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力哲學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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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力和執行力是人的認識和實踐能力的兩大表現，也是社會管理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兩大方面。從哲學角度來看，理解力就是人在認識活動中使主觀與客觀、思想與實際相符合的能力;執行力就是在實踐中自覺地按照正確的思想指導，排除各種困難、順利推進工作的能力。對理解力和執行力的把握，有賴于對理解和執行以及兩者關系的把握。以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為指導，對于解釋理解與執行及其相互關系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

理解，屬于人的主觀認識活動。在人的心智活動中，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個層次，而理性是其中的最高層次。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始自感官，由此達到知性，并終止于理性;在理性之上，我們沒有更高的東西來加工直觀的材料并將其置于思維的至上統一之下了。”［1］(P232)列寧也指出:“當思維從具體的東西上升到抽象的東西時，它不是離開———如果它是正確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學家都在談論正確的思維)———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并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的途徑。”［2］(P181)理性對事物的認識和把握，就是理解。理解既是人的認識的一個過程，也是人的認識的一種能力。作為人的認識的過程，它有一個透過事物的現象，由淺入深、由一級本質到多級本質的深化過程，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對事物、現象、過程等等的認識”，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的深化的無限過程”［2］(P239)。

“認識是思維對客體的永遠的、沒有止境的接近”［2］(P208)。這就是說，人的理解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深化的過程，不可能達到絕對的頂點。人的每一階段的對事物、現象的理解，都處在一個相對的深度和層次上。而作為人的認識的一種能力，理解是理性的“普照之光”，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所特有的一種本質力量的表征。它是主體的思維能力的集中表現，包括了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想象、歸納與演繹、判斷與選擇等思維方式和方法。理解的對象是什么?作為理解的對象，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在社會管理活動中，它既包括外部客觀事物，也包括理論、知識、政策、決策、指示等，而理解所追尋的目標是真理。眾所周知，真理是人的主觀認識對客體的正確反映。人對客觀事物的理解，就是透過事物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而人對理論、知識、政策、決策、指示的理解則相對復雜，首先要思考的就是這些理論、知識、政策、決策、指示本身的意義，它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提出來的;其次要考慮的就是這些理論、知識、政策、決策、指示為什么是與客觀實際相符合的，它們符合的程度如何;再次就是要估測按照這些理論、知識、政策、決策、指示實踐時會遇到什么問題。總之，理解的本質就是要具體地歷史地使主觀與客觀、思想與實際相符合、相統一。思維是理解的重要形式。一般來說，思維分為常識思維、科學思維和哲學思維三個層次。常識思維是每個正常的人都具有的思維形式，是在常識框架中進行的。“常識就是普通、平常但又持久、經常起作用的知識。”［3］(P58)常識的根本特性是經驗性。

“常識來源于經驗，常識符合于經驗，常識適用于經驗。對經驗的依附性，是常識的概念框架的實質。因此，在常識概念框架中，概念總是依附于經驗表象，并圍繞著經驗表象旋轉。由此而形成的世界圖景，就是經驗的世界圖景。”［3］(P58)常識思維對于世界的把握，還具有直觀性或給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的特點。直觀性或給予性體現在，主體由直觀經驗而形成的世界圖景，又直觀地給予主體。凝固性或非批判性表現在，由常識概念框架所構成的世界圖景，總是不可逃避地依附于經驗的共同性，因而無法超越經驗而構成具有科學意義的世界圖景。人們共同經驗的世界，本質上是一個僵化的、凝固的世界圖景，常識思維的凝固性根源于此。常識本身就是非反思的、直觀經驗的，因而常識思維不可避免地帶有非批判性的特點。在常識思維的基礎上，形成了科學思維。科學思維的世界圖景，不是經驗表象所給予的，而是在概念的規定性中形成的。科學思維的世界圖景是概念化的、邏輯化的、精確化的和系統化的世界圖景，它具有內容的規律性、解釋的普遍性、描述的可證實性和經驗的可預見性等特征。哲學思維是不同于科學思維的另外一種理論思維形式。哲學思維是一種超越常識的思維，是一種從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出發而進行的一種思考。哲學思維的最大特點是反思性和批判性。反思性表現在把思維本身作為思維的對象進行思考，從而能夠深層次地把握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批判性則表現在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知識的質疑、否定，不斷地澄清常識，超越已有的概念和知識。在理解過程中，這三種思維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既有常識思維，又有科學思維和哲學思維。常識思維固不可少，人們的生活和工作離不開常識思維，但人類社會的進步更需要科學思維和哲學思維，尤其是哲學思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理解的最高形式。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

