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古代時期城郭筑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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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城郭的初建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衛君主和民眾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選擇城址時，注重居址周圍生態環境的優化，以便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建造城郭時，一般會選擇夏天、秋天收獲之后和初冬時節。夏商時期城郭規模有限，至周代則猛增，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都城面積遠遠大于周王城，甚至數倍于后者。

關鍵詞:夏商周時期;城郭;城址選擇

我國在夏代甚或更早時期已經出現了城郭。《吳越春秋》載:“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訓》:“夏鯀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當始于原始社會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陜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外圍再周以防衛性深溝。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聚落由立于水際的干闌式建筑組成。②山東日照縣半城山龍山文化遺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圍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數量及類別也逐漸增加，最終發展成為人口眾多、體制完備的城郭。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城郭的初建時期，當時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樣的原則?何時修建城池?城郭的規模如何?本文擬通過文獻和考古材料進行詳細的考察。

一、夏商周時期城郭筑造的原則

1.“城以衛君，郭以守民”

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衛民，防止外敵的入侵。關于此一問題的研究論著比較豐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贅述。質言之，“城以衛君，郭以守民”已經成為夏商周時期城郭筑造的原則和思想。至少從商代起，已逐漸形成了構筑內外兩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為以后中國古代建筑的重要與不移原則。⑤

2.城址須具備良好的生態環境

城址的選擇也是城郭筑造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原始社會聚落時期，人們選擇居住在離水不遠的地方，以便取用。進入階級社會后水源仍然是城郭選址的重要因素，而且擴大到了生態環境的層面。李民先生在探討盤庚遷殷時就注意到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對遷都的影響作用。“盤庚時期，殷人的社會矛盾已日趨激化，貴族奪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斂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他們只知奢侈淫樂，不管民眾死活，人民厭倦生產，從而造成了土地肥力失效，土質變壞，生態環境惡化，使得民眾的生產、生活、居住條件惡劣，以致在當時頻仍的水災(包括久雨積水和河水泛濫)面前逐漸喪失了起碼的抵御能力。”“盤庚這次遷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為的因素影響了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破壞又反過來加重了社會因素。如此惡性循環，才迫使盤庚遷都。”⑥這樣的例子遠不止一個。周人在營建輔都洛邑之時，即經過了反復考察。《史記•周本紀》載，周武王曾說“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初步確定了營建洛邑的方案。后來周公又反復進行過具體選擇。據《尚書•洛誥》記周公之語:“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他的這種卜宅，實則是對建都地望及其周圍生態環境的反復觀察和慎重思考。春秋時期，晉國的一次遷都更說明了生態環境對于城址選擇的重要性。《左傳•成公六年》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這一場圍繞遷都問題的辯論，更多地注意到了生態環境對社會生活的直接影響。

二、修建城池的時間

三代時期，人們通常在什么時間從事修造城池的工作呢?《左傳•隱公七年》載:“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楊伯峻注曰:不時者，謂既非國防之急需，而又妨害農工。《左傳•隱公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楊伯峻注:此年建丑，周正之夏，當夏正之春，正農忙季節，若非急難，不宜大興土功，故云不時。《左傳•定公十五年》載:“冬，城漆。書，不時也。”楊伯峻注:修筑城邑，除非特殊情況，一般應在農閑時。此時以秋城漆，但不敢于秋日修筑城時告祖廟，故意遲至冬閑始告祖，故經書“冬城漆”。從以上楊伯峻先生的注文來看，春秋時期，修建城池、大興土功的活動當在農閑時節，以免影響農業生產。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也認為“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看來，春、秋兩季不宜動土功，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但筆者在翻閱《禮記•月令》時，卻發現略有差異。楊寬先生認為:“《月令》當是戰國后期陰陽五行家為即將出現之統一王朝制定行政月歷，分月記述氣候與生物、農作物之生長發展變化，相應制定有關保護、管理生產之各種政策措施，并規定天子每月應辦之大事，原則是‘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數。’”⑦《月令》中有關于城郭和宮室修建時間的記述如下:

“孟春之月”，“毋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之月”，“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以上三條材料都明確指出在春天之時，不要從事土建尤其是城郭的修造，以免妨害農業生產，而應將精力放置在農業生產和農田水利的筑造上。那么秋天能否從事城池的修建工作呢?“孟秋之月”，“完堤防，謹雍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壞墻垣，補城郭”。意思是在孟秋七月，要完善堤防，檢查水道有無雍塞以防止水潦，修繕宮室，修補毀壞的城墻和城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意思是在仲秋八月，可以修建筑內外城郭，建造城邑，挖掘圓窖方窖，修建圓倉方倉等一些儲存糧食的窖穴。“孟冬之月”，“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以上關于孟秋和仲秋的兩條資料讓人很是費解，秋天正是秋收秋種之時，此時修建城池不妨礙農事嗎?是不是《月令》的記載有誤?細加考察后發現秋收和修建城池并不矛盾。“孟秋之月”，“是月也，農乃登谷。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以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進入秋季后，國家已經留出了專門的時間用于收獲莊稼。收獲之后，大批的糧食晾曬之后需要入庫，對以往的倉庫進行檢查修繕是理所應當的。同時，秋天收獲之后，還要嚴防外敵的入侵，對宮室城郭進行筑造和修繕是必要而緊迫的。因此，在孟秋七月和仲秋八月，民眾們一邊繼續收獲未完的莊稼，一邊抽出人力物力進行城邑的建筑和修補。綜上可知:三代時期，城邑的修建時間會避開春耕時節，主要是在夏天、秋天收獲之后和初冬時節，一方面不誤春種秋收，另一方面又能防御外敵的入侵。

