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化認同問題綜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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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當代中國有了對建構新的文化身份的訴求。當代中國，多元思想并生，對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其實體現了對歷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訴求。一方面，需要對各種思想兼容并包，維護歷史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和批判當下所信奉的現代性理念，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現實中每個個體的關懷與認同，能夠被大多數人所普遍認同的價值秩序和文化理想。

關鍵詞：文化身份；現代性；多元思想；微觀敘事

一、對建構新的文化身份的訴求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危機意識和文化認同問題如影相隨，對現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理解中國的文化認同問題，一定要放在“現代性”的語境中才會得到恰當的認識。余英時先生曾經說過：“民族文化的意識不能容忍‘西化’，但卻會為‘現代化’所激動”[①]。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書寫現代中國新的文化身份的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文化的改造，再到改革開放后對西方文明的大規模的引進和學習，“現代化”成為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和希望，而文化認同問題帶給中國人的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焦慮和不自信。于是，對傳統的批判幾乎成了現代化過程中的主要旋律。

進入新世紀后，隨著中國國力的逐漸強大，“中國模式”、“核心價值觀”、“文化軟實力”等隨之成為中國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國學熱等文化景觀。從文化身份的角度來看，這些表明，經歷了幾十年現代化觀念洗禮的中國文化，開始逐漸走出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自主的身份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開始試圖尋找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體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文化認同在今天的中國之所以再次成為一個問題，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

首先，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帶來了身份的困惑。全球化使得經濟、科學、技術等領域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同傾向，從而導致在文化形態上出現了一種新的表征，亦即流動性的出現，全球性的人才、市場、文化的流動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從而導致連接民族和國家的精神紐帶出現了斷裂，很多時候，人們認同的文化觀念、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人們的實際生存經驗不一定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這就帶來了一種身份的困惑。因此，這必然會喚起不同民族國家內在的身份意識，人們需要一種認同的力量從而能夠凝聚在一起。

其次，進入“后冷戰”時期后，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甚至融合正在日益取代傳統的意識形態的沖突，文化身份的差異性取代了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面對西方強勢話語的同一性，不同的國家需要在文化層面確立自己自主的文化身份，從而構成一種民族認同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就是包括文化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

而對于中國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僅要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一席之地，還要能夠和其他文明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溝通，交流，在使世界了解中國的同時，中國也要用自己的文化影響世界，從而真正推動一種新的現代形態的文化的建構，而這涉及到的是“中國形象”的問題，也就是中國以什么形象走向世界的問題。所以，一方面，需要尋求對民族歷史和文化身份的認同，另一方面，也要思考經過一百多年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歐風美雨的洗禮之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之后，中國的新的文化形態到底是什么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對新的文化身份的訴求，僅僅是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構的開始，而并未結束。換言之，如何建立文化身份，建構何種文化身份，從而實現自我的確認，依然是一個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二、多元的當代文化生態

一種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構，離不開具體的文化語境。當代中國，多元思想共生，并未有一種穩定的文化觀念和價值體系被普遍認同，多種不同的思想資源構成了我們建構新的文化身份時需要考慮的問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②]。不同的思想形態往往決定了對不同的文化的認同，怎樣理解并正確處理這些不同的“構成性力量”應該是建構新的文化身份時無法回避的問題。

概括起來，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結構中，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文化形態：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如同“國學”概念一樣，“傳統文化”這一概念相當模糊，儒家思想自然是其代表，但“傳統文化”又絕非僅僅是儒家思想。對于傳統文化的內涵，它所涵蓋的范圍和精神特質，對其進行挖掘、復興的方式和方法等問題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對待傳統依然要保持一種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精神，因為“問題在于應該意識到傳統不是過去，而是對過去的一種解釋：一種對先輩的選擇和評價，而不是中立的記錄”[③]，所以，在理解傳統的同時應當具有一種現實感，理解傳統不是為了犧牲現在，更不是為了犧牲我們日常的生活。文化的構成本身就是復雜的、動態的、演變的，不是簡單的就能用進步和落后這樣的觀念來解釋。當支撐一種文化存在的具體的禮儀制度和價值秩序已經消逝了的時候，我們所要繼承的傳統就應當具有開放性，而非封閉性；應該具有建構性，而非某種僵死的對象化的存在。充滿悖論和諷刺意味的是，當我們張揚所謂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價值和精神的時候，它們本身就在不斷的消退，反而是傳統中那些惰性的、負面的東西卻很頑強的延續下來，不斷地構成對我們建構現代文明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傳遞的應該是那些經受過現代觀念洗禮的傳統思想，使這些思想能夠為建設現代社會，建設新型的文化形態提供思想資源。換言之，應當讓傳統更具有現代感，并成為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身份的構成性力量。

