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學與自然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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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史上曾發生過兩次公認的哲學轉向，分別是17世紀的“認識論轉向”和19世紀的“語言學轉向”。最近幾十年來，英美哲學界再次把哲學轉向提上了議事日程。與以往不同，這一次哲學家們主動對哲學往何處“轉向”作出了多種不同的預測。在這些預測當中，關于哲學“信息轉向”的提法是最新出現的、影響力最大的一種。受此影響，國內哲學界在重視信息哲學研究的同時，也開始出現哲學“信息轉向”的呼聲，甚至有不少人對信息哲學寄予厚望，認為它會成為“第一哲學”并“重新恢復哲學的尊嚴”。①那么，哲學真要再次轉向，甚至是出現所謂的“信息轉向”嗎?我們認為，對此問題應謹慎對待。只有深入研究信息哲學的源起與發展，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中作出正確定位，才能客觀公正地評判信息哲學在未來哲學中的影響。

一、信息哲學:自然化運動進程中的一個“副產品”

20世紀英美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傾向是自然主義。自然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但它在當代的復蘇和盛行，則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學在解釋世界時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相對于前科學時代的一切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體系，自然科學的概念、方法和規律對世界的解釋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學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學的昌盛，使自然主義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所以，到了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幾乎沒有哲學家樂意說自己是一個非自然主義者。［1］121分析哲學是自然主義盛行的另一個動力。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就表達了鮮明的自然主義傾向:能說的東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學命題所說的東西。此后的分析哲學家無不受此傾向影響。從維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學的演進同時體現出自然主義的發展脈絡。自然主義者認為，哲學研究和科學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別只在于兩者關注的對象不同。自然科學關注具體問題，而哲學則關注一般性問題。世界是統一的實在，因而可以構建統一的理論來加以說明，這就是自然主義的總則。自然主義的研究綱領和操作方法稱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運用分析、還原等方法，通過自然科學的概念、術語、原則，對傳統哲學所關注的意義、價值、認識、真理等一般性問題做出自然主義的說明。通過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說明的對象具有科學上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而證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眾多，自然科學領域內的一切學科都可以充當解釋項。所以整個自然科學就既是一種本體論標準，又是一個“終極解釋裝置”。質言之，科學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學驗證的東西是值得懷疑的，其或者沒有研究的價值，或者在認識地位上次于科學。自然主義所引發的爭論在根本上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點體現在方法論上，表現出的問題是:有沒有諸如第一哲學之類的東西?第二點體現在本體論上，表現出的問題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代表著自然主義的方法論和本體論承諾。自然主義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既然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當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獨立于感覺經驗和經驗科學的第一哲學。第二個問題是自然主義關注的焦點和難點，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心理現象，特別是意向性問題。“任何想要把人類和心理現象當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須用自然主義的術語來解釋意向關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當代自然主義者從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對心理現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開的。

對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學術語來說明意向性。為了達成這一目標，自然主義哲學家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嘗試。自然科學領域中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被自然主義者當做工具，納入到自然化的解決方案當中。其中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自然主義哲學家往往會使用他所依據的自然科學的學科名稱或者概念來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論。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劉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學為基礎對意向性進行的“同一論”說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爾(J．Searle)等人分別依托生物科學作出的“新目的論”說明和“生物學自然主義”說明，哈曼(G．Har-man)、沃菲爾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計算機科學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進行的“功能作用語義學”說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論為基礎作出的“信息語義學”說明，福多(J．Fodor)以計算機模塊理論進行的“模塊論”說明等。自然主義者在運用各種科學技術理論對意向性進行自然化時，體現出很強的寬容性和開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來他們建立的理論毫無共同之處，但實際上從事的卻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稱哲學正在經歷一場“自然化轉向”。［2］452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自然化運動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學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徑時，發現信息科學技術存在著巨大的解釋潛力，因而將信息及其相關概念引進到自然化的解決方案當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識與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時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為基礎進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對知識、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義的說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個工程可以被視為自然主義的一次實踐”［3］。而在福多看來，有信息封裝的計算系統就是模塊，利用模塊理論對意向性進行的自然化就是“為表征構筑自然主義條件”［4］31。正是通過這些具有自然主義傾向的哲學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單純作為科學概念的信息在哲學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從淵源和背景來看，如果說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科學技術和通信理論的發展為信息哲學的誕生準備了技術前提的話，那么分析哲學和自然主義，尤其是自然化運動則可以被視為信息哲學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學史中為信息哲學進行定位的話，我們認為其邏輯順序是這樣的:自然主義傳統→科學主義傳統和分析哲學→自然化運動→信息哲學。自然主義傳統在近代科學的刺激下復蘇，進而通過科學主義表現出來，在分析哲學的推動下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自然化運動，而信息哲學則只是自然化運動所采用的眾多方案中的一種。所以，從起源來看，信息哲學完全是在分析哲學和自然主義傳統主導下的自然化運動的一個“副產品”。

