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生經濟增長的一般性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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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后，日本、亞洲NIES和ASEAN等諸國和地區，由于政府對經濟實行有效的干預政策，使這些國家或地區在戰后很長時期內保持了高速經濟增長。在研究政府干預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時，Ramsey(1928)、Cass(1965)擴展了新古典派經濟增長的理論，對完全自由競爭和政府全面干預下實現福利最大化的經濟活動進行研究。另外，Romer(1986)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政府干預”是作為經濟增長率的一個因素進行研究的。不言而喻，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事實及東亞NIES、ASEAN增長的實際，都充分地證明了政府干預的有效性。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增長理論，在生產中，把生產要素劃分為可進行儲蓄的資本與不能儲蓄的勞動兩大部分。這樣，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假設中，把勞動供給作為一種外生變量的約束條件，而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則無視這種約束條件的存在，認為再生產的可能要素資本比勞動更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功效，其結論是：在資本密集的經濟體中更能促進經濟增長。進而認為，資本密集經濟體比資本經常匱乏的經濟體更能促進經濟增長，這也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經濟差距的一個原因。但是，在現實經濟增長中確實存在差距大小的問題，而Romer模型中只用資本和勞動兩種生產要素來描述經濟增長存在的差距問題是不充分的。為了彌補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們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資源”的要素概念，這樣，在受一定經濟條件約束的經濟主體中，資本積累和資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戰后日本：資源貧乏的現實

資源(Resource)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卻沒有統一的定義。經濟學博士李昌宇認為：“資源是可用于生產物質財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選擇，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質及其功能。”這是從資源所具有的生產性、稀缺性和選擇性等三個基本屬性來定義資源概念的。從日本戰后產業間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資源應該包括資本、勞動、技術和資金四大部分。資本資源是指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各種物質資源的總和，如土地、河流、山脈、灘涂、礦藏、廠房、機器設備、基礎設施和原材料等；勞動資源是指運用于生產過程中體力和智力的總和，亦可稱為人力資源；技術資源是一種廣義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種工藝操作方法、工藝技能、生產的工藝過程、信息系統、組織管理系統等；資金是一種特殊的資源，是資源價值的表現形式。

日本在戰后經濟增長中首先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有限資源制約。因此，擺脫資源制約或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優先發展的產業中去則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資源配置實際上是有兩種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場經濟決策中是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實現的，而集權的計劃經濟是通過強制性的計劃手段進行配置的。日本在戰后初期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資源配置具有明顯的傾斜配置特點。戰后初期的資源傾斜配置是恢復經濟的需要，因為戰爭對原有資源（資產）的破壞是相當嚴重的。自不待言，資源是產業發展的物質條件，而產業活動是資源轉化為產品和勞務的轉換器。資源的屬性和產業的功能已經表明了二者的基本關系：產業的正常運行取決于資源供給是否充足；開發和利用資源的廣度取決于產業的發展程序。只有資源優勢而沒有產業優勢，則不能形成經濟優勢。相反，只有產業優勢而沒有資源優勢，經濟優勢也是不能形成的。資源和產業這種耦合關系，體現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部歷史過程之中。戰后日本要想使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就必須獲得發展經濟的各種資源。然而，資源短缺問題，是戰后日本經濟發展中極為棘手的一個現實問題。

