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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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軌是整體性的制度結構變遷，這里特指20世紀末許多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運動。對經濟全球化則有不同的解釋，在俄羅斯比較普遍認同的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全球化意味著：第一，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社會主體、經濟主體和其他主體之間建立關系的可能性；第二，這些關系與國家法律和規范相比，其重要意義增長得更快?！保ㄗⅲ海鄱恚荭埃蜖柦鹬骶帲骸抖砹_斯發展前景預測——2015年最佳方案》，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上述定義的第一個方面是指全球性經濟和生產關系的加強，各國各經濟主體之間商品、生產要素和信息等各種交易的空前迅速的發展；第二個方面則強調了全球性制度結構在市場經濟原則下的一定程度的趨同，經濟主體所確立的跨國家邊界關系的規則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經濟全球化將朝著5個方向發展：金融全球化、跨國公司形成、經濟地區化、世界貿易集約化、趨同發展趨勢。（注：［俄］В．庫茲涅佐夫：《什么是全球化？》，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1998年第2期。）有的經濟學家則強調各國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區別，提出：由于戰后生產、技術、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金融的發展，使世界經濟開始成為整體性的全球經濟，導致各國經濟越來越緊密聯系的紐帶不僅是市場作用下的國際分工，還有規模巨大的世界性的生產和銷售結構、全球性的金融體系和信息網絡等，使經濟主體的運行空間擴大為整個世界。（注：［俄］Ю．希什科夫：《20世紀的對外經濟關系——從衰落到全球化》，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8期。）在此前提下，上述兩個方面的發展才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內容。

基于以上對經濟轉軌和經濟全球化的理解，我們對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的研究可以在許多不同層次上進行，如在全球范圍的、國家的和企業的層面上分析。這里，將以經濟轉軌大國俄羅斯作為研究客體，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關系是受各類復雜因素影響的，既有國際環境的因素，也有國內條件的因素；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因素又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各個方面。本文側重分析政府的經濟轉軌政策是如何使經濟轉軌和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并使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

預期與現實

20世紀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數原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又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期。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向市場經濟轉軌，就是要使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調節由原來的計劃機制轉換成市場機制，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現代經濟中，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在一國范圍內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為此，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轉軌內在地要求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也實行市場化趨向的體制轉型，由封閉經濟的體制轉變成開放經濟的體制，使國民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才能利用國際市場來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層面上，表現為國內經濟轉軌與對外經濟體制轉型在目標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聯系和制約。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在經濟體制過渡時期形成國內經濟轉軌與國際接軌之間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進，對外經濟開放有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與此同時，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緊密關系，還反映在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機制方面，進而反映在經濟實際運行方面。以融入經濟全球化從而利用世界市場為目標的對外經濟體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國內經濟轉軌，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舊制度下無法得到的潛在利益，提高全國經濟效益，為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提供制度性基礎。因此，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良性關系，就國內經濟運行的效果看，應該表現為經濟轉軌所帶來的國內經濟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為本國經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越來越豐富的物質基礎；而開放型對外經濟體制所創造的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往關系的擴大和優化，又對本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產生各種積極的促進效應。

俄羅斯在轉軌初期，正是出于對經濟轉軌和經濟開放的美好預期，采取了所謂“休克療法”的激進方式，同時進行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市場。它在迅速推進國內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時，也立即摧毀了阻隔俄羅斯與世界市場聯系的幾乎所有藩籬和障礙。這一轉軌戰略的實際效果是眾所周知的，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制度轉換和經濟實際運行兩個方面都沒有取得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的預期效應。在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方面，盡管私有化任務已基本完成，價格和市場自由化程度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相應的立法也在積極進行，一般說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無論在國內經濟制度還是對外經濟關系的制度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過程，進展極不順利。而且，在整體上，很難發揮市場經濟體制應有的經濟效應。所以，至今，許多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是“扭曲的”市場經濟，甚至是“假市場經濟”。

