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園區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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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產業園區迫切需要升級

產業園區是指為促進產業發展而創立的特殊區位環境，是區域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空間聚集形式，肩負著聚集創新資源、培育新興產業、推動城市化建設等重要使命。產業園區是一個歷史范疇。目前，根據世界商品經濟、貿易和分工的進一步發展，產業園區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有效載體。產業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紀，當時腓尼基人指定南部海港和北非殖民地迦太基為特殊的商業和貿易區，并為外國商船提供通道。1574年意大利在熱那亞灣雷格亨港口建立的自由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經濟園區”。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工業園區蓬勃發展，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我國自1979年設立蛇口出口工業區開始，產業園區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產業園區形式多樣，包括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特色工業園區、產業集群、農業科技示范園區、科技園區、科技城、創業園區、現代物流園區等，經濟特區、保稅區、免稅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截止2018年底，我國僅省級及國家級開發區已達2675家，其中國家級開發區219家，國家級高新區168家，國家級自貿區12家，省級開發區2053家。以國家級經開區為例：2018年全國219家國家級經開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2萬億元，同比增長13.9%，占全國的11.3%；實現財政收入1.9萬億元，同比增長7.7%，占全國的10.6%；實際使用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再投資金額占全國的20.4%；實現進出口總額6.2萬億元，同比增長10.8%，占全國的20.3%；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達到12531億元，同比增長12.8%，占全國的25.4%；高新技術產品進口額達到9001億元，同比增長21.2%；占全國的20.3%。可見，產業園區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工業園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突出，它已不能滿足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時代要求，必須要亟需升級。其中，不平衡問題主要表現在：①制造業與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由于認識和實踐的偏差，產業園區發展初期主要強調制造企業的集中，服務業則天然缺乏，隨著產業園區規模擴大，服務不足問題日趨嚴重；②產業與城市發展不平衡，很多產業園區脫離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要素稟賦，一哄而上跟風熱點，因為得不到城市資源的相關支持，很大一部分工業園區的開發與城市的配套設施功能不匹配，成為孤島，與居民區在空間上處于分離狀態；③政府引導與園區自組織發展不平衡，我國產業園區發展主要由政府主導，這導致園區管委會在社會建設方面職能有限，行業協會功能不能有效發揮，龍頭企業難以充分發揮對區內配套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④經濟與環境發展不平衡，為留住企業和擁有漂亮的GDP數字，一些園區放寬企業入園標準，忽視進駐企業的排污治污，嚴重損害當地生態環境。產業園區發展不充分問題主要表現在：①空間利用不充分，許多園區土地利用過于粗放，甚至圈地發展房地產，造成土地空間的嚴重浪費；②集聚效應發揮不充分，多數產業園區在建設過程中過度追求大而全和短期效益，在追求企業數量集聚的過程中，缺乏整體規劃和明確的產業定位，沒有重視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之間的聯系。與產業集群要求相去甚遠；③創新系統發展不充分，目前許多產業園區還停留在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階段，企業創新意識不強，與科研機構、高校合作不緊密，創業創新氛圍不強；④區域品牌建設不充分，產業園區對于區域品牌的形成機理和內涵認識模糊，產業園區同質化嚴重，造成“千園一面”和重復建設，即使盲目打造的區域品牌也多數淪為形象工程。從園區開發運營主體的盈利渠道看，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產業園區的收入仍然主要依靠地產增值。地產增值是指依附在土地溢價基礎上的一種盈利模式，即通過建設工業廠房、物流倉庫、辦公樓宇、商業配套設施并以出租出售方式供企業使用，同時提供物業服務。這與傳統的商業地產模式區別不大。隨著近十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熱起，土地增值的盈利能力遠超很多行業的盈利水平。在這種模式下，園區運營主體更像一個有規劃的地產開發商，獲利能力非常的強大，財力積累雄厚，但此運營模式導致的問題很多，其前景堪憂。目前在A股中，有15家園區開發企業①，全部被劃歸為房地產板塊，這是土地盈利模式的直接反映。以上海臨港（600848）為例，2018年營業收入有94.1%來自房地產行業，僅有5.9%來自其他行業。這種以土地增值為主導的盈利模式，既是我國產業園區粗放型發展的結果，也是造成園區產業創新乏力、產業園區升級緩慢的原因。為著力構建產業園區發展新體制，2016年5月，國務院了《關于推進國民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和促進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對國民經濟技術開發區提出了提高開放經濟質量、加大開放力度等五項建議。改革自治，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完善國內外政策。合作平臺的作用，強化要素保障，資源集約利用。為順應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要求，《意見》明確指出：支持區內企業開展上市、業務重組等；支持建設主體進行資產重組，調整和優化股權結構，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投資者；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國家級經濟發展和建設主體申請首次公開發行和上市。《意見》為打造產業園區體制機制新優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功能、促進產業升級和拓展園區發展新空間提供了創新思路和制度框架。

