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的哲學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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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個全面”的形成與開展凝結著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哲學深思，繼承與發展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應用與創新。從戰略本源的視角出發，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維度，通過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時代內涵、形成背景、四個方面辯證關系及其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等中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及認識論三大哲學向度進行梳理總結，以推動學術界進一步深化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研究。

［關鍵詞］“四個全面”;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認識論;歷史唯物論;研究綜述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已成為當前領導下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導向，更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綱領和戰略抓手。這一戰略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幾代領導集體對其深思、消化所取得的治國理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并得以完善，是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創新成果，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繼承與充實。目前(2015年11月)為止，通過中國知網、超星、萬方數據平臺及百度等進行搜索發現，學術界雖然對“四個全面”各方面的哲學理論研究成果已較為豐碩，但以關鍵詞“四個全面”、“哲學”進行檢索，經梳理后發現相關的學術論文、報紙類文章總數寥寥，不足半百。作為當下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指導思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思維研究不可輕視。如何從哲學角度更好地認識、分析和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及其各方面的思想內涵，亦應成為當下學術界、理論界研究課題中的關鍵點。

一、關于“四個全面”的辯證唯物論哲學向度的研究成果

辯證唯物論作為關于世界的物質性學說及關于物質和意識的辯證關系學說，采用辯證法的觀點研究世界的本質，所要說明的是世界的本質“是什么”的問題。正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現階段之所以能夠提出和實施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客觀實際和社會存在為基礎的。［1］因此，作為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學術界對“四個全面”哲學基礎的研究大多從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入手，分析比較透徹的主要有雙傳學、冷溶、任理軒等人。

(一)關于辯證唯物論理論在“四個全面”中的運用

雙傳學對此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概括。他指出，唯物史觀是我們黨“哲學的根據”，是“四個全面”的理論基石;而“四個全面”則深刻體現了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是唯物史觀的當代反映。“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全面”推進，堅持社會有機體原理，深化了我們對社會協調發展問題及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同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群眾立場，堅持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原理，生動體現了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認識。再次，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決定性與選擇性的高度統一過程，強調社會實踐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四個全面”堅持辯證的歷史決定論，使得中國共產黨擔負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深化了我們對執政黨自身建設規律的認識。［2］

(二)關于“四個全面”對辯證唯物論本質的體現

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在于堅持物質與精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即物質決定精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反之，精神對物質、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又具有反作用，而且這種反作用有時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過程中要高度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這就聯系到應形勢要求而提出的凝聚精神力量的“中國夢”這一總理論指導目標。當然，協調推進“四個全面”中的每一方面也都擁有各自的理論指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重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國中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注重思想建黨、堅定理想信念。［3］這些均體現出“四個全面”戰略理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著重強調、重視社會意識和大眾精神的反作用。

二、關于“四個全面”的唯物辯證法哲學向度的若干思考

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既關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質，也是現代實踐主義哲學的核心思想，其最終創立促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而唯物辯證法在本質上是與時俱進的，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不同時代主題下的黨中央領導集體著重深入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哲學蘊含，致力于推動這一科學哲學體系的不斷完善與創新。因此，對于“四個全面”這一哲學向度的分析成為學術界研究重點，研究成果比較多，且學者論述大多集中于全面發展、普遍聯系和基本規律的角度，并以矛盾分析法為核心從不同角度闡釋了“四個全面”的時代內涵、辯證關系及其頂層設計。

(一)對“四個全面”所蘊含的唯物辯證法的整體把握

“四個全面”戰略思想作為唯物辯證法深度滋養的結晶，既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全面發展觀及普遍聯系的基本思想，又透徹著處理主次矛盾的辯證關系原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辯證否定觀指導下的創新導向。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關鍵時期，在依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大時代背景下，在汲取歷代領導集體智慧結晶的基礎上，繼承馬克思主義辨證思維方式治國理政。其在主持2015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學習時便強調，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4］這便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上升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這一根本上加以學習，為我們從哲學維度進一步深刻理解、有力落實“四個全面”提供了思維導向。喬玉強、曾慶棟等人便以唯物辯證法角度具體分析了四個“全面”所內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念，指出從哲學的高度理解、認識、把握“四個全面”，就需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堅持全面、聯系、發展的觀點，以辯證矛盾思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5］宋世杰以的一些列講話重點分析了“四個全面”所蘊含的矛盾思維、系統思維和戰略思維，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社會治理規律、從嚴治黨規律的進一步深刻認識。［6］