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是否實現了良性互動，最終還是反映在經濟運行的業績上。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融入經濟全球化，出現了這樣兩個反映經濟運行不良的趨勢：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對外依賴的程度明顯增強（參見表1）；另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急劇下降（參見表2）。

附圖

資料來源：［俄］A·伊拉里奧諾夫：《原料部門占重要地位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載《經濟問題》，2001年第4期，第6頁。

附圖

資料來源：［俄］A·伊拉里奧諾夫：《原料部門占重要地位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載《經濟問題》，2001年第4期，第5頁。

俄羅斯在轉軌開始時，立即大幅度減少甚至取消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并實行經常項目下的盧布自由兌換和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使國內市場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外開放，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急劇上升。轉軌頭5年，在國內的消費品市場上進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過50%。以后3年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機后盧布大幅度貶值，導致進口品相對價格急劇上漲，使1999年進口品在國內零售商品流轉額中的比重下降為1/3。但是，隨著盧布貶值所引起的國內產品對進口品的替代效應逐步耗盡（通過國內的通貨膨脹和進口品平均價格下降），進口品在俄羅斯市場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強，它們在零售商品流轉額中的比重已經達到將近40%。（注：［俄］В．А．奧列什金娜：《俄羅斯的對外經濟綜合體》，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5期。）經濟學家認為，這不僅嚴重威脅國內產業的生存和發展，而且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

同時，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期加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俄羅斯是世界人口和資源大國，曾是世界第二大國蘇聯的一個最大的共和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俄羅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最發達國家的21%～30%；90年代的經濟下滑，使這一比例下降為10%～14%。俄羅斯工業勞動生產率與美國比較，從90年代初前者為后者的30%下降為末期的19%；在高技術部門，俄羅斯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改革維度的全球化與產業政策》，載《經濟學家》，2001年第9期。）預期與現實的嚴重背離，引發俄羅斯國內外經濟學家的關注和探討。

良性互動的機制和條件

（一）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

轉軌國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對外開放，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它們的經濟轉軌。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對外開放對國內經濟改革的直接牽動效應和間接示范效應，是促進經濟轉軌的重要因素。國內市場的開放和進入國際市場，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現象，這是推動國內價格改革、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企業運行機制轉換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應，則在引進外資特別是國外的直接投資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外資企業的市場化運作和經營管理及其良好的經營業績，成為轉軌國家企業如何進行市場取向轉制的現實樣板。轉軌國家建立的各種對外開放的特區，更向全國提供建立市場體系、改進政府管理等多維度的新鮮經驗，可以發揮綜合的示范效應。

當然，國內經濟的持續轉向市場化運行，是本國經濟運行體制與世界經濟運行體制逐步接軌的基礎。這既是轉軌國家經濟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加強與國際商品市場、要素市場、信息市場聯系，進入全球性生產和銷售體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制度在市場化基礎上一定程度的融合，這一過程本身就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組成部分。

（二）在經濟運行方面

融入經濟全球化對經濟轉軌的影響，還通過對轉軌國家的經濟運行作用于這些國家的經濟轉軌，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國際貿易。出口通過乘數作用對一國經濟產出的促進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門和出口企業往往具有高于國內平均水平的技術和經營管理，這些對一國經濟還有積極的溢出效應。在進口方面，進口設備和技術的產出率一般高于國內供應的設備和技術，進口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對于經濟轉軌國家同樣是極其重要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時期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所做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走高。例如，利用擴展和改造過的費德模型來研究1969年至1999年間貿易與上海市GDP增長的關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極不穩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現負相關；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出口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以及進口的產出效應的總和均為正值，并持續上升；特別是在1992年以后，貿易對上海市GDP增長的貢獻率已提高為10%～15%。（注：陳智遠：《貿易與增長經驗研究》，載《世界經濟文匯》，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轉軌國家必須利用動態比較利益，通過國際市場用國內富裕、廉價的資源生產的產品，換取稀缺的、國內相對價格較高的生產要素，促進本國經濟結構的提升。