2園區升級的核心是提升企業價值

從經濟學角度看，產業園區產生、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動因是空間集聚所帶來的正外部性。馬歇爾（1890）認為集聚帶來的專業化投入和服務、專業技術人員集中市場和企業技術溢出是空間集聚的主要原因。洛施（LoschA.，1940）認為外部經濟、公共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向輔助工業提供生存前提和偶然性都是產生集聚的原因。熊彼特（1934）他認為創新不是均勻分布而是趨于群集。繆爾達爾（MyrdalG.，1957）認為產業聚集的原因是累積循環因果效應。錢學鋒和梁琦（2007）認為集聚是社會分工的空間組織形式。沒有分工，就沒有集聚。集聚的形成促進了分工利益的實現。胡安•阿爾卡塞爾等（JuanAlcacer，2014）認為集聚經濟使新公司能夠享受要素池的好處。波特（1990）認為，由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持產業、企業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四大關鍵要素為基礎變量、以機會和政府兩個輔助變量構成的“鉆石模型”，可以解釋解釋產業集群。從產業實踐角度看，產業園區是主動利用產業集聚規律以促進產業發展的政策工具。產業園區對產業發展所帶來的正外部性是通過園區企業追求價值最大化的經營活動來實現的，這種正外部性則根源于勞動分工體系的動態發展過程。亞當•斯密（1776）論證勞動分工可以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加速國民財富積累，首次提出勞動分工理論。而現實中的勞動分工水平受交易費用制約，當勞動分工的邊際收益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時，分工就不再深化。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產業園區通過要素集聚和產業集聚可以加強企業間的協作、降低交易費用、促進勞動分工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和產業升級。現實中的勞動分工體系及其演化過程異常復雜，而作為勞動分工結果的生產要素則相對容易辨識、總結和論證，因此在生產要素領域產生大量研究成果。盧卡斯（LucasR.E.，1989）指出人力資本具有正外部性。內生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引擎。知識和智力將是人類未來發展將更多依賴的財富。在勞動分工日益深化的趨勢下，波特（PorterM.，1990）認為不同生產要素對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性截然不同（初級生產要素已不再重要，高級生產要素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專業生產要素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更具決定性和持久性），生產要素的創造機制遠比擁有生產要素的程度重要，產業競爭力卓越的國家經常也是創造生產要素或提高必要生產要素的高手，政府在投資生產要素時應偏重初級和一般性項目，企業或個人更擅長高級和專業性生產要素的創造。從要素演替角度看，周元和王維才（2003）認為開發區必須經歷四個發展階段：要素驅動、產業主導、創新突破、財富集聚，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在一定階段也可能衰退。李耀堯（2011）以開發優勢是開發區的主要特征，可分為四個階段：比較優勢集聚、競爭優勢集聚、創新優勢集聚和財富優勢集聚，對應的目標分別是成本最小化、市場占有擴大化、規模報酬最大化和科學發展內生化，我們還認為，中國大部分開發區都處于第一和第二階段，少數開發區處于第三階段或轉型為第四階段。從績效衡量角度看，產業園區刻意追求正外部性意味著對完全競爭市場的否定和突破，意味著市場價格信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靈，從而使得產業園區以及園區企業績效評估變得復雜模糊，而不準確的績效評估難免會造成政策制定、執行及評價的困難和低效。更嚴重的是，我國在評估和考核產業園區及園區企業時長期使用以地區生產總值（GDP）為核心的指標體系，如產值、增加值、投資額、稅收、進出口額等。這些傳統指標無法契合園區運營和企業經營活動的本質追求，再疊加上不完全競爭市場，勢必給產業園區政策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各項工作帶來一系列挑戰，嚴重時甚至會陷入盲人瞎馬的困境。其實，傳統考核指標體系是在我國改革開放早期根據當時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和對經濟規律的認識而制定的，當時的情況是：市場體系處于培育和發展初期、資本市場發育很不成熟、對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探討尚處于起步階段，當時園區管理工作存在著濃郁的計劃經濟的思維傾向。經過40年改革開放，目前我國的市場體系已發育得比較成熟，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并且重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在加速發展和完善。新時期，國有資產監管模式已轉向“以管資本為主”，“房住不炒”調控政策使得房地產步入理性發展軌道，我國產業園區升級的方向是向財富集聚階段邁進，應該充分認識并強調產業園區的財富創造職能，建立以園區企業價值、園區上市公司市值、園區運營主體價值等以價值為基礎的評價考核指標體系。價值的本質就是未來預期收入的折現值總和，以價值為基礎的指標體系不僅在時間維度上對經濟主體的未來有充分的考慮，而且在空間維度上也綜合考慮到正外部性，更有現實意義的是，以價值為基礎的指標體系與企業經營和園區運營的動機高度契合。

