量。翻翻他早年寫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便可知道，他對學術之于青年、之于民族的意義是異常清醒的。40年代，他為呼吁學術的振興寫了一篇文章，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學術研究是國家命脈所系”，“一個國家如果在學術文化方面落后，在其它方面也就不能不落后”，因此，“打長遠計，中國的救星也恐怕還在學者們”①。也許這里透著幾分自負，不過那種對學術的執著和熱忱卻清晰可見。朱光潛在坎坷不平、艱難險峻的學術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了六十多年，直到臨終前仍不甘心停下來歇歇腳，就正是懷著這種執著和熱忱。

當朱光潛踏進英國愛丁堡大學時，他已為自己的一生作了選擇，學術從此成了他“安身立命之地”。他此時需要的只有“宗教家”們的精神和“科學家”們的頭腦。他一頭鉆進浩瀚的古典文學中，尤其對浪漫主義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執意要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而為了這個目的，不得不去觸及當時尚十分陌生的哲學和美學。他從眾多的前輩中終于尋到了心目中的偶象——克羅齊(Croce)，于是，成了克羅齊的“忠實信徒”。他發現克羅齊的直覺說很有道理：人在審美活動中很難區分物與我，它們通通消融在直覺中。直覺就是美，也就是美感，也就是表現，也就是藝術。不是嗎?——在直覺中，我的思想，情趣自然地流露了，而藝術也就誕生了；很難想象直覺之外的藝術。朱光潛很容易地把直覺說與中國傳統美學中所謂的妙悟、神韻、意境等聯系起來。但是，他不能忘記另一個曾對浪漫主義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心中偶象——尼采(Nietzsche)。尼采所倡說的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是那樣深刻地震撼過他。尼采證明，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是人生的兩種基本的心理經驗，前者是一種類似酩酊大醉的精神狀態，后者是一種安祥和諧的精神狀態，藝術就產生于這兩種精神的結合。顯然，這又為理解藝術洞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如何才能將克羅齊與尼采兩家的學說統一起來呢？這是剛剛踏進學界的朱光潛為自己提出的一個課題，一個很難的課題。當然，他為解決這一課題付出了大部分青春時光。正像我們從《悲劇心理學》與《文藝心理學》中看到的，他意識到克羅齊的直覺說主要揭示了審美活動的感性層面，而尼采的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學說則較多地觸及到理性層面，即道德精神的層面，于是他把直覺說當作邏輯的起點，把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說當作邏輯的終向，然后把布洛(EdwardBullough)的心理距離(psychicaldistance)說，閔斯特堡(Mnsterberg)的孤立絕緣說，谷魯斯(KarlGroos)的內模仿(innernachahmung)說，立普斯(TheodorLipps)的移情(Einfhlung)說以及英國經驗派的聯想說等等作為前后相接相續的邏輯環節放在它們中間，從而構成了一個新的在結構上甚是嚴整的理論框架。這樣，不僅把形式主義美學的各個支派聯綴在了一起，且把黑格爾(Hegel)、托爾斯泰(ЛлевТолстой)等道德主義美學也包容了進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消解了長久以來形成的感性與理性、形式與道德精神的對立。同時還有一層，為中國傳統美學與西方美學的融合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契機。

朱光潛初試鋒芒便在學術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收獲，這既得益于他的學術精神，也得益于他的治學方法。他把他采用的方法稱作“綜合”、“折衷”。在他看來，作為一種學術研究，這種方法是謹慎的，也是富于創造性的。他曾說過：“學與問相連，所以學問不只是記憶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襲而必是創造?！雹谒^“綜合”與“折衷”便是記憶與思想、因襲與創造的統一。他相信，“每種學問都有長久的歷史，其中每一個問題都曾經許多人思慮過、討論過，提出過種種不同的解答”，需要人們去弄個明白并承繼下來，同時，所有思慮過、討論過，乃至被“認為透懂的幾乎沒有一件不成為問題”，需要人們去清理和進一步解決，“疑問無窮，發見無窮，興趣也就無窮。學問之難在此，學問之樂也就在此”③?！熬C合”、“折衷”，實際上便是將前人成果集中起來進行分析、比較和重新闡釋的過程。