第二、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化，以及20世紀以來西方自身對現代性觀念及其問題的批判。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文化，建立起了現代資產階級文明，并形成了以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現代性觀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理性、科學、民主、自由等理念，更進一步，又變成了法國解構主義思想家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中所說的“宏大敘事”。而20世紀西方思想家對西方傳統文化，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文化，亦即現代性問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這在今天對于已經走上現代性的不歸路，社會發展問題叢生的當代中國來說，對于建構現代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然而，這里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怎樣理性對待西方文化的問題。強調中國文化身份的建構，并不僅僅是“中國的”，更是“現代的”。文化上的中西對立，何者為體，何者為用，是百年來糾纏不清的問題。建構走向現代的中國文化身份，一方面要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反對西方話語的絕對支配權，用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生硬的撕裂中國文化的現實。另一方面也應該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時候，常常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要學習、借鑒西洋學說，一方面又難以割舍本民族的文化立場。正是這種觀念撕裂了現代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和身份意識。事實上，在今天，完全可以跳出這種文化身份的撕裂和困惑，因為重要的不是怎么復興傳統文化，也不是到底學習西方什么的問題，而是要站在今天的語境中建構何種能夠指向未來的文化理想和價值秩序，沒有這種文化理想和價值指向，建構文化認同就必然是一個遙遠的夢。

第三、“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中國書寫新的文化身份的開始，是民族生存的危機導致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打“孔家店”，提倡白話文，改造國民性，都是建構現代中國文化身份的必然組成部分。理解五四，不僅要從中國文化的內在發展和演變脈絡來考察，還應有一種世界性的眼光。

從中國文化自身的發展來看，“五四”是要在傳統的政治理念、倫理秩序、文化觀念、思維范式以及知識框架等失效之后，重估一切價值，為中國建構新的文化身份。而從世界性的眼光來看，“五四”也體現了現代性的特征。20世紀初的西方文化正在對傳統進行反思和批判，現代西方的思想家們正在努力對傳統進行批判的同時為自身文明尋找出路和救贖的可能性。而很多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們，并非盲目地全盤西化，而是在這種世界性地反思和批判傳統，建構現代文明的過程中，為中國尋求新的文化資源，尋求建構中國新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所以，西方文明對現代性的反思在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開端就已經被思考到并融入中國的現代文化之中。同時，由于“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又使“五四”內在地包含了民族獨立、文化自覺等因素。因此，“五四”對傳統文明的批判和對西方文明的懷疑，對民族的獨立、進步的追求，對人的自由和個性的追求使其具有了一種世界視野和天下胸懷，是在新的知識框架內重新理解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的關系，為現代文明的構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這也應是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時需要具備的胸懷和視野。

第四，社會主義文化遺產。經過二十幾年的革命和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其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盡管它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并在歷史的進程中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但其內在的精神氣質已經深刻的影響到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品格。理解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離開這一維度是不可能的。

那么，這一維度的價值指向是什么呢？我覺得主要的就是現實性和人民性的價值指向。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同樣不能忽視這一指向，因為它決定了這種新的文化形態的主體、價值取向和價值理念。離開現實性和人民性，注定是沒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態。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和文化身份的建構，不指向當代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不能成為一個時代的人的價值觀念、行為理念，不能進入精神世界，只是幾個知識精英的話題，那么，它就缺乏一種有效性，而其生命力自然就是可疑的。尤為重要的是，在已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的中國，強調現實性和人民性的價值理念，還具有更為耐人尋味的意義。

文化具有一種擴張性，尋求話語主導權是不同形態的文化的共性和內在特征。但是文化又具有一種包容性，因為從來沒有一種本質主義意義上的單一文化形態的存在。從建構和諧的文化生態的角度來看，不管站在何種立場、用何種視角來審視不同的文化，都應該具有一種兼容并包的氣度和胸襟。如果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常常會遮蔽了其他思想存在的事實，并破壞了歷史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對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體現了對歷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訴求。但無論如何，確立指向未來的文化理想和價值秩序是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時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建構什么樣的文化身份