這里所講的理論思維，既包括科學思維，也包括哲學思維。管理學中有句名言:認真做事只能把事做對，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運用常識思維，認認真真地做事，只能在常識框架內把事情做對，完成工作任務;而運用哲學思維和科學思維，充分發揮人的主觀意識的能動性，才能夠創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務，在把事情做對的基礎上把事情做好。理解力是主體的一種認識能力。理解力的水平，必然地與主體的知識水平、思想理念、經歷經驗、價值觀念、立場觀點、思維模式相聯系。提高主體的理解力水平，一是要注意改善已有的認知圖式、模式，豐富知識經驗，端正立場觀點，改進思維方法;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靈活地、創造性地把思想與實際、主觀與客觀結合起來;三是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地在實踐中探索真理、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二執行，屬于人的實踐活動。從感覺到理解是人的認識活動的第一次飛躍，而從理解到執行則是人的認識活動的第二次飛躍。執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把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等貫徹落實下去的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把主觀與客觀、思想與實際連接起來，它不僅檢驗著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而且也檢驗著主體對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的理解。這一過程不僅改造客觀世界，而且也改造人的主觀世界。馬克思曾經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5］(P57)認識、解釋、理解固然重要，而實踐、改造、執行更重要。認識活動中第二次飛躍的意義比第一次飛躍更加偉大。執行是要把理解轉化為現實，更具有直接現實性，更具有現實意義。執行過程是一個充滿著創造性的過程。執行不是盲目地、機械地按照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去行事，而是要在理解的基礎上把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與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盲目、機械地執行，是一種懶漢主義的作風，其結果往往是使執行流于形式。執行必須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把主觀與客觀、理想與實際、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首先，要吃透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每一地區、部門、單位都有自己的具體實際，這是一般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所不能完全涵蓋的。只有從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出發，才能夠有效地執行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其次，要深刻領會和把握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的實質，在理解的基礎上執行，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傾向，防止生搬硬套和一刀切的做法。再次，就是要在結合上下功夫，要找到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與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實際情況的結合點。執行過程是一般與個別、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過程。在執行過程中，只有把一般與個別、普遍和特殊具體地、歷史地結合起來，才符合認識的辯證法。列寧指出:“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2］(P409)。列寧所闡述的這一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說明了一般與個別、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道理。這一道理對于理解執行過程中把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與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具體實際相結合具有很大啟示意義。