朱光潛把自己置放在了學術的前沿。他的精神和方法都是具有挑戰性的。他所面對的是西方最有權威的一批學者，其中特別是一直為他景仰的康德之后形式主義最大代表克羅齊。朱光潛沒有放棄直覺說，而是僅僅把直覺說當作全部美學的邏輯起點，這就等于說，藝術雖植根于直覺，并不就是直覺，藝術還包容了由“心理距離”所引發的一系列心理活動，以及由聯想所觸動的各種復雜的道德觀念；同時，藝術還有一個借助語言、文字、色彩、線條、形體、聲音等媒介傳達出去的問題。而這種主張是克羅齊所堅決反對的。當然，朱光潛意識到依他的學術地位尚不足以與克羅齊抗衡，但他毫不氣餒，毅然在已寫完的《文藝心理學》中補進了一章，亮明旗幟，專門批評克羅齊。而且并不就此而止，為了徹底認識和批評克羅齊，于40年代還親自翻譯了他的《美學》中屬于原理的部分，深入考察了他的全部學說，并寫了長達六萬字的批評文字；50年代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又從認識論角度深深觸動了克羅齊學說的哲學根基。

但是，對于一個從克羅齊陰影中長大的人，一個曾“恭順地跟著克羅齊走”的人，對克羅齊的批判同時就是對自己的批判。這時，朱光潛的心情有如永遠“告別”一個“多年老友”那樣的彷徨與失落，他跨越了克羅齊這座高山，卻發現克羅齊背后只是一片沙灘、一處旋渦，原先，即便是幻覺，至少腳下還是堅實的，而現在竟感到突然懸在了空中，沒有了落腳之地。他精心建構的美學框架由于沒有一定哲學體系的支撐，顯得像是風中之燭，那樣渺茫和脆弱。

朱光潛之結識馬克思主義，就學術角度講，是有其必然性的。當然，馬克思主義對于他完全是新的問題，他不得不像“初級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但是，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相信他“性格中的一些優點，勤奮、虛心、遇事不悲觀”，可以作為他“新生的萌芽”④。為了學習馬克思主義，他甚至在幾近花甲的年紀，跟隨一位白俄羅斯籍家庭教師學會了俄語。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一門學術、一種理論體系，同時也是一種世界觀，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像學習克羅齊主義那么得心應手，這一點，朱光潛一開始入門就感覺到了。他知道橫亙在他面前的主要障礙不是他曾經是個克羅齊主義者，而是世界觀上的“個人自由主義”，是“脫離實際的見解偏狹”和“意志不堅定”⑤。1956年，朱光潛寫了一篇自我檢討的文字《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可以看出這是經過認真思索了的、是真誠和嚴肅的，他確實期望馬克思主義不僅為他的學術，也為他的人生打開一條新路。

隨之出現的鋒芒指向他的美學大討論，是他不曾預料到的，但是卻給了他一個極好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機會。大討論實際上就是兩方，一方是他，作為“主觀唯心主義”美學的代表；一方是蔡儀，以及黃藥眠和后來介入的李澤厚等，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代表。蔡儀于40年代便寫過批判朱光潛的文章，朱光潛對他是了解的。在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朱光潛曾流露過對蔡儀所持的所謂反映論美學的不滿。這一次，以蔡儀為首對朱光潛展開的批判，其理論出發點正是這個反映論美學。這就促使他不得不深入研讀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前蘇聯一些美學著作，調整角度，重新思考美學問題。結果，他發現，蔡儀等的反映論，只強調存在決定意識，美決定美感的一面，而忽略了意識反作用于存在，美感影響美的一面。尤其是，他們把存在與美，意識與美感簡單地等同起來，沒有見出美作為“物的形象”與“物”本身的區別，因此，他們的反映論明顯地帶有機械論的性質。朱光潛認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反映論與意識形態論、實踐論統一起來，從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中闡釋審美現象，才可以建構真正科學的美學。只是由于朱光潛既不固執己見，又不隨波逐流，善于從馬克思主義中汲取有價值的東西，并且大膽地不厭其詳地陳明自己的主張，方使本來針對他的批判轉變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百家爭鳴。

