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政治哲學平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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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先秦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學，其思想主張一直有其獨特的一面，而作為墨學創始人的墨子，同志曾評價說“墨子是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顯貴，因此思想主張里有許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節用”為主的愛惜民力主張，更有其可貴之處，司馬遷在《史記》中談到墨子時說：“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2）對以勤儉節約為美德的中華民族來說，這樣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但為何此主張在先秦之后漸漸失去聲音，也是需要探討的。

一、墨子正視民眾的消費需求

墨子在《非樂•上》里認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這三點是民眾的巨患，而解決衣食住行這個問題是統治者的基本職責。在春秋戰國這個動亂時期，當時的事實卻是統治者“暴奪民衣食之財”、“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墨子•辭過》），廣大民眾過著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生活。面對這種極度不公平的社會現狀，墨子從生產資料的來源著手，提出“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绔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蓺，雌亦不紡績織纴，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勞動者既然付出了勞動，自然應該有消費的權利，應該獲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滿足，要求統治者正視民眾的權利需求，堅決反對“虧奪民衣食之財”，認為這是一種涸澤而漁的行為，將會導致民眾的不滿，產生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對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讓國君社稷不保，得不償失；因而，作為國君統治者，應該時刻考慮讓利于民，讓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取其所需，達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說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諧相處。

二、節用和節葬目的在于開源節流

墨子的“節用”，主要是針對日常用度，必須加以節制。作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經歷并沒有太多的奢華，所以覺得當時之國家人民，對于“當用”與“不當用”，沒有清晰之觀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費，故主張節用。而墨子“節葬”之提出，乃是反對厚葬久喪，造成人民耗費太多之物力、財力，造成很大的社會損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喪之法以處理之。墨子的“節用”主張就是要節省財用，而墨子要求節用要做到去國家無用之費，做到用財不費，民德不勞，而興利多。墨子認為在財物、時間、心力要用其所當用，去其不當用。那么所謂當用是什么呢？墨子認為凡滿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為當用，就像充饑止渴之飲食、保溫防暑之衣服、避風雨、別男女之房屋、水陸交通所需之舟車，皆為日常生活所需，故為當用。而像雕鏤篆刻之美、宮室臺榭之樂以及厚棺、修墳墓，則為不當用，因其沒有實利。現在看來，這些主張充滿了平民主義色彩和樸素的政治經濟理念，從消費的源頭開始節流，對于戰亂中的百姓來說，很容易得到他們的共鳴。墨子在《節葬下》中說道：“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以政權的穩固來指到了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們對節葬的思考。墨子還在《辭過》中提到：“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于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并至，故為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導兼愛興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貴族不但沒有愛惜民力，而且又浪費有限之財，厚葬久葬，奢侈無度。百姓卻因遭逢戰亂，顛沛流離，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會有主張節用和節葬之觀點；墨子從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貴族，能體會百姓生活之困苦，維持一個適當的生活水準，徹底實踐簡樸生活，則天下之利，才有產生之可能，而額外的裝飾或要求，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應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費中所表現的態度，就是簡樸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樣體恤百姓，愛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愛》中提到“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于君,出以踐于朝……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這是個很生動的比喻，為政者喜歡的事物,臣下就盡力去迎合,以上帶下，如果君主在節用上能夠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這樣就可以移風易俗,有效遏制鋪張浪費，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樂”是非勞民取樂

墨子所在的先秦時期，同為顯學的儒家提倡“禮樂”教化人民，而墨子卻反其道行之，提倡“非樂”來加以批駁。綜觀墨子提倡非樂之緣由，不是全然地反對音樂，畢竟，墨子也知道音樂有教化人心之功。而墨子卻非樂，那是因為當時之王公大人因為作樂，每每耗費龐大的人力與物力，而使生產停擺，致使民生凋蔽，實在是勞民取樂，所以墨子才反對作樂。墨子考慮音樂的意義，其目的主要是和人民生計相比，作樂是一種享樂層面，不得不從百姓安居樂業來考慮，來勸說為政者，禁止作樂。墨子認為王公大人作樂，是一種奢侈和浪費。他們要撞巨鐘、彈琴瑟，必將厚斂于民，竭民之財而奪民之利。《非樂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從社會多層面考量，墨子反對作樂，因對上不符合圣王的所為，對下不符合平民百姓的利益。想從物質文化及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皆面面俱到，依當時民生之困苦，是無法做到的。其實墨子并不反對音樂。但是一想到如將作樂之事與人民之利益相衡量，則作樂所顯現之價值，當比不上人民之利益。而且墨子凡事以義考量，當然，會在衡量一切事物，而一切以公利為優先。可以看出，墨子之視野并不狹隘，而是悲天憫人。

綜上所述，墨子的思想主張中充滿了平民理念，以“追求最大多數人之最大幸福”為出發點，雖然精深廣博，但卻是針對實際社會的問題，為民請命，提出其觀點，是很具有道德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