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經濟國際化的評估及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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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的過程就是國民經濟日益融入世界，不斷提升經濟國際化水平的過程。近十年來，中國外貿、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并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外資也連續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水平和開放程度似乎已經很高。然而，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合作只是國家從封閉走向開放、推動經濟國際化的重要途徑，它們并不等同于經濟國際化。

一、對經濟國際化的再認識

(一)經濟國際化概念

國內不少學者試圖對經濟國際化下定義，一般認為，經濟國際化是指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關聯程度日益加深的過程，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的反映。不少學者試圖構建經濟國際化的理論體系并嘗試建立經濟國際化的量化指標體系。但是大部分學者都是從參與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角度提出的經濟國際化指標，主要圍繞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合作來設立相應的指標。

從外延來看，經濟國際化包括產業國際化、企業國際化和生產要素國際化三個方面。一國的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合作，都是提升經濟國際化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國際化進程，但它們并不是國際化本身。一般來說，對外貿易主要促進產業和企業國際化；外資主要促進產業、企業國際化，同時也使中國間接引進了技術、先進設備和生產工藝，促進了技術要素國際化。因此，用銷售國際化(對外貿易)、生產國際化(對外投資)、金融國際化、技術國際化等來衡量經濟國際化程度或對外開放度是不完整的。這也是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和利用外資規模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國際化水平較高的原因所在。

(二)經濟國際化階段

經濟國際化是從初級向高級逐步提高的過程。產業國際化是初級階段，企業國際化是發展階段，而生產要素國際化則是經濟國際化的高級階段，這也是決定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根本因素。產業國際化是經濟國際化的基礎，企業國際化是經濟國際化的關鍵，生產要素國際化則是經濟國際化的根本。

一般而言，產業國際化是較為容易實現的階段，既使是相對封閉的經濟體，仍可能通過對外貿易調劑余缺的方式實現產業的部分國際化。而企業國際化需要引進外國資本或“走出去”對外投資辦廠，這是經濟國際化的高級階段，只能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才能實現企業國際化。而生產要素國際化涉及國內基本經濟制度，如金融、勞動力流動、技術轉讓、資源、行業規制等，每個領域都事關國民經濟安全，只能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要素領域的開放才可能抵御對外開放的風險，才能讓生產要素資源和配置方式與國際接軌。因此，生產要素國際化是經濟國際化或對外開放的高級階段。

二、中國經濟國際化現狀

長期以來，中國外貿依存度一直是對外開放度的標志性指標，也可以說被誤讀為中國經濟國際化的代表性指標。然而，包括外貿依存度在內的外經貿發展指標反映了部分對外經濟活動規模，它既不是對外經濟活動的全部，也不能完全反映經濟國際化程度。為此，本文從產業國際化、企業國際化和生產要素國際化三方面對中國經濟國際化程度做全面綜合評估。

(一)產業國際化

產業國際化是指行業發展(生產和銷售)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可用相應產業進出口總額／相應行業產值來衡量，也可用相應產業進出口總額／相應行業增加值近似表示。對外貿易、利用外資是目前中國產業國際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進出口總額／GDP是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產業國際化指標的大小，但并不是產業國際化指標。根據產業細分程度的不同，可以有不同層次的產業國際化指標。按三大產業來劃分，產業國際化可以分為農業國際化、工業國際化和服務業國際化三大指標。

1.非服務業國際化水平

非服務業部門國際化(包括農業、礦業和制造業國際化)主要由中國貨物貿易推動。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貨物貿易大國，按照傳統外貿依存度指標，即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例來看，這一指標已經大大超過美國。

然而，若從貨物貿易對應的非服務業部門(農業、礦業和制造業)的增加值，而不是整個國民經濟增加值(即GDP)的角度考慮，即用貨物進出口總額與非服務業部門增加值的比例來衡量，其結果與以GDP為基數計算出的外貿依存度截然相反，美國實物部門的外貿依存度要遠遠高于中國，即美國的農業和工業總體國際化水平要遠高于中國。

從非服務業部門產值(而不是增加值)角度考慮，即用貨物貿易總額與非服務業部門總產值的比例表示外貿依存度，結果雖然會發生變化，但從中美數據對比看，美國在農業、石油和采礦業以及制造業三大實物產業部門的外貿依存度都比中國高。這表明，無論是從增加值角度，還是從產值角度，中國非服務業部門的外貿依存度并不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非服務業國際化水平也落后于美國。

