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經濟增長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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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從多種視角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并取得很多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本文從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FDI與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等方面對國內經濟增長問題研究進行回顧和述評，并對目前經濟增長理論中尚未達成共識的問題提出探索思路。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動力；外國直接投資；金融發展

一、關于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對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其改進模型，將經濟增長歸因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兩方面。國內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動力，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有限。由于研究期間和數據處理方法不同，研究結論亦不盡相同。沈坤榮(1999)運用增長速度方程對1953—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解，結果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量帶來的。王德勁(2007)運用誤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計了我國1952～1998年期間擴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質資本存量是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結論。董直慶等(2007)認為，我國約70％的經濟增長來自于資本和勞動投入，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在經濟發展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影響，即要素對經濟增長作用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種觀點認為，資本投入增加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國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且勞動邊際效率較低，有關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相對較弱。一些學者認為，考慮結構調整、要素投入與技術內生情況時，要素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樊勝根等(2002)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研究期間我國17％的經濟增長來源于結構變化，TFP帶來4.2％的年增長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釋了41％的增長。遲巍等(2007)研究發現，在1996～2004年間，一個地區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吸引固定資產向該地區的投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固定資本投資為內生，對經濟增長并不起決定性作用。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發達國家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的模式發展。孫超等(2004)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

二、關于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通過計量模型直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魏巍賢(1997)應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FDI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FDI增長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與FDI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系。賀紅波等(2005)認為，我國FDI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FDI是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且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這表明FDI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經濟增長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凱(2002)利用1985～1999年時間序列和橫斷面數據，將FDI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約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運用計量模型考察了影響我國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諸因素，認為經濟技術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強烈影響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蕭政等(2002)從我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的分析中發現，穩定可靠的組織機構和城市化的發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代謙等(2006)在利用我國1979～2003年數據檢驗FDI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時發現，國內投資和人力資本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長效應集中在短期，人力資本則有明顯的長期效應。

(二)從不同視角研究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首先，從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角度研究。房漢廷(1996)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社會總需求的拉動力和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后認為，FDI推動了我國經濟加速增長。沈坤榮(1999)認為，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都十分明顯。其次，從“擠出”效應角度研究。楊海燕(2005)通過對我國1998～2003年FDI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分析后認為，由于利用FDI過程中存在外資利用結構引發的對國內投資的擠出以及國內儲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對GDP增長的正向效應。楊新房等(2006)對FDI對我國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和“擠入”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FDI雖然對我國國內資本有“凈擠入”的效果，但從資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第三，從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認為，FDI有助于改善我國資本形成質量、推動人力資源開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技術進步，進而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的作用。張海星(2005)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增長效應、資本積累效應以及技術進步效應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FDI和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但國內投資貢獻較大，且二者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亦不相同。龐英等(2008)在對轉型期中國民族資本與FDI企業生產效率測度的基礎上，具體研究其生產資源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結果表明，民族資本的效率優于FDI。因此，民族資本是推動我國未來經濟持續高效增長的主要動力。第四，從地理空間結構角度研究。鄭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變動趨勢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和持續增長產生了深遠影響。陳柳等(2006)通過1987～2003年27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本土創新能力與FDI技術外溢兩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之后，FDI本身產生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但FDI與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進經濟增長；創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東部地區更強；本土創新能力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從傳遞途徑和其他效應角度研究。周春應(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過進出口貿易、國內資本積累、R&D、產業結構升級、就業、人力資本、市場化程度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及影響強度的大小，結果表明，FDI通過不同的傳導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趙娜等(2008)對外國直接投資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六種效應進行研究，結果顯示，FDI可通過資本積累、出口促進、投資拉動、技術溢出、產業結構優化和制度變遷六種具體效應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FDI對各種不同具體效應的時滯期各不相同。三、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劉柯杰(2003)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分散風險功能的提高能顯著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范學俊(2006)運用最大似然協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數據檢驗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果表明，股票市場與銀行部門在長期都對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康繼軍等(2005)使用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金融發展與GDP增長的長短期因果關系。結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長和股市發展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在長期，金融中介發展和股市發展都是GDP增長的單向動因。

(二)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或存在負相關關系

林義相(1999)指出，我國股票市場功能由于定位在為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融資，使得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當有限。唐齊鳴等(2000)實證研究的結論是我國股市還不能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傳導功能，因此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趙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場由于融資利用效率低下和資源的逆配置，對經濟增長幾乎沒有作用。韓廷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表明，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陳偉國等(2008)利用VAR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屬于需求追隨型。

四、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及改進思路

(一)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

盡管國內學者對經濟增長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論的復雜性，許多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問題至今沒有達成共識，有待進一步研究。首先，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研究的不足。國內的研究多運用靜態分析，強調靜態要素貢獻，而很少涉及不同發展階段下要素貢獻變化問題，即只集中于靜態而非動態的分析。同時，多數文獻的實證檢驗只關注某類樣本，或不將樣本進行分類對比，無法有效分離和認識不同要素貢獻的差異。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高貢獻率只有在經濟進入低速成熟階段才會出現，簡單地根據TFP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不能判斷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其次，FDI與經濟增長研究的不足。目前國內關于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研究不全面系統，多局限于FDI對經濟增長的某個或少數幾個效應進行分析，計量方法和指標的選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對能反映FDI真實作用機制的時滯效應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簡單的回歸分析時，多違背回歸方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數據是非平穩的，變量之間具有相關，尤其是金融發展的各個指標之間具有高度相關，從而產生共線性問題等，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是建立在偽回歸的基礎之上；而運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時，一些至關重要的滯后期的選擇比較簡單，因此研究結論缺乏穩健性。二是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研究方面，現有模型沒有很好地控制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因素，從而放大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三是幾乎所有文獻都在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或因果關系，其實證檢驗一般都選取GDP或GDP增長率的絕對值或對數值作為因變量。而事實上，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結果也就無法說明金融對增長的貢獻是源于金融的資本積累效應還是資本配置效應。四是沒有深入分析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沒有全面探索金融發展的內在關聯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結果對金融體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二)經濟增長問題研究改進的思路

一是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方面。要對比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金融、貿易、制度對我國經濟增長作用關系，并利用狀態空間模型進一步檢驗要素對經濟增長作用是否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為準確衡量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應改進TFP的測算方法，特別是加強對資本投入度量的研究。改變“索洛余值法”對TFP分析的過強函數假設，利用數據包絡分析、隨機生產前沿函數等非參數估計方法對TFP增長進行細致分解，使其對經濟增長的源泉分析在要素投入外，更深入分析資源配置、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結構變動等的影響。二是FDI與經濟增長源泉研究方面。要通過對FDI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效應進行歸納、分類，闡述其作用機理，對不同效應進行分析和比較，并檢驗分析FDI和各效應之間的動態關系。要運用VAR模型、協整檢驗和Granger非因果性檢驗等方法，選取合理指標，對FDI的時滯效應進行較為細致的探討和分析，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三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研究方面。構建研究模型時應考慮技術效率、金融配置效率的政策性變量及可能影響經濟增長效率的控制變量等，從而度量金融發展對增長效率的貢獻和金融體系的資本配置效率，同時消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提高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在構建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時也要考慮金融結構和金融市場化等因素。由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在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具有明顯差異，因此需要分時期分區域考察我國金融發展對增長效率影響的動態演化特征。此外，在分析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時，還需把金融系統的信息作用、分散風險功能和投資收益率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