1.日本戰后資本資源相當匱乏。在資本資源中，自然資源匱乏的程度較為突出。尤其是，自然資源中的礦產資源更為缺乏。日本國土在狹長的列島中擁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僅存在著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資源。除此之外，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幾種重要礦藏資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業發展初期是極為重要的原料，據勘測，日本煤的儲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條件，開采成本極高，競爭不過進口煤炭。所以，日本戰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進口。另外，5/6的銅、2/3的鉛和鋅需要進口。現在，幾乎所有的重要礦物資源（錫、水銀、磷、鋰、鉀、石墨、鎂等），包括鐵礦石在內全部都要進口。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工業血液”的石油資源在經濟發展中極其缺乏。這樣，日本對石油進口的依賴程度就更大。然而，戰后的國際、國內經濟條件，使日本在獲得一定礦產資源時要付出的代價更大。雖然水力資源豐富，但是已經開發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資源開發因國土狹小，在經濟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雖說日本在戰爭期間從海外掠奪進行了強有力的資本積累，戰敗時所保存下來的生產設備能力仍比戰前水平高。整個產業的情況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產設備余額為100，其后由于軍需制定了擴充生產能力計劃，連年進行了大規模的設備投資。停戰時應為190。但是，其中30%因戰爭災難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戰后生產設備余額實際為140。”[1](P22-23)但是，戰爭畢竟給整個行業造成30%-58%的破壞。在被保留下來的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中，由于戰爭的破壞，再加上當時原材料和原料的供應不足，生產設備難以實現更大的生產能力，經濟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2.勞動資源的相對短缺。日本作為“資本主義后進性”國家，在人口數量、人口構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歐的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應該說，勞動資源是比較豐富的。勞動資源是體力和智力的總和，是數量和質量的有機統一。戰爭中，日本損失了近300萬人，而在損失的人數中，大都是青壯年勞動力。應該說，重要的勞動人口的減少，給日本經濟的恢復帶來了一定困難。然而，人口數量的損失，對于戰后日本國內產業在勞動資源的吸納量方面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從戰后日本大大縮小的領土上急需經濟重建的觀點來看，可以認為戰爭對人力狀況的實際影響是有利的”[2](P6)。這是從戰敗遣返回國的勞動資源角度進行分析的。問題在于，遣返的人員中是否具備一支適應于生產技術水平和經濟發展動態變化的高素質的優秀人才隊伍，而這一勞動資源隊伍又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資源在人口數量和結構中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是短缺的。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在戰爭中流失了大量的優秀人才；二是戰爭結束后，由于國內各種條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來的人才難以在極短的時期內更好地發揮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產業方面的人才。

3.技術資源的嚴重滯后性。明治維新的“洗禮”，使本來就屬于東方落后國家的日本，在“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口號召引下，開始在經濟管理、法律制度、軍事組織和國民教育等各個方面學習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方面，顯示出極大的熱情。由于采取了積極地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日本的技術水平已經接近于發達國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戰爭，使日本的一些技術水平至少落后西方發達國家近30年時間。正如1956年《經濟白皮書》所強調，日本經濟發展要擺脫“數量繁榮”的成果，要不斷地跟上世界技術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術革新的力度，“今后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必須是旨在促進技術革新的現代化投資”。這種認識，是基于戰后日本技術資源的嚴重滯后性而提出來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一個后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技術水平雖然與發達國家水平相近，但是，還是存在著一定差距。而戰爭使差距進一步擴大。日本官方第一次發表的《技術白皮書》（通產省工業技術廳1949年12月發表），對于日本技術資源的落后狀況進行了描述和評價。無論是機械設備還是工藝制做方法、工藝技能和工藝過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約10年。而且，一些新興的工業，如電子工業、合成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等，日本幾乎處于空白狀態。技術資源的落后性和滯后性是資源貧乏中的現實問題。

4.資金資源嚴重不足。資金作為一種特殊資源在戰后日本是極度短缺的。由于戰爭的破壞，使日本原有資金（資產）的損失是相當嚴重的，加上戰后日本財政資金的支出急劇增加，從日本國內來看，財政資金用于發放大量的臨時軍事費，包括支付復員軍人津貼和解雇軍貼，以及向軍需公司發放補償金，這筆費用的支付是極其龐大的。據統計，從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過了194億日元。戰后日本又面臨著戰爭的賠款問題，這樣，就進一步地加深了財政資金的緊張程度。從經濟恢復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日本要實現經濟的重建就必須有足夠的資金資源做保證。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對資金資源的需求是客觀而又必須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二、有限資源制約：日本財政政策績效的特殊性

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要耗費一定的資源。從純理論的角度講，一切可以用于經濟增長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從而都可以稱做有限資源。戰后日本，無論是從理論角度去衡量還是從現實的角度去分析，其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都面臨著有限資源制約的問題。日本這種處于“臨界狀態的有限資源”在經濟穩定增長中要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須借助政府行為來影響資源的使用，而政府行為在資源分配中是通過“強人財政”體制實現的。這種“體制”集中地表現在資源的傾斜配置方面。而進行資源的傾斜的目的就是保證有限資源的有效利用。我們認為，日本經濟政策所執行路徑及其產生的實際績效都凝聚著“強人財政”體制的效率。