2.服務業國際化水平

服務業國際化水平是指服務進出口額與服務行業增加值(或產值)的比例，它主要由服務貿易推動。2010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達3624億美元，美國服務貿易總額為8729億美元，是中國的2，4倍。但是由于美國服務業占GDP比例超過85％，導致美國服務進出口額與服務行業增加值的比例比中國還要低，據此，美國服務業國際化水平不及中國。

綜上所述，從產業國際化看，無論從增加值角度，還是從產值角度，中國實物部門(農業、礦業和制造業)國際化水平均低于美國，而服務業國際化水平則高于美國，這不僅與我們的直觀判斷截然不同，也與當前中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發展程度和國際地位不相匹配，這一結果主要是中國和美國GDP的行業構成差異所致。總之，中國服務貿易總額與服務行業增加值的比例高于美國，并不意味著中國服務行業的開放程度較高，只能說明中國服務行業規模較小。因此，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中國產業國際化水平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從服務業看，目前中國商業和房地產兩個行業產業國際化程度已經較高，主要體現為外資參與度較高，但這兩個行業的規制國際化和商業模式的國際化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正因為如此，制約了上述兩個行業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其他服務業國際化程度低，如交通運輸、醫療、教育、文化等行業的外資參與度較低，國際化規則和商業模式的引入也相對欠缺，這也是產業國際化的軟肋。

(二)企業國際化

1.企業國際化衡量標準

企業國際化在大多數文獻中被界定為企業國際經營的國際化，包括管理國際化、生產國際化、銷售國際化、融資國際化、服務國際化、人才國際化等方面。例如，美國學者丹尼爾?沙利文(DanielSullivan)用五種經濟指標衡量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國際化程度(DOI)=外國銷售占總銷售的比例(FSTs)+外國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FATA)+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OSTS)+高級管理人員的國際經驗(TMIE)+海外經營的心理離散程度(PDIO)。芬蘭學者韋爾奇(Welch)和羅斯坦內(Luostari-nen)提出了國際化進程的六緯度測度模型，設計了一個全面綜合的分析框架來評估企業的國際化程度。這六個緯度分別是：運作方式、銷售對象、目標市場、人力資源、組織結構和財務資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UNCTAD)出版的《世界投資報告》中，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衡量標準(跨國化指數)是三個比率(國外資產／總資產；國外銷售額／總銷售額；國外雇員數／雇員總數)的平均加權數。國內學者崔影慧、魏娟重新定義了企業國際化程度的概念與內涵，并建立了包括內向國際化程度、外向國際化程度和全球一體化程度在內的三個一級指標，涵蓋12個二級指標的企業國際化評價體系。

總體而言，上述對企業國際化的理解十分深刻，但它適合衡量具體某一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不太適合宏觀衡量中國企業總體的國際化程度。本文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對企業國際化概念及其衡量指標體系做出相應調整，分為企業主體的國際化和企業經營的國際化兩個方面。

企業主體的國際化是指在中國經營的企業主體的國際背景，可以簡單用外資企業在企業總體中的地位或外資企業經營活動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來反映。從經營主體而言，外資企業是先天的國際化企業，即使其生產的產品并不銷往國外，但在采用的生產技術、設備和工藝，以及管理模式、經營理念一定是具有國際背景甚至是國際領先的。因此，本文認為，外資企業在國民經濟活動中的份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主體的國際化。從外資在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產值、稅收、出口、進口和就業等國民經濟指標的參與程度看，中國企業主體的國際化程度并不低。與美國相比，中國外資企業在就業方面的表現相對較低，但2005年以后，這一指標大幅上升，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美國外資企業對美國就業的貢獻。