執行也是一個排除各種困難，排除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順利推進工作的過程。在執行過程中，各種困難、障礙、干擾都會存在。執行力主體必須堅定不移地認準方向，堅決排除來自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的干擾和困難，把工作向前推進，直至完成工作任務。清代鄭板橋《竹石》詩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燮在詩中所描述的巖竹的品格也正是執行力主體應該具有的意志品格。來自主觀方面的困難因素主要有:理念不清，是非不明，認識不到位，思維不深刻，立場動搖，意志薄弱，為情所惑，利欲熏心，價值顛倒，道德缺失，等等;來自客觀方面的困難因素主要有:事物本身錯綜復雜，發展過程撲朔迷離，不確定因素增加，人為干擾因素太多，博弈格局形勢不利，等等。無論面對的是來自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的不利因素，都需要執行力主體立場堅定、目標明確、頭腦清醒、意志堅韌、思維清晰、明辨是非、品德高尚、一心為民。執行力是主體在貫徹落實理論、政策、決策、部署、指示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提高執行力的水平，就是要在實踐中提高主體的組織能力、指揮能力、協調能力、操作能力等，提高執行力主體的綜合素質。執行力是主體的綜合素質的表現。在現實中，執行力之所以有高低之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主體的素質、思維方式、情感意志、價值觀念、責任意識、大局意識存在個體差異。人是社會中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現實的具體的人，人的情感、意志、動機、目的、思維方式、價值觀、責任意識、大局意識等精神因素都會滲透到執行過程中，會對執行的效果產生影響。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情”、“人倫”的因素十分重視，使中國社會具有“人情社會”、“人倫社會”的特征，現代社會的法制觀念、制度觀念不完善。因此，本來應該依法辦事、照章辦事的情形，在執行過程中就容易發生偏差，出現“情大于法”、“十個公章不如一個老鄉”的現象，甚至出現“該辦的不辦”、“不該辦的亂辦”等現象。再比如，主體的責任意識也是決定執行力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責任意識強的人，做事認真仔細、精益求精，因而執行力往往就高;而責任意識差的人，馬馬虎虎、得過且過，因而執行力就低。由此可見，主體的綜合素質與執行力有著密切的關系，提高執行力水平與提高主體的綜合素質是相輔相成的，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執行力的主體，既可能是個體，也可能是團隊、團體。如果執行力的主體是一個團隊或團體的話，那么這個團隊、團體的凝聚力、士氣、組織性、協調性、人際關系等，都會對執行力產生影響。比如，一個團隊的協調性對執行力影響很大。團隊各個方面都協調，在行動方面就會互相配合，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進，執行力就高;而團隊各個方面不協調，就會互相掣肘、互相扯皮，影響辦事的效率，執行力就低。再如，一個團隊中如果人員良莠不齊，水平相差較大，就會發生“木桶效應”，“木桶”中的“短板”必定影響團隊的整體水平。總之，作為執行力主體的團隊、團體要提高執行力水平，除了要提高團隊、團體中每一成員的素質之外，還需要加強團隊或團體本身的建設，包括組織建設、文化建設、制度建設等等，以此來改善團隊或團體的功能。

理解與執行的關系大體相當于認識論中的知與行的關系。在人類思想史上，人們對知與行的關系曾進行過深入的探討，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行合一等各種不同的觀點，而只有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知行統一觀，才科學地解釋了知與行的辯證統一關系，為我們把握理解與執行的關系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思想。我國北宋時期的程頤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觀點。他認為，首先應該把知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了知，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他說:“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6］(P577)他舉例說，譬如有人要去京師，必須知道出什么門，否則就去不了。因而他斷言:“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7］(P67)。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頤的這種觀點，他認為，學問不外乎致知、力行這兩件事，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究問知行先后，他則認為，“當以致知為先”［8］(P148)。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主張行先知后的觀點。在他看來，人類的進步，始于不知而行，隨著人類的各種活動，得到了知，“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9］(P162)。他認識到，人類的知識是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后知之”［9］(P145)。在他看來，人類的知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頭腦里固有的，而是歷史進化的產物;人類經過了漫長的不知而行的蒙昧時期，然后才逐漸進入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的文明發展階段。基于對人類進化史的這一總的描述，他作出了知在先行在后、知是從行中產生的判斷。他明確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表明了他的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孫中山不僅闡述了知先行后的觀點，而且也論證了知易行難的觀點。中國古代早就有知易行難之說。《尚書•說命中》即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命題，因而幾千年來“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學說頗為盛行。孫中山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踐中深感這種傳統說法之弊端，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畏難茍安心理。孫中山認為，這種心理是中國近代積弱衰敗、革命事業不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于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于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嘆，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9］(P144－145)他提出了與之相反的命題:“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他舉出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筑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作為論據，說明人們在求得某一種科學知識以前，早就在那里實際地行動了。他還以美國革命和日本維新為例，進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導，“則行之決無所難”。

