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布局調整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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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確定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產業布局范圍及適度規模，是一個涉及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大理論與決策問題。近年來在經濟學界流行的主張國有企業全面退出競爭領域的觀點，并非是國企改革的有效方式。目前必須通過討論，評析這一觀點在理論上的悖謬性及對改革實踐的危害性，從理論認識的高度，正確解決國有企業的合理布局問題。

一、一個必須認真解決的重大理論認識問題

十五大提出的對國有企業進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針是，以鄧小平同志的經濟改革思想為指導，以抓好國有大中型國有企業為重點，以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以國有經濟戰略改組為總體目標，對國有企業進行全面深入的改革。

國有經濟在產業布局方面的主要癥結是，它在企業、行業之間的分布過于分散，戰線過長，有限的國有資本難以支撐過于龐大的國有經濟盤子。由此造成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不足，利息支出負擔大，企業虧損嚴重。對國有企業實行戰略改組和布局調整，就是要貫徹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堅持有進有退，有所不為而有所為的原則。國有經濟要收縮規模，優化結構，國有企業應從競爭力差的一般性加工工業退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1］

近年來，在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問題上，一些經濟界學者，甚至是一些理論權威人士，卻違背這一基本原則，生搬硬套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模式，主張我國國有企業應從競爭性行業全面退出。目前，這一錯誤理論，不但在報刊雜志上公開宣揚，大行其道，似乎成為經濟學的主流觀點；甚而對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實際決策，也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誤導。比如：最近作者看到一篇某省關于結構調整的研究報告，這項報告在論及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問題時，將競爭行業分為兩類，并主張該省“對總體上屬于競爭性行業并具有一定優勢的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煤炭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等18個行業的企業，國有資本要分階段有序退出。”對無明顯競爭優勢的服裝及纖維制品制造業……等17個行業，國有資本要全部大部分有序退出。“現在問題的焦點在于，以上報告中提到的處于競爭性行業并具有一定優勢的18個行業，即屬于基礎性、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這些產業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決定》中，明確指出是屬于”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是屬于國有企業”進而有為“的產業范圍。而該項研究報告違背這一原則，將這些產業列為國有經濟應當退出的領域。由此可見，在國有經濟產業布局問題上產生的理論認識上的混亂，以及對經濟決策的消極誤導作用，已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為了保障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夠沿著正確健康的方向發展，必須首先解決國有經濟的合理布局問題。明確國有企業的產業覆蓋范圍，保持國有經濟的適度規模，這是一個涉及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大理論與決策問題。當前必須通過充分認真的討論，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和統一人們的認識，使這一問題得到科學合理的解決。

二、全面退出論在理論上難以成立

在中國歷史上，從封建社會農民起義提出“均貧富，等貴賤”的斗爭口號，到近代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的革命思想，尤其是我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半個世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千上萬的烈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其共同的根本目標，就是要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革命導師列寧同志說過：“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根據科學的見解來廣泛推行和支配產品的社會生產和分配，這就是如何使全體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2］

在我國，鄧小平同志深刻地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經過深刻的思考，用五個基本特點，高度抽象概括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在這五個基本點中，有三點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直接聯系的，并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實現前提。如果國有企業全部從競爭性行業退出，我國的社會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豈非完全一致，還有什么區別？人民民主專政也必將失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其最終結果必然導致我國公有制度的解體與社會主義名存實亡。這豈非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走了一段歷史的彎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也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一樣，只是“20世紀世界歷史的一段插曲”？中國歷史豈非要推倒重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是否也要推倒重寫？如果按照全面退出論的主張構建我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將會出現許多無法解決的矛盾。顯然，全面退出論在理論上是錯誤悖理的，是難以成立的。

從當前國際社會主義的發展思潮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以及與此聯系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和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問題，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探求解決的中心議題。

東歐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失敗引起了一場新的爭論，以科爾內為代表的東歐新自由主義者明確宣布市場社會主義的試驗已經失敗，全面大規模地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受到了以羅默、巴德漢·弗勒伯伊、威斯考普弗等為代表的自稱是第五代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西方學者的反駁，他們在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爭論中發展了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提出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新理論模式。第五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代表了國外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最新潮流。

第五代市場社會主義者為市場社會主義作了辯護。他們認為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并不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存在或實現的，社會主義代表了一個更為理想更為美好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值得去追求并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最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是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特別是他們的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的實踐為市場社會主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他們不僅總結了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而且總結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他們認為西方發達的市場資本主義盡管在經濟發展和效率方面優點很顯著，但同時又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不平等、異化、失業等弊病，市場失敗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須對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自由市場加以限制引導，國家計劃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在社會投資領域，這樣才能提高效率同時達到社會主義平等的目標。

第五代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在于他們提出的通過票證化與工人自治的社會主義實現模式，在實踐中是難以施行的，帶有一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但盡管如此，他們主張兼顧公平與效率，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問題，并反對私有化和保障公有制一定地位的理論觀點，反映了國際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潮流，可以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解決公有制實現形式的一種理論參考。