企業經營的國際化是指中國企業(包括內資企業，也包括外資企業)在生產與經營活動中的國際化程度，即跨國化程度，這又分為內向國際化、外向國際化和跨國經營能力的國際化三個方面。內向國際化是指企業在經營活動中采購國外資源、運用國外技術和資本等方面的比例；外向國際化是指企業國外雇員、國外資本、國外銷售額等占公司的比例；經營能力國際化是指企業決策、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國際化程度，但這難以定量衡量。由于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2010年實現歷史性突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590億美元，而美國2009年海外直接投資額就達到248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不對稱，導致中美企業總體經營的國際化程度差距較大。從跨國公司經營國際化水平看，2008年世界100強跨國公司海外資產占總資產的57％，海外銷售額占銷售總額的62％，海外雇員占雇員總數的58％，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100強跨國公司的上述三項指標分別為34％、45％和39％。可見，美國作為發達經濟體，其擁有的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要遠高于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所擁有的跨國公司跨國化(國際化)程度。

綜上所述，目前中國企業主體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外資企業在國民經濟活動中占據重要位置。從企業經營國際化(跨國化)程度看，由于外資企業大量采購國外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間產品等，使得企業內向國際化程度較高，但是外向國際化和經營能力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主要表現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企業在海外跨國經營的能力相對較低，跨文化管理的經驗、跨國經營的技術創新能力不足。

(三)生產要素國際化

1.資本國際化

資本國際化包括資本輸入型的內向資本國際化和資本輸出型的外向資本國際化。目前，中國主要體現為資本輸入型的內向資本國際化，資本輸出尤其是直接投資型的資本輸出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這也是制約中國企業經營的外向國際化(跨國化)的主要因素。

2010年底，中國對外金融資產為41260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為23354億美元，連續幾年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家。從規模上看，中國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已經很高，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總額是GDP的1.06倍。但是，從結構上看，對外金融資產中，儲備資產占70％；對外金融負債中，來華直接投資占63％，顯示出中國運籌國際資本的金融實力仍然不足。然而，美國在金融危機期間的2009年，對外金融資產就高達18.4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四倍多；對外金融負債高達21.1萬億美元，是中國的10倍左右；美國對外金融資產和對外金融負債是GDP的2.8倍，因此可以說，美國的資本國際化水平遠高于中國。

國際資本流入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國際化水平。相對間接投資而言，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更占優勢，即便如此，就外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率來看，中國相對美國也并不算高。

總體而言，中國資本國際化是內向型國際化，即通過引進國際資本發展本國經濟。外向型國際化(即資本對外輸出方面)主要體現為中國外匯儲備的海外間接投資，這是初級階段的資本國際化。而通過海外直接投資實現的資本國際化的高級階段，現在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

2.技術國際化

中國技術的國際化主要是內向型的國際化，即通過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生產設備，進而利用國際技術發展本國工業。過去三十多年來，外國直接投資(FDI)主導了中國技術國際化進程，可以說，目前中國工業領域各行各業無不采取和借鑒了國際相對先進的技術和生產設備。但作為直接的技術引進，中國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般性消費和裝備工業的技術國際化程度已經接近世界水平，但高端創新研發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國際化水平仍相對落后。

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專利權使用費和特許費及其與國內研發投入的比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技術要素的國際化水平。中國專利權使用費和特許費收入和支出均呈逐步上升態勢，但與美國差距較大。

2005年和2009年中國專利權使用費和特許費收支總額與研發投入的比率分別為18.4％和16.2％，遠低于美國2005年25.8％的水平，近幾年的差距更大。不僅如此，中國技術國際化更多是內向國際化，即引進購買國外專利，是技術和知識輸入型國際化；而美國專利權使用費和特許費收入遠大于支出，是外向型的國際化，以技術輸出型國際化為主要特征。

3.勞動力國際化

勞動力的國際化主要指跨境勞務流動。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勞務輸出大國。同時，由于缺乏高級技術人才和管理經營人才，中國也引進了大量國外專家、技術專門人才和企業經營管理人才，這大大推動了中國勞動力的國際化進程。以國際勞務收支占國民勞動者報酬的比例看，中國比美國高4倍以上。例如，2009年美國國際勞務收入29億美元，支出108億美元，國際勞務收支總額占當年勞動者報酬總額的0.11％；而中國的上述三個指標分別為92億美元、21億美元和0.45％。