孫中山對于行先知后、知難行易的論證，接近于唯物主義的知行觀。他肯定行先知后，揭示了人類從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獲得知識后又用知識來指導行的道理。他還認為，知識之目的是為了行，而且知識可以在行中得到檢驗。他說:“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10］(P792)他還極其重視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對于行的指導意義，認為“知與不知”乃是革命建設事業成敗之關鍵。他所說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進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與知的辯證關系。但是，孫中山的知行理論中也有一些缺陷。他把人類認識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這是一種機械的劃分，沒有科學的依據。知和行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人類歷史上不可能出現一個只有行沒有知的純粹的不知而行的階段，也不可能出現一個知不再需要回到行中檢驗和發展的純粹知而后行的階段。對于知和行的關系，孫中山也沒有科學地認識和把握，他具有夸大“知”的作用的傾向。中國古代也有知行合一的觀點。明代的哲學家王守仁主張“知行合一”。他認為，行統一于知，知、行都是心所生的，知的時候就是行了。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1］(P9)也就是說，知是決定行的，行是體現知的，行是知的補充。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為標準，知是知“天理”，行是行“天理”。他的“知行合一”雖有合理成分，但他把行統一到知之中，是很大的缺陷。王守仁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11］(P251)他抹殺了知和行在性質上的差別，把意念、動機都說成是行，實質上是用知代替行。因此，王守仁不可能對知和行的關系作出正確的解釋。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對知與行的關系作了系統的闡述，認為知與行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在《實踐論》中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12］(P296)。實踐、行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的實踐、行，因而任何實踐、行都是具體的歷史的;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認識、知也是具體的歷史的。認識過程具有曲折性和復雜性，需要多次反復才能完成。人們對于一個復雜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多次反復才能完成。這是因為人的認識既受到主觀條件的限制，又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從主觀上講，人的經驗、思維模式、立場觀點、思想方法、知識水平、價值觀念等都會影響到人的認識，因而主體走彎路、犯錯誤也是在所難免的。從客觀上講，客觀事物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其本質和規律的展現也是逐步的。同時，主體認識客體所使用的工具、方式等也會對認識產生制約。認識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人們的認識經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反復，達到了主觀與客觀的相符合，這對于某一具體認識過程來說就算完成了，而對于過程的推移來說，則沒有完結。知與行、認識與實踐的統一是在無限的人類認識過程中實現的。正如《實踐論》所指出的:“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理解與執行的統一也是這樣。理解與執行不是截然分離的兩個階段，二者之間不可能有絕對的界限。現實中，理解與執行互相交織、互相滲透，理解中有執行，執行中也有理解。從兩者的關系來看，理解的目的就是要執行，而執行不是盲目地執行，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的執行。另一方面，理解與執行是有區別的，不能把兩者完全等同起來。理解了并不等于執行了，僅僅停留在理解這個階段還不行，必須從理解發展到執行，否則，就會只停留在主觀認識領域，不會對現實產生任何影響。現實工作中往往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就是有的人雖然把事情想得很明白，但就是不去具體做，結果是一事無成。這種傾向危害很大，完全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實踐第一的觀點。長期以來，某些人的頭腦中存在一個認識誤區，即認為“一旦理解了，就可以去執行”。其實，從理解到執行，是人的認識上的一次重大的飛躍。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一重大飛躍的意義，找到從理解到執行的橋梁、中介。這就是說，從理解到執行，需要正確的方法、制度、體制、機制等條件。人們在現實中也感覺到，理解固然不易，而落實、執行起來就更難，這恐怕是古訓“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合理性之所在了。執行本身是一個過程，在執行中需要不斷地反饋，對執行中的問題作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以推動執行進一步地向前發展。理解與執行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執行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的執行，而在執行中形成的理解也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形成的理解。理解與執行的不斷循環，使人的認識不斷地上升到更高的層次。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為認識理解與執行的關系提供了一把鑰匙，是我們認識理解與執行關系的指南。理解力與執行力的提高也是在理解與執行的往復運動中達到的。理解力和執行力都是管理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兩種重要能力，這兩種能力在主體的認識和實踐中具體地歷史地統一起來。在理解與執行的矛盾運動中，主體的理解力和執行力不斷得到提升，達到一個相對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