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互動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是國際資本流動。資金嚴重短缺是所有轉軌國家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積極引進外資，彌補資金缺口，在轉軌初期對緩和資金供求矛盾有著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資的正確利用，可以在較短時期內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在轉軌時期爭取經濟加速增長，它所形成的生產能力為以后償還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別是國外直接投資在轉軌國家經濟運行中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以及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更是不可忽視的?？鐕驹谵D軌國家的經營和發展，使國內企業學習到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經過吸收、消化和創新，有可能將積累的“默會性”市場經營知識和技術知識轉變成轉軌國家企業特有的比較優勢，從而在一定時期后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甚至向發達國家投資的有利條件。

融入經濟全球化對轉軌國家經濟運行的這些積極效應，將使經濟轉軌能夠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進行，可有較多的資源用來補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轉軌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實施成本和新舊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時，國內經濟體制的順利轉型，是對外開放能夠對國內經濟運行產生積極效應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企業的市場化趨向改革不斷進展，才能產生和擴大接受國際市場的信號并做出正面的行為反應的經濟主體，使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流中積極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具有越來越廣泛的載體；國內市場體系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的逐步確立，使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積極效應得以在國內正常地比較充分地傳導。這樣，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具體表現即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使轉軌國家在轉軌時期保持改革、開放、發展、穩定之間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趨勢。

總之，融入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的良性互動，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不論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相互促進的牽動效應，還是在經濟運行方面相互作用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都不會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良性互動趨勢的出現和保持，也不是單獨依靠市場力量就能實現的。世界經濟中各種經濟主體所能得到的信息極不對稱，市場結構又是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的，轉軌國家政府作為新制度的主要供應者和宏觀經濟的調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確決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動關系的必要條件。

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邊緣化”

國際貿易仍是轉軌中的俄羅斯融入全球經濟的主要途徑。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國內生產總值要在國際市場上得到實現。出口對國內經濟的產出效應是明顯可見的：出口部門成為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部門，出口支持著一系列工業部門的生存，并緩和了轉軌時期的經濟、社會矛盾。

不過，出口部門的積極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門的片面發展和出口，不能發揮應有的技術上和體制轉型上的溢出效應。因為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出口嚴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這些部門的技術設備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轉軌時期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新和改造；同時，這些部門大多屬于自然壟斷性行業，在經營管理方面也沒有走在非出口部門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賴對豐富資源加緊開采和輸出來維持國內急需的外匯收入。由于70%的設備已經陳舊，依靠不斷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邊緣化”國際分工方式難以為繼。據俄專家估計，要在今后避免國內市場出現燃料短缺，需要對燃料經濟綜合體增加50%的投資或者至少減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奧波列斯基：《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俄羅斯經濟》，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3期。）

為了使貿易對轉軌國家經濟產生持續的產出效應，其進出口必須具有溢出效應，才能夠實現動態的比較利益。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國內產業長期處于封閉的被保護的環境中，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轉軌開始時，資源密集型產品在俄出口結構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極地適應在國際市場上靜態的比較利益，而不著力進行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的提升，將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邊緣化”，不僅使出口的增長越來越困難，而且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制于極不穩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國際市場行情的影響，國內外經濟學家往往將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走勢作為預期俄羅斯經濟進程的重要因素。

為什么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不能在利用國際市場實現動態比較利益方面有所作為呢？這就必須考察它的轉軌模式和政策。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實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偽市場經濟”，使國家在世界經濟迅速全球化的20世紀90年代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已經是沒有任何異議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決策者出于對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以為市場經濟＝經濟活動的自由化＋所有資產的私有化＋對社會需求的嚴格限制政策，從而在轉軌初期立即實施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使國內有望在近期內經過改造提高競爭能力的產業，在國外產品大舉進入國內市場的沖擊下，迅速減產并瀕臨崩潰。

