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演進與優化升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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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比分析我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的演進情況，剖析我國產業結構發展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提出可借鑒發達經濟體的相關經驗，通過發揮政府的引導與支持作用、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加大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促進產業鏈向中高端發展等舉措，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關鍵詞]產業結構;演進歷程;產業政策;借鑒與啟示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三次產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產業結構總體改善，產業現代化水平與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但同時，產業發展水平仍與發達經濟體存在一定差距，勞動生產率偏低、產能利用率不高、資源生態約束嚴峻，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任務依然艱巨。本文通過對比分析我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的演進情況，剖析我國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并通過考察發達經濟體的主要做法及經驗，提出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對策建議。

一、我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演進的對比分析

（一）從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看，我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根據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任何國家在發展歷程中都會采取一定策略調整產業結構。為更好地衡量不同國家的調整效果，就需要使用合適的指標來進行分析。就全球范圍而言，大部分國家將第二產業作為推動本國走向現代化的根本動力。本文采用欒晏所提出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DCIS作為評價指標，即一二三產業所創造的產出在全國的占比。如果DCIS出現在1至3之間，說明該國二產占比要高于一三產業，此時該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此外，DCIS應該處于一種“U”型的變化趨勢中。“U”型曲線的左邊最高處代表該國正處于農業經濟時期，而最低處代表該國處在工業發展的初始階段，而右邊的最高處說明該國進入了工業發展的后期。從圖1可以看出，從1966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18年，我國的DCIS始終處于U型演變過程的左邊部分，還沒有形成較為完整的“U”，說明目前仍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多年來，我國產業結構經歷了一產占主導地位（早期）—二產不斷上升超過一產（中期）—三產超過二產（2013年開始）這一演變歷程。雖然出現了積極變化，但我國產業結構仍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U型曲線，始終處于U型曲線左邊的區間，整體依然處在工業化中期的階段。與我國不同，美德日韓等經濟體均已進入曲線的右邊區間，其產業結構演變軌跡從重視一產和二產的發展模式，到三產在全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接近甚至超過了70%，說明這幾個發達經濟體已處于后工業化時期。（二）產業結構高級化對比分析一般而言，一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與該國非農業部門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息息相關。本文采用關雪凌的做法，選取三產和二產之間的比例（GN值）衡量一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一個國家的GN值越大，說明其產業結構越高級，反之越低。從圖2中可以看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不斷提升，GN值從1960年的0.39提升至2018年的1.28，然而，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說明我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依舊不理想。（三）產業結構合理化對比分析本文采用產業結構偏離指數(HN)（即產出與就業的比率）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進行考察。實踐證明，HN與一國的發展時期和發展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即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時期較早，發展程度較高，那么其HN值就會比較小，合理化程度也就相應會比較高。通過圖3可以看出，我國的HN比其他的發達經濟體要高出很多，反映出我國產業結構較低的合理化程度，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還有很大的差距。總體來說，五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剛擺脫“二三一”的產業結構，正式邁入“三二一”的發展模式。然而，我國三次產業的產值規模和勞動力之間還有較大的偏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產業結構在合理化和高級化程度方面都還相對落后，需要進一步調整及優化。