不容置疑，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目的，決不是要削弱和取消公有制，而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是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并非是簡單地體現在相對比重的數量關系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控制能力上。國有資本通過吸納各種渠道的社會資金，促進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融合，從而大大增強國有資本對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國有企業在產業布局上，應收縮戰線，壓縮規模，但收縮到什么程度，壓縮到什么范圍，這里有一個合適的“度”的問題。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這個“度”就是要保持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的先導性高科技產業、基礎性產業和支柱性產業中，通過控股式管理，發揮國有經濟的骨干主導作用。這可以說是保持國有經濟適當規模的政策底線，如果突破了這一底線，將會導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步入歧途，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將會變質變味。

三、全面退出論在實踐中難以施行，有弊無利

全面退出論不僅在理論上是難以成立的，在實踐中也是難以施行的。將國有工業大規模地全部從競爭性行業撤出，一方面會造成我國工業體系的產業空檔，影響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并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同時也會影響到人們的經濟生活與思想意識，造成社會的動蕩與不安。其消極負面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1.不適應西部大開發的形勢要求

我國當前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是調整我國經濟結構，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大部署。同時，也為西部地區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從西部地區陜西工業的產品構成來看，生產基建物資和電氣、機械專用設備的重工業企業，在全省工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西部大開發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對于這些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量最大，國有企業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了主力軍和頂梁柱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若要讓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采取退卻放棄的策略，必然會給西部大開發帶來不利影響。

2.難以適應我國入世的新形勢，不利于發展民族工業

近些年來，我國加快了民營企山的發展，但由于起步晚，時間短，民營企業無論在資金、技術、規模上，大多不及國有企業。私營企業雖然是改革開放后的新事物，并以其較為清晰的產權關系和靈活的經營機制為優勢，有可能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但因其規模小，技術水平落后，其產品質量的優良和穩定程度，往往不如國有企業。尤其是企業經營管理中，制度化、規范化程度低。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私營企業中有39.2％的企業沒有組織章程，33.7％的企業沒有人事、勞動任用和管理章程，43.3％的企業沒有工資、福利章程，29.0％企業沒有崗位管理條例。［4］顯然，要以這樣發展幼稚的民營、私營企業與發達國家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競爭抗衡，無異于是以卵碰石，勉為其難。

目前，在我國真正代表國際經濟技術水平和實力，在各行各業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近年來，我國的一些國有控股公司和企業集團，通過重組聯合，積聚了大量資金、生產能力和先進技術，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是堪與國外企業競爭的惟一企業組織形式。這些國有企業非但不應從競爭領域退出，相反地應該擴大規模、增強實力，成為與外國跨國公司競爭抗衡，發展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

3.全面退出論會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國有資產如果全部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這將要涉及到三萬多個國有企業和數萬億國有資產出售轉讓問題。如果按照“國退民進”的主張，將這些資產全部轉售給民營、私營企業，必將造成國有資產的巨大損失。原因就在于民營企業近幾年剛剛發展起來，實力還普遍偏弱，根本沒有這樣巨大的購買能力。目前在企業破產中，大量國有資產拍賣的成交價，普遍低于評估底價。例如我們調查的陜西渭南建筑機械廠，資產評估價為1200萬元，最后拍賣成交價只有380萬元，資產變現率僅為31.7％。現在還有一種情況，本來是一家經濟情況良好的企業，卻硬要出售轉讓，但一時又找不到下家，致使企業的優良資產很快變為不良資產，好企業變成了壞企業，人為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再加之目前社會上貪污腐化風氣難以杜絕，產權交易管理工作不夠規范，很容易造成國有資產轉讓中出現權錢交易、私下勾結、低價折股、損公肥私的行為，人為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我們并不反對國有企業適當壓縮規模，進行有償轉讓，但必須嚴格把握，要有一個合理的限度，過多過濫地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只會給國有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和破壞。

4.全面退出論會誘發企業短期行為，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受這種全面退出論的影響，目前企業中，人們普遍有一種動蕩不安，人心慌慌的情緒。職工們不能不考慮企業的前途和自己的命運，感到在國有企業干得再好，也沒有什么奔頭。因為企業遲早總要退出，轉讓賣給民營企業。“復巢之下無完卵”，企業都要賣了，職工的飯碗也保不住。在這種情緒影響下，企業的一些科研技術骨干紛紛調離，國企技術人才大量流失。就是一些廠長經理們，對企業也是只顧眼前利益，不作長遠發展考慮，不圖進取創新，無形中助長了企業種種短期行為的發生，影響了企業的穩定和發展。

國有企業的穩定，是實現全社會穩定的基礎和關鍵。這不僅表現為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和改革搞好了，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穩定了，可以穩定整個社會一個大面，更重要的是國有企業擁有一支龐大的產業大軍，這支隊伍穩定了，整個社會穩定就有了基礎。

