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精神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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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時代雖然還沒有“精神境界”的說法，但事實上孔子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很系統(tǒng)的關(guān)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孔子對精神境界的分析，采取了兩個維度的劃分標準。一是按人格境界，把人分為三類（三境）：小人，君子，圣人。[1]二是按心理范疇，把以上三類人各自分為三種（三界）：智者，勇者，仁者。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2]（《憲問》）[3]智者是就知識和才能而言，勇者是就意志和意向而言，仁者是就情感和情緒而言。這種劃分，與現(xiàn)代心理學的“知、情、意”范疇劃分一一對應。除小人這個層次外，不論君子還是圣人，智者、勇者和仁者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一以貫之的“仁”。但三者與“仁”的關(guān)系，又有心理層次的不同：智者又叫“知之者”，知仁而求仁；勇者又叫“好之者”，好仁而行仁；仁者又叫“樂之者”，樂仁而安仁。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孔子認為這是三種高低不同的境界：智者不如勇者（知不如行），勇者不如仁者（意不如情）。這樣一來，孔子實際劃分了由低到高的九種精神境界：小人之智者（小智），小人之勇者（小勇），小人之仁者（小德）；君子之智者（大智），君子之勇者（大勇），君子之仁者（大德）；圣人之智者（圣智），圣人之勇者（圣勇），圣人之仁者（圣德）。

1．小智：小人之智者

從純粹智能的角度上，孔子對人的境界進行過一種劃分：“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這里把人的智力分為四等，但第一等“生而知之者”只是虛懸一格而已。孔子自認為不是生而知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就其所謂圣人，他也不曾說過哪一個是生而知之者。《中庸》載孔子語：“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的圣智也是從好問好察而來的。人們的先天才質(zhì)都是差不多的，修養(yǎng)的高下都是后天習染的結(jié)果：“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除“生而知之者”外，其余三等人，“（自覺）學而知之”為圣人，“困而學之”為君子，“困而不學”為小人。

孔子說小人“困而不學”，又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如此，我們所說的“小人之智者”可能嗎？其實，孔子并不否認小人之智的存在。他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可見即使是小人，也可以而且應該“學道”。只不過君子所有的是大智、小人所有的是小智而已。所以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wèi)靈公》）君子有大智，可大用；小人有小智，可小用。此即子夏所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張》）此所謂“小知”（小智），即今日俗語所謂“小聰明”。

那么，這種小智的具體內(nèi)容如何？

從量上看，君子“藝”，小人“器”。孔子說：“吾不試，故藝。”（《子罕》）孔子說他自己由于不被具體地任用，什么都干，結(jié)果反而多才多藝。這是就知識的數(shù)量言。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衛(wèi)靈公》）無能是有愧于君子之稱的。這里所謂“無能”并不是說沒有任何才能，而是說夠不上多才多藝。君子才廣，為“藝”；小人才狹，為“器”。“子曰：君子不器。”朱子解釋：“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論語集注·為政》）“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朱子解釋：瑚璉是“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論語集注·公冶長》）這里“器”是說子貢尚不足以稱君子，“瑚璉”則是說子貢已很近于君子境界了。這“器”還有一層意思：“管仲之器小哉！”朱子解釋：“器小，言其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guī)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集注·八佾》）管仲就才能而言是堪稱君子的，可謂“不器”；但他只知其器，不知其道；只知霸道，不知王道。這又是從質(zhì)上來講的。

從質(zhì)上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這是就知識的內(nèi)容言，君子懂得仁義所在，而小人只懂得利益所在。君子固然需“藝”需“博”，但還必須博而能約，泛而有守：“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韓愈講：“行而宜之之謂義。”（《原道》）“行而宜之”即禮，也就是“義”。故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nóng)。’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子路》）樊須的表現(xiàn)正是所謂“小人懷土”“懷惠”，所以等他一走出門，孔子就罵：“小人哉，樊須也！”但是要注意，孔子并不簡單地否定物質(zhì)利益，而是主張不貪小利，見利思義；孔子也非一味地反對種田，例如他贊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憲問》）。他只是不滿意樊須的只知眼前小利、不知長遠的大義。“臧文仲居蔡（于）山節(jié)藻稅，何如其知也！”朱注：“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論語集注·公冶長》）孔子非謂文仲無智，而是說他非君子之智，乃小人之智，只務鬼神之虛，不務民生之實。歸根到底，智者作為“知之者”，君子之智者知仁，而小人之智者不知仁。君子知仁，故能“喻于義”；小人不知仁，故僅能“喻于利”。