二、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制造業大而不強，有效供給不足。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產值規模大，但主要的產業結構水平位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低端，“大而不強”的問題亟待解決。從產業特點上看，一是制造業產業增加值不高，以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依靠低價的生產要素吸引世界制造業低端產業鏈，制造業的經濟效率不高。二是核心技術能力缺乏，導致成本受制于人，居高不下。根據工信部的統計，我國高端及通用芯片以及高端發動機、數控機床、液壓件等設備嚴重依賴進口，導致企業相關成本高企，但又缺乏替代技術，削弱了成本優勢。三是對科技研發的費用投入偏低。目前我國大中型企業研發費用還不到主營收入的1%，大大低于發達經濟體的2.5%，導致產業升級換代乏力，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嚴重影響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二）重要資源國內供給壓力大，產業升級成本逐步上升。我國能源資源國內供給壓力大，對外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伴隨著我國整體進入工業化后期，對煤、石油、天然氣資源的需求不斷攀升，能源供給壓力日益增大，且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此外，較低價格的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優勢正逐漸喪失，導致企業生產要素成本、投資成本不斷攀升。（三）部分傳統行業發展受國內市場空間約束。首先，根據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紡織、重化工等傳統行業已接近飽和，未來國內市場空間十分有限；其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化解過剩產能，我國將大幅壓縮鋼鐵、煤炭、電解鋁、玻璃等行業的國內市場空間；再次，現階段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4.77%，水泥等行業的消費峰值臨近，去產能情況不容樂觀。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四）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一是缺少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和創新創業服務平臺。研發機構并未在企業的成長過程中處于核心地位，開發項目在總量上少以及研究人員不足，嚴重減緩了企業的發展速度；二是科技創新資金不足。不少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并未按照高新技術企業銷售收入5%、規模以上企業3%、一般企業1%以上的要求，提取和使用科技研發資金，從而不能適應目前科技創新工作的需要。銀行信貸機構對科技產業的支持力度不足，也影響了企業的自主創新；三是缺乏科技領軍人才和專業技術工人。自主創新屬于慢變量，盡管可以通過引進人才來解決一時之急，但無法確保創新的持續性和高質量。

三、主要發達經濟體調整產業結構的做法

供給和需求是產業結構演變的內生動力，是各國合理選擇產業結構模式時考慮的首要因素。為取得較快的經濟增長，主要經濟體大都遵從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一致性原則，從促進總量增長轉向優化產業結構，不斷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一）在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靈活運用政策工具。1.加強對幼稚產業的貿易保護及生產扶持在產業起步階段，面臨來自國外成熟廠商的競爭，發達國家通常采用關稅保護措施以減少國外競爭者沖擊，以保護本國產業。此外，為在有限期內形成規模經濟效應，發達國家還采用國內生產扶植政策。一是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包括財政補貼、基礎設施投資和特別稅收制度等；二是加大金融傾斜力度，降低相關產業利率；三是加大科研經費投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四是采取強制性的管制措施，對受保護企業的規模、技術進步水平、市場對國外競爭開放程度等做出規定。2.選擇合理的主導產業和戰略產業帶動經濟發展為扶持主導產業發展，發達國家主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一是優先發展基礎產業。政府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扶植力度，強化對主導產業的扶持，從而避免由于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制約而使主導產業得不到快速發展；二是綜合運用財政金融和貿易保護政策。通常政府會在國際貿易協定許可范圍內對某些國內市場潛力巨大、技術先進、產業關聯度高的產業進行財政金融扶持和貿易保護；三是促進主導產業發展。各國政府在實施主導產業扶植政策時，通常增加研究開發投入，加強產業界的科技隊伍建設。3.調整和援助衰退產業一是利用市場秩序管制保護衰退產業。如設立高關稅、進口配額等措施保護本國紡織和農產品。二是消除資本流動障礙，減輕資本轉移矛盾。針對某些無法通過產業升級和區位進行調整的衰退產業，各國政府主要加速設備折舊和壓產轉產兩種方式，促使企業停產、減產，將資本從衰退產業中轉移出去；三是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勞動力轉移及再就業問題。（二）運用知識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調整。一是加大對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和支持。如美國在整個研發過程的投入中，僅僅是基礎研究就占了經費預算的七成。二是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如德國完全自主型技術改造、韓國“移植式”改造、美國“嫁接式”改造以及日本合作互利型改造等；三是重視培養人才。世界多數國家基本采用“學校學習和產業實習”相結合的方式培養人才，充分利用企業和學校教育資源的差異性來培育實際工作中的應用型人才，提升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三）參與國際貿易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將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國家置于更為廣闊的市場中，使各國通過國際間的生產要素流動與配置推動本國產業結構升級。隨著全球產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影響一國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早已突破國界限制，通常以國際貿易的各種手段、政策、戰略等形成完整的世界產業體系。近幾十年來，工業后發國根據本國的資源稟賦和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的比較優勢，集中選擇和做大做強在本地區、全世界產業鏈中的優勢產業。

