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儒家文化和我國古代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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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系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較多學者認為儒家文化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起了阻礙作用；雖也有一些學者肯定儒家文化的積極作用，但缺乏有說服力的論證。近來，樂愛國教授以其新著《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中華書局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對此問題進行了全新的探索。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和嚴密的論證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系問題給了出色的回答。全書共20余萬字，分為導論和正文五章。正文的前四章按照各歷史時期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關系分別作了論述，既討論了歷代儒家學者對自然、對科技的研究，也具體分析了儒家文化對于科技發展的影響。最后一章則從文化與科技關系的角度對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系作了綜合性的概述。

從總體上看，《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最大特點是把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比喻成文化母體與科技胎兒的關系，從而把古代文化與科技統一起來。據此，作者在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系問題上提出了以下兩個重要的學術觀點：一是儒家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科技內涵。長期以來，儒家文化常常被誤解為科學的對立面，或與科學無關。作者認為這是由于對儒家文化缺乏全面了解而造成的。作者根據儒學史和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認為，儒家文化包含著豐富的科技內涵，其理由有二：其一，儒家經典諸如《大戴禮記·夏小正》、《詩經》、《尚書·堯典》、《禮記·月令》等包含著豐富的科技知識；其二，歷史上有眾多儒家學者參與科技研究，并作出了貢獻，尤以朱熹最為突出。作者認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夠包容科技，是由于儒家的最終目的在于“求道、為學、致用”，而這一切又都必須通過研究自然、學習和研究科技才能實現。

至于孔子反對“樊遲學稼”，以及諸如“奇技淫巧”等說法，作者認為應當作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以此為據來證明儒家鄙視科技。二是中國古代科技具有儒學化的特征。以往人們在研究古代文化和科技的關系時，大都將二者割裂開來。作者則認為，科技是在文化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必然受到文化的深刻影響；成長于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中國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作者打破了過去將文化與科技割裂開來的研究方法，重點從兩個方面闡述了儒家文化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深刻影響：一是儒家文化對科學家的影響，中國古代科學家成長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中，他們的人格素質，價值觀、學識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甚至與儒家沒有明顯的分界；二是儒家文化對科學研究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儒家文化影響了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和研究方法等幾個方面。儒家文化這種深刻影響的結果，便是使中國古代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

作者認為，“中國古代科學的許多方面都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古代科技中的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都具有顯著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正是運用這種把古代文化與科技統一起的研究方法，通過梳理中國古代科技與儒家文化的密切關系，作者斷定：“雖然不能排除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技的發展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負面作用，但從總體上看，從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狀況看，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的積極影響是占主導地位的。”

這樣也就糾正了以往一些學者以為儒家鄙視科技、對古代科技發展起阻礙作用的觀點。樂愛國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哲學與科技關系的研究，著述頗豐，功底深厚。他的《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不只是從一般的邏輯推理上而是立足于大量歷史文獻的基礎上進行立論，從儒學史與中國科技史的結合上進行論證，而且發掘出許多新的研究資料，因而有相當充分的說服力。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潘富恩先生為該書作序，并認為，這部專著“將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歷史發展作了精詳的論析，脈絡清晰，而多有創建，是一部開拓性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