但是，這種以勞務輸出型和人才引進型等短期勞動力跨國流動為主要特征的國際化是初級水平，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國際化是建立在相對穩定的移民政策基礎之上的，雖然不能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反映出來，但大量事實數據證明，美國等發達國家勞動力的國際化水平遠高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例如，每年有大量的技術人員移民美國，并吸引了全球大量優秀留學人員，這使得其勞動力的國際化水平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所不能比擬的。2009年，本土美國居民占總人口比例為87.81％，而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后裔和非美國居民分別占5.13％和7.06％，兩者合計高達12.16％。而且，居住在美國的非美國居民一般為勞動人口，若按就業的比例看，非本土美國居民占比就更少，也就是說，美國勞動力要素的國際化水平將更高。

外籍人口數量和所占比例往往是衡量城市國際化的指標之一。世界城市的外籍人口比例通常在10％以上，倫敦的外國人口約是三分之一，巴黎的外國人口約是四分之一，而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外籍人口約20萬，約占總人口的1.5％。雖然最近幾年在華工作和學習的外國居民的數量明顯增多，據稱珠三角地區就有百萬外國人居住，但總體上與國際化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相去甚遠。當前，中國國內很多城市提出建設國際化都市、世界城市乃至全球城市的目標，目前人才國際化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國際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制約。

4.規制國際化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規則與制度也是形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決定其他生產要素效率的關鍵因素。因此，規制國際化也是生產要素國際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入WTO以來，中國政府、行業和企業采取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法律法規、行業標準、行業規范和企業行為準則，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國規制建設的國際化進程。可以說，在國際貿易、利用外資和對外經濟合作等領域，中國已經基本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規制和制度，未來在這一領域的主要目標是利用大國優勢獲取制定國際規制的能力和影響力，進而在國際規制競爭中取得主導權。然而，在不直接參與國際競爭的國內相關部門，中國行業規制的國際化程度則相對落后，最終導致相關行業商業模式不適應經濟國際化發展需要。如當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物流頑癥、商貿流通抬高物價、房地產怪象，以及交通運輸、醫療、教育等諸多行業的國際化規則和國際商業模式引入欠缺，導致相關行業發展滯后，影響整個宏觀經濟甚至社會發展。

綜上所述，規制的國際化程度雖然難以定量衡量，但從目前中國經濟社會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對比可以發現，在關系國計民生，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不多的行業，中國的規制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無論是物流、商業、房地產，還是交通運輸、醫療、教育，它們都是影響國內經濟運行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所在。因此，突破少數行業利益集團的阻礙，進一步推動相關行業規制國際化，引入行業健康發展的國際通行的商業模式，是未來中國推動生產要素國際化和經濟國際化的重要任務。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中國產業國際化程度相對較高，尤其是制造業國際化程度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企業國際化中的企業主體國際化程度相對較高，即外資企業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擔當了重要角色，甚至高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但企業經營國際化(跨國化)，即跨國生產與經營活動的規模、地位與能力與發達國家企業相差較大；生產要素國際化程度普遍較低，主要體現為資本和技術的輸入型國際化，資本和技術的外向輸出型國際化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勞動力和規制國際化的滯后是制約中國要素國際化和經濟國際化的重要因素。總體而言，中國產業國際化、企業國際化和生產要素國際化均有不同程度發展，但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服務業和高端制造產業國際化程度相對不足，企業國際化和生產要素國際化主要體現為內向型國際化，即輸入型國際化；而企業主動“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和生產要素輸出型國際化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

三、推進中國經濟國際化的路徑建議

經濟國際化程度是國家對外開放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體現，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推進經濟國際化，產業國際化是基礎，企業國際化是關鍵，生產要素國際化是根本；輸入型內向國際化是被動國際化，是經濟國際化的初級發展階段；輸出型外向國際化是主動國際化，是經濟國際化的提升階段。

(一)中國經濟國際化路徑設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走了一條以進出口貿易為載體的產業國際化，到吸收外資為主要特征的企業國際化，再逐步發展到資本、技術、人才和規制等生產要素國際化的路子。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應繼續沿著這一路徑深入推進中國經濟國際化進程。