二、信息哲學與自然化運動內在關聯的邏輯起點之發生學演進

“信息”作為信息哲學的核心和基礎概念，是信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信息概念進行歷時性考察，探究其如何從單純的科學概念演化為一個具有“哲學身份”的概念，能夠在邏輯上再現信息哲學的發生過程，在發生學上揭示信息哲學與自然主義和自然化運動的內在關聯。按照信息概念內涵的演化，這一過程可大致區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科學概念”階段。20世紀中葉，《信息論》和《控制論》問世，信息概念成為“科學概念”。1948年信息論之父申農(Shannon)發表了劃時代的論文《通訊的數學理論》，第一次將信息納入科學研究的視野。通過這篇論文，信息正式成為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科學概念。但是，作為科學概念的信息只關心信息量，而不關心信息內容。因此，申農所創立的信息論實際上是一種信息的數學理論。在此背景下，申農把信息定義為不確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減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論》中，美國數學家、控制論的主要奠基人維納(Wiener)對信息作出了這樣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不承認這一點的唯物論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農和維納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復雜性和多義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們對信息的認識主要停留在科學層面。維納對世界的“物質、信息、能量”三元論說明過于簡單和草率，在哲學界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但是，他們對信息的科學說明卻為哲學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礎。(2)“科學概念”向“哲學概念”的過渡階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義影響的卡爾納普(R．Car-nap)為了對符號的意義進行自然化，便在《語義信息》一文中大膽預測，申農的信息論“會在不久的將來發揮重大影響”［6］147－157。在該文中，他還率先提出，對語義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實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進行區分是一項重要工作。［6］147－157從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決信息語義問題，至此開始成為哲學家切入信息哲學研究的一條基本路徑。麥凱(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論”，認為信息與其接收者知識的增加有關。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發展，引起了自然主義哲學家的廣泛關注。信息概念開始出現在各種自然化理論當中，由此迎來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質變。對信息進行哲學界定一時間成為哲學界的時尚，哲學家互相抱怨對方誤解和誤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爾(Sayre)批評“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濫用了‘信息’一詞”［7］53。哈姆斯(Harms)也認為查莫斯(Charlmers)“不應該把信息理論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狀態，以及這些狀態如何相關和構造”［8］475。在這一時期，美國哲學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開創性和代表性。在他看來，進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說明“純物理系統如何可能處在知識和信念(內容)的狀態之中”［3］。為此，他從申農的通信理論出發，用信息來說明知識和信念。他認為，申農所建立的信息論目的雖然在于對信息的量進行度量，但其中也隱含著說明信息內容的功能。這種功能是作為自然科學成果的通信理論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這種功能所進行的信息論說明就是純粹的自然化的說明。為了滿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因果論層面都得到了較為系統的說明。正是自然主義者從事的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從科學概念向哲學概念的過渡。［1］121(3)“哲學概念”的認可階段。以信息論為基礎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學中的地位獲得日益廣泛的認可。丹內特甚至斷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終將心、物和意義統一在某個單一的理論中。”［9］對信息與知識、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間關系的探討，帶動了對信息的本質、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學元問題的研究。1998年，《元哲學》出版的《數字鳳凰———計算機如何改變哲學》對信息哲學的發展作出了肯定。［10］1隨后，英國哲學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發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學》等文章，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信息哲學研究的范式、目標和綱領。進入新世紀之后，以信息哲學為研究課題的著作不斷涌現，標志了信息哲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分支得到哲學界的認可。從對信息概念內涵演化之三個階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為邏輯起點的信息哲學與自然主義和自然化運動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性。對信息哲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哲學分支的“認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學從此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獨立于自然化運動。因為其一，信息概念被納入到自然化方案當中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盡管其強大的解釋功效逐漸顯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投身到此項研究當中，但結果只是造就了一個以信息概念為共同基礎的強勢自然化派別的出現。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學領域以來，圍繞信息的哲學研究在方法、旨趣、綱領等方面從未發生過根本性變化，即使弗洛里迪拋出“信息哲學”的提法，其實際意義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么重大，從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決信息的語義問題，仍然是信息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說信息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沒有超出自然主義的視域。事實上，信息哲學試圖建立統一信息理論的核心目標，就嶄露著無法掩飾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學的“信息轉向”現實地蘊涵于自然化運動