3產業園區運營向產業增值模式轉變

以價值為基礎的考核體系能夠推進產業園區運營模式由傳統的地產增值模式向產業增值模式轉變。在產業增值模式下，園區運營主要包括：產業投資、中介服務、平臺服務、公共服務。產業投資是指園區建立或控股專業性的產業投資機構，如天使基金、創投資本（VC）、私募股權基金（PE）等，對產業園區內各發展階段的有潛力的企業開展多種形式的股權投資，促進企業成長并獲取長期收益。中介服務是指整合產業資源、引進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向入園企業提供工商注冊、法律咨詢、人才外包、資源認證、技術中介、管理咨詢、知識產權服務、融資服務、網絡通信服務等全套產業服務，并向服務提供商收取適當傭金。平臺服務是指組建專業咨詢部門或專業化公司，自主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為園區企業提供定制化的技術服務、市場營銷服務、金融信貸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直接獲取服務收益。公共服務是指響應并承接政府委托的各類政策性服務項目，并以政府補貼和稅收獎勵等形式獲得收益。產業增資模式的核心是產業投資，它直接把產業園區運營收益與園區企業價值聯系起來，有利于將產業園區的正外部性進行內部化和資本化，從而激勵園區運營主體充分利用和強化園區運營的正外部效應和積累循環因果效應。我國經濟正在向高質量發展拾階而上的新階段，實現產業園區運營方式由土地增值向產業增值轉變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優化供給體系、需求體系和金融體系及三者之間的相互支撐作用。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制定和推出一系列旨在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方針政策，使得創新已提升至國家發展的核心，加之目前科技創新板已正式開板，從而為產業園區運營模式升級提供制度保障、市場基礎和操作工具。以產業投資為例，產業園區通過自己控制的各類股權投資機構，向有潛力的入園企業提供資本、服務和技術，最后通過被投資企業價值增值獲取遇股權投資相稱的投資收益。借助這種盈利模式，可以幫助園區實現正外部性的內部化，可以激勵園區運營商提升各類園區服務以便給入園企業創造更多“正外部性”，同時園區運營主體更加注重以企業價值為核心實現園區企業的優勝劣汰，從而推動園區產業轉型升級。這種以股權投資為有效連接手段、以園區企業價值增值為目標、以提高園區服務水平為主要內容的園區運營模式，天然具有強烈的自我積累和循環因果效應，從而實現新時期我國產業園區的企業增值、產業增值和園區升級。目前我國日益發展和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則為園區企業和園區運營企業實現價值增值帶來甚多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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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勤法 單位:佛山市盈賽投資發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