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予以考慮。從宏觀層面來講就是前文所述的對現代文化價值秩序和價值指向的建構。而從微觀層面講，這種價值秩序和文化理想最終還是要指向人的基本生存。文化認同問題雖然是一個相當宏大的問題，但討論文化問題最終離不開個體的基本生存。人們的言說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以及思維模式等都是文化的顯性表現，個體經驗的表達更容易讓我們貼近一個時代的文化理念。

如前文所言，要在“現代性”的語境中來理解中國的文化認同問題。中國有自己的“現代性”問題，但是這種現代性觀念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西方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我們知道，有關現代性的敘事主要就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尤其是個體生存的基礎之上，劉小楓認為：“現代性不僅是一場社會文化的轉變，環境、制度、藝術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轉變，不僅是所有知識事務的轉變，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轉變，是人的身體、欲動、心靈和精神的內在構造本身的轉變；不僅是人的實際生存的轉變，更是人的生存標尺的轉變”[④]。而如果從這一視域來考察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一方面，在知識精英的觀念和話語實踐中，大眾被看作是需要被啟蒙的對象，因此他們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權力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經濟的增長變成了社會發展唯一的目的。現代化的進程帶來的是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視、地域歧視等問題，而這些又被人為的隱匿到社會生活之中。這兩點糾纏到一起其實就成為一個問題，也就是對“底層”的懷疑和拒斥。因為“底層”意味著邊緣、異質和差異，他們徘徊在社會生活之外，從而成為弱勢群體。他們既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有可能是罪惡、貧困等社會問題的根源，所以底層的形象是鄙陋、野蠻和粗俗的，他們是現代性進程中危險的他者。而這種觀念正是源自西方現代性問題的開端所設立的一個基本原則：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蠻的對立。這種對立不僅塑造了觀念的等級，更成為社會生活中處于支配地位的權力關系。

在這種基本的思維框架內，“底層”和“弱勢群體”既失去了自己的社會資本，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惟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徘徊在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文明”與“落后”之間的無數的農民工和城市的弱勢群體，失落了自己的身份，文化、身份意識的雙重迷失使得“底層”群體既失去了表達自我的權利也失去了被表達的機會。畢竟，他們曾經是構成這個國家認同的基礎，當他們是現代性的他者的時候，如何讓他們實現對這種文化的認同？所以，這種現代性理念必然導致社會在心理層面、思想層面乃至身份階層上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當代中國文化認同的建構，就要考慮這樣的問題：它的價值指向和文化理想到底應該是什么？怎么才能讓人對這種文化形態有認同感？在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卑微的個體或群體如何在歷史的邊緣和陰暗的角落書寫自己的歷史？在現代性宏大敘事的語境中，被排斥的底層如何介入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建構？換言之，在眾聲喧嘩的時代，底層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并在這一過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體意識？底層是現代性的參與者和積極的力量還是必然的缺席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已經走出“革命”的宏大敘事，力圖建構現代文化身份的當代中國，是否依然還有“革命”的必要？“革命”，不是抽象的自由和解放，更不是血與火的暴力革命。這種“革命”，如威廉斯所說：“如果一個社會實質上無法在不改變現有基本人際關系的前提下吸納它的所有成員（整個人類），那么這個社會就是需要革命的社會”[⑤]。所以，在現代性的語境中來理解這種新的文化身份的話，它應該首先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問題，實現每一個個體向現代公民的轉化，走出對歷史的宏大敘事的單一關注。因為我們很喜歡為歷史命名，并將希望投向未來，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現實的問題往往被看成是歷史階段的一個部分，并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這實際上遮蔽了現實的問題。我們應將視角投向微觀的小敘事，將個體的生存經驗有效地表達出來。如果文化身份的建構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那它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公務員之家

四、結語

我們站在今天的語境中，討論當代中國的文化認同問題，力圖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的時候，既要尊重多元的當代文化生態，也要具有一種宏闊的歷史視野和問題意識；既要能夠實現對現實中每個個體的關懷與認同，也要能夠成為普遍認同的價值秩序和文化理想。在這樣的前提下，這種文化身份的建構，具有開放的胸襟，海納百川，以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世界的和諧及人類的福祉為目標，它不僅僅是中國的，更是現代的；不僅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在公正、平等、開放的基礎上建立起具有天下胸懷、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化身份。

參考文獻：

[①]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76頁。

[②]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一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頁。

[③]【英】雷蒙·威廉斯：《現代悲劇》，丁爾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

[④]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9頁。

[⑤]【英】雷蒙·威廉斯：《現代悲劇》，丁爾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