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優勢理論拓展論文
時間:2022-07-22 0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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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關鍵一步,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進展。我國要迎接由此帶來的嚴峻挑戰,有必要先從理論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比較優勢。本文首先回顧了傳統比較優勢的理論,進而剖析了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在此基礎上,提出并闡述了我國比較優勢的內涵可以從資源、外部經濟及競爭優勢三個層次予以拓展。本文試圖以此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當今,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加快。隨著加入WTO的日益臨近,我國面臨的國際市場競爭將更趨激烈。為了迎接這一挑戰,我國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而這需要富有遠見的理論指導。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回顧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闡明了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利益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交易而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故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像重商主義者聲稱的那樣,一定是非贏即輸的,而是可能實現“雙贏”的。經濟主體的“利己”不應通過損人去實現,而應通過利他來實現。具體途徑為,社會各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顯然,交易活動一旦越出本國范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出現了。斯密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解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但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即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參加上述國際分工?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相對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是弱,技術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也可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比較成本的關鍵在于比較。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可以預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克魯格曼在闡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見規模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從理性預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對于中國而言,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據“窄幅移動帶”(TheNarrowMovingBand)原則,盡可能正確地選擇特定的關鍵產業予以適當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往往是人們努力創立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在支持高技術產業領域問題上經過慎重決策是可以避免失誤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國政府在選擇那些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產業方面發生信息不完備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對這些產業大多予以支持。此類產業一旦獲得成功,通常可產生廣泛的外部經濟,且能占領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這種戰略貿易政策的著眼點不是一般的保護幼稚產業,而是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創造比較優勢。當然,政府的“保護”必須是暫時的、積極的,必須與促進企業努力參與競爭結合起來,而且應盡可能取得別國的諒解。同時,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應該指出,國家是國際經濟潮流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主體,國家之間的差異,政府效率的差異也可納入一國比較優勢的范疇,而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本身應構成制度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雖然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但只要民族國家存在,國際貿易就不會是完全自由的。由于國際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性和現代企業規模經濟的存在,而制度又是由人們創造并約束人們的游戲規則,因此,制度創新不僅可使中國更好地利用其已有的比較優勢,而且還能啟動其潛在的比較優勢。我們認為,具有激勵創新功能的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尚未被人們充分認識和理解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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