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文學中的能動性與受動性體現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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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從哲學的存在與意識的相互關系理論出發，把文學活動看成是一種人的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和反映。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文學作品作為重要的文學活動，創作主體是人，則其必然具有能動性和受動性，即文學作品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關鍵詞]文學作品；能動性；受動性；文學反映論

馬克思文學理論的基石是文學活動論、文學反映論、藝術產生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和藝術交往論。馬克思文學理論的根基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堅持辨證唯物主義是我們解讀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

馬克思主義從存在與意識的相互關系出發，把文學活動看作是人的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認識和反映。列寧首次用“反映”一詞說明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提出：“作為觀念意識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這就涉及到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即文學是意識的物化形式。唯物辨證主義的觀點認為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對物質能動的反映。文學作品作為意識形態之一必然受到客觀實際的制約，同時又是一種能動的反映客觀實際，即我們常說的文學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下面我就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根基（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簡略談一下文學作品的受到性與能動性。那什么是文學作品的受動性與能動性呢？一般而言創作主體有相應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體現為受動性和能動性。受動性就是作家在文學創作活動中要受到其所處歷史條件和社會關系的制約，他的創作不能超過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系。但是在創作過程中，作家同樣具有能動性，即創作主體既要受到時代、社會的限制，又有其個人的主動性，體現了創作主體能動性的一面。這種能動性表現在，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作家還是可以根據其個人的思想認識、藝術趣味、生活經驗，來選擇他所要表現和能夠表現的生活、主題、題材和體裁，還可以選擇他

所熟悉的藝術技巧和方法進行文學創作。了解什么是文學作品的能動性與主動性就讓我們具體來分析一下。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文學作品的受動性。

上面已經說到文學反映論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基石之一。“反映”的范疇揭示出文學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是社會物質生產活動的組成部分。馬克思文論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之一。“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列寧也曾說明文學是對生活的反映，他在著名的論文《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中說：“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會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和藝術家應當反映生活（革命的生活）的觀點被鮮明的提出來。而文學反映論的觀點在那里得到了更直接和鮮明的表達。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的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他們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這段話更是深刻的揭示出藝術源于生活，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當然也不例外。文學作品源于生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可以說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然是以生活本身為藍本.

在文學起源上看，馬克思主義認為起源于人的生產勞動，最早的文學藝術作品起源于人類的勞動過程。而勞動正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們看遠古時代遺存的作品中大都描寫了當時的勞動生活的內容。如《擊壤歌》中寫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它寫出了早期農耕生活中人們自給自足、隨遇而安的歷史情況。我們再看《吳越春秋》記載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突。”簡簡單單八個字但生動地寫出了制作武器去狩獵的過程。早就有人說過文學是生活的一面鏡子。我們被《飄》吸引當然不獨獨因為它創造的藝術形象所吸引，當然也由于在美國南北戰爭這個大背景下它所反映的人們社會生活風貌。在《飄》中我們能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和所有戰爭一樣，美國南北戰爭帶來的同樣是毀滅。南部聯盟軍在抵抗數月后，傷亡慘重，思嘉的幾位親人朋友都死在戰場上，在兵源緊缺的情況下，南部聯盟不得不動用少年參戰。戰后亞特蘭大這座城市成了一片廢墟。這就是戰爭。可以說通讀該作品就是在看南北戰爭下當時人們的一種生活狀態。

有些“純文學論者”認為文學創作的源泉來源于作家主觀的精神世界，它是超脫于社會生活之外的。我們看那個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命，解綏歸田，寫出“采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等田園詩和著名的《桃花源記》。“純文學”論者認為這位“超脫出世”的詩人的作品之所以經典就是不識“人間煙火”。事實上陶淵明并未離開生活而寫作，他的那些田園詩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正是它表現出晉末的黑暗，及對渾濁官場的官場生活的厭惡和否定，表現出對新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桃花淵記》里所描寫的烏托邦的理想社會，也深深扎根于當時的社會生活的土壤，它典型的反映了當時封建社會里小生產者爭取美好生活的理想與愿望。所以，那種純然與社會生活無關的創造是沒有的。即使一些標榜“為文學而文學”的創造也仍然要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理想傾向，歸根到底仍然是是一定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把（文學）藝術設想成活在自己特殊的小天地里，和生活別的方面毫無共通之點的純粹的排它的東西，這種想法是是抽象而空幻的。這樣的（文學）藝術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

上面說到文學作品取材于生活，那當然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它所特在的歷史生活的制約。我們知道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詞、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些文體的演變發展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早期的文學形態是詩歌，而詩歌是源于勞動時的號子和呼喊。到后來元曲、明清小說的發展也是由于市民經濟的發展。