(二)對“四個全面”縱深規劃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及普遍聯系的探析

第一，永恒發展和普遍聯系作為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特征，從總體上揭示了世界的辯證性質。李宏教授在《“四個全面”的哲學基礎和時代內涵》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是社會各因素相互作用、諸領域全面協調的發展觀。從鄧小平理論中最能體現全面的“兩手抓”治國理念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進而當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應新的歷史階段呈現的階段性特征的客觀要求對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創新。［7］中國經過60多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經過兩個三十年的奮斗，社會主義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面對時代形勢下新的矛盾與問題，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8］因此，“四個全面”戰略部署既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發展，也是應新的歷史階段所呈現的新特征的創新。其正式提出便賦予新常態以新的時代內涵，使以后的改革發展更為清晰準確。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張聯系的普遍性和客觀性，要求我們必須從事物固有的聯系中把握事物的真實聯系，切忌主觀隨意性，并掌握系統內部優化的方法。因而，所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間也必然存在著某些內在聯系。正如劉云山用列車形象化妙解，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列正在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發的列車，那么改革就是發動機，法治就是穩壓器，黨的帶領就是火車頭。四者之間并不是簡單羅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9］徐小伍對這一形象化比喻作出了進一步分析，指出“四個全面”包含著完整嚴密的辯證關系即一大戰略目標內含著對三大戰略舉措的必然要求，而每個戰略舉措之間都形成了一種呼應關系，互為動力、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發展的機制和航向，共同形成了邏輯嚴密的戰略布局。［10］涂小雨副教授則著重分析了新常態條件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辯證統一，對各個方面的定位與新時代背景下“四個全面”的協調推進所蘊含的辯證關系原理作出了進一步闡釋。［11］第三，劉文華副教授等人則更為詳細地以馬克思主義聯系觀為視角進行深入探析，指出“四個全面”并不是各部分的簡單羅列，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的關系。一方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內含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方略及從嚴治黨的客觀要求;而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奮斗目標的實現和依法治國方略的推進，更是有利于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另一方面，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讓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小康、黨的自身建設步入法治軌道，全面從嚴治黨則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提供堅強領導力量保障。［12］曲青山指出，“四個全面”是一個過程的集合體，也是一個完整的相互滲透、相互關聯的理論系統，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目標系統，全面深化改革是動力系統，全面依法治國是保障系統，全面從嚴治黨是調控系統。［13］此外，杜棟還重點分析了“四個全面”系統性、整體性及協調性，指出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分析給予我們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所需要的科學觀念和方法論指導，今后更應積極運用系統工程方法論，運用協同學習、協同管理和協同發展，力爭形成系統設計、整體謀劃、協同推進的生動局面。［14］由此看來，“四個全面”既體現了戰略頂層設計的全局觀念，從整體著眼，尋求最優目標，又強調每一個“全面”的獨立性、完整性及系統性，充分發揮每一方面的戰略功能，從而實現每個舉措協同推進，整體戰略得以最大優勢發揮。