自然化運動聲勢浩大，但也困難重重，迄今還沒有出現過能令所有人信服的自然化理論，信息哲學亦不例外。伴隨著新的自然化方案的不斷涌現，我們也可以經常從自然主義者那里聽到有關哲學轉向的呼聲。比如語義學轉向、目的論轉向、生物學轉向、信息轉向等。對這些頻繁出現的轉向呼聲，我們要理智看待，不能盲從。我們認為，頻繁出現的各種轉向呼聲表明了以下三點。第一，自然化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但自然主義卻具有很強的開放性和進取性，因而自然主義者能夠不斷吸取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來完善自己的自然化方案。第二，自然主義倡導者多，擁護者眾，仍然是當今哲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這表明與自然主義休戚相關的分析哲學仍有很強的凝聚力。第三，自然主義者倡導的轉向尚無成功案例(否則就不會再出現其他的轉向呼聲)，他們往往是用“轉向”一詞來推銷自己的自然化理論。這一方面會產生出新的分支學科，如信息哲學，另一方面又在實際上擴大了自然主義和分析哲學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種自然化的方案中，物理主義的影響最為深遠，甚至有人將物理主義作為自然主義的代名詞看待，但是哲學并未出現所謂的“物理轉向”。在現實性上，與自然主義和分析哲學相比，當前的信息哲學還只能被看作自然化運動內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哲學分支。所謂的哲學的“信息轉向”，現實地蘊涵于自然化運動之中，獨立于自然化運動的“哲學的信息轉向”尚未出現。過去50年間，分析哲學改變了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的支配地位，把觸角延伸到包括形而上學在內的眾多領域。正如國際著名哲學家蘇珊•哈克(SusanHaack)所言:“目前各種牌號的‘自然主義’借助物理學、認知科學或進化生物學等，已經產生了影響，并且變得相當熱門;形而上學已經恢復了它的中心地位:心靈哲學、認識論、科學哲學以及道德哲學和社會哲學，已經不再被簡單地視作語言哲學的特殊分支。”［11］2至于未來，哲學能否出現獨立于自然化運動的信息轉向，既取決于信息哲學自身，又取決于其他自然化理論的發展。盡管信息哲學具有很大潛力，但它也面對不少有力的競爭對手。如麥克唐納(G．Macdonld)就認為，自然主義戰略“所采取的最近一種轉向就是向生物學的轉向”［12］238。

此外，獨立于自然化運動的信息轉向能否實現，還要看信息哲學研究能否發生革命性飛躍。當前信息哲學領域內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著作大多是自然化運動的產物。號稱信息哲學創始人的弗洛里迪也不得不承認，德雷斯基的《知識與信息流》仍然是這個領域長期以來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當前哲學界對信息的研究主要還是把它作為工具來解決意義問題，其表現就是把語義信息作為信息哲學的研究重心，但對意義的關注無疑是分析哲學最顯著的一個標志。用信息說明意義給人的表面印象是信息比意義更基本，但是如果仔細分析當前占主導地位的幾種對信息的看法，就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無論是在德雷斯基那里信息被看成一個“語義概念”，還是在弗洛里迪那里信息被定義為“數據+意義”，意義都被認為是內含在信息之中的。所以，信息和語義誰更基本當前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