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政府是否應該實行必要的產業政策，在俄羅斯一直是有爭議的。有人直到現在還認為，這不符合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政府對企業過多的直接行政干預是有害的，但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卻是后進國家實現趕超任務所必需的。連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不否認后進國家對幼稚產業保護的必要性。在現實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盡管比較利益仍是國際分工的基礎，但擁有比較優勢的后進國家，并不能無條件地在國際市場上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而獲利。因為在現實的世界經濟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圖所假設的那樣，只有兩個比較優勢不同的國家，而是有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個后發國家要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不僅必須與比較利益互補的國家而且與比較利益相似的國家進行競爭，因此，這種比較優勢必須轉化成絕對的競爭優勢，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得以真實地實現。不斷地將本國具有潛在比較利益的產業轉變成具有絕對競爭優勢的產業，是一個實現動態比較利益的過程。在后發國家利益動態比較利益推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斷變化的；隨著產業的成長，政府和企業的相對地位不斷發生變化，政府的規制和扶助作用逐漸淡出，企業的主導作用逐漸完善（見表3）。

表3后發國家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參與國際市場的過程

進口替代階段加速出口階段對外直接投資階段

競爭優勢狀態在要素水平從要素到產品處于相對

上創造轉移穩定狀態

政府作用引導與保護促進與幫助放棄控制

企業地位跟隨與協商平等合伙人主導力量

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卻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棄政府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必要的調控，使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僅限于資源采掘部門和資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產業，連按功能／成本比的勞動力優勢都無法得到實現，大量食品和消費品以及機械工業產品長期依賴進口。開始轉軌的1992年，進口幾乎完全是免稅的。1993年以后，俄羅斯歷屆政府開始承認過早開放國內市場的不利影響，試圖在政策上進行調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形成，使調整的意圖無法得到落實，收效甚微。

在控制進口方面，政府的調節余地極其有限。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使經濟的宏觀環境極不穩定；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價上漲水平有所收斂，俄政府規定了盧布與美元匯率之間保持一定浮動幅度的“匯率走廊”。盡管對進口重新設置了關稅，但是盧布的貶值速度趕不上國內的物價上漲速度，使外國商品大量進口仍然有利可圖。而且，走私活動猖獗，更加劇了國外商品沖擊國內市場的勢頭。

在鼓勵加工程度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羅斯政府不斷提出要求，但難以見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經通過發展出口的聯邦計劃，規定要采取綜合措施來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產品的結構。計劃提出將對商業銀行向出口商的貸款提供政府擔保；并積極參與有前途的出口項目的建設。同時，對出口通過稅收優惠進行獎勵；并提供信息、市場和咨詢等服務。結果，該年的總統選舉花費了大量預算資金，而出口發展計劃在資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當年，按計劃應在出口鼓勵方面投資9億美元，實際上只投入了嚴重貶值的1.1億盧布。以后幾年的預算，再也沒有為鼓勵出口撥出過專用的資金。（注：［俄］В．奧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俄企業也缺乏積極增加出口的動力。據俄羅斯經濟學家提供的資料，在“偽市場經濟”體制下，俄全國注冊的非國有法人企業共有250萬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業銀行1300家，還有幾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業（150萬家）是虛構的，它們沒有決算報告，所提供的創辦人是不真實的，并且不繳納稅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許多企業熱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機活動，對技術改造和產品更新，既缺乏動力，也沒有實力。據調查，20世紀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業進行了設備更新和新產品開發。（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這樣的企業當然對政府的政策引導（即使政策是正確的）不能做出積極的反應。

引進外資和債務負擔

俄羅斯進入轉軌時期后，每年資本引進的流量總體上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它在緩和俄羅斯資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開放政策的不當和國內市場環境的扭曲，其應有的積極效應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且，造成嚴重的債務負擔，甚至爆發金融危機。