(三)對“四個全面”所依據的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及其方法論的闡釋

第一，唯物辯證法強調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之間的辯證關系，主張依靠主觀能動性，根據實踐的目的、因勢利導地改變規律賴以起作用的條件，從而引導規律起作用的具體方式。任理軒則著重從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分析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過程中黨中央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詮釋和應用，指出“四個全面”著力回答了什么是治國理政的現代化、怎樣實現治國理政現代化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全面理解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深刻內涵和豐富意蘊，尤其要掌握其精神要義和認識論、方法論意義，把思想行動統一到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上來，朝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標桿”前進，以實現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布陣筑基。［15］辛向陽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為依據，指出“四個全面”更是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及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他認為“四個全面”的形成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對中國國情最深刻的把握，同時又是對中國實問題的最好解決。一方面，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些列現實問題及在法治建設中面臨的重重困境促使我們必須推進四個“全面”的協調進行。另一方面，“四個全面”的強勢開展必然深化黨和人民對“三大規律”全新認識，更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16］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矛盾客觀、普遍存在于世間萬物，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基本動力。矛盾分析法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亦溶入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與實施當中。曲青山教授單從矛盾法則角度詳細分析“四個全面”朕略布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矛盾分析方法論的創造性運用。指出“四個全面”的提出直指當前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與問題，抓住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牛鼻子”。［17］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中，也強調過，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8］對于這次集體學習，中央黨校哲學部的一些專家各抒己見，就“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相關哲學理論作出了進一步分析。韓慶祥教授就關于“強化問題意識”與“積極化解矛盾”的論述，進行了深入思考。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面向“中國問題”和注重“增強實踐本領”的哲學，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與導向，其注重的便是“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其一直強調提高化解矛盾的本領則體現出勇于擔當的精神［19］(具體分析還可參閱韓慶祥教授《構建“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20］《問題導向與辯證思維》［21］等文獻)。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是注重辯證思維基礎上“化解矛盾”的哲學。阮青教授著重對此進行了分析，指出要用辯證思維做總體規劃和解決主要矛盾，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所應有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原則。［22］何建華教授則指出，在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的同時，還要準確把握新常態，既要辯證認識“新”與“舊”、“常”與“變”的關系，又要正確把握“長過程”和“新階段”的關系，通過矛盾分析，揭示它的具體特點和發展趨勢。［23］正是對矛盾問題的辯證分析以及對“兩點論”和“重點論”處理問題的適用，才最終得以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使得黨員干部能夠掌握提供提供智慧與思想的哲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是注重“思想產生”的哲學。

三、關于“四個全面”的認識論哲學向度研究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即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關于認識的本質、來源、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理論，其基本原理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即實踐論。正如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也強調指出，要學習掌握認識和實踐辯證關系的原理，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24］對此，學術界大多從實踐觀和歷史觀的角度進行了解釋性闡述和擴充性補充。邊立新教授分析了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根植于實踐，直面現實問題，干預社會生活。而實踐表明，只有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才能使主觀世界更好符合客觀實際，按照實際決定工作方針，繼而把改革發展的事業不斷地推向前進。因此我們要掌握這一“看家本領”，即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25］董振華教授則認為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6］杜代余也指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每一方面都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最大實踐，著眼于解決當代中國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實踐指導性。［27］而胡伯俊在以辨證思維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踐要求前提下，提出要從四個基本層面著力，全面推動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踐創新。［28］因此，“四個全面”正是著眼于我國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形成的重大理論成果。艾四林教授從歷史、實踐和哲學基礎三個角度對“四個全面”進行了分析。認為理論來源于實踐，任何理論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實踐呼喚新的改革理念和實踐。我們黨始終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與時俱進地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實踐的觀點也是問題觀點，實踐意識也是問題意識。“四個全面”是對我國發展的現實需要的反映，是對我國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的戰略把握。［29］除此之外，何建華教授還從把握客觀實際與主動適應歷史階段新特點的哲學角度闡釋了注重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求實”哲學及其堅持觀察的客觀性原則，闡明“四個全面”戰略理論中透露著富有“始終按實事求是的要求辦事”的求實思維。［30］薛鵬則指明“四個全面”具體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新訴求，其戰略目標切實可行，讓中國夢更具魅力;主攻方向明確關鍵，讓中國夢實踐方式更具動力;其要求主體自我革新，讓中國夢實踐更具活力。［31］

