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不容錯失的重要戰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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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逼人不進則退

正在發生的科技革命也不會自動縮小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重大技術創新多數首先發生在發達國家，從而使它們首先占據了市場優勢。我們利用人家發明的技術時，往往要支付高額的使用費或轉讓費。

其實，機遇本身就是一種挑戰。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系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

史可為鑒。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相繼進入工業革命時代，而已經走完“康乾盛世”的清王朝還沉醉在“天朝帝國”的榮耀里，不思進取。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國家開始電氣革命，而當時的中國正處在清朝覆滅和軍閥混戰時期，重大機遇再次與我們擦肩而過。兩次錯過機遇的代價是慘重的，使我們長期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甚至一度幾乎墮入亡國滅種的深淵。

我們再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21世紀是決定中國能否全面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關鍵世紀，未來的一二十年是我國在新世紀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國際競爭將空前激烈，只有那些具有敏銳眼光和充分準備的競爭者才能贏得未來的主動權。

我們對參與這場較量有著高度的自信。我們黨已經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形成了“三個代表”這一執政興國的強大理論武器。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都是今天擁有而過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備的有利條件。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我們一定要抓住未來一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致，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使我國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邁上新臺階，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譜寫出燦爛的新篇章。

機遇之一可以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安寧期”

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判斷，今后一二十年，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全球化也不可逆，和平與發展仍將是時代的主題，中國可以繼續爭取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

國內外觀察家們對國際格局的普遍認識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一超多強”的格局，在各大國的實力對比未發生較大變化之前，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即大國之間不大可能發生全面戰爭形式的對抗。這有利于我國集中精力搞建設。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認為，大的戰爭打不起來，突發性事件卻可能會增多，非傳統安全帶來的危險不斷出現。在這方面，我們要強化危機意識和危機處理機制。最終問題的解決還要靠發展，不到萬不得已，始終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不放，不能因為一時、一事影響我們的大局。

阮宗澤認為，就中國而言，在可預見的未來，除臺灣問題外，很難有別的事態能把中國卷入戰爭狀態，從而中斷中國的經濟建設進程。新世紀開始后，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將重點轉到經濟合作上來。中國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工作正如期推進，并取得重大進展。東盟國家看到了中國的發展是他們可以利用的機遇，而不是威脅。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張蘊嶺說，冷戰以后，我們與鄰國的關系有重要的突破。我們從改善雙邊關系推動了區域合作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合作機制比一般的雙邊關系更穩定，內容更廣泛，而且可以增加區域合作的利益。通過這種安排，可以建立起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

機遇之二確立中國在世界新格局中戰略地位的“孕育期”

未來一二十年，將是國際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的關鍵時期，既要受20世紀國際政治關系慣性力量的作用，更要受各種力量在這個時期消長及全球化競爭的影響，并在新的力量對比基礎上逐步形成新的制衡。中國能否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中國在未來的新格局中的地位。

中國的實力地位盡管緊隨美國、歐盟、日本之后，但離世界經濟之一“極”還有距離。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張伯里教授說，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占世界生產總值的3.7%；外貿進出口總值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8%。在經濟總量和國際經濟聯系兩個方面，都沒有超過國際上通常的世界經濟大國（經濟總量與貿易總額在世界所占比重均超過5%）的標準。

他預計，如果中國能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如2010年以前），以7%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和相應的貿易增長率發展下去，到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會達到2萬億美元，貿易進出口額會達到1萬億美元，均占屆時世界該兩個總額的5%以上。即世界經濟大國的兩個條件都具備，成為多極世界經濟中的新的一極。

因此，阮宗澤認為，今后一二十年，如果我們做得好，在世界格局的變化中，我們就能站到靠前的比較有利的位置。

機遇之三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騰飛的“推進期”

未來一二十年，世界性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和基礎大創新，科技將繼續取得巨大突破和發展，高新技術的迅速商業化將不斷開拓出出人意料的世界新興市場并激發出巨大的市場需求，這不僅給全球經濟發展，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和更大的推動。

在這樣一個新科技時代，打贏一場事關新世紀全局和本國地位的科技大決戰，已成為世界各主要大國的戰略目標。發展中國家在面臨巨大壓力的同時，也有了技術跨越的機遇。就我們來說，在許多方面不必重復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發揮后發優勢，改造產業結構，發展新興產業，實現跨越發展。

由于新經濟暫時處于低潮，使很多人對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持疑慮態度。但美國的經濟學家或企業家大多認為，科技革命將在兩三年后再起新的高潮。其中生物技術可望成為新的增長點。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穆榮平說，根據調查研究，未來20年技術發展有兩大特征，一是信息技術向其他技術領域的深層次滲透；二是生命科技領域的突破將預示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

有關統計顯示，30年來，人類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過去2000年的總和還要多。以此推算，人類在2020年所擁有的知識中，有90%現在還沒有創造出來。中國科技部的人士說，全世界用于科研的經費已經達到每年5000億美元，人數已經達到5000萬人，預計在今年100年，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數將占世界總人口20%，創造性的科學工作將會成為本世紀末人類的主要活動。

中國不能坐失科技革命的良機。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文元認為，選擇幾個我們確實有優勢、影響面廣、帶動力量強的領域，比如信息技術、新材料和生命科學，力求重點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實現跨越發展。

機遇之四利用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移高水平調整我國經濟結構的“成熟期”

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王文元認為，這是最重要的戰略機遇。因為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全球性的經濟結構大調整。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畢吉耀說，發達國家現在都處于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力求在不斷產業輸出中占領先機。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們將制造業向外輸出和轉移，對中國新世紀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機遇。

