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哲學思維正法眼藏

導語：王陽明哲學思維正法眼藏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心即理”的哲學見解，否認心外有理。萬事萬物的理存在于個體心中，心外無理，不能離開內心而求外物的理，以科學的方法去窮研萬事萬物，只會顯得支離破碎，唯有只指本心，簡易明道，從心內求理，才能求得本然之良知，才是可行之法。據《陽明年譜》記載，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陽明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①。王陽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思想，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思想，也是陽明心學的學術宗旨，陽明自認良知學說出自百死千難，是學問頭腦，故而對此極為珍視。陽明先生晚年在起征思田的軍事旅程中，總結自己一生的學術思想時也說道:“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②。此外，陽明先生還在詩中感慨道，“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圣皆過影，良知乃吾師”③。從中可見良知學說在陽明哲學思想的核心地位。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更是說道:“子王子提出致良知為唯一之頭腦，是千古學脈，超凡入圣不二法門”④。

一、致良知本義釋要

王陽明是以至、極、盡之義來解釋“致”字，也就是說，“致良知”就是擴充推行自己先天稟賦的，發見于日用之中的良知，使良知全體充拓得盡，得以充塞流行，“必致其知如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后謂之致知”⑥。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意義是至極其良知，就是拓展自己的良知，將自己的良知擴充到底，把良知推廣到人倫日用生活當中去。這是致良知的至極義，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性，在《大學》里叫做致知，從這個意義上說，“致良知”的至極義就是從良知本體向良知發用的展開。那么“良知”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謂“良”。朱熹將“良”解釋為“本然之善也”⑦，也即是先天本然的東西。所謂“知”。王陽明解釋為“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⑧。因此，王陽明“良知”的真正意思也就是1527年他在天泉橋對弟子錢德洪和王汝中所作的開示“知善知惡是良知”⑨。雖然我們清楚地知道了良知的基本含義，但是良知與致知有區別嗎?在陽明先生看來兩者之間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并且進一步舉《大學》中例子來說明，他說:“‘所惡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⑩。把握住良知這個根本，然后加以所向無敵的推導，便是王陽明教導學生的最簡易直接的方法。“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瑏瑡。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首先是一個擴充、恢復的過程。良知是不慮不知，不學而能的東西，是每個人都有的。凡人和圣人都一樣，都具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以及惻隱之心，但是有了善端，不一定能成為圣人。因為雖然人天生皆有良知，“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瑏瑢。然而對一般人來說，不可能沒有私欲迷惑，所以必須用格物致知的功夫，戰勝私欲恢復天理。這樣，人心的良知就再也無障礙，就能夠充分顯示，這就是致其知。如果一念發動在好善上，就實實在在去好善;一念發動在憎惡惡上，就實實在在去憎惡惡。如果知道善，卻不依循這個良知去做;知道不善，卻不依循這個良知不去做，那么，這個良知就是被蒙蔽了，這就不能致知。個體的良知既然不能擴充到底，即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實去喜好，即使知道憎惡惡，也不能切實去憎惡，又怎么能使意誠呢?所以致知是意誠的根本。又據孫應奎記載，陽明先生在談到《大學》的格物致知時說:“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瑏瑣。這里可以看到“致良知”之“致”的第一層含義:到良知本身之中去也就是說到事情本身之中去。王陽明本身已將致良知闡釋得極為清楚，同時為了避免誤解，更提出知行合一之說，以進一步詮釋致良知。這也就是致良知的第二層含義。“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瑏瑤陽明先生并舉例加以說明，“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后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總之，王陽明是要人們時刻省察內心，不僅在行為已經發生時而且要在發生前就做好了內心的清理，將意念和行為都歸于天理，使行為朝著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向發展。綜上所述，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實際上是一種返求諸己的道德修養論，主張存心養性，追求一種當下自知自覺的良好狀態。強調人們每時每刻都要做反省的工夫，惟有如此，才能達到圣人境界。