四、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扮演好“促成者”角色，發揮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作用。一是以市場化方式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促進新舊產能銜接轉換，提升產業體系的整體供給。從戰略上重視實現某些核心技術及關鍵環節的產業開發，對于一些瓶頸環節，依靠政府進行組織和安排，在全國選擇有比較競爭優勢的地區和企業，加大資源投入和政策傾斜，引導生產要素集聚，實現核心技術和關鍵產業的快速突破；三是要解決我國產業發展的公共性技術研究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無人區”負效應。支持企業建立自身的內部研發投入體系，建立公立應用性研發體系，明確定位于獲取以產品研發為導向的新科學知識的基礎性研究，聯合企業和政府一起解決研發高投入的問題；四是鼓勵、推動優勢企業間的合并與聯合，將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置于產業政策的核心；五是引導、支持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對制造業設備研發、投資實行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實施以低利率資金分配為中心的金融政策。（二）破除制度壁壘，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一是繼續深化減稅降費，加快構建現代物流體系，推進煤、電、氣等能源價格改革，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二是進一步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從市場監管、政策引導、法律監督等進行改革，優化營商和投資環境，以服務企業為先導，以推動產業升級為己任，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三是加快完善民營經濟準入機制，打破壟斷性行業，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國家法律許可的國有經濟領域，推進國企混改和多元化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力量，發揮民營企業促進就業、激活市場要素、創新驅動的巨大作用。（三）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發揮金融體系對產業發展的杠桿作用。建立多層次金融體系，有針對性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一是發揮好財政資金和政策性資金的引導性作用，對戰略新興產業和基礎性研發產業加大支持力度，銀行等金融企業應為研發周期長、風險大，不適合投入的研發項目提供長期資金支持。二是做強銀行等金融機構支持實業的能力，使各類企業能更便捷地獲得融資；三是進一步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改革，特別是科創板、創業板等對創新性企業有直接融資功能的市場，進一步激發資本市場的活力，發揮好資本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四）從全球價值鏈角度重新審視制造業政策，促進產業鏈向中高端延伸。一是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全方位審視我國的制造業政策，立足于基礎研發、自主創新，提高科技水平，明確升級的目標和方向。二是加快研發、技術、設計、品牌、營銷等中高價值鏈環節的積累，以品牌戰略推動制造業升級，培育向中高端延伸的國際競爭優勢。通過制定融資、財政、稅收、人才、研發創新等方面的政策激勵措施，鼓勵行業和企業資源向品牌集聚，支持優勢品牌、特色品牌發展，成功形成一批國際化的知名品牌。三是高新技術企業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加速高鐵、航天、大飛機、智能制造、高端裝備、新材料等優勢產業向外發展，搶占國際產業鏈中的高端地位；對紡織、冶金、化工等傳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分工基礎上加強外部合作，打造差異化的貿易產品體系，鞏固擴大比較優勢。（五）加強基礎研究與技術研發，促進科技成果有效轉化。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全面提高創新人才資本。通過完善相關政策和法規，充分發揮政府在產學研合作中的作用，不斷完善制度規范和保障，營造全社會支持和參與產學研合作的良好氛圍。政府應給予科技創新相應的財政支持，支持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科學配置資源，實現企業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二是支持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專營機構，對科技園、創業園孵化器加大扶持力度，出臺稅收優惠政策，使得科研成果直接對接生產經營和市場，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三是建立學校、企業、政府“三位一體”的職業教育體系，促進校企合作，聯合開展職業教育。以產業升級為導向，政府負責制定職業考核標準，評判教學和人才培養質量，加強學校與企業合作對接，促成學生進入企業開展實習和實操技能培訓，進一步提高學用結合的能力。

作者:郭曉蓓 單位: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