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并未與日本等國計較制造業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這種調整在90年揮出巨大效應。進入21世紀后，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的新經濟雖然因投資泡沫而暫時陷入低潮，但從長遠看，美國強大的科研開發能力仍將帶來新的增長點。歐盟也在調整產業結構，但是它相對比較“內向”。在吸收了中東歐10個國家入盟之后，它將會在區域內部形成分工體系。發達國家將會將傳統產業向相對較落后的歐盟內部國家轉移。

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一直停滯不前。在美國注重發展高新技術的同時，日本還在注重做傳統制造業，這也是它落后的一個原因。日本目前也在調整產業結構。小泉政府上臺后，提出“e日本”的計劃，就是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中國“十五”期間的一個重大戰略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也就是說，這一階段中國面臨著實現信息化和工業化的雙重任務。實際上，工業化仍然在我們國家內部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從總體上看，我國現階段推動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還是制造業，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就給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一個機遇，可以使我們更快地引進新的技術、設備、管理經驗，加速我們的發展。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副秘書長郭萬達說，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建設“世界工廠”具有“二元性”，即作為工業化時代的“世界工廠”和作為信息化時代的“世界工廠”這樣兩種不同類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廠”有機地并存。因此，中國既要大力發展傳統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也要抓住國際上IT制造業轉移的大好時機，發展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

機遇之五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磨合期”

加入WTO，為我國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創造了機遇。“走出去”自然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內容。從現在的國際形勢看，“走出去”戰略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走出去，會開辟發展的新天地。

張伯里說，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就可以在另一個市場獲得發展的機遇。首先，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化進程，就能更快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經濟發展。其次，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化進程，就能更好地運用比較優勢和稟賦資源。因為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化的過程，就是在更廣闊的領域運用、交換比較優勢的過程，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經濟資源的過程。再次，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化進程，就能更多地實現價值、積累財富。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化而引致的生產率的提高、資源合理有效地利用，意味著在更廣闊的領域中價值競爭力的提高和財富的增值。

王文元認為，有一個思想觀念要轉變，我們要把重點放在把我們有優勢的東西打出去上，這才是開拓，才能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他說，對于一般產品，也就是那種勞動密集型產品，要全方位地面向世界。而高科技產品則要承認現實，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

機遇之六解決體制和結構深層次矛盾加快制度創新的“突破期”

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與一個比較完善的、更加成熟和定型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比，尚有很大距離。差距就是潛力。只要在改革上不斷突破，就會形成利用機遇、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說，在未來一二十年內，我們不僅要解決尚未解決的體制和結構方面的深層次矛盾，還要針對國內外新的環境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進行制度創新。

他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存在三類問題：

第一類問題是市場化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有：產權制度改革滯后，已成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要素市場“雙軌制”嚴重影響了要素資源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收入分配上有些關鍵問題剛剛開始“破題”以及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問題等。

第二類問題是進入新世紀后國內外形勢變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主要表現為：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中國加入WTO，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國內市場供求格局變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新要求。

第三類問題是改革主體本身的制約問題。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改革主體的利益關系調整問題。當改革深化到一個新階段之時，前一階段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必須進行新的調整。二是改革方略的調整問題。改革初期主要是單項改革和局部試驗，采取了“摸著石頭過河”、“撞擊反射”的方式，帶有較強的非規范性和“試錯”性。進入全面制度創新階段，則需要有更為自覺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統的政策設計。

國外的一些專家甚至認為未來的一個時期，對中國是一個“革命性”的時期。日本愛知大學教授服部健治今年10月初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經濟進入“第三次變革時期”。前兩次變革是1979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和1992年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進入21世紀，中國迎來了正在加快步伐的“第三次變革時期”。在“第三次變革”過程中，中國政府重視實現經濟發生質的變化，并利用加入世貿組織來推動國內的各項改革，以提高綜合國力，這一時期面臨經濟和政治的根本性問題，是促進變革的重要時期。

機遇之七在世界范圍內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的“成長期”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是發現機遇、利用機遇，促進發展的主體。人口多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巨大壓力。

但是，王文元認為要從兩個方面看待這個問題。如果我國的教育發展不上去，這么多人又沒有技能，那么這13億人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包袱；反過來看，如果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個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兩個方面都存在，關鍵是我們怎樣做。如果著眼于人才向世界市場輸出，中國的人力資源將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而且將面臨著大好時機。他說，這種人才輸出，可以是高技術人才，也可以是一般人才，只要我們的人才訓練有素，就可以到世界市場上競爭。

抓住人才向世界市場輸出的機遇，前提是必須要下大力氣發展教育。他認為，我們對教育的投資的確是不夠的，從教育投資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們不但沒有發達國家多，與一些發展中國家比較，投入也是不夠的。通過發展教育，我們可以培養大量的專家學者，可以培養大量的技術人才，更可以培養眾多擁有專門生產技術的勞動者，這樣就可以大大推動我國勞動者總體素質的提高。

機遇之八不同文明的融合給弘揚中華文化帶來的“拓展期”

阮宗澤說，"9·11"事件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和共處，認識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應當成為相互聯系、合作和發展的紐帶，而不應成為沖突點。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2500多個民族及多種宗教。歷史上不同文明的發展共同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并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但文明的興衰和不同文明之間也曾引發過不少沖突和動蕩。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林利民認為，文化沖突正在逐步取代意識形態沖突。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沖突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的文化沖突主要是西方要將西方的價值觀向全世界擴散，廣義地講，價值觀、民主制度都是一種文化。非西方國家一方面要實現現代化，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保留自己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傳統，因此沖突在所難免。

然而，阮宗澤注意到另外一個趨勢，就是不同文明將迎來新的融合機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成了現在和以后的緊迫問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陳德照分析，21世紀，不是一種文化吃掉另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種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在這個趨勢中，淵源深厚的中華文化將迎來新的發展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