戰后日本資源貧乏的現實已所示昭然。在當時的經濟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經濟發展規律去謀求日本經濟重建，日本經濟必然要面臨著兩難的境遇：一方面，由于當時的物質資源短缺和部分資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業在經濟重建中必然出現“強奪性侵占資源”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將造成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在沒有政府介入的情況下，資源能否實現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優化配置并實現“帕累托最優”將成為一個問題。眾所皆知，“帕累托最優”狀態只不過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種理想模式而已，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是很難達到的。因為這種狀態是在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實現的，是在既定的生產技術及資源的偏好條件下，生產資源所能達到的最優狀態。西方經濟學家們經常用這一狀態來判斷經濟運行中資源配置效率。顯而易見，用這一效率基準去評判戰后日本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資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為戰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所以，“帕累托最優”對于日本來說只能在理論上談談而已。兩難的境地出現的原因在于資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會機制。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就是政府積極介入經濟領域。

財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重要手段。政府作為社會組織，具有普遍性、強制性的特點，這使得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種具體的社會利益，為公共利益著想。戰后日本政府把“趕超歐美、實現經濟現代化為目標的經濟增長的戰略”作為最大的公共利益，圍繞這種“公共利益”，一切行為均納入到經濟高速增長的范疇，所有的政策都被作為實現經濟的手段，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增長。在日本戰后的經濟增長的模型中，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經濟增長的函數，財政政策變量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函數關系符合“增長中心主義”的理念。在論證經濟增長與國家政策關系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總結出一個著名的“諾斯悖論”，即國家在實現其集團利益最大化時與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的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從財政政策角度，諾斯教授還發現，在歷史中經常會出現財政目標偏離社會目標的現象。具體表現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損害社會經濟發展的措施。某些社會為什么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而很多社會卻無法實現經濟增長。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損害社會，造成上述意義上的沖突本身[3]。諾斯悖論從深層意義上說明了國家在利益協調上必須要建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利益協調機制。然而，這種協調機制在經濟系統中則表現為“宏觀—微觀”經濟協調。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協調，則不僅是一個實踐上的難題，而且是一個理論上的難題，迄今為止，各國經濟學家尚未就解決這一難題獲得根本性突破。面對諾斯悖論，需要強調的是，戰后日本在組織、動員有限資源的有效利用方面，進行扶持先導產業，以及推動資本原始積累和促進工業化發展等方面都體現了這種協調機制。而協調機制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一個關鍵因素在于財政金融政策的有機結合。這種實踐結果，超越了諾斯悖論的理論假設。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的發展本身，就是在探尋“諾斯悖論”的解決方案。

戰后日本，作為財政干預經濟增長過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從石橋湛山的“積極財政論”開始的。眾所周知，石橋湛山是戰后日本采用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來分析日本出現的通貨膨脹的第一人。他認為，在國家有失業者、存在著閑置生產要素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動員這些閑置生產要素，使之重新參加生產活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即使財政上發生赤字和增發貨幣亦無不可；而且這才反倒是真正意義上的健全財政[4](P108)。為了貫徹他的財政經濟思想，石橋在擔任大藏大臣期間曾提出了五項“積極政策”。五項積極政策加速了財政政策介入經濟增長的步伐。該政策的中心目的是盡快恢復生產，并把生產置于經濟增長中心位置。石橋推行的促進中心產業增產的政策，不久由東京大學有澤廣教授正式提出為“傾斜生產方式”，并由經濟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內閣推行全國，為戰后日本經濟的全面復興起到了重大作用，“傾斜生產方式”和復興金融金庫的“傾斜金融方式”保證了有限資源的有效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橋湛山的凱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內閣作為“經濟增長主義”而繼承了，構成了現在“經濟大國日本”的指導理念。毋庸諱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間經濟高速增長的諸因素中，財政政策無疑是個重要因素。