引進外資對東道國經濟的效應，是與外資結構和外資用途相聯系的。在俄羅斯引進的外資中，直接投資的比例較小，以國際金融組織和各國政府提供的貸款等間接投資為主。2000年初，在俄羅斯引進外資總額中直接投資只占43.6%；一半以上為間接投資。并且，大量資金，尤其是以間接投資形式借入的貸款，被用于彌補預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機領域。在行政部門和貨幣金融部門占用的資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進外資總量的32%，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部門（見表4）；投資于實際經濟部門的數量有限。引進直接投資的規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資總額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資源開采的燃料工業以及投資報酬回收較快的食品工業，這些部門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大。至于作為國民經濟技術裝備部門的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工業，只使用了外國直接投資的4.2%。因此，引進外資在提高俄羅斯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方面尚沒有形成有力的促進因素。外資企業在東道國出口中的貢獻率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這種作用，1996年外資企業產品出口占俄羅斯出口總量的比重不超過6.5%，而其進口額卻占了進口總額的11%。

表4俄羅斯外資的用途結構（2000年初的資料）

部門外國投資其中直接投資

總額總額

(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貨幣9353.632.07.40.3

金融領域

燃料工業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業3166.110.82568.620.1

通訊業2673.89.12243.417.6

商業和餐1794.16.11312.910.3

飲業

機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屬加工工業

運輸業922.13.2682.75.3

保證市場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務活動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紙工業

有色金屬642.72.2279.52.2

工業

資料來源：［俄］В．安德里阿諾夫：《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載《社會與經濟》，2001年第1期，第93頁。

俄羅斯引進外資偏重間接投資及其非生產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資部門也缺乏溢出性效應，使得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不能借助于國際資本流動而得到提升。嚴重依賴燃料和原料資源的出口格局，制約著出口規模的擴大，到了轉軌的中后期進入國外貸款的還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現沉重的債務負擔。目前，俄羅斯為此每年將向西方債權人支付數百億美元，無疑加重了俄經濟恢復過程中的資金困難。

而且，俄羅斯的外資結構中還有相當多的間接投資是以購買俄企業股票和各種證券的形式引進的。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達6.8億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諾夫：《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載《社會與經濟》，2001年第1、2期。）這些資金在俄羅斯的資金市場上興風作浪，進行投機性炒作。它們在市場行情出現某些不良征兆時立即大量撤出，成為引發1998年嚴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導火線。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俄羅斯引進外資結構和用途結構的形成原因，就不難發現它們受制于經濟轉軌的戰略和政策。例如，直接投資偏少以及投資行為的短期性，是與俄羅斯的投資環境密切相關的。盡管從轉軌開始起歷屆俄政府都通過各種決議，為引進直接投資提供名目繁多的優惠，但是外國投資者仍然對進入俄羅斯持觀望態度，其主要原因是俄制度環境不穩、投資前景難以預期。據德國經濟研究所（基爾市）專家在1999年末對340家在俄羅斯投資的德國企業的調查，在俄境內投資主要的不利條件依次是：立法基礎不穩定、征稅過多、犯罪和貪污盛行、嚴重的通貨膨脹、居民購買能力不足等。（注：［俄］В．安德里阿諾夫：《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載《社會與經濟》，2001年第1、2期。）俄羅斯經濟轉軌從“休克療法”起步和放棄國家職能所造成的政局動蕩和宏觀經濟失衡，使20世紀90年代缺少國內外投資者進行積極投資活動所必須的適當的環境和氛圍。不僅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不多，而且大量國內資金外逃，使經濟轉軌和經濟發展都增加了困難。

總之，融入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不良的互動關系，在俄羅斯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使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對國際市場依賴性明顯加強的同時，它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卻不斷下降。普京政府執政后，著力調整轉軌政策，提升國家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調控作用，使不良的互動關系開始得到抑制；但是，要進入良性的互動軌道，還面臨著嚴重的困難。