二、致良知的路徑分析

王陽明是個具有理論修養又有教學實踐的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他不把自己限制在仕途之路上，而是進行了多方面的實踐活動。王陽明倡導在實踐中，內以完成儒家要求的人格修養，外以建立經世濟民的功業。因此，王陽明的學說可以說是實踐的良知學。要立志，即要心中常存天理、去人欲。陽明先生說:“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瑏瑦。他說，“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瑏瑧。立志就如同樹的種子，只要不助長也不忘記，只管培養下去，自然會日夜滋長，生機日益完備，枝葉日益茂盛。樹剛長出來時，就有繁枝，必須剪掉，然后樹干才能長大。但是立志貴專一。所謂專一用陽明先生的話說也就是主一，但如何才能主一呢?梁日孚為此專門請教于王陽明。王陽明答道:“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瑏瑨。立志不是空言，而是立心，立心也不是懸空有一個想法，而是著于事務，即心事相合，即心之所之，專注于某一事物而不分心旁騖，儒家之立志當是在事事務務上專注于效仿圣賢，所謂“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瑏瑩。其實也就是要有一個專心向學的心，有這個心立志就是主一，猶疑彷徨，反復不定或若即若離都是不能立志或志之不堅的表現，立志堅定就能一心而入，不再動搖傾斜。在陽明的修養工夫中，立志是他反復申論的第一環節，現在人們熟知他的致良知會通了工夫本體，以及其他的包括坐養等各種功夫，但卻對他實際下手處，也就是身心修養首先從何開始言之不多，陽明從早年至晚歲反復教導學者的就是為學必須首先立志，這是為學的前提，因為這涉及到你要學什么的問題，立志又是為學的功夫，立志并守志就是修身之道，因為所謂的志，其中一個意義就是人的靈明覺知，能開發它、持守它當然就是為學了，良知也就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呈露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它就是第一良知。靜坐省察。宋明儒者特別重視靜坐功夫，靜坐也是陽明先生教導學生時的入手處，并且曾作為一項重要修養功夫讓其弟子們普遍實踐。這至少出于兩點考慮:一是初學者在朱子學的影響下，往往外求于物而尋理，常務訓詁記誦之學，故通過教其靜坐以減少朱子學的負面影響;二是初學者往往拘泥于個人名利得失，不專注于修養心性之學，教之靜坐以實現對私欲的超越。在《王陽明全集》中提到“靜坐”這二個字大概有三十七處。最早可考的是在正德五年。用靜坐這一方法來教人實際上也是和王陽明的早年對佛道深入研究有關。王陽明甚至讓學生看佛教和道教典籍，與儒學相互參詳。靜坐是東方人的一種對宇宙和人生進行體悟所采取的方式，在先秦即有之。如顏回之“坐忘”，道家之“冥冥渺渺”，乃至后來佛教禪定。這種活動實際上是一種深入到人的無意識之中的思維訓練，產生一種特殊的與宇宙合一的心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使人體認自己的內心成為可能，因而有助于人們對于內心深處的體察和對道德的更深的理解。王陽明以靜坐為教學方法，是符合其心學路子的。靜坐是對治的功夫入手處，“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瑐瑠。但王陽明提倡的靜坐并不是一無所知，如佛道兩家一心要去掉外面的影響。靜坐能收一時之功，如果誤而入于枯寂或流入玄妙中者，則不能致良知。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于靜處涵養，卻好。”瑐瑡靜坐時必須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沒有間斷的時刻，如同除盜賊，要有徹底杜絕的決心。“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瑐瑢。省察就是不管有事無事，都要自覺地自我反思、內省。省察的反思可以使自己始終處于先天道德法則的監督之下，通過道德自律使自己的意志、語言和行為與先天至善的良知始終保持一致。“良知愈思索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瑐瑣。要有明的工夫，即要事上磨練。他認為良知天理如明鏡，其本體全體是晶瑩透徹的，但由于個體昏迷而沒發現，就必須時時勤拂拭。在致知過程中，他強調的是在事上磨練。所謂事上磨練，是指在道德實踐中用功，也指在閑暇無事時的內心反思。一方面，他認為道德法則并不存在于道德行為所指的對象上，先驗至善的本心本體才是道德法則的根源和基礎。另一方面，王陽明主張打破“心”與“物”的二元對立，強調“事”是“良知”自然發露的場所、載體，是體現其良知功夫用力所在。這里所說的“事”是多層面和隨時隨地的。除讀書、習字外，更重要的是個人日常的行為舉止、事親敬長的灑掃應對、事君教民的政治活動、修身養性的閑適活動、愛憐生物等不同層面，而貫穿其中的是良知發用下的道德實踐。“人須在事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瑐瑤。他反對終日只是光說不做，倡導應當在具體的問題上去發現天理。“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瑐瑥。只有在事上磨練，不斷克己，才能在任何時候都氣定神閑，不亂方寸，穩步前進，方能到達天理。陽明心學是對朱熹哲學思想的反思。這種強調道德實踐的一致性的原則，有著豐富的儒學資源，也與西方某些倫理學，比如基督教倫理學和康德規范倫理學有著相通之處。為此，王陽明在回答一長期聽其講學的下屬官員說他每天都要處理文件，沒有時間做學問時說道:你既然要斷案，就從斷案的事上學習，如此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處理文件與訴訟，全是切實的學問。如果丟開事物去學，反而是不著邊際。良知的實踐性取向，為各項活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如此也無怪乎講求內圣功夫的王陽明，在外王層面而如此虔誠地推進，只是建功立業不再是為了個人名利，而是成了實現個人德性實踐的場域。道德實踐的第一性，強化了陽明心學的實踐品格。由此可知注重在時時事事上去致良知，也是陽明心學大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致良知的當代省思