三、城郭的規模

三代都邑的考古資料，總體面貌較清楚的要算商代早期。商代早期的都邑，至少可分兩個層次，首先是商王朝的都城，其次是方國的城邑。商代早期的都城以鄭州商城為代表，城址平面略作長方形。近年在鄭州商城的南、西兩面還發現一道夯土城墻，有的學者推測是“外郭城墻”。城內東北部一帶是宮殿區，在約6萬多平方米的范圍內，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臺基和大型房址。其中有一座房基(C8G15)，東西長約65米，南北寬13.6米，可復原為四周圍以回廊、中間有九室的重檐頂大型殿堂。城垣外分布有制銅、制陶、制骨等手工業作坊，以鄭州商城為中心，總面積約25平方千米，儼然是一座大都邑的規模。商代早期方國城邑的考古資料，較為清楚的是湖北黃坡盤龍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內面積7.5萬平方米，有城墻、城門和護城壕等設施及手工業作坊。宮殿基址坐落在城內南北中軸線上，其中Fl、F2組成為“前朝后寢”的建筑布局。Fl寬39.8米、進深12.3米，比二里頭遺址一號宮殿基址的殿堂還要稍大一些。⑧

周代城郭的等級，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周王都城(稱為“王城”或“國”);第二類是諸侯封國都城;第三類是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左傳•隱公元年》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國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也就是說，諸侯之城分為三等:“大都”(公)之城是天子之國的1/3，“中都”(侯、伯)為1/5，“子都”(子、男)為1/9。此外，文獻中亦有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城則方七里(公)、五里(侯伯)、三里(子、男)以及卿大夫方一里的記載。這說明周代各級城邑的嚴格等級關系，但是這種制度是否能夠執行，不得而知。就目前所知資料，還不能充分反映上述情況。自東周以降，周王室權威日漸衰微，各地諸侯勢力不斷膨脹，于是出現了所“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因此各地諸侯的城邑筑造，就更加不受規定的約束而任意自行發展了，這里僅就周王城與各諸侯國的國都面積作一比較。

周代早期都城豐、鎬早已湮沒。在周王城洛邑發掘中由于疊壓情況復雜，從目前的出土情況來看，此城形狀大體呈方形，面積約10平方千米。⑨

魯曲阜城: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魯國之都城，遺址在今山東曲阜，舊有面積為今曲阜縣城之六倍，面積約為10平方千米。齊臨淄城:周初武王封師尚父于齊，先構都于營邱，公元前894年始遷臨淄。臨淄由大、小二城組成，大城面積約為17平方千米。魏安邑城:在今山西夏縣西北，系魏國前期都城。安邑城整體平面大體呈矩形，面積約13平方千米，建造時間為戰國前期。鄭、韓故城:位于今河南新鄭市，平面形狀甚不規則，南北最長處達4.5千米，東西最廣距離為5千米。楚郢都:楚國都城，位于湖北江陵市北5千米紀山之南，又稱“紀南城”。此城平面大體呈矩形，面積約16平方千米。秦雍城:秦國早期都城，位于今陜西省鳳翔縣南境雍水以北，始建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此城城址平面呈不規則之方形，面積約10.6平方千米。

總體看來，周代的城郭規模不斷擴大。當時的小城占地約1至5平方千米，大城10至30平方千米，面積已大大超過了西周時的禮制規定。如楚原封子爵，依制都城“方三里”，約合1.15平方千米，而春秋時期楚都郢(湖北江陵紀南城)的實測面積是16平方千米，為規定的14倍。已知周王城面積10平方千米，齊臨淄、韓新鄭之面積均約20平方地，秦雍城與魯曲阜則約10平方千米。它們都大大超過封建城制的規定。

通過考古與文獻資料的對比，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是我國城郭的初建階段，城郭的主要功能是保衛君主和民眾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選擇城址時，人們已經開始注重居址周圍生態環境的優化，以便有利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筑造城郭時，一般會避開農忙，不誤農時，選擇夏天、秋天收獲之后和初冬時節。一方面不誤春種秋收，另一方面又可有效防范外敵的入侵。夏商時期城郭規模有限，周代城郭面積猛增，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都城面積遠遠大于周王城，甚至數倍于后者。

注釋

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21頁。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發現原始社會重要遺物》，《文物》1976年第8期。③張學海:《試論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④如李自智:《東周列國都城的城郭形態》、《略論中國古代都城的城郭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1998年第2期;又見趙赟:《〈管子〉“城郭不必中規矩”探析》，《管子學刊》2009年第1期;等等。⑤劉敘杰:《中國古代建筑史》第1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3年，第175頁。⑥李民:《殷墟的生態環境與盤庚遷殷》，《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⑦楊寬:《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頁。⑧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湖北省博物館盤龍城發掘隊:《盤龍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紀要》，《文物》1976年第2期。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