說文學作品的源于生活，具有受動性，但并不意味著文學需要照搬生活。它同樣具有能動性，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學高于生活。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論把文學看作是主體對客體能動的認識。

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之一的文學與經濟基礎間接地發生作用。伊格爾頓指出，“一切藝術都產生于某種關于世界的意識形態觀念”。文學既是觀察世界、反映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維系、批判生產現實世界的積極方式。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表明文學具有政治性和和意識形態性，它反映、構建和生產了主流及其邊緣社會意識形態與價值觀。

談到列夫托爾斯泰的時候，列寧說到：“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我國農民起義的弱點和缺陷的一面鏡子，是宗法式農村的軟弱和‘善于經營的農夫’遲鈍膽小的反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列寧不僅強調文藝反映生活，同時也肯定文藝的反映不是刻板的，文藝也反作用于生活。也在充分文藝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后，同時也強調這種反映是一種歷史的反映，因此他說：“文藝作品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思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阿多諾也提出：“（文學）藝術是對現實的否定的認識”。這說明文學的“反映”論具有批判和拯救現實的功能，以否定的方式構建和生產現實意識形態。

我們知道文學活動由四要素構成：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這四要素在文學活動中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文學反映現實的過程是構建文本世界的過程，它既是社會意識形態、觀念的交互作用與實踐過程，也是構建、生產諸意識形態的過程。在文學活動中，讀者通過所構建的文本世界理解、挖掘和生產發展相應的意義世界和意識形態。

應該說凡是一部越是成功的文學作品它的，魅力就不單單在于它呈現了生活，更重要的在于它的能動性即高于生活的一面。這種能動性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文學作品能動的反映社會生活。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體是人，對同一生活素材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樣面對秋天的楓葉，在懷著悠然閑適心情的杜牧眼里是“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在這里秋天的楓葉比二月的鮮花還要鮮艷；王實甫筆下則是：“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西廂機記長庭送別》），在這里楓葉像是被淚水染過一樣，讓人傷感醉心；在滿懷憂國情思的戚繼光那里又是這樣的呈現：“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葉丹”，在這里秋天的楓葉又顯出豪邁悲壯的色彩。可以說文學作品是作家審美再現的一個過程，而“審美活動的具體內容永遠隨著人生而不斷變遷，不斷升華和不斷豐富的。”

如果看了錢鐘書先生的《圍城》，又了解錢鐘書生平的則會發現書中的方鴻漸與錢鐘書是有很多相似處的。在半殖民半封建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留學生方鴻漸在上海、香港的生存境況。有人說《圍城》是帶著自傳性質的，這點當然不假，因為文學是來源生活的。而方鴻漸是否就是現實生活中的錢鐘書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錢鐘書是位成就斐然的學者，中、英文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并獲得牛津大學學士學位。反過來說如果《圍城》真的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傳估計也不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了。正是作者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將生活濃縮，矛盾集中才使其影響深遠。“不管是事業也好，婚姻也罷，大抵都如此”，作者所以的選材和情節安排都是為表現這一主題的。城里城外進進出出，尋找最好的，而所有的尋找都是徒勞的。

另一方面文學作品的能動性還表現在它能反作用于生活。優秀的文學作品總能給我們或啟迪或陶冶。像李伯遠的譴責小說《官場現行記》描寫了形形色色的官僚，就深刻揭露了他們為升官而迎逢鉆營，蒙混傾軋，可以說為近代中國腐朽丑陋的官場勾勒了一幅歷史畫卷。使人們認識到更清楚地認識到社會的黑暗腐朽。說到批判是少不了魯迅的，他把目光集中在社會最底層，描寫那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與魯迅的創作目的是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中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效的注意。”像魯迅在《藥》中最后寫到的那一圈小白花一樣那是寄予了作者的希望的。那也確實有鼓舞到當時的人們，使人們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從而繼續為理想社會而不懈努力。而改變歐洲發展方向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源于處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人們渴求自由。對自由的渴求是極為迫切的，而這渴求缺少一個窗口。正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打開了這扇窗。古希臘羅馬自由的文學創作與中世紀的黑暗形成鮮明的對比。文學這時成為人們反抗和斗爭的思想武器。梭羅的《瓦爾登湖》不是給許多心靈浮躁的人帶來心靈的慰藉？培根在《論讀書》里也說過，“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

綜上所述，文學作品深深根植社會生活，又遠遠高于社會生活。一方面文學作品的能動性以受動性為基礎，受動性對能動性是一種制約，人在生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任何一種特定的能動性，都是以某種受動性的制約為依據的；另一方面，能動性又成為受動性的主導，人通過自覺的生產勞動來發展、完善自己，提高對受動性的認識和對受動性的控制能力。通過能動性來更好的體現創作主體的創作意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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