王陽明致良知思想雖然是唯心主義哲學，但其學說影響深遠。正如梁啟超所說:“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茍學此而有得者，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瑐瑦此外，陽明學說還對日本等東亞國家產生深遠影響。1932年5月16日，曾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中認為:“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于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么?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瑐瑧。當今時代遇到了與王陽明所處時代相似的困惑。現時代是一個知識過度膨脹而淹沒了價值理性的時代。當代的學術困惑是讀書解經與德性實踐的本末倒置。忽視人的全面發展逐漸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社會問題，但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優越論及植根于希臘哲學中的理性傳統，現在仍是支配學術界探索問題解決的主要理念。當前，有關王陽明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很多，但大都存在為研究而研究的傾向，沒有對古人思想仍具有巨大價值的東西作出新的詮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客觀公正地分析和繼承傳統倫理思想中仍具有現實意義。這就需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理性立場來進行研究，不能用現在的所謂階級立場和唯物唯心來簡單地對傳統文化來加以評判。要拋棄二十世紀以來形成的反傳統的話語體系，要拋棄那種對待傳統倫理思想時的野蠻粗暴的心理。在充分自覺和理解下揚棄。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立足點與出發點，就是王陽明終身痛切批判的虛浮的學風。陽明心學最大的動機就是要糾正這種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實踐的學風。梁啟超曾在《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一文中說學生“畢業以后，對于社會上實際情形不知相去幾萬里!再講到修養身心磨練，越發是等于零了”。可見，“致良知”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師王陽明先生給我們學術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是最有價值的一個學術指針。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在純粹的傳統哲學里面，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是最高頂峰，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自律精神和強烈的道德使命感應該以新的面目納入我們時代的哲學體系。致良知就包括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這正是致良知學說的精髓話題。總之，致良知學說是一個根本而全面的哲學體系，可以供我們進行理論探討和借鑒之處是相當多的。應該承認當代人在物質上的富足已經遠遠超過古人。但在精神上呢?道德境界上呢?答案恐怕不能是肯定的。工業社會人們已經無暇顧及去關注自己內心精神的修養了。道德問題已成為當前社會建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了出名不擇手段，老人倒路上沒有人敢去扶等等怪現象比比皆是。道德規范由他律到自律的轉化有了一定難度。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提高，對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帶來巨大沖擊，現在學生進學校學習的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考上名牌大學，大學畢業有個好工作，工作后有個好收入，好的收入后有好的生活，好的生活后有好的享受。基本上都上圍繞這一目的而進行。學校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基本上也是灌輸這思想。至于個人要成為什么樣子的人?要為社會作什么貢獻?人活著的意義是什么?學生根本不會去想，學校教育的目標和內容也不容許他們去想。良知說是王陽明積極入世的儒者本懷的體現，而這種熱心救世的情懷對當今的人們仍有激勵作用。今天國家在實施依法治國的同時也提出以德治國，認為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偏廢，這其中就汲取了包括陽明良知說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重德治的精神。另外，陽明知行合一所蘊的理論與實踐需統一的哲理，對我們今人依然有指導作用。在陽明看來，良知不僅是要當作判斷是非善惡的倫理標準，而且還要作為個人行為的準則，實現個體良好生活的行動準則。這里，良知的意義不止于內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而且進一步充當了行為自律的內在約束。于是，內在的德性對于個人來說，便同時具有了外在的意義。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不過都是良知的發用流行，儒家君子之學不過也是良知的推致。君子之學目的是為了保證行為的正當性或者說保證行為的合理與合義，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素位而行，思不出位，動心忍性等等，就是行為正當性的具體體現。基于此，我們應該對以往的倫理思想中某些單調的方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構建新的，適合時代精神的倫理模式。而陽明學的目的就在于解決道德實踐的問題，強調付諸實踐的重要性，否則，各種認識即不成為真正的認識。

總之，陽明先生致良知學說作為傳統的儒家的思想，雖不具有近代思想的性質，但它強調自尊無畏、篤踐力行，倡導有用之學，并且也邏輯地包含了尊重個人、強調個性、不懼外物的思想，很能與現時代相契合。正如井上哲次郎所說:“試考德川時代的儒教史，朱子學派中不無偉人，然固陋迂腐者頗多。反之，陽明學派中人物，則多有建樹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幾乎沒有。可見，陽明學果有陶冶人物之功無疑。”瑐瑨在梁啟超看來，王陽明是孔子微言大義的闡發者，他甚至說:“陽明先生之心，猶孔子、釋迦、基督之心也，其言猶孔子、釋迦、基督之言也”瑐瑩。陽明學說，不僅是獨善其身的學說，更是救世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