2．小勇：小人之勇者

從心理范疇看，智是認知范疇，勇是意志范疇。從知行關(guān)系上來看，智是關(guān)于知的，勇是關(guān)于行的。這里所謂“行”，包括言、行兩個方面，今統(tǒng)謂之“行為”。所謂“勇”，就是勇于行，“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孔子認為，雖然知先于行（智先于勇），但是行重于知（勇重于智）。知的目的，正是為了行的。“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知識再多，不能實用也就等于沒有知識。“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所以，勇者的境界高于智者的境界。

在孔子看來，即便是在小人中，也不僅有智者，而且有勇者。孔子曾談到，有一種“士”，“硁硁然小人哉”，卻也能夠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又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這里的“匹夫”當然屬于小人范疇；“志”即意志正是勇者的心理特征。匹夫而能持志，即是小人之勇。

孔子之論小勇，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與君子之勇相比較：勇于行什么？怎樣勇于行？

勇于行什么？這是關(guān)于勇的性質(zhì)問題。孔子認為，君子之勇需要以仁義禮智為規(guī)范，否則便是小人之勇、匹夫之勇。（1）勇于仁。這是最根本的標準，即勇者作為“好之者”，君子之勇者好仁，而小人之勇者卻不好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wèi)靈公》）能做到殺身以成仁，便是君子之勇。反之，“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泰伯》）好勇而不仁，那就是小人之勇。（2）勇于義。“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這是說君子應該見義勇為。見義不為，則無君子之勇（但是也可能有小人之勇）。“子謂子產(chǎn)：‘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這里的恭敬惠義，其實也都是義，義者，宜也。此即君子之行、君子之勇。在孔門弟子中，子路以勇著稱。“子路有聞（而）未之能行，惟恐（復）有聞。”朱注：“子路聞善，勇于必行”；“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集注·公冶長》）然而有一次，“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裁）！’”朱注：“夫子善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也。”（同前）所以，孔子常常挫其銳氣。“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這里，從“君子義以為上”中，有一句淺臺詞呼之欲出：小人利以為上。此即“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勇尚義，小人之勇尚利。（3）勇于禮。君子不爭，爭而有禮。“君子矜而不爭”（《衛(wèi)靈公》）；“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君子爭而有節(jié)，勇而有禮。“勇而無禮，則亂。”（《泰伯》）勇而無禮，就是小人之勇了。“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wèi)靈公》）這里也是強調(diào)的義、禮。（4）勇于智。“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陽貨》）不好學則無智，無智而有勇，是小人之勇，只會犯上作亂而已。

怎樣勇于行？這是關(guān)于勇的度量問題。前面說過，勇于行包括言和行兩個方面。孔子要求“言必信，行必果”，從而要求“訥于言，敏于行”：“君子……能于事而慎于言”（《學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這是因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所以，君子慎于言，勇于行。反之，“巧言令色，鮮矣仁。”（《陽貨》）不僅如此，孔子甚至認為，君子不僅要慎言，而且要慎行：“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為政》）慎言慎行是君子之勇，妄言妄行是小人之勇。后來蘇東坡認為大勇、小勇之別，在于一個“忍”字，“古之所謂豪杰之士，必有過人之節(jié)、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留侯論》）小人之勇與君子之勇，在度量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3．小德：小人之仁者

從心理范疇講，勇是意志范疇，仁是情感范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可見仁愛乃是一種道德情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好惡也是情感范疇。

智者不如勇者，勇者不如仁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可見，仁者比勇者又高出一等境界。《述而》有一段對話，表明孔子對顏淵和子路的不同態(tài)度，可以見出孔子對仁者與勇者之境界高低的不同評價：“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乎！’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無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這里，孔子贊揚了顏淵的君子之仁，嘲笑了子路的匹夫之勇。

仁者比勇者境界高，自然比智者境界更高了。智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必定已經(jīng)是智者了。孔子曾評價令尹子文“忠矣”，崔子“清矣”，但他們“未知（智），焉得仁？”（《公冶長》）所以，智是仁的一個必要條件，愚蠢的人是不能成為仁者的。“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謂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仁者是明智的，而不是愚蠢的。《憲問》有一記載，是孔子比較仁者與智者之高下的：“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稱，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羿、奡只是智者，禹、稷才是仁者。故孔子贊嘆南宮適不僅是君子，而且是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