朱光潛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道：無論任何人想成就一番事業，都需要兩種基本的德行：第一是“公”，即“公理公道”。“做學問存私心，便為偏見所蒙蔽，尋不著真理；做事存私心，便不免假公濟私，貪污茍且，敗壞自己的人格，也敗壞社會的利益”；第二是“忠”，即“死心踏地愛護自己的職守，不肯放棄它或疏忽它”?！爸也拍苡袪奚木?，不計私人利害，固守職分所在的崗位，堅持到底，以底于成?！雹廾缹W大討論對朱光潛的“公”與“忠”是一次十分嚴峻的考驗。朱光潛一開始就被置放在了被批判的地位。他是孤立的，整個討論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公開站在朱光潛一邊。而且，他必須接受這一事實，因為他畢竟是從唯心主義營壘中走出來的。但是，他堅信一條，在學術領域里，唯一的權威是真理本身。既然他已掙脫了謬誤，他與真理的距離便與其他人一樣的接近。對馬克思主義，他是個“初學”者，然而他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特殊的敏感，能夠見出別人所見不到的東西。他必須四面應戰，然而如果掌握了哪怕是部分的真理，他的聲音就不會被歷史所淹沒。經過了美學大討論，朱光潛不僅實現了美學觀念上的轉變，而且更加強固了自己的理論勇氣。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他更多次冒著被扣上“回潮”的帽子的危險，領風氣之先，挑起學術上的論爭，從而將他的名字與當代學術思想史緊緊地聯結在了一起。

開始是“共同美”的論爭，隨之是人性、人道主義的論爭，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論爭，形象思維的論爭，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及社會意識形態的論爭，所有這些論爭，有的是他挑起的，有的則是因他的介入而使之深化了。朱光潛于1979年初發表了《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這是一篇與主流意識相悖因而影響很大的文章。這篇文章有意識地把“共同美”的論爭引向了共同人性的論爭。在他看來，所謂人性，就是指人類的自然本性，而人性與階級性的關系，就是共性與特殊性，或全體與部分的關系；他還認為，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整部書的論述都是從人性論出發的。這些觀念的陳述令學術界感到很意外，因為傳統的看法是人性就是社會性，而社會性的核心是階級性。學術界對這篇文章沉默了一年左右，第二年開始有了反響，且漸漸地驚動了眾多的人，釀成了一場有名的學術論戰。朱光潛的觀點沒有為大多數人認同(據知，只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寫了附會文章)，這在意料之中，而問題不在這里，而在朱光潛對人的自然本性，以及相關的人的生理機能、潛意識、靈感、非理性等的強調，這種強調對于舊的觀念與思維方式無疑是個有力的沖擊。此后不久，朱光潛在為《西方美學史》第二版寫序的時候，在上層建筑與社會意識形態關系問題上，發表了一種新的觀點，這種觀點與傳統的看法也相去甚遠。他把“現實基礎”、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態看作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三種動力，批評了將上層建筑與社會意識形態混為一談的觀點；并且把社會意識形態歸結為“精神生活”、“主觀意識”。他的這些主張也遭到了學術界一些人的批評，并因此引發了一場規模不小的論爭。這場論爭的實際成果是使許多人意識到需要把哲學、倫理、藝術等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東西從政治結構或權力這樣的上層建筑的戰車上拉下來，解脫它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所不應承擔或難以承擔的那部分責任，從而給它以更為寬闊的自由空間。