四、關于“四個全面”的歷史唯物論哲學向度的理論研究

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論堅持歷史發展規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辯證統一。冷溶便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所遵循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及其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作出了哲學思考。指出“四個全面”強調把握我國現階段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緊緊圍繞發展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工作，并要求清醒認識和著力解決不斷產生的新的不適應問題，這便遵循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和生產力標準這一基本原理。同時，我們黨一直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四個全面”的提出正是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其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而每個“全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群眾。這就體現出“四個全面”戰略的布局與實施均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例行黨的群眾路線。［32］劉新如在分析“四個全面”戰略全局性與重點性相統一的同時，也從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指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構建了繼承與發展相統一的宏闊戰略視野，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勇于開拓創新的理論品質。同時，它又實現了真理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戰略布局的提出貫穿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和人民立場，找準了人民群眾所思所盼所念的“最大公約數”。因此，這既合乎社會發展規律性，又合乎社會發展目的性，真正為實現中國夢宏偉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33］對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哲學基礎的研究，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角度進行了分析。如劉洋等人主要以認識論、方法論、目的論三方面釋析“四個全面”所體現的三大規律與三大意識、“兩點論”與“重點論”以及群眾觀的哲學底蘊。［34］王遐見教授則重點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為視角，分析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所堅持的一元主導性與發展多樣性、戰略統領性與戰術靈活性、過程漸進性與目標趨善性、協調推進性與特色創新性、治國法制性與治黨自覺性、歷史進步性與價值主體性六大方面的統一。［35］左樂平副教授更是從自然觀、社會觀、歷史觀、認識觀和自由觀五個方面深思“四個全面”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及方法論。［36］柳寶軍則重點以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事物永恒發展、普遍聯系的觀點以及矛盾運動、認識與實踐辯證關系原理五個角度分析了“四個全面”理論形成與實施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37］李君如教授更是從辨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整體高度在分析“四個全面”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基礎上，又重點論述了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程中所要處理好的經濟建設與“四個全面”的辯證關系、制度與人及其價值觀的辯證關系以及堅持與創新的辯證關系。［38］這些學術成果對于我們更好地科學理解、準確把握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諸多不足，尤其是在既有的成果中，低層次研究重復過多，而創新性角度研究比較欠缺。因此，還需進一步擴大研究視野，更新研究方法，注重“實踐”理論與“辯證否定”的研究。

作者:崔言香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N］．人民日報，2013－12－05．

［2］雙傳學．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基礎［N］．光明日報，2015－3－26．

［3］冷溶．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哲學思考［N］．人民日報，2015－4－29．

［4］［18］［24］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1－25．

［5］喬玉強，曾慶棟．“四個全面”的哲學透視［J］．理論觀察，2015，(7)．

［6］宋世杰．芻議哲學視角下的“四個全面”治國方略［J］．才智，2015，(19)．

［7］李宏．“四個全面”的哲學基礎和時代內涵［N］．西藏日報，2015－4－25．

［8］在江蘇調研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12－15．

［9］人民日報社評論部．“四個全面”學習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6．

［10］徐小伍．試論“四個全面”的哲學蘊味［J］．山東青年，2015，(2)．

［11］涂小雨．新常態條件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辯證統一［J］．學習論壇，2015，(5)．

［12］劉文華，范志軒，朱炎．“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哲學意藴［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

［13］曲青山．從哲學高度認識和把握“四個全面”［N］．光明報，2015－04－01．

［14］杜棟．“四個全面”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分析［J］．黨政論壇，2015，(8)．

［15］任理軒．三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N］．人民日報，2015－06－30．

［16］辛向陽．“四個全面”深化了對“三大規律”的認識［J］．理論導報，2015，(3)．

［17］曲青山．“四個全面”與矛盾法則［J］．中共黨史研究，2015，(5)．［19］

［22］［23］［25］［26］推進“四個全面”需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滋養．［EB/OL］．theory．gmw．cn/2015－02/03/content_14723865．htm，2015．01．03．

［20］韓慶祥．建構“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03－04．

［21］韓慶祥．問題導向與辯證思維［J］．學習與探索，2015，(7)．

［27］杜代余．論“四個全面”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精髓［N］．中國農村信用合作報，2015－5－26．

［28］胡伯俊．用辯證思維和實踐創新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J］．新湘評論，2015，(14)．

［29］艾四林．“四個全面”的歷史、實踐和哲學基礎［J］．社會主義論壇，2015，(4)．

［30］何建華．把握客觀實際與主動適應歷史階段新特點的哲學［EB/OL］．theory．gmw．cn/2015－02/03/content_14723863．htm，2015．02．03．

［31］薛鵬．“四個全面”: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新訴求［J］．觀察與思考，2015，(7)．

［32］冷溶．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哲學思考［N］．人民日報，2015－4－29．

［33］劉新如．“四個全面”的辯證意蘊［N］．解放軍報，2015－4－08．

［34］劉洋，李洋．“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哲學釋析［J］．理論建設，2015，(2)．

［35］王遐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探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7)．

［36］左樂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觀研究［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

［37］柳寶軍．“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辯證唯物主義解讀［J］．觀察與思考，2015，(5)．

［38］李君如．用辯證唯物主義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J］．政治思想工作研究，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