近幾年社會治安問題突出，突發事件增多，可以說與國有企業大規模轉制改組，工人大量下崗不無關系。《2001年中國經濟與社會預測》藍皮書顯示，“下崗”問題是中國老百姓最關心的頭等大事。原先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較好的國有大企業職工，承受了最重的社會轉型壓力。這些以往享受著高福利，端著鐵飯碗的國企職工，現在因為國家產業布局調整，或因謀生技能不適應，成為市場經濟被淘汰的一群，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活困頓使之難免產生怨忿情緒。此時，若再遭到某種社會不公，這種怨忿很容易通過極端的方式宣泄出來。國家當前將穩定作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一方面要繼續切實做好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要堅決反對無原則地大規模改制出售現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防止出現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四、企業效益與所有制并無必然聯系，深化改革是國有企業的唯一正確出路

從世界范圍來看，國有企業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1929年至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空前大危機前后，西方世界的私有企業普遍不景氣，破產倒閉甚多。與此相反，蘇聯的國有企業以驚人的高速發展。40年代，蘇聯的國有企業成為戰勝法西斯的堅強后盾。50年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二戰以后，西方根據凱恩斯理論和中蘇國有企業旺盛勢頭，也創立了不少國有企業，并在50年代顯示了優越性。但是，從60年代開始，不論東方的國有企業，還是西方的國有企業，都沒有根據情況的變化而進行改革，其管理體制逐漸僵化，既難以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又不適應市場的要求，最終使企業失去了活力。對于這個問題，蘇聯、東歐國家在60年代后期雖然覺察到了，但沒有采取正確的措施加以改革。西方世界80年代在撒切爾夫人的率領下，紛紛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掀起了不小的私有化浪潮。在我國，從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首次將國有企業改革置于改革的中心環節以后，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初步顯出了成效，出現了不少效益較好的企業。但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深層次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所以“國有企業效率差”這個跨世紀的國際難題，仍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攻克的最后堡壘。

從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樣一條規律，即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初期或國家處于戰爭條件下，當市場格局處于賣方市場的條件下，國有企業的發展經營狀況，普遍很好；但在經濟充分發展的買方市場條件下，由于國有企業承擔著部分社會職能，從而致使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要低于非國有企業競爭力，企業經營往往出現困境。要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就必須打破國有企業的傳統計劃管理體制，沖破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充分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馬克思在150年前就曾經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靠的就是價值規律和市場競爭。

可以說，企業效率與所有制并無必然聯系，國有企業并非注定就是低效率。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而不在于私有化，國內外大量事實說明了這一點。

例如，原有國有制的英國電信公司，在實行了私有化剛開始的幾年，憑其壟斷地位將架設新線路的價格提高了2－3倍，服務也不及時。后來，政府支持組建了莫克瑞等一批通訊公司之后，打破了英國電信公司的壟斷地位，迫使它提高了服務質量，并降低了服務價格。［4］

我國的廣東省，最近幾年國有企業的經營銷售情況一直好于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說明搞好國企的關鍵還在于改革與管理。

再如，我們考察的西北國棉一廠的改革事實，也為這一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西北國棉一廠屬大型企業，最近幾年，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紡織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首先由于宏觀調控的失誤，紡織工業加工能力嚴重過剩，供大于求的矛盾終于爆發，造成產品價格嚴重偏低；其次是原材料價格成倍增長，產品成本大幅度增加；第三是由于銀行體制的改變和職能的轉化，使企業的資金周轉捉襟見肘；第四是企業非生產人員超編，企業人浮于事現象較嚴重；第五是東南亞經濟危機，使企業產品外銷遇到極大困難；第六是企業的歷史債務沉重，達2億元。可以這樣說，凡是國有企業這幾年出現的困難，都在國棉一廠存在。所有這些增本減收因素的聚合，使企業的生產經營難以為繼。而對這些不利因素，一廠人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苦練內功，勵精圖治，通過“三改—加強”，使企業走出困境，企業連續三年盈利，且大幅度增加。我們深信，國棉一廠能夠做到的事情，其他的國有企業也一定能夠做到。［5］

經過三年改革脫困的努力，目前國有企業的營運效益有了很大好轉，但效益好的基礎還很不牢固。因為這兩年效益好轉的大中型國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債轉股和銀行掛帳停息的政策優惠，真正通過改革和加強管理獲得企業發展的還為數不多，當前國有企業的主要問題還是改革不到位。

變換企業所有制，全面退出競爭領域，決非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有效方式。國有企業的根本出路還在于深化改革。在宏觀方面，入世后要重點解決好政企分開問題；中觀上解決好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微觀方面，關鍵在于制度創新，要建立起一整套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產權制衡體制、技術創新體制、企業投融資體制、資本經營體制、風險約束體制，再造和激活企業的經營機制。把國有企業辦成真正的“企業”，國有企業就一定能夠走出困境，再現輝煌。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Z］。新華月報，1999，（10）。

［2］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私企業主管理隨意性大［N］。每周文摘，2002－04－23（2）。

［5］侯jùn＠①然。試論英國的國有企業改革［J］。河北大學學報，1999，（1）。

［6］梁仲勛。國有企業：改革與脫困［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