每次論爭，朱光潛都是標榜出一種新的觀念，營建起一個新的營壘，這使得許多學術界朋友為之捏了一把汗，不時有人給他以善意的勸告，但是他卻處之坦然，不以為意。人性論、人道主義的爭論，大大沖破了舊的思想理論界的“禁區”，觸動了一系列被視為定見的基本的理論觀點，著實是在人們心靈中燃起了一把火，以致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同志不得不親自出面發表講話，闡明馬克思主義在人性問題上的基本主張，并對個別人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批評。當時，朱光潛雖未受到批評，但處境也比較尷尬。胡喬木同志擔心他因此背上思想包袱，特派人捎信安慰他，叫他放心地做自己的學問。其實，朱光潛何曾因這樣小小的曲折而沮喪而怯步呢！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戰略決策猶言在耳，學術上的自由討論體現了時代的一種要求，“扣帽子”、“打棍子”之類的舉動不可能再重演；而且人性論、人道主義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個學術問題，對這樣的問題，朱光潛有過長久的研究，并懂得自己主張的價值和份量。所以，此后不久，朱光潛在應約編寫《拾穗集》的時候，又幾乎沒有任何改動地將人性論、人道主義討論中所表達的觀點寫了進去。

朱光潛是個很自信的人，同時也是個很謙遜的人。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已經據有了真理，而總是不斷地探求。在歷來的有名的學者中，像朱光潛這樣把自身當作批評的對象，不斷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人，即使有也不會多。有的人不論學術本身有了多少進展，他們的主張卻始終不變；有的人主張雖然變了，卻不愿去承認，裝作一貫正確的樣子，這都是朱光潛所不齒的。朱光潛曾寫過一篇《談謙虛》的文章，其中這樣寫道：“說來說去，做人只有兩樁難事，一是如何對付他人，一是如何對付自己。這歸根還只是一件事，最難的事還是對付自己”，“自己不易對付，因為對付自己的道理有一個模棱性，從一方面看，一個人不可無自尊心，不可無我，不可無人格。從另一方面說，他不可有妄自尊大心，不可執我，不可任私心成見支配。”⑦在朱光潛看來，學問比“我”大，“有我”與“無我”的標準就在學問。所以他把朱熹的“清潭活水”之喻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凡是正確的，他便學習吸收；凡是錯誤的，他便清理剔除，而且他是公開的。黑格爾講，人的主體性表現在理念及為理念而不斷自我否定。從這個意義講，朱光潛是個真正具有主體性的人。他一生中帶有根本意義的自我否定就有兩次，兩次都標示了他的學術思想的巨大轉折：一次是針對早年對克羅齊形式主義的盲目信從，一次是針對50年代對某些被曲解了的馬克思主義的遷就。第一次涉及到最基本的美學觀，乃至哲學觀；這對于一個半生都生活在那個圈子里的人，無疑是相當艱難的，但做起來應時順勢，具有良好的外部條件；第二次多屬于一些具體的觀點和結論，理論上的反復尚還容易，但外部缺少機遇，一般還要冒著一定的風險。但這兩次否定都合乎邏輯地實現了，遺憾的是第二次否定(這次否定重新提出了早年的“心理距離”問題，內模仿問題，藝術起源于游戲問題，藝術靈感及偶然性問題等)還沒有真正完成，朱光潛便與世長辭了；否則，他本來可以在經歷了完整的否定之否定后給自己的學術生涯打上一個更完滿的句號。

朱光潛造就了自己的學術，學術反過來也造就了朱光潛，當我們翻檢或研讀朱光潛的學術著作時，我們的眼前不免要映現出具有崇高學術品格的朱光潛的身影。而這個時候，我們不僅對朱光潛的著述，且對學術本身有一種徹悟，從而產生一種由衷的景仰之情。

注：①④⑤⑥⑦《朱光潛全集》第9卷，第511、538、538、151—152、163頁。

②《朱光潛全集》第4卷，第87頁。

③《朱光潛全集》第4卷，第88、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