從產業國際化看，在中國加入WTO的第二個十年，在進一步提升制造業國際化水平的基礎上，應主動擴大服務業開放，把產業國際化從制造業向服務業深入推進。進一步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水平，繼續擴大金融、物流等服務業對外開放，穩步開放教育、醫療、體育等領域；加快推動中國服務業“走出去”，積極爭取在運輸、分銷、金融、教育、文化、廣播影視和旅游等領域的對外投資方面取得明顯突破，使中國產業國際化在更廣領域達到更高水平。在產業國際化過程中，不僅注重引入外資參與，更要注重引進國外有利于行業持續發展的行業規則和商業模式。

從企業國際化看，堅持“走出去”與“引進來”并重，進一步發揮外資企業在國民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穩步提升企業主體的國際化水平；推動中國企業經營國際化，一方面要提高大型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銷售、資產與人員比率，不斷提高跨國經營能力，另一方面要推動廣大中小型民營企業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普遍提高中國企業經營國際化程度。最終使中國企業國際化從被動內向型國際化向主動外向型國際化轉變。

從生產要素國際化看，繼續保持資本、技術國際化勢頭，努力提高人才國際化水平，大力強化規制國際化，通過行業規制與國際接軌，逐步引入新的商業模式，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全面提升生產要素國際化水平。

總之，未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路徑應是沿著產業國際化、企業國際化和生產要素國際化三條道路深入推進，走內涵式經濟國際化道路，逐步把中國經濟國際化從被動轉向主動、從低級轉向高級階段。

(二)推進經濟國際化的政策建議

傳統的外經貿業務(外貿、外資和外經)是推進中國經濟國際化的主要手段，但是隨著經濟國際化從外延擴張式發展轉向內涵提升階段，僅靠傳統的外經貿業務推動已經行不通，必須從經濟國際化的路徑與發展方向，從國民經濟主動開放與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人手，不斷把中國經濟國際化推向深入。對外開放的形式不僅體現為傳統的“三外——外貿、外資、外經”，而且更多表現在金融、人力資源、科技、能源、環境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國內經濟部門與外經貿部門共同成為對外開放的促進與服務部門。對外開放的模式也不僅限于“引進來”，更在于主動“走出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經濟國際化，在更高層次上形成良性發展的新局面。

1.以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為契機，全面提升產業國際化水平

培育貨物出口的技術、品牌、質量和服務新優勢，全面提升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和國際化水平；擴大貨物進口，包括擴大消費品進口和奢侈品進口，發揮進口帶動國內消費和國民福利的功能，提升國內消費市場的國際化水平。把服務貿易作為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重要依托，穩妥推進服務業開放，尤其是擴大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行業，如物流運輸、商貿流通、醫療衛生、教育、體育、文化等部門開放，培育服務出口新優勢，擴大服務進口，努力把服務業國際化短板補上去。

2.以培育國際經濟合作新優勢為契機，全面提升企業國際化水平

提高利用外資質量，變引資為“引智”、“引技”，注重外資在引進國際新規則和新的商業模式中的重要作用，改變國內企業“行業潛規則”，打破固有經營模式，提升內向型企業主體國際化水平。大力推動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擴大海外資產、海外生產和銷售、海外雇員規模，提升跨國化水平，力爭在“十二五”時期，通過海外投資逐步使中國企業的經營國際化水平邁上新臺階。

3.擴大國內基本要素部門開放，夯實經濟國際化之根本

逐步從產業的開放向要素’領域開放深化，加快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氛圍，不僅是外經貿部門，科技部門、人力資源部門、金融部門、礦產資源部門等與生產要素直接相關的部門都應成為對外開放的主體。首先，金融業和資本項目開放是資本國際化的基礎。應穩步推進中國資本項目開放，使中國在更高平臺上實現國際資本的最優化配置，提升開放金融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其次，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探索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基礎上，擴大雙邊和多邊貨幣合作，推動實現人民幣對外投資，為中國企業經營國際化創造良好條件。第三，處理好經濟國際化和匯率改革之間的關系。實現更加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人民幣幣值體現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這是更好推進產業國際化、企業國際化和生產要素國際化的重要前提。第四，加大引進國際人才力度，尤其要創造條件吸引海外留學人員歸國就業和創新，逐步探索外國居民在華居住與工作的規范性制度，積極引進國外高技術人才和高級經營管理人才，為商務人員跨境流動提供便利。第五，推動各行各業進一步擴大開放，積極采納國際先進技術標準、商業制度和運營模式，推動行業規制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