我們認為，內生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干預一方面使戰后日本有限資源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財政資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為它為高投資率創造了必要的內外部條件，彌補了現代生產力條件下單一市場機制的不足，從而為經濟的高速發展做出貢獻。

三、內生增長：政府規制?資本?資源關系的模型分析

我們將通過模型分析方式來研究政府、資本與資源對經濟增長影響問題。在生產函數中作為收益遞增的技術，假定資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遞增技術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表示一人的生產函數則有[6]：

其中，k(t)相當于t期一人資本量，e(t)相當于t期一人資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產中對資源報酬額的比率（0＜a＜1常數）。φ表示收益遞增程度的一個參數。K(t)是經濟中的全部資本量。模型的基本含義在于，若以經濟體中的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本與資源量參與企業經濟活動，那么，企業可作為相當于一人的資本量k(t)和相當于一人資源的使用量e(t)來操作經濟運行，而經濟全部資本量作為一種不可操作變量來使用。

然而，在commandoptimum描述中把生產函數變化為以下類型：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這個變換的式子中，企業完全可能操縱資本來增加對生產的影響。另外，政府通過控制、管理企業以達到統治經濟的可能。(1)式和(2)式的區別則在于對經濟影響效果上的差異（后一問題將另行研究）。采用這個模型，將推論出以下內容。

變量c(t)表示t期消費者一人的消費量。在參數中的E、K[,0]，相當于各個0期消費者一人資源儲蓄量和消費者一人初期資本賦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遞增程度的參量，兩者都是正數。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這個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維持穩定狀態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積極的外部效應，加強對企業生產技術的影響。本模型中的資源投入相當于公共支出，其總量被一定值所制約這一點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決定e(t)流量式下規制居民戶消費一儲蓄計劃。為此，目標函數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費量c(t)和資本量k(t)兩個變量實現，資源消費量e(t)和資源儲藏量E不能實現目標函數的最大[7]。

根據經濟增長定義，我們設定最大化的一個條件：

k(0)=k[,0]λ(t)為拉格朗日乘數。并且，由式(8)和式(9)可導出效用最大化的邊際條件：

γ(t)=MPK(φ,t)-ρ(11)

根據以上模型分析，我們認為，過去傳統經濟學（包括凱恩斯經濟學）在內所提出的財政政策，其作用點在于刺激供給和促進一般性物質資本的形成。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財政政策由于認識到政府公共投資具有生產性，所以，政府進行的公共投資提高了私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能夠產生內生增長。

四、幾點啟示

中國在以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內生增長中的財政政策必須體現在：第一，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投資的轉換機制。就中國目前而言，促進物質資本形成的財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國目前技術進步貢獻率相對低下的情況下，依賴于生產要素（資本積累和勞動）的投入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在中國將逐漸形成由物質資本刺激經濟增長向增加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投資主導經濟增長的轉變；第二，促進技術進步與增加勞動就業的財政政策權衡。一般而言，技術進步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勞動就業，這對于勞動就業壓力非常大的中國來說，財政政策的選擇面臨著兩難境地。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財政政策含義表明，兼顧這兩者的財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產業領域、扶持新興產業的政策，特別要加大“信息產業”、“智能產業”的投資和稅收的刺激。這樣在促進技術過程中增加了就業量。第三，通過優惠的稅收政策（包括加速折舊、投資稅收抵免、盈虧相抵、納稅扣除、優惠稅率、免稅期等）和相應的財政扶持政策，調動企業增加科技投入。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核心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中國在實現大中型企業制度改革和企業脫困后，企業在財政政策導向作用的影響下，在順應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主動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將是今后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1]日本經濟企劃廳.昭和31年度經濟白皮書[M].日本經濟出版社，1966.

[2]都留重人.日本的資本主義——以戰敗為契機的經濟增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3]諾斯.經濟史上的結構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4]石橋湛山全集，第13卷[M].東洋經濟報社，1974.

[5]ARROW.K.J.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ingbyDoing.Review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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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ASS.D.OptimalGrowthinanAggreatatemodalofCapital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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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MER.P.M.TheOriginsofEndogenousGrowth.Journalof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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